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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哲学的人都知道唯物辩证法有三大规律，其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最难以弄懂弄通的。自从60年代，毛泽东讲三大规律可以归结为对立统一一个规律以来，人们研究辩证法，在对立统一规律上花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不少人把精力用于对肯定、否定的对立统一的阐述上。有的同志甚至主张把否定之否定规律合并到对立统一规律中去，有的人虽不赞成合并，却主张改其名为肯定否定规律。这些是否合并或要不要改名换姓的论争，由于没有多大的实质性的意义，后来也就不约而同地偃旗息鼓了。但是，这并不是说人们对现行否定观就没有疑问了，就不再探索了。相反，随着人类实践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发现现行否定观存在很多误区。认真分析和探讨这些误区，将会使现行哲学的否定观更加充实、完善，更加经得住实践的检验，将会使否定之否定规律更加熠熠生辉。
否定仅限于自我否定吗？
在现行的哲学教科书中，几乎众口一词地宣称：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即自己否定自己。这些教科书也几乎一致认为：否定“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形而上学的否定观。诚然，把“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完全否定掉，不承认其客观性，是不科学的。但是，如果把否定仅仅限于自我否定，认为凡是否定都是事物自己否定自己，这也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同样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中，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永恒的，它迟早是要被否定的，但是“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2页）。比如，在同样的地震条件下，地面的山川、楼房、人畜及其他动植物，它们所受到的破坏，所遭到的摧残，所得到的否定，就各不相同。可能山崩地陷、河流决堤、楼房倒塌，人畜来不及逃跑就被压死，其他动植物也以各种不同的否定方式被摧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果指着罹难者或遭到毁坏的事物说，你们的否定是自己否定自己，你们由生变为死，这完全是自我否定造成的，这样，不是荒谬绝伦吗？大家知道，1976年的中国唐山，1995年的日本阪神地区，都遭到地震的破坏，损失惨重。如果正当千家万户哀悼成千上万殁于震灾的亲人时，有人却站出来说，这些人都完成了自己否定自己，只有经过否定，事物才能向前发展。可想而知，这种很不协调的声音将把坚守“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这块阵地的人，置身于多么尴尬的境地。
谈否定问题，不能不谈事物的因果关系。恩格斯指出：“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2页）当我们把否定、否定之否定当作一种现象的结果，那么，也就能从现象的运动中找到引起这种结果的原因。由于客观过程中各种现象的相互作用是错综复杂的，所以，原因和结果之间相互联系的情况也十分复杂，既有一因多果、同因异果的情况，也有一果多因、异因同果的情况。我们既要承认因果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又要承认因果联系的辩证性、多样性。对于像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的结果来说，往往是一果多因或异因同果。而“自己否定自己”只是“多因”或“异因”之中的一种原因，把它说成是唯一的原因，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把否定仅限于自我否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说不通的。但是，人们往往把“自我否定”和“自我发展”联系起来，甚至划上等号，就以为可以说得过去。笔者认为，这样做同样是说不通的。因为如果在它们之间划上等号，就等于说否定就是发展，任何事物一旦被否定，就是它在发展，否定越多发展就越多，否定的规模越大发展规模也就越大。这样也就等于说，要大发展需要大否定。如果在自然界，在人类社会，都照此办理，那么战争、瘟疫、森林大火都在为人类和自然界的大发展创造必要条件了，岂不荒谬？
要不要承认外力否定？
现行的哲学教科书在对待外力否定这个问题上，都是持排拒的态度，它们或者避而不谈，或者简单地斥之为形而上学的否定观。事实上，在实践中这个问题是没法回避的。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国在抗日战争期间伤亡的人数达3500多万，仅在南京，就有30万人被日军屠杀。尽管日本军国主义者至今仍在抹杀当年侵华的事实，在他们编写的教科书中，蓄意把“侵略”说成是所谓“进入”，企图将日本军国主义为实现侵占中国、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野心而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从历史中淡化，甚至灭迹。但是，他们这种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可是，当人们运用现行哲学教科书的否定观来分析上述现象时，却得不到这种否定观在这样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帮助，尤其是排斥外力否定的观点更是使人如坠五里雾之中。如果你排斥外部他力的否定，那么，在“二战”期间因惨遭日寇杀戮而伤亡的3500多万中国人，难道是“自我否定”了吗？如果否认外来力量对事物的否定所起的作用，那么，“侵略”和“进入”的区别则是微乎其微了。试问，当年侵华日寇的“铁蹄”踩死数以千万的无辜的同胞，在这惨绝人寰的大悲剧中，谁能无视外来侵略者的灭绝人性？谁能否认正是日寇把侵略战争的烈焰引入我中华大地，导致中华民族玉石俱焚、生灵涂炭？谁能说这种外来侵略的外在否定比起中国国土内部的内在否定来是微不足道的？
现行哲学教科书的否定观，只字不提或明确排斥外部力量引起的否定。这不仅在实践中造成很多自相矛盾的麻烦，而且在理论上也导致其自身缺乏普遍性和指导性。更令人不解的是，这种否定观还把外力否定的观点概括为形而上学的否定观，从而实际地否定了外力在辩证否定观中的地位和作用。
事实上，内在否定和外在否定都是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否定性质的范畴，外来力量对事物的否定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据日本共同社1995年6月8日报道，日本帝国主义军队1942年5月， 为了消灭中国抗日力量，在我国河北省定县北疃村使用毒气杀害了近1000名中国农民。这一史实是日本研究人员石切山在访问了北疃惨案的幸存者以及前日本军方人士后在一份报告中披露的。一位当时的民兵队长告诉石切山，日本兵向他们藏身的地下掩体投掷了毒气弹。当时掩体里的老人和孩子都受到了毒害。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在北疃惨案中，元凶是向中国农民投掷毒气弹的日本帝国军人，他们是在这个村庄使用毒气的来自异国的外来力量，他们也是把死亡强加给中国农民的一群野兽和恶魔。被日寇杀害的近1000名中国农民，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都是无辜的平民，他们的生存遭到外力的否定，这完全是日寇一手造成的。如果否认外力否定的作用，那将会对这历史事实作出令人无法理解的解释。
把承认外力否定说成是形而上学否定观，以是否承认外力否定作为划分辩证的或形而上学的否定观的标准，认为只有不承认外力否定才是辩证的否定观，都是脱离实际，过于武断的。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任何事物的否定都是内在否定和外在否定的统一，有所不同的是内在否定和外在否定所起的作用，并非半斤八两。这也可能会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把那些由内在否定占压倒优势的事物的否定，当成纯粹内力作用的结果。从而认为正确的否定观在于肯定内力否定的作用，而只有错误的否定观才对外力否定“情有独钟”，这样一来，就轻易地把这类否定观斥之为形而上学。笔者认为，划分辩证否定观和形而上学否定观的标准，并不在于是否承认外力否定，而在于是否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辩证否定观是以承认肯定和否定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为基础的，它必然反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而形而上学否定观则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它必然以为否定就是绝对否定，否定一切，肯定就是绝对肯定，肯定一切，形而上学否定观的根本错误就在这里。
当我们在议论内在否定和外在否定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对立统一规律中有一对与它们处于同一层次和紧密相关的范畴，这就是内因和外因。现行哲学的否定观尽量回避“外在否定”，甚至连“事物的否定都是内在否定和外在否定的统一”这样的辩证事实都不承认，可能是为了避嫌，避开“外因论”这个嫌。毛泽东早就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任何事物的发展，除了内部原因作用外，还要受外部原因的影响。只有把内因和外因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找到事物发展的真正原因。事物在外力作用下，通过事物内部矛盾斗争，终止了正常发展秩序的否定形式，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否定形式，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当然，外部力量的作用不管有多大，它毕竟只是一种条件，因此，根据客观事物发展的情况，承认外在否定的作用，这并不是“外因论”。只有把内在否定和外在否定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弄懂弄通事物的否定的真正意义。
凡是否定都有积极意义吗？
现行哲学教科书的否定观大都报“喜”不报“忧”，认为否定都有积极意义，而只字不谈否定的消极意义。就连举例子，也都是涉及社会更替、植物生长这类成长型、发展型的否定。在现行哲学教科书中，只讲否定就是新事物否定旧事物，认为唯有经过自我否定，事物才能向前发展，否定就是发展的环节，否定就是联系的环节。其实，由于事物的否定纷繁复杂，其中确是有一类否定，有如新生儿告别胚胎那样，是好的否定，善的否定，对人类有益的否定，有积极意义的否定。但也有一类否定，是坏的否定，恶的否定，有消极意义的否定，给人类造成祸害的否定。所以说，辩证的否定观应该不回避坏的否定，应该鼓励深入探索各种类型的否定，应该既报喜（指好的否定）又报忧（指坏的否定），承认否定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并存。
事物的否定现象是客观世界普遍的现象，否定的形式和结果又是千差万别，大量的否定结果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人类和社会，这就要求对各种不同的否定有个道德评价。而道德评价最根本的是对评价对象进行善恶评判。笔者认为，正如上面从否定的动力层次来区分，可以区分出内在否定和外在否定一样，从否定对于人类和社会的影响来区分，就可区分出善的否定和恶的否定。在道德评价中，善和恶是判断道德行为价值的最一般的标准。善恶作为一种道德评价，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总是同人们的利益相联系的。在我国现阶段，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就是善，反之就是恶。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有利”标准，就是区分善恶的根本标准。判断否定的善恶的标准也就是这“三有利”，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给事物的否定以善恶的判断和区分，有助于辩证的否定观从抽象的理论“课堂”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也可使辩证的否定观经过实际生活的“扬弃”、拍打身上的灰尘而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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