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林[1]2000年在《《下岗与失业：中国特色的失为现象探讨》》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描述现状，第二部分分析原因，第三部分指出对策。 一、失业下岗问题的现状扫描。失业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在规定的年龄内，愿意工作而没有工作，并正在寻找工作的状态。现在以至今后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失业问题将长期困扰我们。相对地说，目前我国下岗失业人口存在着中青年多、女性多、低学历者多、工商饮食业多、东部地区多、素质低、失业周期延长的特点。失业现象大量存在，不仅会加剧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而且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造就了新一轮的贫困人口，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 二、下岗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导致职工下岗失业的，既有社会层面上的原因，又有自身素质方面的原因。从社会层面上看，有劳动力的供需失衡、劳动就业制度和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周期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从自身素质方面看，主要是劳动者素质低下、就业观念陈旧。 三、下岗失业问题的对策探讨。为解决下岗失业问题，可采取以下五个方面的建议与对策，即明确指导思想——重新认识就业与失业，确立合理充分就业的就业目标；指明根本途径——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理出根本思路——建立新的劳动就业制度，实现劳动力的市场就业；实现多向分流——全方位解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减缓就业压力——妥善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减少对下岗失业人员就业的冲击。
刘倩[2]2011年在《宁夏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我国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大量的农民从农业生产转移出来并进入城镇就业，日益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随着宁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宁夏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一些保护农民工权益政策的出台，农民工的境况得到了改善，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如工作环境差、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就业中遭受歧视和不平等对待等。本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运用相关经济学理论，结合国家统计局宁夏调查总队的统计资料以及笔者对部分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宁夏农民工就业问题作以详细分析。希望通过自己的分析，发掘出新时期宁夏农民工就业的新问题，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信息支持和理论指导。在分析宁夏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同时，笔者也总结了国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经验及其教训，探讨了解决宁夏农民工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和措施，提出完善政府就业服务体系，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加强农民工就业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建立畅通的投诉渠道；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企业应完善用工机制，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同时全社会加强对农民工维权的舆论监督，成立专门的农民工维权机构；农民工自身也要积极搜寻就业信息，树立维权意识，树立学习意识，不同层面协调配合，对解决宁夏农民工就业问题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
张鹃[3]2013年在《发展成果共享执政理念下反城市贫困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问题被联合国确定为社会发展问题的三大主题之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扶贫开发”政策主要针对农村进行,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城市中却分化出一个规模庞大、数量众多的贫困人口群体。城市贫困群体不仅物质生活水平低下,而且精神生活贫乏,失落感和消极情绪与日俱增,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处理不好极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因此对中国城市贫困状况包括贫困群体生活状况、社会特征、造成贫困原因以及中国目前反城市贫困现状应予以极大的关注和采取有效措施去解决。本文中的反城市贫困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结构调整,国企改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等引起的城市贫困问题的治理。现阶段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与其他国家相比,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工业化阶段,因此目前的贫困问题具有更大的复杂性。新形势下有必要对反城市贫困政策的指导思想、方法和内容进行深入反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改革发展成果凸显,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也在发生变化,改革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已是全党达成共识的执政理念。2013年3月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明确提出要让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这标志着发展成果共享这一执政理念的具化。发展成果共享不仅仅是在分配领域使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更需要在发展方式上向共享式发展转变,使全体人民不仅享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利益,更能享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从根本上摆脱城市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铺开论述：第一部分,文章首先从城市贫困概念的界定包括贫困群体的构成及规模、城市贫困的表现及成因分析、反城市贫困现状三个方面全面分析我国目前的贫困情况以及反城市贫困的进程,初步分析造成反城市贫困存在问题的原因,明确提出问题。第二部分,理论分析。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明确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反城市贫困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文章在第二部分首先从马克思经典、中共领导人关于共享理论的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三个方面分析了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的理论基础,其次,论述反城市贫困与共享发展成果的辩证关系：最后,借鉴世界反城市贫困问题的经验,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关于共享式发展理念的分析与实践。第三部分,提出对策。夯实物质基础,转变经济增长从共享式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出发,在对政策参与、分配制度、就业体系、福利制度等进行完善的基础上,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反城市贫困体系,提升城市贫困群体的自身能力；从发展到治理,从外因到内因整个过程都运用发展成果共享理念指导反城市贫困。
禤文昊[4]2011年在《东莞村镇非正规租赁住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代我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住房挑战，也催生了一种遍及“城中村”和“小城镇”、充满争议的住房供给机制——村镇非正规租赁住房。无论从完善中国住房研究的学术角度还是为相关住房政策问题服务的现实角度，都有必要把握其特质，研判其发展能力及局限。论文选取了村镇非正规租赁住房发展最为自由充分的东莞为案例进行研究。由于当代住房制度设计忽视了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租房需求的发展，宅基地制度、征地制度设置也不够合理，在城镇租赁住房供需失衡、村镇土地规管失控的背景下，村镇非正规租赁住房的产生可谓必然。在“世界工厂”东莞，数百万外来农民工直接流入当地村镇，其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仅凭工厂集体宿舍根本无法解决。应运而生的村镇非正规租赁住房，不但达成了相关各方的多赢，融入了东莞以外源外向型产业为支柱的发展模式，还在实践中发展出一套由村集体规划供地、农户建屋出租、二手房东承包经营、政府部门管理并征税的市场化供给机制，实现了从被动供给到主动供给，从机会主义到规范运作的蜕变。事实表明，这样一种供给机制无论在硬件还是软件方面都尽可能地迎合了以外来农民工为主的租客的需求特点，也不断提升着行业自身的专业化程度和效率。然而随着“民工荒”以来大环境的变化，村镇非正规租赁住房开始陷入过剩，各种问题也日益凸显：它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路径依赖，派生的食利恶劳、藏污纳垢等社会积弊，以及对土地空间等资源的严重浪费，都阻碍着东莞的产业转型升级，透支着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论文基于东莞案例认为：由于土地住房所有权高度分散，村镇非正规租赁住房具有激烈竞争的本性。只要政府能够有效管理营造良好竞争环境，它就能释放出强大的自发改进能力；但由于村民过度依赖以地生财而农民工消费能力意愿低下，它也隐含着供给过剩常态化的局限。本质上，相对安全的“村产权”使村镇非正规租赁住房有动力为租客提供比典型非法搭建好得多的居住条件；而失地村民以保障生计为底线的“小农性”意味着他们能接受比一般私房租赁经营者更低的租金水平。综合来看，村镇非正规租赁住房比公共住房更适合作为现阶段农民工住房的主要供给机制，但必须采取措施防治严重过剩。建议以适当方式将其纳入城乡规划进行控制，同时尽快取消集体宿舍配建制度，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马晓野[5]2013年在《绥芬河市社区党建模式发展探究》文中认为社区是国家与社会的接口，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阵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社区可以说是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各类矛盾的“聚焦点”。社区党建是执政党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出发所采取的加强党在基层基础工作的新举措，是党在社区工作的基础，因此，当今社会社区党建显得尤为重要。在新的形势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核心作用，探索与时俱进的社区党建模式，促进社区建设及社会管理、社会建设成为最现实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绥芬河社区党建模式的实地调查和大量的翻阅资料，在借鉴其它地区社区党建模式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分析对比，在认清了绥芬河社区党建模式的取得经验和成果的同时，也清醒了看到了绥芬河市社区党建工作未来发展的优势及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逻辑观点和主张。
王利文[6]2011年在《新时期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问题的对策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国正面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2010年流动人口达2.21亿人,“80后”正逐步成为主体,且人口流动与分布呈现新的变动趋势。由于流入地、流出地比较利益的差别及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进步注入新的活力,促进了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极大地刺激了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发展,推动了中、小城镇的进程；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合理、有效的引导,我国的人口流动失衡,也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种种弊端,造成社会的无序发展、人力资源及社会资源的的极度浪费,农村流动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除了是流动人口自身的素质欠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二元”的经济、制度体制造成农村人口在城市的社会保障缺失,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人口的理性流动。因此采取措施解决我国人口流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保障流动人口的权益成为一道亟待破解的时代命题。本文认为,在解决人口流动问题方面,我国必须采取措施,调整城乡“二元”制度和社会保障体制,解除户籍制度的藩篱,加强流动人口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保障,同时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重点发展小城镇,引导人口的合理流动。
龙海明[7]2007年在《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运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消费信贷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服务方式,其产生源于金融机构的盈利动机与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博弈结果。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经济逐渐由“短缺”转向“过剩”,进入需求约束阶段,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深化发展的羁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促进了消费需求的扩张和消费结构的转换。这些,都从客观上产生了对发展消费信贷的迫切要求。可以说,消费信贷是作为扩大内需、刺激居民消费、提高最终消费率的政策手段在我国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政策推动的特征;消费信贷在我国的运行,是外部环境逼迫的结果。由于我国消费信贷业务的经营主体是商业银行,因此,对消费信贷运行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商业银行。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运行是建立在消费信贷需求、供给以及消费信贷的经济增长效应等相关理论基础之上的。消费信贷需求是一种引致需求,包括总量需求和结构需求。消费信贷总量需求主要受居民预期的影响,而结构需求则更多地受制于其他因素,当居民存在潜在的消费需求,同时又面临流动性约束时,会产生通过借贷来缓解流动性约束的需求,即产生对消费信贷的需求。消费信贷的供给则取决于银行经营管理的理念和水平,可以通过消费信贷微观供给原理来阐释。消费信贷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费信贷刺激消费并通过消费的增加和消费的乘数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二是消费的功能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和人力资本投资,消费信贷使消费提前实现有利于提高当期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实现经济以更高的增长率增长。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运行特点和发展规律,与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及其变化密切相关。经过近10年的高速增长,在初步完成了粗放式的市场扩张和量的积聚之后,必将进入新的以集约化经营为特征的深化发展阶段。面对消费信贷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要实现这一根本性的转化,关键在于如何有效突破目前阻碍消费信贷业务深化发展的制度瓶颈,建立起适合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特点的消费信贷运行机制。包括消费信贷业务营销机制和业务创新机制;消费信贷业务定价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消费信贷业务信用评价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建立高效的消费信贷业务营销机制是商业银行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提高经营效益的客观要求。一方面,商业银行通过消费信贷业务营销机制的有效运作,使更多的消费者接受和购买其消费信贷服务,从广度上实现消费信贷的规模扩张;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通过消费信贷营销机制的有效运作,向广大消费者推销各种创新型的消费信贷业务,使更多类型的消费信贷业务为消费者所接受,从深度上实现消费信贷的规模扩张。消费信贷营销属于服务营销的范畴,其核心是银行应通过取得顾客的满意和忠诚来促成相互有利的交换,谋求建立长久的服务关系,最终形成稳定的利润来源并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的经营取向和经营环境,加强营销团队建设和营销手段设计,明确市场细分与定位,确定自身经营消费信贷业务的总体规划,采取有针对性的消费信贷营销策略,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消费信贷服务,以求获得最好的营销效果。建立科学的消费信贷业务绩效评价机制是商业银行提高消费信贷业务经营效益的必要条件。应坚持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原则,依据“三性”平衡原理,围绕利润最大化这一主题,体现消费信贷业务的成长性,构建一套系统科学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各指标的特点和性质,在对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的基础上,建立起合理的绩效评分模型,并以此为手段,对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经营效益和经营者业绩进行评价,引导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经营,提升盈利能力。应坚持短期经营目标与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原则,对消费信贷进行绩效评价,必须体现消费信贷的短期经营目标和长期发展战略,确保消费信贷能稳定地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建立合理的消费信贷业务定价机制是商业银行有效提高消费信贷业务经营效益和合理补偿消费信贷业务风险的重要前提。消费贷款定价是一个在动态环境下运行的系统工程,通过制定合理的定价机制对消费信贷业务进行科学定价,实现对消费信贷业务的风险覆盖和消化,做到在市场竞争力和业务利润率之间求得均衡。从我国商业银行开展消费信贷业务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做出两种选择:一是以信用评级为基础,利用我国商业银行在长期信贷业务中积累的历史数据,利用不同等级间的动态迁移矩阵,建立起消费贷款模型,通过科学定价,以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匹配。二是将现代资本市场中的期权定价原理引入到消费贷款定价中,充分考虑消费贷款利率、抵押率与违约概率之间的定量关系,建立起贷款定价模型,更合理地解决消费贷款定价的风险补偿问题。建立健全的消费信贷业务信用评价机制是商业银行预防消费信贷业务风险、保障消费信贷资金安全的基础工作。必须对消费者的信用状况进行科学评价,在此基础上作出合理的消费信贷业务经营决策。事实上,商业银行在经营消费信贷业务时,由于与消费者在信息获取上的不对称,容易导致消费信贷市场上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发生。通过浮动利率博弈模型可以客观分析信息不对称对消费信贷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效率的影响;通过消费信贷业务信用评价机制的有效运作,可以对消费者的信用纪录、信用能力和信用风险作出全面的分析,得出科学的消费者信用评价结论,并以此为依据决定是否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贷服务和以何种方式、何种附加条件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贷服务,保障消费信贷业务经营的安全性。建立灵敏的消费信贷业务风险管理机制是我国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战略选择。消费信贷风险管理是消费信贷业务运作管理的核心。其内容包括风险因素识别和风险信号采集、风险预警、风险防范和控制等环节。由于消费信贷风险暴露具有一定的时滞性、风险变化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加强风险意识,提高风险管理技术水平,科学量化和有效控制信贷风险,建立起消费信贷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就成为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紧迫任务。通过利用VaR方法和建立预期违约概率模型来度量消费信贷风险损失、计算消费信贷业务的非意愿性预期违约率,可以达到有效控制风险的目的。建立完善的消费信贷业务创新机制是商业银行实现消费信贷业务规模快速扩张和“又快又好发展”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完善的消费信贷业务创新机制是商业银行参与消费信贷市场竞争、在既有消费信贷市场上实现业务规模扩张的需要;另一方面,完善的消费信贷业务创新机制是商业银行拓展消费信贷新兴市场的需要。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制度安排,强化银保联动,真正实现消费信贷产品研发、业务流程、运作方式等方面的创新。
参考文献：
[1]. 《下岗与失业：中国特色的失为现象探讨》[D]. 徐松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00
[2]. 宁夏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D]. 刘倩. 西安科技大学. 2011
[3]. 发展成果共享执政理念下反城市贫困问题研究[D]. 张鹃. 首都师范大学. 2013
[4]. 东莞村镇非正规租赁住房研究[D]. 禤文昊. 清华大学. 2011
[5]. 绥芬河市社区党建模式发展探究[D]. 马晓野. 黑龙江大学. 2013
[6]. 新时期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问题的对策分析[D]. 王利文. 湖北大学. 2011
[7]. 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运行机制研究[D]. 龙海明.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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