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波动、成本约束与资源配置_沉没成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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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近些年步入了调整期,其特点是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的同时经济波动幅度有所增加(龚刚,2009;陈昆亭等,2012;胡永刚和刘方,2007;许伟和陈斌开,2009;邵军和徐康宁,2011)。从生产率的角度来看,经济波动幅度增加表现为生产率的波动性增加,即企业生产率的变化区间加大,这种现象在统计学上表现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增长率的离散程度增加(Asker et al.,2014;De Locker and Goldberg,2013)。而经济波动如何影响企业投资,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经济调整时期,高速增长之后各个部门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企业面临的需求不确定性开始增加,那么如何促使微观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是一个具有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的重要问题(Rodrik,1998;Aghion et al.,2007;De Locker and Goldberg,2013)。

      调整成本是影响企业进行跨期投资的主要因素,可将其视为企业改变生产规模的重要因素,而企业的投资或者扩大生产规模又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在市场上,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一般都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根据新古典类型的生产函数,它们的资本边际报酬(Marginal Revenue Product of Capital,MRPK)也相对较高(Buera et al.,2011)。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这些资本边际报酬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投资,将生产规模扩大至其合意水平从而将其他资本边际报酬较低的企业挤出市场。同时,根据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原理,这些资本边际报酬较高的企业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其资本边际报酬也会逐步下降至行业平均水平,此时经济资源就会达到或者接近最优配置水平。一般认为,这种结果的出现是建立在一个假定条件的基础上,即在不考虑调整成本的情况下是成立的,简而言之,如果整个过程中不考虑调整成本约束,资源错配现象将不会出现。

      相反,如果存在调整成本对企业投资的约束时,资源错配现象就可能出现。此时资本边际报酬较高的企业不能无成本地扩张其资本存量,它们的资本边际报酬不能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下降至行业平均水平,因此在行业内企业间会出现资本边际报酬的差异,这就意味着行业内部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即将资本边际报酬较低企业的资源转移给资本边际报酬较高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产量。综上所述,资源错配现象是否出现关键取决于高生产率企业能否无成本地改变自身生产规模,而调整成本正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一般来说,产量以及雇佣劳动量等决策都是当期最优化的,而投资是跨期动态最优化的,因此本文从动态视角来解释资源错配,这与资源配置的动态过程相吻合,也是本文与之前文献主要通过静态视角解释资源错配现象的重要区别。

      之前对于企业间资源配置的研究往往忽略调整成本的作用,一般认为企业能够无成本地改变其生产规模,因此资源错配的出现并非因为企业“不能”(受到调整成本约束),而是因为企业“不想”,即价格扭曲的存在使资源的最优配置状态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不相符(Heish and Klenow,2009)。而且,忽视调整成本的研究默认了资源配置只是静态框架下的问题。因为缺失了调整成本,跨期投资就无从谈起,所以资源配置也就与动态变化无关了,仅受价格扭曲等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价格扭曲的形式主要包括资本市场扭曲(Midrigan & Xu,2014;Larrain & Stumpner,2012;Moll,2012;Buera et al.,2011;Aghion et al.,2007;罗德明,2012)、劳动力市场扭曲(GalindoRueda & Haskel,2005)以及外部影响,如政策扭曲、投入品质量差异或者产品需求面差异等(Duarte & Restuccia,2010;Restuccia & Rogerson,2008;孙浦阳等,2013),以上文献可以统称之为从静态视角解释资源错配现象。在理论上,仅从静态视角分析资源错配问题并不完善,因为它无法描述资源配置的动态变化,也很难解释即使在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完善的国家,在价格和政策扭曲不断得到缓解的情况下,也出现了资源错配长期存在的现象(Syverson,2004,2007;Banerjee & Moll,2012)。由于本文强调调整成本对于产生资源错配的作用,而调整成本主要是在调整资本存量时发生的,所以本文用企业资本边际报酬的差异来衡量资源错配的程度(Asker et al.,2014),而不是较为常用的企业生产率差异,这也是本文不同于之前研究的重要一点。

      基于此,本文使用的动态研究视角,在解释资源错配长期存在这一的现象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可以想象资本边际报酬较高的企业正是通过投资来改变自身的生产规模,并通过市场竞争将资本边际报酬较低的企业挤出市场的。而资源错配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资本边际报酬较高的企业的投资行为受到调整成本的约束,即调整成本降低了资本边际报酬较高企业的投资,使得它们不可能将生产能力扩张至提供整个行业供给的水平,这就为资本边际报酬较低的企业进入市场留下了空间。如果将TPF增长率的离散程度称为生产率的波动性(Asker et al.,2014;Midrigan & Xu,2014),可以设想随着生产率波动的增加,资本边际报酬的离散程度也会增加。因为生产率波动的增加是指生产率的增长率在不同企业之间的差距拉大。一般来说,这意味着生产率增长较快的企业增长更快,而生产率增长较慢的企业增长更慢。对因生产率增长而导致资本边际报酬较高的企业来说,由于受到调整成本的约束,无法使资本扩张至其期望水平,一方面它们的资本边际报酬无法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张而下降,另一方面这为资本边际报酬较低的企业进入市场提供了空间,此时市场整体的资本边际报酬的离散程度将会加大,即资源错配程度增加。

      另外,探究企业的生产率波动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对于制定相关的经济发展政策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波动性与资源配置的显著关系在我国成立,并且是稳定的,那么控制一个行业或者地区的生产率波动性,就成为改善该行业或者地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如果生产率波动性与资源配置之间的传导机制主要是通过调整成本来起作用的,那么调整成本的约束越强,生产率波动性与表示资源配置的资本边际报酬离散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越强。如果要消除生产率波动性对于资源配置的冲击,则降低调整成本成为一条重要途径。只有当调整成本降低时,资本边际报酬较高的企业才能进行大量投资,通过市场竞争获得更多资源,迅速扩大自身的生产规模。它们的资本边际报酬才可能大幅度下降,从而将资本边际报酬较低的企业挤出市场。因此,降低调整成本对于制定相关经济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陈昆亭等,2012;龚刚,2009)。

      本文就企业层面的生产率波动性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在理论研究方面,综合了Wang & Wen(2012)以及Midrigan & Xu(2014)提出的动态分析框架,将企业生产率的增长率作为投资效率引入带有调整成本的企业动态投资模型之中,分析了生产率的增长率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以及调整成本约束企业投资的传导机制,发现生产率的增长率越高的企业越愿意进行投资,但是由于受到调整成本的约束,企业的投资率存在上限,这为资本边际报酬较低的企业进入市场提供了空间。按照理论模型提出的假设,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微观层面的生产率波动性和行业内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生产率的波动性和资本边际报酬的离散程度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即生产率波动性越大,资源配置现象就越严重,即证明了理论模型提出的假设。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创新性地使用了动态框架来研究资源错配,分析了生产率的增长率对企业跨期投资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了企业间的资源配置;第三部分是校准,通过校准得到相应的调整成本为实证分析奠定基础;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通过我国企业的微观数据证实了我国生产率离散程度与生产率波动性之间的关系,并且这个关系通过调整成本得到加强;最后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理论模型

      (一)模型的基本设定

      本文借鉴Wang & Wen(2012)以及Midrigan & Xu(2014)提出的动态最优投资模型来分析生产率波动对于企业间资源配置的影响。在本文的模型框架中,我们将调整成本引入模型并提出两个主要命题来描述单个企业的跨期投资行为,并且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以及基于Syverson(2004、2007)的框架加入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机制进行分析,最后验证生产率波动性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假定某地区行业共有H家企业,其中,企业i的目标函数为提供给股东的分红最大化,具体形式如(1)式所示:

      

      (二)存在调整成本条件下企业最优投资的确定

      企业i的目标函数如下所示:

      

      命题1说明只有生产率较高并且创新性较强的企业才会进行投资,这本可以降低资源错配的水平,但是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根据命题2,这些企业的投资存在上限,因此为低生产率企业进入市场留下了空间。

      (三)比较静态分析

      根据(7)式,整个行业的总投资可以加总为:

      

      其中,

的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当调整成本不存在的时候,企业可以任意调整自己的资本规模,那么对于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来说,它们可以将自己的资本扩张至为整个行业提供供给的规模,而其他企业将没有投资机会,因此,它的投资函数为:

      

      其中,

为整个行业在t期的总资本存量。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对于整个行业损失的投资量为:

      

      调整成本不仅会带来行业投资总量的减少,也造成了资本边际报酬的离散,即资源错配,原因是资本边际报酬最高的企业不能够任意地调整自己的资本规模,导致资本边际报酬较高的企业无法通过资本存量的扩张来降低资本边际报酬,进而为低生产率企业的进入留下了空间。基于此,还可以得到命题3。

      命题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应投资率的上限,企业的资本边际报酬存在一个下降的下限。由于资本边际报酬存在下限,进行投资的企业的资本边际报酬将高于没有投资的企业的资本边际报酬,资源错配现象将会出现。

      (四)企业的进入和退出

      根据Syverson(2004,2007)的研究,在考虑企业生产率变化的研究中,我们都需要考虑在同一行业内,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问题。在本文中,从以上的理论模型我们不难看出,因为投资行为存在跨期,而且调整成本又和投资行为密切相关,所以跨期中的企业进入退出问题,就无法避免了,因此我们加入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对模型进行拓展。

      如果考虑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那么生产率波动性与生产率离散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将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假设一个企业进入某行业的沉没成本为sc,那么只有当企业i的值函数大于沉没成本时,企业才会选择进入此行业,如(10)式所示:

      

      一般来讲,值函数V是生产率

的增函数,那么可以确定在

时,一般是指资本边际报酬超过一定值时,企业的值函数就会大于沉没成本。所以,只要高生产率企业无法占领整个市场,即使资本边际报酬最低的企业发生了技术进步,又会有新的资本边际报酬更低的企业进入此市场。因此,资源配置效率很难得到改善。

      三、模型校准

      (一)校准过程与参数的设定

      

      (二)校准结果与实际数据的比较

      本模型校准的目标是模型产生的资本边际报酬的离散程度与由实际数据计算得到的资本边际报酬的离散程度之间的差距较小。本文计算了每年所有行业、地区企业的资本边际报酬的离散程度及其模型校准的结果,如表1所示。

      

      在表1中,分别为由实际数据和模型校准得到的资本边际报酬的离散程度,其中TFP分别由OP和LP两种方法计算得到。可以发现,模型产生的资本边际报酬的离散程度与由实际数据计算得到的资本边际报酬的离散程度之间差距并不大。这说明本文建立的理论模型,已经解释了实际数据中绝大部分的资本边际报酬的离散程度。在这个意义下,可以认为本文建立的理论模型已经可以解释现实中企业的绝大部分投资行为,那么在此基础上得到的调整成本也就与现实非常接近了。为了更好地反映资本边际报酬的分布特征以及行业信息,本文考察了部分行业2000-2007年之间资本边际报酬的分布状况,具体结果如图1所示。其中横轴为资本边际报酬所分布的值域,它被分成25等份,纵轴为每一等份中资本边际报酬所出现的频数,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本模型模拟的产生的MRPK和实际数据计算的MRPK在分布上也已经非常接近。

      四、实证分析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了我国各地区、行业中企业生产率波动性与资本边际报酬离散程度之间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为了考察结论的准确性,本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并进行加权回归,以避免样本观测值数目等因素对于结论的影响。另外,本文将改变生产率的衡量方法、地区、行业的划分方法,将其作为稳健性分析。

      具体的计量模型如下式所示:

      

      在上式中,下标c、i、t分别代表行政区、行业和年份。其中主要被解释变量

是指资本边际报酬的离散程度,用以衡量资源错配的程度,即各城市的四分位行业内资本边际报酬的标准差。

表示企业生产率增长率的波动性,为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

是调整成本的平均值,它与

的交叉项用于判断调整成本是否为生产率波动和资源错配的传导机制。X为控制变量,包括沉没成本(Sunk Cost)、平均规模(Size)、职工平均工资(Wage)、产品替代性(Adv)、国有资本比例(SOE)和外资比例(FOE)等变量。

分别是地区、时间和行业虚拟变量,控制了资源错配在地区、时间、行业方面未被观察到的特征。

      在行业维度上,本文则采用国民经济行业编码中的四分位行业,并删除了少于10个观测值的地区行业的样本观测点。在地区维度上,本文选取地级市作为行政区划的标准。同时,稳健分析部分也将省级行政区划作为地区划分的标准进行了相应分析,结论与本文基础回归结果保持一致性。

      

      图1 资本边际报酬的分布及其校准

      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统计数据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度量了各年份地区—行业维度上企业生产率的波动性和行业资源配置程度,从而对波动性与资源配置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由于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原始数据中存在的样本选择、数据缺漏与异常值等问题,结合本文研究目的,参考Brandt et al.(2012)的做法,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了修正和调整;在衡量资源配置问题上,参照Hsieh & Klenow(2009)、Syverson(2004)、余淼杰和李志远(2013),以及孙浦阳等(2013)的做法,采取以下处理方式:由于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与TFP相关,因此删除了TFP分布中处于上下1%的企业观测值,从而避免异常值对结论的影响;删除了资源错配程度、生产率波动性处于样本首尾1%的观测值,以免离群点对结论构成影响;为保证资源错配、波动性等指标的有效性,删除了相应区间内少于10家企业的观测值。

      (二)变量与指标的构建

      本文实证分析部分想要验证中国工业企业各年份中在地区—行业维度上,资源错配程度和企业生产率波动性之间的关系。同时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在基础回归模型上加入了行业基础控制变量和稳健控制变量。主要的变量的定义与构建思路如下:

      1.生产率波动性(

)

      对于地区—行业中生产率波动性的计算,与资源错配程度的度量过程类似,本文参照Asker et al.(2014),将所有企业生产率增长率去除时间趋势后,在行业水平上进行了标准化,以去除时间趋势及行业固有特征对波动性的影响,使不同时间不同行业的生产率波动性具有可比性。之后,本文将特定年份的地区—行业内的波动性,定义为该年份地区—行业中各企业生产率增长率分布的标准差,即

。上述主要解释变量和主要被解释变量均涉及TFP的计算。Solow(1957)提供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计算,常常因为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性偏误的问题而受到批判。而Olley & Pakes(1996)与Levinsohn & Petrin(2003)则分别采用投资和中间投入作为工具变量,克服了相关问题,在实证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因此在实证部分,本文利用LP方法计算了相应的主要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并对资源错配与波动性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在稳健性分析部分,我们同样给出了利用OP生产率进行验证的结果。

      另外,

×

是检验调整成本是否为生产率波动性影响资源配置传导机制的解释变量。其中,调整成本

是按照本文的校准结果得到的。

      2.资源错配程度(

)

      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中,企业资本边际报酬相同,其离散程度为0;然而如果企业的资本边际报酬存在差异,将资本由资本边际报酬较低的企业转移到边际报酬较高的企业,则可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提高。故而资本边际报酬离散程度越大,则资源的错配情况越加严重。企业的资本边际报酬为:

,其对数形式为:

      

      在计算出样本年间各企业的资本边际报酬之后,本文将地区行业资源错配程度定义为特定年份—市级行政区—四分位行业中各企业的边际报酬离散程度的标准差。同时为了避免时间趋势、行业特征对资本边际报酬离散程度的影响,本文在计算离散标准差之前,对资本边际报酬进行了去时间趋势、在行业上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使得不同时间、不同行业的生产率离散具有可比性。

      3.控制变量

      参考Bartelsman & Doms(2000)、Syverson(2004)和孙浦阳等(2013),为控制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对于资源错配的影响,本文构建了沉没成本(Sunk Cost)、平均规模(Size)、职工平均工资(Wage)、产品替代性(Adv)等,以及所有制结构等控制变量,以控制其他因素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行业沉没成本大小显著地反映了行业特征,与企业进入退出行为密切相关,一般来说,行业沉没成本越大,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就越困难,因此行业的资源错配现象就有可能越严重(Balasubramanian & Sivadasan,2009)。参照Sutton(1991)的做法,本文利用资本-劳动比对行业沉没成本进行衡量,从而控制沉没成本对于行业资源错配的影响。除了沉没成本之外,资本—劳动比还能反映技术水平、资本密集度等方面的信息,帮助我们控制一些没有观测到的因素。

      企业的经营规模往往和企业的生产率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本文通过资本边际报酬的离散程度来衡量资源错配程度,而资本边际报酬主要受资产总量和雇佣劳动数量等规模性因素的影响,因此控制企业规模非常重要(Asker et al.,2013)。另外,企业规模特别是初始企业规模可能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因为规模较大的企业常常具有规模效益、有能力进行研发投入、较高的生产率(Dhawan,2001;Pagano & Schivardi,2003)。故而本文将行业中企业平均规模(Size)作为行业基础控制变量,定义为行业中企业年末从业人员数对数的平均值。

      企业中劳动力的异质性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率,高质量、高技能的劳动力能够使用更复杂的生产技术、信息技术,有效提高企业的生产率(Bartelsman & Doms,2000;Griffith et al.,2004)。由于缺乏衡量劳动力质量的诸如教育、培训等信息,本文参考Hellerstein & Neumark(2007),将劳动力平均工资作为体现劳动力质量的代理变量,并加以控制。本文将企业劳动力平均工资的加权平均值作为行业中职工平均工资,控制了行业中劳动力禀赋的差异性。

      根据Syverson(2004)、孙浦阳等(2013),产品的非完全替代性在客观上是长期存在的,产品替代性会影响到行业生产率的离散程度。如果产品的替代性较小,消费者在不同商品间进行转换的成本就较高,这样即使高生产率企业的产品拥有质量、价格等方面的优势,消费者依然会由于较高的调整成本而维持原先的消费产品。如此,高效率企业无法获得低效率企业的市场份额,低效率企业的大量存在,则会使得行业生产率离散增大。品牌与广告是厂商差异化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采用广告投入占行业总增加值比重(Adv)作为度量产品替代性水平的指标(孙浦阳等,2013),该指标越高,则产品差异化程度越高,替代性水平越低,行业的生产率离散越大,故而预期该指标在回归中符号为正。

      在中国市场中,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甚至于有“所有制歧视”的说法。故而有必要控制所有制对于实证检验的影响。本文以国家资本与集体资本占总资本比重作为企业国有资本比重,以外商资本占总资本比重作为外资比重,进一步在行业水平上取平均值,从而控制行业的国有资本比例(SOE)和外资比例(FOE)。

      (三)基础回归结果

      在基础回归分析中,本文共构建了六组回归方程,在OP生产率基础上,考虑了添加控制变量、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及加权最小二乘法对回归式系数进行估计。在表2第(1)、(2)、(3)列,本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了行业、地区、年份效应,并在基本计量模型的基础上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在表2第(4)、(5)、(6)列,本文采用加权回归方式进行分析,即在第一部分各列计量分析的基础上考虑各地级市—四分位行业水平上的企业数量,以其为权重,给予企业数目更多的观测值以更高的回归权重,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度量误差。两部分计量回归结果显示了生产率波动性与资本边际回报的离散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结果较为稳健。

      

      (四)稳健性分析

      1.调整生产率计算方法

      前文中,本文对于生产率离散与企业生产率增长波动性的度量,均建立在OP生产率的基础之上。以下按照LP的方法重新度量TFP,并进一步参照基础回归的思路,对生产率波动性与资源错配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计量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分析可知,在各列回归结果中,生产率波动性的系数仍显著稳健为正,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并且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系数显著为负、行业沉没成本系数显著为正,这均与前文相同;其他控制变量的显著性与方向也并没有发生系统性的改变。由此,调整生产率的计算方法,并未否定本文的结论。

      

      2.调整地区划分标准

      为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调整地区划分标准,以省级—四分位行业和地级市—二分位行业作为度量资源错配与企业生产率波动性的基本单位,并删除了特定年份地区—行业中企业数目小于10的观测值,进而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验证,计量回归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表4和表5的计量分析思路与表2类似,前三列控制了行业、地区、时间效应,并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三列则在前三列的基础上,考虑了地区—行业内的企业数目,并以此为权重做出了加权回归,以赋予企业数目更多、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波动性衡量更为准确的观测值更高的回归权重。在表4和表5第(1)列至第(6)列中,可以看到波动性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这验证了本文理论部分提出来的命题,即行业内企业生产率增长波动性对于行业资源错配有正向影响,与表4和表5相对照,说明本文的结论并未受到地区划分标准的影响,结论保持稳健。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就生产率波动性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分析,通过一个动态的投资模型说明由于存在调整成本,使得企业投资不能无成本地扩张至它的合意水平,因此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也就无法完全发挥。企业受到调整成本的约束,资本边际回报率较高的企业受其投资上限的约束,它们的资本边际报酬不能下降至行业平均水平;而资本回报率较低的企业也由于受到调整成本的约束无法完全退出市场。因此,资源错配现象产生,并且生产率的波动性增加,往往意味着资源错配的增加。在实证分析方面,本文发现我国的生产率波动与资本边际回报率的离散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通过稳健性检验说明这种正相关关系是稳定的。

      我国的生产率波动与资本边际回报率的离散程度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它的政策含义是为了提高我国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政府应为企业提供尽量平稳的经营环境,减少由于生产率波动而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稳定的正相关关系是由于调整成本导致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无法完全发挥而导致的,因此降低调整成本,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完全发挥,是提高我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所在。

      感谢2014年3月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以及2014年4月在中央财经大学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Dr.Sai Ding、Dr.Daniel Yi Xu、Dr.Hisayuki Yoshimoto、Dr.Yifan Zhang、陈斌开教授、罗知副教授等参会学者的宝贵意见,以及施斌展副教授、王永进副教授所提建议。另外,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以及Dr.Sai Ding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数据支持和帮助。当然,文责自负。

      ①证明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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