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认同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教育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具有传授知识，提升个体理性认知水平的功能，还肩负着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养成的重任。价值引导和传承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如何使人们发自内心、心悦诚服地认同社会主流价值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判断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三进”工作中，“进头脑”即引导学生对所传播的价值理念产生认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也构成了“三进”工作中最为重要的环节。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结合社会新变化因时因地因人有效推进，切实增强人们的价值认同。 一、认同的力量 “认同”一词在英语中对应的是identity。在不同的语境中，identity还被译为“同一性”“特性”“身份”等。就“同一性”而言，identity是通常指两个事物之间的相同性，或同一事物在经历时空的变化后表现出来的一致性。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就曾指出：“我们如果把一种事物在某个时间和地点存在的情形，同其在另一种时间和地点时的情形加以比较，则我们便形成同一性(identity)和差异性(diversity)的观念。”①较之其他事物的同一性，人的同一性就显得复杂很多。人的同一性，不仅指不同时空中外在形象上的一致性，更表现为内在精神上的统一性。身处不同情境中的个体，尽管外貌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但因为其内在精神层面已发生根本变化，我们也很难称其与原来的他或她具有同一性。例如，心灵哲学中探讨的“大脑移植”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当一个人的头颅中被移植入另一个人的大脑时，从外表看这个“新人”还保持原来的模样，但其精神世界已全然改变，成为了另一个人。这表明，精神性的存在、精神层面的追求，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人的同一性表明，人是一种理想性的、超越性的存在，尽管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的生存发展受外在东西的限制，但其精神追求是无限的。借助无限的精神追求，个体有限的生命得到升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得以展现。 “认同”还具有“身份”“归属”的含义。“一个存在物经由辨识自己与其他物之共同特征，从而知道自己的同类何在，肯定了自己的群体性。”②通过与他者相比较，自我会发现自己与他者的相似点、差异处，明晰自己的特征，最终达到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在这一意义上，认同就是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追问，通过追问，自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现在身处何地，又将走向何处。 对同一性的辨别和对身份感的追问，最终要落实到认同主体的价值判断上，即认同主体是否认可某种价值，赞成某种观点。因此，认同感的强弱与否，与人们的价值体验和价值判断密切相关。认同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价值认同问题。在身份感的追寻中，人是置身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的，受特定的利益、情感、态度、价值观、信仰等因素的影响。相同或相近的历史命运、情感体验、利益诉求、价值理念、宗教信仰等往往强化着“我们感”，增强着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从而使自我对自己的归属、自我的身份、自我的特性有着更加明晰的认识和感受。 无论是对于个体、群体，还是对于政府抑或国家而言，认同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认同为个体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提供了基本参照，“知道你是谁，就是在道德空间中有方向感；在道德空间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什么是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什么是对你有意义的和重要的，以及什么是浅薄的和次要的”③。认同给个体提供了安全感，使其获得心理上的归属，“认同给你一种个人的所在感，给你的个体性以稳固的核心。认同也是有关于你的社会关系，你与他者的复杂牵连”④。越是在变动的情境中，个体寻求他人帮助，获得归属感的渴望越突出。变化的社会环境，漂泊不定的生活，往往会引发一个人的认同焦虑。在日常生活中，良好的人际关系之所以重要，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个体体会到深挚、长久的友谊，与他人形成相互依靠、托付和信赖的关系，进而形成一种“家”的感觉。强烈的家园感给个体以稳定的心理预期，使其在漂泊的社会中获得本体性安全。认同也是行动意义的重要来源，认同决定了行动的方向和力量。“我们必须先知道我们是谁，然后才能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⑤一个人、一个群体在追问自己的身份、探寻心理的归属、寻找生存的意义时，往往最终落实到行动中。江姐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黄继光奋不顾身、用胸膛堵枪眼；焦裕禄不顾重病缠身，带领兰考人民勇敢治沙……所有这些行为举动，与其政治认同感、职业认同感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紧密相关。正是这种强烈的认同感，激发起他们无尽的热情，催生出舍生忘死的举动，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在群体层面上，一个群体在与其他群体的比较中，会不断增强对自身特性的理解，更为深切地体会到自己在价值序列中所处的地位。对于强势群体而言，这种对自身独特性的感受会强化其身份优越感；但对于一个受压制、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来说，它一旦通过对自己受损情境的感知而体验到自己的独特身份时，往往会采取激烈的方式摆脱自身在价值序列中的不利地位，并以此获得其他群体对自己身份、利益和价值追求的认可。如此一来，认同与承认存在密切的关系。“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同样地，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认能够对人造成伤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⑥无论是近代以来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还是新近的同性恋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都明显地体现出群体认同的力量。 民众的认同感也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对于一种政治统治而言，民众能否对其产生认同感，认可其政治理念、政策主张，是判定其存在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如果没有某种认同的基础，任何政权都无法持久。”⑦在历史和现实中，某些政党的倒台，某些政府的解散，大都因民众对其认同感很低所致。对于国家来说，民众认同感的强弱与否同样十分关键。“国家主要存在于它的人民的内心和头脑中；假如他们不相信它的存在，那么就没有逻辑练习会使它活起来。”⑧一个国家的国民对自己的国家不具备基本的认同感，在内心里认可自己归属这个国家，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成员身份，国家的存在就缺乏民意基础，会受到地方力量和宗派力量的挑战，甚至有走向解体的可能。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政党、政府和国家，都注重采取有效的方式提升人们对自身的认同，以此增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二、祛魅时代的价值认同困境 认同是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在环境的改变会使认同主体的认识、情感态度、价值观发生变化。反之，认同主体的改变也会对认同对象产生重要影响，一旦人们对原本的认同对象产生疑问，后者也就失去了民众心理基础。认同危机的出现，新的身份感、归属感的确立，无非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价值流动性 严格说来，认同问题的出现是一种现代性现象。在传统社会中，尽管人们也对特定的政治统治、价值理念产生疑问，但作为一种渗透到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广泛现象，认同问题却是现代性的产物。认同的目的在于寻找确定性，获得本体安全，但认同的发生源自社会生活的流变，稳定感的打破。认同问题的发生与非确定性密切相关，在相对孤立、繁荣和稳定的环境里，通常不会产生认同问题。“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那时一向被认为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被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取代。”⑨现代性所带来的流动多变、价值断裂的世界恰恰是引发价值认同问题的根源。 在传统社会，家庭、邻里、公社等共同体构成了个体信任感和安全感的稳固支撑。已逝的祖先，当下的人们、尚未出生的后代，通过血缘将家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紧密联系起来，构筑起个人信赖的社会安全网络。在传统社会中，人口的迁徙，商人和冒险家的长途旅行尽管比较常见，但对于普通人而言，大规模的、频繁的迁徙或更换生活工作场所，却是比较少见的。人们的交往大都限定于特定的地缘共同体之内，在其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与周围的邻里有着面对面的交流。前现代这种共同体“既是本体性安全的焦点，也有助于本体性安全的构成”⑩。生活于特定共同体中的人们，都有专属自己阶层的美德体系，通过前辈的教导和社会的礼仪教化，每个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社会体系和价值链条中的位置。“众多繁杂的等级标志弥漫于整个社群共同体的外在生活。它赋予一个人稳固且无可逃遁的身份认同，一个人可以确切地知道他是谁，以及别人对他的期望是什么。”(11)这种外在的、先赋性的社会角色使自我获得稳定的认同感。 现代化作为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对传统的东西进行着彻底涤荡，将不确定性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置身于流动的世界中的人们再也体验不到传统社会中那种年复一年、宁静不变的感觉。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四季仍然轮回，昼夜依然交替，但自然而然的生活很大程度上被人为的力量所改变。休息时间不再等同于黑夜，夜间的生产生活丝毫不逊于白昼；农闲时节不再等同于冬季，冬季生产的忙碌程度丝毫不亚于春夏。线性的进步取代了封闭的循环，“时间就好像高速公路一样，展现在我们眼前，从遥远的过去，穿过现在，通向未来”(12)。现代人置身于其中的是一个变化的世界，面对的是一个价值断裂的时代。现时代的人们更能深切地体会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做的经典概括：“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3)发展、变化、解放、破坏、重建，外在的疯狂占有，内心的骚动不安这些矛盾的、扭曲的、断裂的现象充斥于现代。一切不再照旧，生活需要重新开始，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差异性的、标新立异的存在。现时代的人们“深受感觉的缺乏、边界的模糊、顺序的杂乱、逻辑的无常与权威的脆弱等诸多困扰”(14)。认同焦虑成为现代人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价值多元化 传统社会植根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自然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规模小，分工协作程度低，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基本上是为了满足生产者的自身需要，资本的积累、扩大再生产并不存在。这对传统社会的劳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剩余价值——得不到有效的积累。少量剩余劳动的分配被纳入政治轨道，并被优先用于等级制度的维护，保证官僚机构的运行；用于生产统治集团各个等级所消费的豪华物品，如宫殿、祠堂、庙宇、特权服饰，等等。与之相对应，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精神生产也相对不够发达。精神生产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少数人独占的。由于受社会资源匮乏的限制，识字、写作属于少数人的特权，大众教育和文化普及在古代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劳动人民尽管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中创作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但是他们往往与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精神活动成果的生产、享用或消费关系不是很大。“当只有少数人有机会与能力认识文字与写作时，‘知识阶层’的文字创作——历史叙事、诗词与种种学说理论等等——容易形成一套文化系统，这套系统有别于民间，或者所谓村落族群、乡里社会的文化形式。”(15)这些由“士大夫”阶层主导的“高级”文化与在普通民众中流行的“民间文化”，二者之间形成了高低分明的等级秩序。这套“高级”文化构筑了一整套通贯宇宙和人间事务的整体性的学说，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辩护，并获得政治的强有力支持。这样，在传统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之间尚未分化，缺乏自主性，社会的整合依靠自上而下政治力量的强制。 与传统社会诸领域合一的状况不同，在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从政治的宰制中获得独立，从而摆脱了传统社会中各领域被动整合于政治当中的“机械团结”现象，各领域通过功能的分化和有机互补实现“有机团结”。在现代社会，以追求实利为导向的经济活动获得了与政治活动平等的地位。从事经济活动，通过合法方式获得财富最大程度的增长，不仅不是对上帝的不敬，相反是对上帝旨意的最好回应。如此一来，从事经济活动与从事政治活动一样，都具有同等的尊严和价值。传统社会横亘在士大夫和商贾之间的价值高低序列被打破了。不同的领域也各有追求的特定价值，在政治领域，人们追求的主要是“正义”，在经济领域追求的主要是“公平”和“效率”，在文化领域所追求的是“自由”和“个性”，等等。(16)每个领域追求的价值在其他领域中往往难以适用，各领域不需要也不可能接受其他领域的价值来约束自身，相反，所需要是从自己内部生发出的具体规范。 社会诸领域的分离，各个领域不同的价值追求，使得“没有一种教条可以被无限制地提升到神圣的地位，而独自整合社会秩序。政治权力的地位就像其他活动或工作的位置，是轮流更替的，它无法获得无与伦比的报酬”(17)。如此一来，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一种价值理念，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发现的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多样性，不是一种可以很快消失的纯历史状态，它是民主社会公共文化的一个永久特征。”(18)那种力图通过自上而下强行贯彻“元叙事”获得价值共识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相反，不同价值理念之间的理性交往和沟通成为现代人的选择。价值多元化无疑为人们的价值选择提供了充分自由，但多种竞争性价值观念的存在，也使人们面临着价值认同的万花筒。认同的万花筒在客观上分散着人们价值选择的注意力，人们的价值认同因此也容易失去焦点。 (三)价值私人化 与经济、文化不够独立相对应，在传统社会中，独立的私人空间并不存在。人的一生几乎由外在的共同体事无巨细地规定好了，人的生命世界被限定于特定的群落和阶层身份范围当中。“龙生龙，凤生凤”。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处在特定的阶层之中，如果没有特殊意外，这种身份是伴随其生命全过程的。对于传统社会中的人而言，这种原本社会性的、外加性的身份，就如同一个人的肉体生命一样自然。每个人自出生的那一天起，就被放置在一个固定的、阶梯化的、系统化的社会关系网之中。确定的社会身份严格规范着个体行动的点滴，“每一个人都占据分给他的位置，他必须依此行事。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预先规定了他的行为的整个‘脚本’，很少留有独出心裁和打破常规的余地……一举一动都被赋予象征意义，必须遵守公认的格式，按照既定的形式进行”(19)。个人的内在情感体验、价值追求，也无不与外在秩序保持高度一致。价值选择绝不是自由的事情，对“善”的理解也绝不可能私人化。任何游离于既定秩序之外的行为方式，都会招致怀疑和谴责。价值反思、价值批判、解构权威，这些在现代社会中常见的事情，在缺乏个性与自由的传统社会是难以被容忍的。 在现代社会，个体拥有一个不受外在专制权力干预的私人空间。这一空间构成了对外在力量说“不”的边界。外在的力量，包括来自其他个体、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可以无限制地朝这一边界靠近，但绝不能逾越该边界，否则就对个人自由构成侵犯。如此一来，公共权力对私人生活全盘控制的可能性消失了，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具有相对清晰的界限，公权的运作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任何人也不能借公共利益之名侵犯他人的自由。 相比起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是个体自由决定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个体追求什么样的价值，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完全自由的。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个人的活动就不应该受到任意限制。与公共领域的开放性相比，私人领域也是一个私密之地，它不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隶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道德，“是在满足社会道德要求或不违反社会道德规定的条件下，经由自我选择的个人特殊的生命理想，所构成的道德自我期许和自我约束，这部分的道德原则由于是自我设定的，所以不能普遍地适用于每一个人；换句话说，任何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独特的道德理想，所以他的道德标准不必然为其他人所共享”(20)。私人空间的存在，使得价值、信仰成为个人的事情。从个体的角度对价值做出富有个性化的理解和诠释，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见事实。 (四)价值怀疑 价值多元化和价值私人化意味着价值怀疑在现代社会成为常态。当已有的价值观念被置于理性法庭面前时，就成了自我批判、质疑和解构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现时代是一个缺少价值权威的时代。在传统社会中，已有的风俗习惯、传统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这些价值观念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人们的头脑中。同时，价值权威的确立通常也离不开“卡里斯马型”的人物。“这些伟大的先知以他们非凡的人格力量与深邃智慧，把人类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的早期积累凝结为系统的文献形式，取得了经典的意义。”(21)与普通民众相比，这些先知具有神圣性、神秘感，他们拥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洞察力和至高的道德水准。这些伟大的先知经过后人的膜拜，披上了一层又一层既神秘又神圣的面纱，他们的话语、训诫和作品经过后人一遍又一遍的解读获得了经典的权威性。 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知识高度分化。在大众教育的现时代，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系统学习不再是局限于少数人的事情。每个人在各自领域成为专家的同时，在其他领域则成了门外汉。知识不再集中于少数人，亚里士多德式的百科全书人物不复存在，那种上知天文地理、通晓世间万物的圣人难以寻觅，那种依靠圣人的权威性建构起来的价值体系由此受到巨大冲击。在现时代，权威的塑造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获取方式的多样化和便捷化，使一些典范人物被“祛魅”，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光环被稀释或消解。特别是随着后现代文化的出现，解构权威似乎成为一种时尚：英雄被庸俗化，经典被恶搞，庄重的话语被嬉笑。一切都可以戏说，都可以颠覆。在解构价值权威的过程中，告别崇高似乎成为时尚，一切似乎都是短暂的，没有什么恒久的价值。如此一来，精神的、超验的追求在世俗生活中成为嘲讽的对象，曾经激起人们无尽热情的崇高感伴随着轻浮的调侃而烟消云散。 三、思想政治教育中价值认同的实现 确定感的匮乏越发凸显确定性的重要，价值权威受到质疑的情形越发需要重塑价值权威。时代的新变化不是要我们放弃价值认同，而是要求我们以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方式方法确立价值认同。价值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寻求价值认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我们需要认识到，认同给人以方向感，缺乏价值认同，个体的本体性安全和社会稳定就难以实现。价值多元化，不同价值观念的存在，并不表明现代社会是一个杂乱无序的社会。秩序是人的基本需求。现代人需要的自由是有秩序的自由，需要的秩序是自由的秩序。现代社会需要实现自由和秩序的有效统一，使个体充分享受自由的同时，获得稳定感和安全感，使整个社会不因价值多元化而出现无序。同时，我们也需要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现代性语境。现时代是个体理性反思能力高度提升的时代，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采用简单灌输的方式，相反，需要充分尊重个体的理性反思能力，允许、鼓励人们对相关的价值观念，甚至是冲突的价值观念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反思，在此基础上做出理性的、审慎的选择。价值选择是人的自由，保持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是人们获得这一自由的前提。在不违背法律并保证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要让不同的价值观念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让不同的价值观念保持理性的对话和沟通，从而使人们获得一种反思性的价值认同。基于这一理解，我们提出如下观点。 第一，传播主流价值观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教育在其本质上是为了解决‘把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即让人认同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22)思想政治教育无疑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目的性，是国家传播主流价值观的主渠道。“事实上任何一套政治体制都隐含一套价值理想，所以一种政治形式就是一种文化形式和价值观。”(23)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更不是中国的专利。每个国家都通过特定的制度化安排引导人们对特定的价值观念产生认同感，都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尽管很多国家并不将这一工作冠以思想政治教育的称谓，但都在引导公民确立社会期许的价值观念。 在信息获取日益便捷的今天，各种社会思潮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高校是思想创新源，人才聚集地，各种社会思潮的汇聚所。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一方面应该让学生对不同的社会思潮予以充分的理解，这是培养和锻造其基本价值品格的前提。但是，仅仅对这些思潮加以理解是不够的，还需要引导学生对这些思潮做出理性的反思批判。在此，牢牢掌握话语主动权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国家身份是以特定的叙事手段制造出来的。”(24)在认同的建构过程中，话语作为特定的叙事方式发挥着重要作用。话语不是中立的，相反，它与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任何社会，话语的生产都要受到社会的筛选、组织和控制，没有纯粹中立的话语，只有受权力控制和约束的话语。世界各国的国民教育，都存在对话语的选择和编排问题。哪些内容被列入教科书成为言说的内容，言说的顺序如何安排，言说的角度、言说的方式如何选择，都是话语掌控者有意识设计的结果。例如，在各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中，那些维护国家统一的人物和言论居于主导地位，相反，那些分裂国家、背叛国家的人物和言论要么被排斥在外，要么以反面的、被批判的形象列入教科书之中。看似中立的、没有什么价值预设的叙述方式，背后其实隐含着教材编写者的精心设计，一种貌似无价值预设的方式，实质上达到了引导人们取得价值认同的效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因和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认同。”(25)在认同的建构，特别是价值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国家必须牢牢把握议题设置权、话语主导权，必须掌握好政治导向，这是无可置疑的。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第二，价值引导是教育者的天职。价值认同的建构离不开教师作用的有效发挥。教师不仅承担传播知识，启迪智慧的任务，更是肩负精神熏陶、人格塑造和价值观养成的重任。教师职业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在英语中，“teaching”(教学)的释义是“pedagogy”。而“pedagogy”一词来自拉丁语当中的“Pedagogue”，其本意是指承担监护职责的卫士，而卫士的主要工作是带领孩子上学。在这一意义上，教师就是学生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带路确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和职责，带路人必须将孩子带好，要明确你要将他们带到何地，要承担有可能会误人子弟的精神重负。”(26)正是基于对教师这一重任的理解，柏拉图指出：“教育乃是从小在学校里接受善，使之抱着热情而又坚定的信念去成为一个完善的公民，既懂得如何行使又懂得如何服从正义的统治。”(27)在此，柏拉图强调了教育过程中善的养成、灵魂塑造的重要性。 作为学生社会化过程中的引领者，教师的言行对学生价值理念的塑造、道德观念的形成产生着重要影响。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中，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更是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教师需要把握价值引领的正确方向。课堂不是任意发牢骚的场所，不是演说家随意演说的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和学生的知识是不对称的，教师在自己的专长领域中拥有更多的知识，如果教师出于某种目的而刻意讲授某些不适宜的观念，学生是难以对其做出有力反驳的。也正因如此，对于教师而言，“如果他不尽教师的职责，用自己的知识和科研经验去帮助学生，而是趁机渔利，向他们兜售自己的政治见解，我以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28)。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遵守宣传纪律，站稳政治立场，是一名合格教师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第三，不同价值观念应保持理性的交流和沟通。认同是一个关系性概念而非实体性概念。认同感是自我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形成的。“我们总是在与一些重要的他人想在我们身上找出的同一特性的对话中，有时是在与它们的斗争中，来定义我们的同一性。”(29)诠释一个人的身份，需要立足于与他者异同性的辨识基础上。对某种价值理念的认同，同样也离不开对差异性的价值理念的理解，离不开不同价值理念间的互动。 在价值多元的时代，在很多问题上人们难以获得绝对同一的看法，对于同一问题，人们也会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之间很可能存在冲突。不同的价值观念也都有着数量不等的受众，都程度不同地获得受众们的支持。为此，应当遵循平等、真诚、宽容的原则，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让每个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包容差异，每一种价值观念，只要没有触犯法律，都有存在的权利，都有展示自身的机会。也正因如此，在价值多元化、信息获取便捷化的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对某些价值观念、社会思潮的简单围堵，也不是将某些价值理念和社会思潮强行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问题是最为复杂的。运动战式的围堵、填鸭式的灌输解决不了问题，透彻的说理和论证，润物细无声式的娓娓道来才能说服人。一种理论体系能否打动人，前提是它是否科学，逻辑是否严密，说理是否透彻。在这一意义上，价值认同的取得，取决于能否进行好的论证，从理论上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能否贴近受众的日常生活，使人感同身受。高校是学术研究的重镇，高校师生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准，具有较强的理论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思想政治课教师必须提高自身理论水平，能够对棘手问题作出令学生信服的回答，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心悦诚服地接受和认可其传播的价值理念。为此，切实加强学术研究，对相关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做出有力的分析，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备的功课。需要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是有很强的理论含金量的，思想政治教师绝不是政治文件的传声筒或复读机，相反，他们需要以深厚的理论研究为后盾，对政治、社会做理性的洞察，引导学生以科学的态度触摸社会的脉搏，锻造他们理性的、审慎的能力，提升其反思和批判水平，培养其对国家和社会的担当意识。 第四，个体的理性反思能力需要得到尊重和提升。“‘认同’不同于简单的意识形态灌输或者角色安排，个人或群体在‘认同’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动性和建构权力，能够对各种外在因素做出适当的‘诠释’，做出接受(即内化)或拒绝的选择。”(30)在价值认同的建构过程中，认同主体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性、选择性的。个体理性反思能力的提升是现代性的突出标志。任何政治社会制度的设计，只有经得起个体理性法庭的审视才能获得合法性，那种依靠强行灌输和压制来赢得民众认同的方式已成为历史。社会的良性运行，需要公民既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又要承担责任义务；既要保护好私人空间，又要有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既要遵守社会的基本规范，又要对社会保有批判和反思的精神。所有这些，都需要富有理性审慎能力的现代公民的出现。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培养盲从的顺民，思想政治课教学要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确立主导价值观念，但是这一过程应该是批判性、反思性的，学生不应该是被动的、被强行灌输的。大学是“科学运用理智之艺术”的学校，独立理解、自由思想的价值应该在大学教育中得到明确体现，理性、审慎能力的提升是大学教育应该坚守的品质。 为此，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应尽量创设开放性的情景、开放性的题目供学生思考，引导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审视问题。理论讲授要有层次性，防止“幼儿教育的成人化”、“成人教育的幼儿化”：不能用抽象的语言给低龄儿童讲授过于深奥的道理，用常识性的东西给理论层次高的大学生讲授本应在幼儿阶段讲授的简单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要遵循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在讲授内容、讲授方法上一定要有差别，有侧重。中学、大学、研究生各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有效衔接，教育内容在广度上要不断拓展，在深度上要不断提升，与学生不断扩展的生活、不断增长的知识、不断提升的理论水平和认知能力相契合，从而使各个阶段的思想政治课都富有新颖性和启发性，使学生充满好奇心。我们需要认识到，大学阶段是一个人理性反思能力较强，并且也需要进一步提高的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立足受教育对象的这一实际状况，将学生的价值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提升到新水平，使他们的价值认同感建立在理性的、审慎的基础之上。这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更是当代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 注释： ①[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02页。 ②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页。 ③[加拿大]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④Jeffrey Weeks,"The Value of Difference",Jonathan Rutherford(ed.),Identity:Community,Culture,Difference,Lawrence & Wishart,1990,p.88. ⑤Samuel P.Huntington,"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Eugene R.Wittkopf and James M.McCormick(eds.),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9,p.11. ⑥[加拿大]泰勒：《承认的政治》，董之林、陈燕谷译，载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0-291页。 ⑦[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季卫东、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⑧Strayer Joseph,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5. ⑨[英]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与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⑩[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11)Ernest Gellner,Conditions of Liberty: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Penguin Press,1994,pp.7-8. (12)[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5页。 (14)[英]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郁建立、李静韬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15)蔡英文：《主权国家与市民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16)参见贺来：《“道德共识”与现代社会的命运》，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5期。 (17)Ernest Gellner,Conditions of Liberty: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p.188. (18)[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19)[苏联]科恩：《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佟景韩、范国恩、许宏治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29页。 (20)林火旺：《正义与公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96页。 (21)陈来：《价值·权威·传统与中国哲学》，载《哲学研究》1989年第10期。 (22)韩震：《教育如何促进国家认同》，载《人民教育》2015年第20期。 (23)林火旺：《正义与公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232页。 (24)S.Hall,D.Held and T.McGrew(ed.),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Polity Press,1992,p.4. (25)[美]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征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26)曹永国、母小勇：《什么是教师？——一个始源上的疏证》，载《教师教育研究》2012年第2期。 (27)[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9页。 (28)[德]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8页。 (29)[加拿大]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30)李友梅、肖瑛、黄晓春：《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标签：同一性论文; 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身份认同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自我认同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