经典科学宇宙观中的目的论因素
邓然怡
（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 要： 经典科学对自然目的论的批判并不代表目的论的消失。毋宁说，对内在动因的排斥，以及对外在动因的推崇，恰恰为神学目的论的生长腾出了空间。在宗教的合法性、科学家幸福的源泉以及理性的自身诉求等原因推动下，经典科学主动地阐述神学目的论，以此来解释规律性的来源以及申言自身心灵的诉求。因此，在经典科学的宇宙观中不仅仍然存在着目的论，而且目的论在经典科学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经典科学；宇宙观；目的论；自然目的论；神学目的论
一般认为，经典科学在成功树立其机械论宇宙观与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将目的论排除在其宇宙图景之外。目的因对于经典科学乃是毫无用处的迷信，甚至有害于科学的研究。然而，只要认真回顾近代经典科学兴起的历程，就不难发现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目的论不但在经典科学的宇宙观中始终存在着，而且对经典科学的发展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经典科学以前的两大目的论概述
在经典科学兴起以前，影响比较大的目的论有两种：柏拉图神学目的论与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
在亚里士多德提出目的论解释之前，阿那克萨戈拉和柏拉图都对目的论进行了阐述。阿那克萨戈拉认为存在着一种原初的灵魂-物质，它有目的地推动其他物质的运动和控制着这些运动的结果。①阿那克萨戈拉这种有目的的灵魂-物质，可以看作是柏拉图神学目的论的前身。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描述了一种造物主有目的的创造宇宙的神学目的论。柏拉图认为，造物主以多种数学理型为参考，②主动且有目的地选择了其中最好的最完美的数学理型创制了整个宇宙；整个宇宙呈现出数学规律的美妙和谐的图景。西方后世宇宙观的理性神创理论，基本都可以溯源至柏拉图的神学目的论。
(3)如果将线段PQ保持铅垂方向，沿着圆柱的侧面转动，PQ与圆C1、C2所在平面是否依然垂直？旋转过程中，线段PQ的长度是否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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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而言，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与柏拉图神学目的论不同的自然目的论。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中存在的最基本的五种原初质料——土、水、气、火、以太，它们都有着自己的内在本性与本性位置。当这些原初质料处于自己的本性位置时，地界四元素便会静止，天界以太则会做匀速圆周运动；而当它们被迫离开自己的本性位置时，它们则以回到它们的本性位置为目的而运动。宇宙的一切秩序与变化，都不过是这种自然内在目的的反映。③
柏拉图神学目的论与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是西方古代宇宙观中最典型两种目的论，其区别在于：神学目的论强调，实体的运动是外在于实体的造物主有意安排的结果，动因源于实体之外；而自然目的论则强调，实体按照自身内在的本性来运动，动因源于实体之内。如果按照动因是源于实体内部还是外部对两种目的论进行区分，那么神学目的论可称为外在目的论，自然目的论则可称为内在目的论。
经典科学需要自然拥有神圣的目的因：因为有限的时空经验，无法满足理性对无限必然性的渴求，也无法说明这个世界的多样性。理性本身就是要僭越有限的经验心灵，诉求于超越的理性心灵之中，以此获得同一性的满足。
目的论解释对于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首先，目的论解释是调和宗教与自然科学的关键因素。从公元4 世纪开始，基督教逐渐成为主导西方社会生活发展的强大力量，自然科学作为异教的因素，如何安置和解释其在宗教世界之下的地位与作用，成为了那一时代基督教徒与自然科学家最为现实的问题。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说，在与宗教观念发生冲突时，如何解释自然科学的结论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成为了自然科学得以生存的关键。例如，自然科学的研究认为事物运动会按照某种必然的规律进行，这一观点极大地挑战了基督教上帝绝对权能的观念。因为，事物的运动只能按照某种必然的规律进行，那么这就暗含上帝也不能违反这些规律的结论。在此，柏拉图的神学目的论起到了极大的调和作用，通过诉诸于上帝具有完美理性并以之为目的创世来解释这些规律的必然性，为自然科学与宗教信仰的沟通保留了可能；其次，目的论解释促进了古代自然科学的研究。一些基督教徒受柏拉图神学目的论的影响，激发了研究自然的兴趣，不过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解释。最后，目的论解释是古代自然科学-动力学中的一种重要的解释原则。这一方面的传统主要继承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而来，西方古代的自然科学家通过引进和改造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来对事物的变化与运动进行解释，使得目的因成为了动力学研究中重要的解释方法和原则。④
②Kingsley Davis，“The Forms of Illegitimacy”，Social Forces，77(18)，1939，pp．78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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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典科学中神学目的论的兴起
不过，在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中，仍然对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有所保留。比如哥白尼在构建其天文学理论时，仍然使用土质与火性来解释升降物体的运动及其快慢。⑥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正是通过四元素因其内在目的各有其运动的现象，来解释地球变化的图景。这种残留最大的影响在于：保留着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作事物运动原因的解释原则，常常使得哥白尼在与他所反对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辩论时处于下风。I·伯纳德·科恩说：“要从地静观念转变为地动观念，必须有一门新的物理学。”[2]7同理，要想使得哥白尼所申言的美妙和谐、几何对称的宇宙图景得以“实现”，也需要新的目的论原则。
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是经典科学兴起的标志。哥白尼在其《天体运行论》的引言中对柏拉图天文学的功绩赞美道：“柏拉图最深刻地认识到这门学科对广大民众所赋予的裨益和美感。”[1]3因此，受柏拉图哲学的影响，哥白尼认为造物主创造的世界应该是最美好、最灵巧的机器，并且我们应该确切地理解造物主创造的美好意图。⑤另外，在解释重力是由什么原因形成时，哥白尼直接诉求于造物主的意志，他说：“重力不是别的，而是神圣的造物主在各个部分中所注入的一种自然意志，要使它们结合成统一的球体。”[1]12而为什么要创造这种球体呢？因为：“一切形状中球是最完美的……因此，谁也不会怀疑，对神赐的物体也应当赋予这种形状。”[1]4从哥白尼的言论中，不难发现柏拉图神学目的论对他的影响，所以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就宇宙观的转变来说主要体现于柏拉图神学目的论的回归。
1.经典科学酝酿时期的目的论因素
在经典科学的酝酿时期，受亚里士多德主义余波与柏拉图主义复兴的影响，经典科学宇宙观的目的论因素主要表现为：主动回归柏拉图神学目的论与对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有所保留的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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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科学正是在这一柏拉图哲学复兴与亚里士多德哲学衰败的时代趋势中诞生出来。如何吸纳和体现柏拉图哲学的精华与摆脱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因素成为经典科学宇宙观发展的线索。
天线系统的方案选择至关重要[7-12]，文中采用工作在Ka波段的完全相同的四口径天线，波束宽度为0.92∘，波束间距计算为 0.8∘，总带宽为1.5 GHz，分四色频率复用，每波束带宽为340 MHz，单圆极化工作，利用Cobraw软件进行布阵，其频率四色复用方案如图1所示，其中A,B,C,D分别代表处于不同反射面上的4个频段。
这一时期，经典科学的宇宙观表现出柏拉图神学目的论与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两面性，一方面表明亚里士多德宇宙观在当时西方科学世界影响之强大，新科学的诞生难以不受其束缚；另一方面表明经典科学想要“实现”自己的宇宙图景，必须得对掺杂于自身中异质的目的论因素进行批判与清除，从而也才能为契合于自身的目的论腾出生长的空间。
2.经典科学构建期的目的论因素
在经典科学的构建时期，经典科学通过科学研究方法的革命，完成了对异质于自身的自然目的论的驱除。
X1=[9 438.31 10 552.06 12 435.93 15 490.73 18 516.87 22 077.36 25 965.91 31 072.06 33 896.65 39 169.92 45 361.85 50 013.24 54 684.33 59 426.59 63 002.33]; %输入GDP(x1)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万物内在地趋向于不动的上帝是主要的动因，然而现在经典科学不再考虑物质运动的内在因素，那么上帝将何去何从，物质的运动又因何而始？在宗教背景的影响下，伽利略与笛卡尔采取了同样的策略：上帝作为所有物质运动的第一因，在创世时主动地推动了物质的运动，而且赋予了万物存在的目的。伽利略曾设想过：“神圣的造物主的天意中就有关于在宇宙中创造许多天体的意向。”[4]17正是造物主的意向使得整个宇宙的运动处于和谐之中。而笛卡尔虽然说过：“我们也不从上帝或自然在创造自然事物时所定的目的方面来寻找自然事物的理由，……我们只当认为他是一切事物的动因”[3]11。但那仅仅是“因为我们不当擅想自己可以同神明来共商宏鸿图。”[3]11并不是说上帝在创世时没有赋予万物目的。当然，也可以看出，由于科学研究规范的确立，伽利略与笛卡尔对神学目的论解释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引入，他们并不想这种目的论解释像中世纪那样深层次地介入到具体的科学研究之中。
这一时期，经典科学对自身科学方法的规范与对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的主动批判，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经典科学的发展，也为神学目的论与经典科学宇宙观结合做好了准备。
3.经典科学成立时期的目的论因素
在经典科学的成立时期，随着经典科学对宇宙数学的规律性、和谐性和秩序性有力的揭示，解释这些数学的规律与美妙和谐的来源成为了科学家们关注的问题。当时流行的原子机械论对此解释效力有限。所以为了解释这些规律、美妙和谐、秩序的终极来源，经典科学生动地阐述了神学目的论在其宇宙图景中的重要性。
处于经典科学成立时期前夕的波义耳，并不认为诉诸于物质和运动的原子机械论就能说明一切。因此，波义耳说：“宇宙的各个部分非常美妙地协力产生出特定的结果；假如不承认有一位智慧的造物主或万物的安排者，就很难对所有这一切给出令人满意的说明。”[5]164在波义耳的宇宙观中，造物主不仅在创世时制定了目的，而且在创世之后还在为实现这些目的而继续维护着这个世界。
这种认为上帝因某种目的维护宇宙的观念，同样可以在牛顿这位经典科学的成立者的言论中看到。牛顿认为：“这个最为动人的太阳、行星和彗星体系，只能来自一个全能全智的上帝的设计和统治。”[6]347在牛顿的宇宙图景中，上帝为了防止各恒星因引力而引起碰撞，所以把各恒星分置在很远的距离上；上帝还修复着彗星带来的混乱，并且他持续的作为是所有物体能够继续运动的原因。⑧所以在牛顿看来，自然宇宙需要上帝不断地行使他善良的意志、庇护着整个世界的和谐与秩序，显示着上帝的权力与恩德，这是上帝创世的目的。
然而，波义耳与牛顿这一上帝的观念遭到了莱布尼茨的嘲讽。他认为时常修理钟表的钟表匠是蹩脚的钟表匠；上帝在创世时以其理性的目的所创造的宇宙应该是一架完美自足的自然机器。莱布尼茨说：“没有上帝的理智，可能性中便没有实在的东西。”[7]489所以，虽然上帝的理念中包含着无限多可能的世界，但“其中却只有唯一一个存在”[7]492。因为根据充足理由律，任何事情都应有创造它们的理由和动机，而这一个动机就是这个世界的完美程度。因此，莱布尼茨认为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时，以他无限的大能与神圣的理性意志，选择和设定好了一个拥有和谐、秩序、规律的最好的世界，宇宙自然是一架完美自足的机器。这种观点，使莱布尼茨受到了把上帝排除在世界之外的指责。虽然莱布尼茨对此进行了否认和反驳，⑨但莱布尼茨的理论毕竟为经典科学后期把上帝悬置起来做好了观念的准备。当然这已经是经典科学后期的事情，无损于经典科学在其成立时期对神学目的论有着强烈的诉求。
面对着规律与美妙和谐来源的终极之问，经典科学成立时期的几位代表性科学家认为这是造物主有意安排的结果。他们对上帝造物的目的有着不同的理解，也使得经典科学的宇宙图景呈现出不同的意义。虽然有着不同意义的宇宙图景，但总而言之，他们都表明了在经典科学的宇宙观中存在着强烈地需要和诉求于神学目的论的信念。
三、经典科学需要目的论的原因
通过以上引述可知，在经典科学的宇宙观中存在着神学目的论的因素，并且影响着经典科学的发展。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经典科学在其发展中为什么会需要且诉求于神学目的论呢？
1.科学研究的宗教合法性
无需赘言，我们所熟知的经典科学时期的代表人物，都有着宗教背景。这种宗教背景的意义不仅在于教导他们笃信上帝，更在于使他们思考通过什么方法可以认识上帝？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宣告了《圣经》与自然是认识上帝的两条路径，通过自然之书我们同样能认识到神圣的真理，自然通过一种寓意的方式象征着造物主神圣的形象。经典科学继承了自然之书可以认识上帝这一观念遗产，只不过抛弃了神学的寓意方式。弗兰西斯·培根说：“正如所有制作物都显示了工匠的能力和技巧，而不是他的形象；因此神的作品也彰显了造物主的全能和智慧，但不是他的形象”[8]120。
在中世纪早期，柏拉图被看作是一位自然哲学家，他的宇宙观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学说，而亚里士多德仅仅被认为是一位逻辑学家。但随着更多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完成和这些著作更广泛地向西方回传，再加上经院哲学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改造和推崇，至中世纪后期，亚里士多德被看作西方世界最伟大的自然哲学家。他的自然目的论也因经院哲学在西方学界的统治达到了影响力的巅峰。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文艺复兴时期，因为人文主义对柏拉图哲学的推崇，也因为亚里士多德哲学自身发展的僵化难以满足时代的需要，柏拉图哲学的复兴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衰败，成为了当时西方文明发展的趋势。
Spatial-temporal analysis on the imbalance growth of cities and counties
这种观点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抛弃形象的寓意那么简单，还在于他们强调视觉感官之后的理性智慧、表面现象之后的非凡设计，乃至于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可以认识上帝。因此，牛顿说：“我们只能通过他对事物的最聪明，最卓越的设计，以及终极的原因来认识他。”[6]348如果自然中没有上帝的目的，那么自然现象对于他们的信仰来说将没有任何意义。而只要自然中存在着上帝的目的，自然科学对自然的研究就能够获得宗教合法性的支持。
1990年在《自然》杂志第一期发表了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的文章《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将20世纪80年代初对处理复杂系统所概括的“经验和专家判断力相结合的半经验半理论的方法”进一步地加以提高和系统化，提炼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进一步在社会经济系统、地理系统等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即“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
经典科学需要自然拥有神圣的目的因：因为在当时的宗教环境下，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科学活动的展开都需要得到宗教意识的认可，这是他们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的宗教合法性前提。
2.科学家幸福的源泉
对于经典科学时期的科学家来说，认识上帝在创世时赋予自然的目的，最大的意义在于可以获得幸福与崇高。在“自然之书”的遗产下，经典科学所怀有的是一种纷繁现象背后必然存在和谐秩序的信念。当他们逐渐证明出这种纷繁现象背后相互协调的秩序与美时，他们无法设想这会不是一个伟大的造物主以其完美的智慧设计的结果。可以说，牛顿之所以强调“自己不杜撰假说”，正是因为那些杜撰假说者蔑视了上帝的威能和神性；只能在现象之中演绎，正是因为现象就是上帝的神迹；在现象中，发现上帝的巧妙安排与最终极的目的，才会对神圣的恩典有所认识。⑩
因此，这种纷繁的现象背后必然的诉求，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决定论世界下无法改变命运的无助。在牛顿看来：“没有统治，没有庇佑，没有终极原因的上帝，与命运与自然无异。”[6]348经典科学时期的科学家欣赏、崇敬于造物主最精妙、最卓越的设计之中，在其中所共生的快乐幸福与景仰之情已经超越命运与自然的限定。波义耳在临终前这样对皇家学会会员说道：“祝愿他们在其值得称赞地致力于发现上帝杰作的真实本性的工作中，取得快乐成功；祝愿他们以及其他所有自然真理的研究者们热诚地用他们的成就去赞颂那伟大的自然创造者并造福于人类之安逸。”[9]127
经典科学的科学家需要自然拥有神圣的目的因：因为他们通过自然哲学所揭示出来的造物优美与上帝恩典，将为人类提供一条超越必然宿命与盲目造作的道路，人类将在那里获得无与伦比的幸福与崇高。
伽利略与笛卡尔是经典科学构建时期最主要的人物之一，他们提出的科学研究方法，使得亚里士多德的内在目的因在经典科学的科学研究中不再有任何地位。伽利略认为在研究物质世界中的变化时只应当考虑如何，而不需要考虑为何。他用外在动因的因果法则取代了用内在目的来描述自然变化的观点。通过这一研究方法的革命，中世纪残留下来的自然目的论被排除在经典科学的研究之外，极大地推动了经典科学的发展。笛卡尔同样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作出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我们不当考察万物的目的，只当考察它们的动因。”[3]11笛卡尔之所以反对考察万物目的因而提倡考察动因，主要是因为内在的目的因带来的内在动因给科学研究的数学化带来了极大困难。⑦因此，他认为只有把内在动因排除在经典科学的研究之外，并且只考虑外在动因，才能使经典科学的数学化得以成功。
3.理性自身的诉求
在经典科学这样理性与实验占据主导的时代，科学家为什么会相信和诉求于一个超越的造物主及其目的呢？就理性是科学精神的本质来看，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
首先，理性所追求的普遍必然性，会导致理性预设超越的存在者。理性所追求的普遍必然性要求经验现象服从于无限的因果序列——把数学同质、有序、无限的时空理念，应用于人生有限的时空经验之中。但是在有限的经验时空中，人们无法明晰地体会到这一应用的有效性。经典科学囿于其时代的宗教背景，把上帝的无限性及其创世设计之能与理性追求的无限必然性象征上地等同起来。
其次，理性心灵面对难以了知的无限未来——不管这真实的宇宙是一种无限的偶然还是无限的必然——理性心灵自身需要一个超越的存在作为其同一性寄托的对象。他拥有无限的大能、至善的德性以及完美的理性，他具有与人类理性心灵相同的本质，他的自由正是人类超脱必然宿命或偶然生命的希望。
最后，惟有理性的必然性才能产生可以认识的多样性，而盲目的必然性则不能。在牛顿看来：“盲目的形而上学必然性，当然也是永远存在而且处处存在的，但却不能产出多种多样的事物。”[6]349所以牛顿相信必然存在着一个超越的心灵，以其理性的目的，设计了整个可以认识的井井有条的多样性的宇宙。
观察组术后康复锻炼依从性、康复知识认知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四、结语
通过对经典科学酝酿时期到成立时期这一段历史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家的言论的引述与分析，可以看到：经典科学不仅仍然存在着目的论，而且目的论在经典科学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虽然目的论在19 世纪遭到了法国理性主义搁置与达尔文进化论攻击后几乎销声匿迹，然而随着科学在不同领域的发展与突破，在今天这个时代，目的论解释又重新占据了许多科学家的心灵。
腹腔镜技术操作具有一定特殊性，受训者只有通过训练，观察电视影像时有意识地确定手中掌握的器械与目标物的相对位置，做适当的进、退、旋转或倾斜等动作训练，并掌握幅度，方能在手术部位进行确切的钳、夹、牵拉、电切、施夹、打结等处理[6]。习惯了开腹手术的医师只有通过反复的基础训练，才能使定向和协调能力更好地适应新情况，缩短手术时间，减少创伤。
注释：
①[德]文德尔班.哲学原理[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63.
②[古希腊]柏拉图.蒂迈欧篇[M].谢文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3.主要参考译者附录二中对《蒂迈欧篇》的解释。
针对本次出现的螺纹损伤，对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后，确定螺纹损伤的根本原因是拉伸机在拧入螺栓过程中首扣出现了磕碰，由于有力矩保护，螺栓卡涩在某一个地方，但是由于在后面处理卡涩的过程中使用了较大的力矩，导致螺栓孔螺纹出现了大面积的损伤。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及螺纹损伤情况，制定了对螺孔进行扩孔处理的方案，制作了工装，对方案在模拟体上反复试验，不断修改工装，修改工艺参数，在完成模拟试验后，在现场一次处理成功。
③[荷]E·J·戴克斯特霍伊斯.世界图景的机械化[M].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23-49.
④[英]爱德华·格兰特.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M].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第六章·中世纪对亚里士多德遗产的利用.
⑤[波兰]哥白尼.天体运行论[M].叶式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1.
⑥[波兰]哥白尼.天体运行论[M].叶式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8.
⑦[法]笛卡尔.哲学原理[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55.
⑧[英]牛顿.光学[M].周幼明等译.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224.并参见玛格丽特·J·奥斯勒.重构世界：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认识[M].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253-254.
⑨这一段历史公案,参见：[法]亚历山大·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M].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56-298.
⑩[法]亚历山大·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M].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49-255.
参考文献：
[1][波兰]哥白尼.天体运行论[M].叶式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美]I·伯纳德·科恩.新物理学的诞生[M].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3][法]笛卡尔.哲学原理[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4][意]伽利略.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M].周煦良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转引自[美]埃德温·阿瑟.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6][英]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M].王克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德]莱布尼茨.神义论[M].朱雁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8][奥]转引自彼得·哈里森雷.科学与宗教的领地[M].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9][美]转引自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Teleological Factors In The Classical Scientific Worldview
DENG Ranyi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 The critique of natural teleology by classical science does not represent the disappearance of teleology.It is better to say that the rejection of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the admiration of external motivation have just made room for the growth of theological teleology. Driven by the legitimacy of religion, the source of scientist's happiness, and the rationality of their own demands, classical science proactively expounds theological teleology,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source of regularity and the appeal of prophecy. Therefore,there is not only teleology in the cosmology of classical science,but also tele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science.
Key words: Classical science;worldview;teleology;natural teleology;theological teleology
中图分类号： B5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673（2019）04—0023—06
收稿日期: 2019—06—16
作者简介： 邓然怡（1990— ），布依族，贵州独山人，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
责任编辑：袁 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