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小说创作与发展的文艺学思考二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解构与重构、小说艺术品位及其探索两方面，论述了近年来小说创作与发展所涉及的一些文艺学问题。小说创作中解构业已完成，但是解构的同时也要求重构。作品的艺术价值不取于解构而取决于重构。重构就是建立作家与读者心灵对话的机制。近年来小说艺术品位下降，具体表现在缺少丰富的艺术想象。艺术想象在小说形成丰富的底蕴和张力，在审美意象的升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艺术品位下降还表现在缺少强有力的形式因素，探寻其原因有，作家们对待现实与对待文学的态度的同一，以及泡沫文化氛围的消极影响。
●刘俐俐：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班，获文学硕士，现为兰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新时期小说人物论》，已发表文艺学、当代文学方面论文多篇。
文学研究的目的是探本求源，揭示文学现象所涵盖的内在规律，对文学现象中所蕴藏的问题获得深层次的回答。对近年来小说创作与发展文艺学思考就是以此为起点的。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因为小说是文学形式中最独立不羁、最富有弹性且最为奇异的一种。小说具有这样的特性，它的变化又能够最敏锐地反映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规律推移的隐秘消息。本文从两个方面展开思考。
一、解构与重构
“解构”在西方的文化思潮中，是特别指反对结构主义，它是一种末日学流派，目的是破坏神话，它的最后结果是达到自我解构，因而可以说它是西方大幻灭的最后结果。当代中国文坛对解构的吸纳和理解是个充满变通、改造的过程，使之成为了更新文学观念、充分摆脱主流文化束缚，获得艺术创作形式技巧等方面最大自由的思想武器。解构成为蕴藏于小说作家心灵中乃至作品中的一股强有力的能量，它分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击毁破坏了中心话语体系，小说在一夜之间成为原有文化视野中的“陌生物”。近年来小说中的解构运动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现象的还原”，尽可能地把小说的叙事内容建立在平凡的常态的习惯成自然的生活现象基础之上，并且拆散这些现象的逻辑联系和已有的结构原则，从而达到“解构”的目的。另一种是彻底的幻化处理，虚境和实境，真境与梦境，虚拟的角色和真实的自我掺合交替出现，写作成为一种非目的性的“自由”表现和纯粹的叙述活动；这种活动的潜台词是：既然现象都是真假莫辨或残缺不全的，那么在它基础之上的建构活动便难免堕入不可靠以至虚妄的境地。①小说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心话语体系的解构表现在如下几股潮流中。首先新写实小说。生活中平凡普通人成为小说主人公，他们的烦琐小事及苦恼平庸成为主要题材，弥漫于小说中的是人物身心的疲惫和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情绪。小说的终极目标是提示缓解烦恼的人生态度：在无法改变生活境遇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某种生活策略，调和自己与现实环境的关系。无可奈何的情绪不仅属于小说人物如印家厚小林们，而且也属于一大批新写实的作者们。小说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它与现实的关系变为没有对峙、没有抗争，只有顺从的摹写，成为小人物们自说自话的话语体系。这类作品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传统，从中也能看到浩翰的古代诗文中无比丰富的生活策略思想的影子。但是毕竟缺少了“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这种建立于道德激情之上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在我们的主流文化中是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启示真理与改造社会的两大主题的，是我们人文精神的一大源头。其次是历史题材的小说。这类作品将目光顺历史长河逆行而上，追溯到最模糊飘杳的深处，通过对时间的自由处理，诸如将循环的与倒流的、流淌的与凝定的、失去的与复得的等等时间的自由把握，小说呈现为扑朔迷离、时间感淡漠的特点。它的终极目标是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难以捉摸，沉浸于历史氛围之中。主流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对中心话语体系的偏离更为明显。再其次是走向纪实的小说。一些新写实作家在虚构文学的领域中作为尝试后勇敢地迈入纪实文学的门槛。他们的纪实不是着眼于现实而是着眼于历史。这样他们就彻底摆脱了中心话语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羁绊，在历史纪实的创作空间里驰骋自如。第四类是旅外文学。这类作品的作者大多已移居国外，他们也许不知道或没有自觉意识到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文学解构现象。但是他们作品中常常呈现的价值坐标的多元和相互矛盾的状态在客观上构成解构现象的一部分，而且他们作品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大陆，据此我们将其纲入自己的视野。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等为代表作品。这类小说在原始粗糙的同时，却真挚与朴素、诚实与天然。这些作者无意于把自己打扮成社会的代言人和人类的化身，无意于将主流文化内蕴贯穿于作品中。例如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既有对政治化童年的怀念，对中国五十年代价值理想的执着，对抛弃她的情人的一厢评价，也有对欧洲男性的喜爱与赞美……这诸种情感体验和经历，出于各不相同的价值取向，又都融汇于一个心灵世界和艺术世界中，因而是极端个人化的。至于王朔等作家的作品，虽然难以归入上述四类中，却也具有明显的偏离中心话语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特点。王朔的全部意义在于，他比别人更敏感更真实地表现了价值失范，无所适从的特定时空里一代都市人的紊乱的心理现实。他象个撒野的孩子颠覆传统话语体系的能量。上述现象原因何在？第一，当代社会体制的转换让人们放弃了传统的对权威和群体的依附，他们不再被至高无上的权威严格地决定着。旧的信仰依托已被砸碎，新的人生皈依尚未找到。信仰缺乏，成为世纪之交一种无法挥去的迷茫。与此相一致，将日常生活的稳定和诗性消解，回归大自然作为一种心理需求成为心然，而偏离主流意识形态既是文化失范、信仰缺乏的表现，又是一种心理需求的表现。第二，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学者的理论对生存本相的追问启示了广大作家。海德格尔认为，“如何是”比“是什么”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因为事物首先必须存在，然后才能表现它“是什么”，即表现它的本质。这也就是“存在对于本质的优先地位”，亦称“在”对“在者”的优先地位。②“存在”的优先地位，决定了只有“对追究一般的在的意义的问题作事先的了结”，才有可能着手解决其他哲学问题。并且“真理也一定要在追究这样的在的性质这一任务的范围之内才能阐明。”③中国作家意识到，既然生存的本相都值得追问，那么，那些人为的概念都值得反省，进而意识到以往公认的中心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不过是由语言操纵和表达的“真理”，意识形态的被怀疑，偏离成为理所当然的。第三，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中国智慧有着广泛的实用性与历史内涵，呈现为实用型特征。这种智慧和文化造就的文化人格，一方面具有关注国家和人民命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正是他们重视现世和务实的表现。另一方面他们从不空洞地思考人生、世界的“终极”问题，认为这种思考没有实际意义，与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相悖。落脚于当代，改革中的一代作家身心疲惫，对他们来说，对彼岸充满神圣的渴望，对某种终极价值的追求已经变成一种类似奢侈的精神装饰。他们将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命运前途的关注、责任感转变为冷静地观察生活，思考现实，获得心态的安宁和平衡。
由小说偏离中心话语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我们引伸出如下两方面的思考。
1.解构的同时也要求重构。解构了中心话语体系的小说作家们诚然是获得了自由，但是同时他们也将自己推到了最为艰难的境地。因为解构的中心话语体系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派生物，所以解构的实质做的是意识形态工作。没有话语内容的小说是不存在的，一种话语体系被解构了，必将以另一种话语体系来代替。解构的时代同时也是重构的时代，作品的艺术价值不取决于解构，而是取决于重构，取决于重构的话语体系是否具有审美价值。重构包括两方面。第一是对生活现象的重构。生活现象广阔丰富，以哪些生活现象来重构，既是题材问题也是审美理想的问题，是创作主体对生活现象选择、判断和艺术组织的问题。小说不仅仅是镜子，照出生活的本相，而且是作家心灵的灯所照耀过的生活的艺术表现。心灵的灯照耀过的生活是作家重构的生活。优秀作家面对解构的潮流，必然怀有对生活现象重构的自觉意向，也就是唤醒了、激活了另一种沉睡的和麻木的意识，在茫茫之中四处追寻，建立起了和周围世界新的追问关系。近年来我们在一些优秀小说中读到了重构后深邃悠远的艺术空间。例如储福金的小说，“固然都可以譬喻为是以‘梦’为背景的，它也表现在急剧变革的时代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与身不由己的命运，但重构的努力则尤其是在‘梦’醒以后，寻求着新的灵魂栖息的家园……敞开生命的全部门户感受和表达，使所谓的‘原生态’生活现象焕发出了新意义。”④第二是对精神心灵的重构。这既包括审美理想也包括创造主体的人生观、精神需求的方向、质量，以及心灵呼唤的内容。它是决定重构的小说话语体系质地的重要方面。对精神心灵的重构目的是不断深入地展示人类心灵的悸动，对人类精神家园的不懈追求。任何成功的有良知的小说家的创作道路都是精神、心灵重构的实践历程。威廉·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演说时曾说：“人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他才能发出难以忍受的声音，而且因为他有灵魂，富于同情心，自我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正是描写这种精神。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⑤因此，他倡导作家要“注意处于自我冲突之中的人的心灵问题。”⑥
2.重构就是建立作家与读者心灵对话的机制。按照乔治·普莱的“阅读的现象学”的观点，阅读具有能动力量，它包含着超出读者自我直感的经验。读者进入的文本仿佛是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阅读中很快会发现一种“其他性”，而且这种“其他性”最终以一个“陌生”的主体呈现并“分离”出来。读者的阅读是进入另一个世界，也就是进入另一个“我”，既叙述的主体之内。用普莱的说法是：“阅读是这样的行为，通过它，一个思想在我之中设法把自己交付给一个不是我自己的主体，无论我何时阅读，我都在精神上宣告了一个我，然而我宣告的这个我并不是我自己。”⑦对于一位作家来说这是个很高的要求。也就是说，要求作家提供一个具有思情寓意的“场”，可供读者进来感受它的“陌生”，感受它的魅力，与作家进行心灵的对话。近年来的一些小说解构确实在进行，相应的重构却没有建立起来，一个重要的表现是缺少思情寓意。在小说中读者与作者出现了同一性。作者的体验就是读者的体验，作家没有能力提供读者感到陌生而且富有魅力的体验，只好让读者在小说中重新温习生活中已有的体验。作家与读者心灵对话的机制丧失了。生活体验与审美体验是质地不同的两种体验。生活体验是每个认真生活的人都会具有的，审美体验则是作家以审美理想对生活咀嚼，上升到美学层面后的感受，这种感受可以被广大读者所接受，又是他们在生活中难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已超越了个人情感的原始性，具有了与他人相通的特质。由此我们进而认识到，使小说富有思情寓意，建立起作家与读者心灵对话的机制，是重构的重要任务。它不允许作家仅仅停留在对生活的真诚阶段，它还要求作家进入艺术真诚的阶段。进入艺术的真诚阶段的作家才有高屋建瓴的思考、对人生和世界独到的理解。才会有思情寓意。如眼下以朴素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的毛茸茸的原生态特色的写实小说，诚然是注意留下了一代人忙忙碌碌又无可奈何的身影，却疏于表达他们灵魂的呼唤。正如一些评论家慨叹的：文学的超越意向过于微弱，已很少浮现指向苍穹的亮光。而眼下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这一时代性主题，对前景与现状的艺术表现，对当代人精神的纵深开掘该有多么重要啊！以此来建立作家与读者心灵的对话，在我看来是小说创作走向繁荣和健康发展的道路。
二、小说艺术品位及其探索
高品位的小说是艺术精品，正如阿诺德·豪泽尔所说的：“伟大的艺术作品都代表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它们提出的都是关于真善美和假丑恶的价值标准问题，其意义并不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而是在于它们的提出。伟大的作品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探讨个人和社会的问题，它们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别人。它们激励我们‘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它们迫使我们审视自己并对自己作出判断。”⑧高品位的小说具有上述内涵而且富有艺术魅力。获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等优秀小说可作为高品位小说的代表。呼唤高品位小说作品出现，呼唤作家精品意识的诞生，是近年来文坛上强烈而深情的声音。但是愿望归愿望，艺术精品的出现和精品意识的诞生是需要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在战乱的年代里，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是能够产生优秀的文学的，这种文学是饱蘸着血和泪而成就的，它的动力是激情和民族自尊心。这样的时期能够产生艺术精品，却绝无深入地艺术探索的从容。如杜甫创作于安史之乱中的诗歌。历史的潮汐退去之后，文学家们立在废墟边上，悄然抓起一把焦土，久久地揉搓沉思，终于发出沉重的诘问、反思和倾诉，这时他们是来不及选择更合适的形式追求更独特的风格的，只想尽快地倾吐心中的块垒，在激动沉重中是难以产生自觉的精品意识的。新时期之初一大批震聋发聩之作就是这种创作心态的产物。这个时期过后，当历史进入平缓宁静的港湾，当思想交锋的硝烟渐渐飘散，当文学不止是忧愤、哀伤和希冀的唯一喷发口，社会文化消费需求水准日渐提高后，加以社会环境的和谐、思想的宽松，作家们将会以更多的心力和才华对艺术自身作精雕细镂，拓展翻新，这时酿就艺术精品意识、产生优秀文学的最佳时期就到来了。从上述诸方面的条件看，目前就处于这样的时期。但是小说的艺术品位却不如人意。艺术品位的下降在不同题材不同流派，不同艺术追求方向的小说中表现各不相同，可以概括的共同点有如下方面。首先是缺少丰富的艺术想象。近年来写实小说的风格除了表现在内容的现实真切之外，还表现在叙述的实在上。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和情节完全重合，罗嗦拖沓的感觉窒息着读者的阅读。这是与作家们对想象的忽略及缺乏艺术想象不无关系的。这里笔者提出艺术想象与创作方法关系的问题。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要求作家面对生活，直面人生，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反映生活。新写实小说注重生活原生态的还原，也就是把那些没有经过多少加工的、尤其是没有经过“本质”过滤的生活现象再度呈现出来，使它保持或更接近生活的本来面貌。作为创作方法发生这种变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创作方法无论怎样变化，都无法代替小说创作中的艺术想象。小说是讲说故事的艺术，无论在“讲说”过程中，还是在小说家的心灵世界中，故事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小说情节是连接故事发展脉胳的因素，或者说是故事的外在形式。在小说中情节是显性存在的，故事是隐性存在的。作家有自由调节、安排情节的主动权，他能让很长的故事以比较简洁的篇幅来完成，也就是既有能力删掉故事的某些过程，又使故事完整而有张力。在没有情节、故事却依旧发展的部分，有作家丰富的艺术想象在隐性地存在着，这样的部分是小说家给予读者艺术想象、艺术再创造的空间和机会。在这样的部分显示了作家的艺术才华，也使小说具有了丰富的底蕴和张力。海明威“冰山”的比喻，正是说明了想象的艺术魅力和作用。一些评论家在评价“新写实”小说时指出一些作品在还原趋向中造成艺术空间的收缩，⑨正是没有充分展开艺术想象的结果。小说创作中的成功之作，都含具有深刻内涵，耐人琢磨，发人深省的审美意象。在生活中，作家积累的表象越多，在创作中就会越感到左右逢源。如果直接将头脑中的表象移入作品，就必然造成罗嗦经不起推敲的现象。优秀的小说家总是立足于表象又不满足于表象。他们以自己的审美理想为方向，以饱含美学意识的审美情感为动力，鼓荡起艺术想象的翅膀，让表象充分地分解，重新组合，升成凝聚着理智与情感相融合的审美意象，然后再物化于自己的作品中。艺术想象在审美意象升成中具有催化剂般的重要作用。缺乏艺术想象的作家仅能停留在表象阶段而无法达到审美意象的彼岸。近年来一些小说，其文本中生活表象可谓丰富，但是由于没有达到审美意象的彼岸，作品失去了深度感；所以人物乃至情节都没有耐人咀嚼的滋味。这正从反面证明了，仅仅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而放弃艺术想象，是难以产生高品位的小说作品的。
其次是缺少强有力的形式因素。小说是文学形式中最独立不羁，最富有弹性而且最为奇异的一种。但是小说之为小说毕竟有它自己的领地：对人物的各种角度、色彩的刻划；叙述的各种视角、“声调”节奏所形成的张力；场面的深度开掘与生气灌注；情节的蕴含性及急徐有致…这诸方面因素都是构成优秀小说的一个个参数。小说家对人类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探究意向，就是借助这诸方面因素的合力实现的。对这诸方面任何因素的忽略都会使小说的探究意向遭到衰减。近年来我们的小说创作在各不相同的程度上缺少强有力的形式因素。叙述中往往忽视多角度、视点的变化，缺少波澜，因而读者读到的往往是苍白、浅直没有底蕴的叙述，这此叙述对于编讲一个故事是有用的，但是对于小说它是远远不够的。人物创造方面，打破了“典型化”的思路，追求生活的原生态还原，在表现当今社会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本相方面充分显示了它的优势，但是由于没有经过艺术提炼，也难免带有一些杂芜枝蔓等对人物创造不需要的内容，小说人物缺少力度和深度，在文学阅读中难以留下深刻的印象。场面原本是浓缩许多内容，刻画人物性格，体现作家艺术风格的绝好机会。可是一些小说却轻易地放弃了这个机会……上述种种缺少强有力的形式因素的现象，既便是在一些优秀作家那里也难免有所表现，例如阎连科这位军旅作家，他的作品中有着一种严肃的历史主义态度，一种执著的忠实于生活的精神。站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连接点上，阎连科充分地揭示了在他笔下的那些个“瑶沟人”与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之间那个巨大的精神断层。他深刻思考的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性觉醒的一般水平或平均水平，长期以来极度的贫困与极端的封闭对于人性发展的压抑与摧残。就是这样一位较优秀的小说作家，在写法上也多少有些单调、沉闷：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有一个中心事件，有层层推进的故事情节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或数个人物命运的坎坷沉浮，而缺少丰富多彩的变化。
探寻缺少强有力的形式因素的原因是提高小说艺术品位的根本前提。首先，是作家们对待现实的态度与对待文学的态度相同一了。我们从小说作品与作家表述中看到了一个现实：绝大多数小说作家已经在心理上与社会公众取得同一与和谐。例如刘震云曾感叹那严峻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把我们给磨平了。池莉说：“现实是无情的”，“它不允许一个人带着过多的幻想色彩……那现实琐碎，浩繁，无边无际，差不多能够淹没销蚀一切……”⑩这种心理与感受是充分平民化的，它能让作家贴近生活，最真实地反映生活和人们的心态。但是对待现实的态度与对待文学的态度是有区别的。文学创作本身就可能成为对现实的抗拒和超越。文学的本质精神就是在与现实的抗衡中升华出来的，因此才有虚构另一个现实物质世界以外的世界的必要性。由于作家能够以对现实的抗拒和超越的态度来面对文学，而使他的小说世界具有思情寓意，而且能够将生活体验转化为审美体验。联系到一些作家缺少强有力的形式因素，笔者以为杰克·伦敦说的是有道理的。在他看来，如果您的叙述淡然无味，那是因为您的思想淡然无味，如果您的叙述狭隘，那是因为您本身狭隘。重要的是调整好自己对待现实与对待文学的态度。在对现实的超越与升华中酿成审美情感，强化艺术形式。其次，是泡沫文化氛围的消极影响。所谓泡沫文化，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特有现象。它的特点是具有无限的、但是空洞的自由；将各种价值作非价值化处理；认识上的不和谐性；根本不关心原本的复制。泡沫文化中的艺术已经失去了创造的特性，它和技术一样，成为可以千百次复制的复制品，一与若干是没有区别的。其功能是让接受者逃避自我，进入幼觉状态，追求在唯物环境中过上无意识的生活。这种泡沫艺术是没有深度感的平面物，它引起的是消极阅读，也就是将作品视为一个现成的给予物，是没有选择和参与的被动行为，这种阅读的目的不在文学作品本身，而在文学之外，例如消遣、打发时光、寻求刺激等。当前我国的文化由于受商品经济的冲击，泡沫文化占有一定比例，它在调节人们的生活，使社会文化丰富多样方面，尤其在大众文化传媒中具有一定作用。但是，它的消极作用在于，一方面它在培养着平庸的、对高品位艺术逐渐失去兴趣的业已习惯消费这类文化的公众。文学创作──文学文本──文学接受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学接受，或者说文学消费刺激着文学生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消费也是生产，“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是它作为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作为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11)我们的文学消费的公众较低的水平必然会影响作家们创作较高艺术品位的作品的积极性，妨碍艺术生产力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泡沫文化及泡沫文学给作家造成错觉，仿佛当今社会的公众仅仅需要这种精神产品，严肃的具有厚重历史感的高品位作品已经没有市场，这就从另一方面妨碍作家对独具艺术风格的高品位创作的追求。匈牙利的文艺理论家阿诺德·豪泽尔对现代艺术加以分类考察后提出：“我们可以把现代艺术分为民间艺术、通俗艺术和社会精英艺术。”(12)但是，尽管精英艺术比以前赢得了更多的公众，但它与娱乐服务的通俗艺术相比，在数量上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的优势。”(13)“自通俗畅销书问世以来，”正如萨特所说：“出现了两类文学：一类是虽不值一读，但拥有大量读者的拙劣文学；一类是无人去读的优秀文学。这就是说优秀文学的读者与通俗畅销书的读者相比，在数量上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14)这些材料表明，任何社会读者都会分为许多层次，这些层次的划分是依据读者不同的阅读趣味、对作品的需求为原则的。优秀文学的读者较之畅销书读者的数量要少，这是正常现象，而且绝不意味高品位的作品没有需求市场了。值得指出的是：文学的精神是顽强而坚韧地存在着的，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就是在为数不多的读者的理解和认同中脱颖而出的。他们总结本时代人们心灵的火花，物化在自己的创作中，使之成为人类精神财富宝库中的一部分。这理应当是当代小说作家不懈地追求小说艺术精品的理由！
注释：
①这里参照了吴秉杰的《储福金小说艺术论》一文的观点，此文原载《文学评论》1993年4期。
②③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见《存在主义哲学》第18页，第6页。
④见《文学评论》1993年4期吴秉杰的《储福金小说艺术论》一文。
⑤⑥《美国作家论文学》第368页。
⑦《最新西方文论选》第6页。
⑧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第208页。
⑨刘纳：《无奈的现实和无奈的小说──也谈“新写实”，原载《文学评论》1993年4期。
⑩《我写〈烦恼人生〉》，《小说选刊》1988年2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4页。
(12)(13)(14)《艺术社会学》第201，203，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