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理论的实践相关性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问题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科特·莱温有一个信念：没有什么比好的理论更为实用[1]。但近30余年以来，西方管理学界不断有人指出，学术性管理研究和管理教科书上的理论缺乏与实践的相关性。特别在最近10余年，对该问题的讨论更为激烈。美国管理学会1993年、1999年的主席致辞呼吁解决这一问题[2，3]；2007年的《管理学会学报》、2008年的《欧洲商业评论》都以专刊方式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近几年，该问题也引起了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4，5]。目前，对该问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1 管理理论实践相关性问题的产生
早期的管理研究，如法约尔、巴纳德，甚至泰勒，尽管在方法上存在不足，但因其面向实际问题，理论的推广也基于研究者与实践者的紧密合作(有时研究者直接参与了实践[6])，一般认为其不存在脱离实践的问题。
管理理论实践相关性问题的产生与美国大学中管理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美国大学中的管理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7]，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得到快速发展。但20世纪50年代的管理教育却更像缺乏坚实科学基础的贸易学校，半退休的经理人员给学生讲一些实战故事，没有什么系统的管理研究[8]。这种状况受到了批评，甚至引发了商学院在大学中的学术地位和合法性问题。在1956年《管理科学季刊》的创刊号上，THOMPSON[9]提到：“研究必须超越描述，必须反映理论。必须研究明显的和未知的东西。对直接可应用性的压力必须削减”。此后，商学院采用主流学术的传统和途径，在教学和研究中定量的、统计的分析获得了优势地位。商学院满怀热情地抓住和应用那些使用精确准则、控制变量、可检验模型的科学范式，以社会科学或应用社会科学方式展开管理研究，以此在校园内取得学术声望和地位[10]。
这样的做法固然使商学院获得了在大学中的学术合法性，但却引发了管理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
较早认识到类似问题的是SIMON[11]。他在论述管理学院的组织问题时，认为管理学院中有实际企业管理经验的教师和来自于科学学科中的学者，就像油和水一样难以融合。要使油和水融合，需要不停地搅动，只要这种努力一停止，二者就趋于分离。虽然SIMON论述的是大学中管理学院的组织问题，但大学中的纯学术学者和专业管理人员尚且难以结合，与实践的结合就更困难。他还认为，大学既要为知识而知识，又要将知识应用于实际，这两个目标不应当分离。
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一些学者明确提出在管理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鸿沟。ROBBINS[12]认为，大多数管理理论是脱离管理实践的，大多数管理者并不按照教科书和管理理论建议的方式行事；LUTHANS等[13]认为可以建立一种一般权变理论，据此在管理理论-实践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SUSMAN等[6]认为，随着组织理论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越来越复杂、越严格①，研究对于解决实际问题也越来越没有用。
2 管理理论脱离实践的证据
管理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鸿沟，这是不少研究者通过观察和分析得到的结论，也得到经验证据的证实。
ROBBINS[12]比较了管理理论和管理者的实际行为，发现二者在计划、组织、指挥、控制这些管理职能方面都有区别，大多数管理者并不按照教科书和管理理论建议的方式行事。DAFT等[14]认为，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组织理论的主要知识在商界和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听众。RYNES等[15]认为，经理人员在开发管理战略和实践时一般并不求助于学术研究成果；而研究者很少在设定研究问题、解释研究结果时从实践者那里寻求感悟。即使那些有博士学位的人，一旦步入实践的世界，也不再阅读学术期刊。在管理研究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设计、战略管理领域，虽然理论成果在不断增加，但实践的发展却并不基于这些研究发现[14]。
为了确认管理理论是否存在脱离实践的问题，陆续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研究管理者、管理学者的看法。WILKERSON[16]采用小样本，调查了管理开发方面的管理者对学术研究与实践关系的看法，结果表明：实践者更为重视实践信息而不是学术研究信息；实践者认为，经理、咨询人员在管理开发上比管理教授更有效。SHAPIRO等[17]在2006年12月～2007年2月之间在美国管理学会的会员中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回答问题的548位会员中大多数人感受到了鸿沟的存在。被调查者认为鸿沟既发生在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也发生在理论的应用过程中。
有几位学者就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的贡献将商学院研究人员同非学术人员进行了对比。RIGBY[18]研究了在之前的7～8年中，付费管理咨询中使用的管理思想和技术来源情况，结果表明：与商学院研究相比，来自于咨询公司和企业的思想和技术的应用率、满意度更高，缺陷率更低。PFEFFER等[10]比较了美国《商业周刊》公布的最好的10本商业书籍来自商学院教师的比例，发现来自商学院的比例越来越低，在1984年有4本，1991年、2001年都仅有1本；他们还比较了学术书籍和《商业周刊》公布的最好的商业书籍的被引用次数，发现商学院的书籍在被引用次数上的优势也并不大。由此认为同非学术研究者相比较，商学院研究的贡献不大，即商学院的研究较为脱离实际。
3 国外对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法的探讨
探讨管理理论—实践相关性较低的原因，并提出增强理论—实践相关性的方法，是研究管理理论—实践相关性问题的主要内容。总体来看，国外学术界对管理理论脱离实践的原因分析体现在以下方面：管理知识向实践者传播的过程、管理知识的生产过程、管理研究方法论和管理理论体系构建、管理学者的价值观和管理学院追求的目标等。
3.1 管理知识向实践者的传播过程
一些学者认为，管理理论(至少有一部分)对解决实际问题是有用的，之所以出现管理理论脱离实践，其原因在于管理理论传播的渠道和形式存在一定的问题。
商学院作为传播管理知识的重要渠道，受到了很多批评[19]。这些批评包括：在运营目标上，很多领先的商学院都以学术优秀而不是以毕业生的竞争力为评判标准；在教学的师资上，商学院雇用缺乏实践经验的教授；在课程设置上，过多地使用科学模式和定量分析，没能传授有用的技巧和道德行为规范。结果造成毕业生没有能力处理复杂的管理问题。根据BENNIS等[19]的观点，虽然商学院回到早期贸易学校的范式将是一场灾难，但也不能在商学院内将管理看作一门科学而不是一个专业。他们主张在科学的严格性和实践的相关性之间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
有学者主张应当通过加强管理咨询、经理教育等渠道，促进管理理论的传播[20]。MOAN[21]主张借鉴SCHUMPETER提出的在技术创新中企业家精神的作用，重视管理领域的咨询活动(实地研究)，以之弥补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并服务于整个社会。
还有学者认为管理理论的表现形式阻碍了管理理论的传播。KELEMEN等[22]认为，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鸿沟部分来自于学者发表的文章在体裁上与实践者之间的差异。他们对面向学者的和面向实践者的研究在体裁上进行了详细的比较，认为大多数实践者并不熟悉学术研究的写作方式。
3.2 管理知识的生产过程
如果管理理论脱离实践的原因仅仅在于管理理论的传播渠道不畅通，那么通过加强管理理论的传播渠道，就可以弥合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鸿沟。但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很多学者认为管理理论脱离实践的原因还存在于管理知识的生产过程中。
3.2.1 管理理论在内容上的不足
ROBBINS[12]从已建立的管理理论在内容上的不足来解释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鸿沟。他认为，管理理论忽视了组织政治问题，管理学者应该认识到组织政治的存在和影响，并修正相应的理论，使管理理论更切合实际。
3.2.2 管理研究采用的知识生产模式
GIBBONS等[23]提出了两种知识生产模式：模式1相当于纯学术研究；模式2相当于面向实践的应用性研究。1997年，STOKES从研究是否严格、与实践是否相关两个维度的组合中得到3种研究类型(象限)：既严格又相关的研究(巴斯德象限)、严格但相关性弱的基础研究(波尔象限)、具有相关性但不很严格的研究(爱迪生象限)[20]。ANDERSON等[24]此后提出了类似的四象限划分方法。
目前，在管理知识生产模式的问题上，很多人都不同意完全按照模式1进行管理学术研究。但对于应采用何种模式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采用模式2的研究更有利于弥合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鸿沟[25]；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整体上采用模式2的研究方法不可能在相关性的鸿沟上架起桥梁，相反，它更可能产生出高相关而低严格性的研究，从而在弥合鸿沟的桥梁上制造一道新的鸿沟[24]，并认为应当开展既严格又相关的研究。第2种观点实际上是SIMON[11]提出的大学应当兼顾学术性目标和应用性目标这一观念的延伸，目前，这种观点得到更多的支持[25～27]。HUFF[3]认为模式1与模式2各有优缺点，应当彼此取长补短，采取介于二者之间的模式。
3.2.3 引入与实践者的交流与合作
管理理论—实践相关性问题也被形象地比喻为学者部落和实践者部落彼此之间相互隔离的部落主义现象[25]。一些学者认为，加强这两个部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对于形成有实践意义的研究，乃至形成管理知识本身都具有重要意义。
VERNEULEN[28]认为应当在学者到学者的圈式学术交流之外，再增加一个学者与实践者之间的圈式交流，研究者在经理教育的过程中传播管理理论，并从与实践者的交流中形成有实践意义的研究问题，以提高管理理论—实践相关性(见图1)。他强调学者与实践者的交流对于形成有意义的研究问题的重要性。
图1 VERMEULEN的双圈模式
RYNES等[15]从知识管理的视角研究如何更好地解决管理理论与实践相关性问题。根据野中郁次郎等人的理论，知识创造的根源在于隐性知识的流动，显性知识、隐性知识之间不断循环转换，追求社会化、外部化、组合、内部化并促进其积极互动时，可以加速知识生产过程。RYNES等[15]认为，多数一流组织科学期刊主要被从显性到显性的组合模式所主宰，跨学术—实践边界的交流，在学术圈内部通过社会化、外部化、内部化进行的知识创新则不足。仅就组合模式而言，真正新的知识组合也很少。为此，他们建议，应当鼓励学术界与实践者的互动；改变高端学术杂志过多发表学术界显性知识有关论文的倾向；应设法增加不同学科的科学家进行知识组合、实践者的知识与学术知识组合的可能性。VAN DE VEN等[27]提出在管理研究中，应当通过学者和实践者的合作，将具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和实践者作为合作学习的共同体，就某一复杂问题或现象共同生产管理知识。他们将这种合作研究称为“参与式学术”。HATCHUEL[29]认为，管理学是一个既不同于基本物理学、化学，也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以“集体行动模型”为主题的研究领域。在该领域，知识并不凌驾于行动之上，而是整合于行动之中。在基本的物理、化学环境下，仅仅在大学和企业之间进行已有学术知识的传播和交流是合适的，但对管理科学却不合适；在管理研究中，同企业的合作不应被视为有用研究的后续工作，而应当成为可行动知识生产的前提。可以看出，这些学者都强调学者与实践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对于管理知识生产的重要性。
3.2.4 学术严格性和实践相关性之间关系
在管理知识的生产过程中，管理知识学术上的严格性、实践上的相关性是两项规范性要求，似乎没有必要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但两者实际上又存在一定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会影响到对管理理论规范性要求是否合理的判断，甚至还影响着管理研究方法论的选择。
关于严格性与相关性在事实上是何种关系的问题，存在以下3种观点：
(1)促进观 认为管理理论在学术上的严格性有助于促进其在实践上的相关性。一些学者认为，管理理论缺乏其他研究者在实践中的充分检验[12，21]，在学术上并不严格，由于这种不够严格导致了其相关性较低。VERNEULEN[8]认为，相关性与严格性并不是直接对立的，因为相关性是提出研究主题阶段的问题，而严格性是研究阶段的问题。虽然管理研究中学术的严格性不能自动保证实践的相关性，但缺乏严格性的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又有什么用呢？并倾向于认为严格性是有用性的必要条件[28]。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不应放弃学术的严格性，甚至主张用同自然科学家、医学专业同样严格的方法展开管理研究[21]。
(2)对立观 管理理论在学术上的严格性与在实践上的相关性是相互对立的。SUSMAN等[6]将管理理论脱离实践与管理研究采用严格、复杂的科学方法相联系，格里斯利[30]认为：“一种管理思想定义越精确、证据支持越充分，它的实践性就越差”。管理理论在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上难以兼顾[31]，也表明管理理论的严格性与相关性存在着一定的对立。
(3)无关观 这种观点认为管理理论学术上的严格性与实践上的相关性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这种观点从MINER[32]的研究中可以得到。他从110余种管理理论中选择了32种，对这些理论科学上的有效性(严格性)和应用中的有用性(相关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管理理论在科学上的有效性和在实践中的实用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联系。管理理论学术上的严格性既不是实践相关性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见表1)。
3.3 管理研究的方法论和管理学的体系构建
在管理理论学术上的严格性和实践中的相关性关系的判断上，持促进观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在已有管理学体系以及研究方法论框架内，仅仅完善知识生产过程就可以解决管理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持对立观的学者倾向于将管理理论脱离实践的原因归咎为管理研究采用的主流方法论以及管理理论框架。
3.3.1 管理研究方法论方面
部分学者认为，管理研究采取了过于单一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导致了管理理论的实践相关性较低。
根据DAFT等[14]的观点，组织理论中理论与实践不相关的原因在于处于前范式阶段的组织理论被过早地作为常规科学看待了，使组织理论受到常规科学成熟、统一方法论的束缚。虽然实证主义在正确的场合应用时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当研究的主题更为复杂、涉及的变量更多时，造成理论局限于有限的主题，而实践的需要遭到忽视。他们认为应当以组织设计的方式展开研究，采用新的更为多样化的方法进行研究。SUSMAN等[6]从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视角指出，在组织科学中应用实证主义时存在无法保证研究的价值中立性、忽略了人在行动中的主体性、排除了组织自身历史等诸多缺陷。出于对实证主义模型缺陷的纠正，他们主张引入行动研究的方法。FENDT等[33]也建议引入行动研究的方法，并主张用实用主义重建管理学术的哲学基础。SUMANTRA[34]认为，在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教授的学术这4种学术中，不能用发现的学术代替其他3种学术；而单一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将道德、伦理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这样产生的管理理论甚至可能是有害的。格里斯利[30]认为，管理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包含了很多学科的统一的研究领域，虽然自然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在管理学中有其重要作用，但不应将其视为管理学大厦的地基，而应当寻求自然主义、解释主义、解构主义、参与研究下的更为广泛的研究方法论。BRENNAN[35]通过考查经济学、护理学、营销学领域理论—实践关系研究状况，寻求对管理领域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启示。其中，护理学中主张的“基于证据的实践”同菲佛等[36]提出的“循证管理”在思想上是一致的。
可以看出，对管理研究方法论的批评集中于两个方面：①实证主义仅仅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论，过分强调实证主义方法论，使管理研究在认识事物的方法论上过于单一。但也有人担心在否定目前管理研究方法时可能出现的矫枉过正。如BOLTON[37]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追求可靠知识的唯一途径，如果为了追求实践的相关性而抛弃了实证主义方法论，无异于把小孩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②管理研究不应仅仅包含认识事物的方法，还应当包含管理设计的方法。在这种设想下，会引起管理理论体系重新构建的问题。
3.3.2 管理理论体系构建方面
在管理学中引入组织设计的设想并非DAFT的首创。SIMON[11]在论述工商管理学院的组织问题时曾指出，工商管理学院的师资中侧重于科学学科和侧重专业方向的教师之间之所以像油和水一样难以融合，其深层原因在于以解释为目的的分析和以设计为目的的综合之间的差异，前者无疑是科学，而后者因带有直觉性、判断性、不完全明确和难以条理化，被认为是艺术。工商管理学院组织问题的完全解决，取决于能否建立明白的、抽象的、理性的关于综合、设计过程的理论。
VAN AKEN[38]认为，管理理论应该满足的学术质量标准和实践相关标准虽然并不完全对立，但让管理研究同时满足这两项标准存在一定的困难。为此，他主张应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将管理研究划分为“解释性科学”(如物理学、社会学)和“设计性科学”(如医学、工程学)两类，并将前者称为组织理论，后者称为管理理论[38]。类似地，也有学者主张将人力资本研究作为设计科学[39]。
沿着SIMON、DAFT、VAN AKEN的思路，势必使管理理论由单一的认识领域扩展到设计和应用领域，建立起平行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结构的更为宏大的知识体系。
3.4 管理学者的价值观和管理学院追求的目标
RYNES等[15]认为，普遍深入存在的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鸿沟“深深地根植于学者与实践者最基本的假设和信仰”。布莱克特和谢莫因对学者和管理者的价值观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对比，指出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40]。
管理理论脱离实践的事实，也被视为管理学过分追求纯学术目标导致的结果。MINTZBERG[41]认为，“当管理学以自身为目的而不是服务于组织及其服务对象时，这种脱节就发生了”，并强烈反对将管理看作一门科学。此外，商学院在任期考评、人员晋升、奖励等制度安排上，都鼓励教师追求纯学术性目标[19]。PETERS[42]认为，商学院追求纯学术性目标的原因在于商学院的资格鉴定制度，违背这种制度的机构面临很高的惩罚：可能丧失学位授予资格、不能得到政府的资助。
4 国内学者的研究和主要观点
从公开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学者对管理理论—实践相关性问题的研究始于甘华鸣[43]的一篇文章，此后，从2008年4、5月开始，国内学术期刊就此问题发表的论文数量有了较快的增加。在研究中，国内学者主要基于个人的教学和科研经验，就中国的管理研究与实践脱节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部分研究与构建管理学的中国学派问题交织在一起(构建管理学中国学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解决中国的管理实践问题)；在基本观点上既有与国外研究类似之处，也有反映中国当前管理研究的一些特殊问题，不乏独到观点的研究。
其中，郭重庆[44]站在中国管理学界应当承担起促进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高度，针对中国管理学界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插不上嘴”、“自娱自乐”的状况，批评了片面追求在国际顶级管理杂志发表论文、忽视中国实际问题研究的倾向，主张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的精髓，直面中国的管理实践，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郭重庆的观点对于国内管理理论—实践相关性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在管理研究应当追求纯学术目标还是指导实践的问题上，郭重庆[44]、席酉民等[4]、吕力[45]等认为，管理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经世致用，而不仅仅是认识、解释世界或发表文章，因此，管理研究应与实践相结合，致力于解决实践中的管理问题。但是，学术界对于管理理论脱离实践的表现是什么、如何界定理论与实践脱节，都没有确定的答案。在这方面，张玉利[5]认为，中国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不适应具有两个方面的表现：①已有理论落后于先进企业的实践；②落后企业难以接受已有的管理理论。这说明，管理理论脱离实践的责任不仅仅在于管理学者一方，也在于管理实践者一方。孙继伟[46]就如何界定理论与实践脱节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纯粹源于文献、兴趣或为了满足好奇心而进行的研究属于理论脱离实践，而源于问题、纯粹为了揭示规律的研究不属于脱离实际，他还通过对研究结论持续时间长短、空间扩展性强弱两个方面的组合，分析了不同类型研究脱离实践的程度，这些观点虽没有得到完全认可[45]，但其所作的探索性工作却很有意义。
国内学者在问题的原因和对策措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理论的扩散过程、管理理论的生产过程、管理研究方法论、管理学者的价值观和学术评价体系方面，但没有涉及管理理论体系构建的问题。
(1)在管理理论的扩散方面 席酉民等[4]认为，学术性管理研究的成果是零散的，应当借鉴编写MBA教材的方式，对其加以系统性整理，以促进学术性知识的传播；甘华鸣[43]认为，管理理论在表现形式上表现为描述性知识，这种表现形式不利于管理知识转化为企业能力，因此，他主张将管理理论通过规范化、文档化的方式转化为管理操作规范这种程序性知识，以促进管理理论的实践应用，他还身体力行，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孙继伟[46]认为，管理理论脱离实践的深层原因还在于管理研究所使用的学术语言脱离群众语言、管理理论延伸至实践的链条偏长。
(2)在管理知识生产方面 张玉利[5]认为企业中有瞎指挥的管理者，所以仅仅主张研究者深入企业不足以避免理论脱离实践，他主张研究者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挖掘管理现象背后的内在规律和机理；席酉民等[4]认为，应当提高GIBBONS所说的模式2下管理知识的科学性水平，主张用和谐管理理论完善模式1和模式2下的管理研究，促进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沟通；艾时钟等[47]将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了管理知识的生产程序上，他们主张用“指示优先级程式”的工具，通过完善研究流程来保持研究过程主要活动之间的均衡，以此解决管理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
(3)在管理研究方法论方面 吕力[45]认为，管理理论脱离实践的原因在于对实证研究方法的不恰当应用，集中表现在对概念的操作化定义和分解没有达到可操作、可测量的程度，导致研究结论无法检验，并认为管理研究的结论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具有可操作性研究结论的管理研究，绝不会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孙继伟[46]通过举例说明了应用实证研究方法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研究结论可能仅仅是重复实践者熟知的常识，研究结论属于同义反复，研究结论违背事实、不可信，他还指出有的管理研究结论(未指明因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颠倒或混淆了因果关系；高婧等[48]认为，当前国内的研究过分钟情于问卷调查和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处理方法，存在“唯研究方法论”倾向。
(4)在管理学者的价值观和学术评价体系方面 孙继伟[49]对管理界的价值迷失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并认为大学的绩效考核和人员晋升制度是导致管理理论脱离实践的一个深层原因(这种观点与郭重庆、高婧等学者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孙继伟[46]提出了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的具体措施。
国内学者的研究在个别结论上也许还存在争议或值得商榷之处，但笔者认为，大多数观点是中肯的。
5 对已有研究的评价与展望
在管理理论是否存在脱离实践的问题上，虽然在如何判断理论脱离实践方面还没有统一确切的标准，但多数国外学者认为，管理理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脱离实践的问题；国内虽然没有人就此问题进行问卷调查，但从发表的论文来看，绝大多数论文支持存在理论脱离实践的现象。
国内外学者在分析问题的原因方面，个人看问题的侧重点虽然不同，但总体来说，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为管理理论向实践者扩散、管理知识的生产、管理研究方法论、管理学者的价值观和管理学院追求的目标(体现在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上)等方面。既然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依靠单一的措施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内外学者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共性措施主要包括：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完善管理理论应用的渠道，消除管理理论向实践者扩散的障碍；加强研究者与实践者的交流，研究者要善于捕捉管理现象背后的问题，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应更多地考虑研究的实用价值；改进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有助于推进管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考核与激励制度。
国内外学者研究该问题时存在的差异在于：①国外有一些学者主张重构管理理论体系，使管理理论不仅包括“解释性科学”，也包括“设计性科学”，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尚未有这种主张。②虽然国内外学者都认为实证研究方法在一定范围内有自身的价值，不应完全否定，但某些国外学者善于从科学哲学角度反思已有研究方法的不足，对实证研究方法的质疑更加一针见血，而国内学者的态度则相对温和。③西方学者不关注管理学的本土化问题，因为已有的管理学基本就是西方本土的管理学；而一些国内学者将管理理论脱离实践的研究与管理学的本土化问题相联系。西方管理学在其自身的文化环境中就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而在传播到中国的时候，还会遇到跨文化传播的第二道鸿沟。主张管理学的本土化，有助于消除第二道鸿沟。
不容否认，学术界在该问题的研究上还存在着一些分歧，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管理研究是因为不够严格，还是过于严格导致了管理理论—实践相关性较低？或者如MINER[32]的研究所表明的：学术严格性(有效性)和实践相关性(有用性)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笔者认为，管理理论在产生过程中偏于严格，而在验证过程中不够严格，可能是管理理论—实践相关性较低的一个原因；管理理论—实践相关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造成单一的学术严格性对实践相关性的影响不够显著。此外，究竟应当如何界定理论脱离实践，也是存在争议、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管理研究方法论方面，比管理学更早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教育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目前也都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实践鸿沟问题[50]，而且问题出现得更早，因此，将这些社会科学领域共同采用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作为理论—实践鸿沟的疑似原因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同样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以近代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领域，却没有出现严重的理论—实践鸿沟问题。
笔者认为，在自然科学领域，学者的研究结论表现为全称命题形式的普遍成立的规律，学者交付给应用者的是相当可靠的研究结论；而包括管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使用数理统计的方法，由于社会科学问题本身的复杂、多变，导致研究者得到的仅仅是以一定概率成立的或然性命题，而不是必然规律。这种或然性的研究结论，在实践中对于某些个体并不一定是成立的，管理者在实践中拒绝接受一些管理理论，未必不是理性的选择。由此，有理由提出：大量存在的或然性研究结论是否导致了管理理论—实践相关性较差？对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还缺乏研究。
SIMON、DAFT、VAN AKEN关于在管理领域内构建“设计性科学”的思想，也值得重视和深入探讨。钱学森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把多个领域的理论和知识分为从哲学到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几个层次(沈珠江[51]将工程技术层次改称“工程科学”)，这几个层次的知识对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逐层加强。在自然科技领域，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层次上包含了大量的“设计性科学”内容，正是由于技术科学、工程科学层次理论和知识的完善，才使得基础科学层次的理论可以有效作用于实践。管理学术界如果总是将自己的研究定位在基础科学层次上，而不注重技术科学、特别是工程科学层次理论体系的构建，那么管理理论通向实践的桥梁实际是一座没有修通的“断桥”，在这种残缺不全的理论体系下，出现理论脱离实践是不足为奇的。但是，面对基础科学层次上提供的或然性知识，应当如何构建这一“设计性科学”？笔者认为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6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管理理论—实践相关性问题的综述，希望能够全面地展现管理理论—实践相关性问题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以及数十年来学术界提出的主要证据、基本观点、在研究中存在的争议之处，并结合自己的思考提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供有兴趣的学者在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管理理论—实践相关性问题好像一个三棱镜，透过这个三棱镜，折射出了管理领域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管理学术界对该问题的探讨是对自己工作的一种反思，这种反思体现了管理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求真务实的精神。
注释：
①在原文中，作者使用的是单词rigorous。这里将其译为“严格”而不是“严谨”，是考虑到“严格”在汉语中是一个中性词，而“严谨”含有褒义，将rigorous译为“严格”似乎更能符合原文语义。在本文的后续部分，也采用了这种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