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淮海平原农区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方式选择及其环境影响——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曲周县论文,河北省论文,为例论文,农户论文,不同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037(2004)01-0001-11
随着人口增加与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的压力越来越大，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土地资源的状况与管理。土地质量及其变化除了受地形、地貌、气候等大尺度因子影响外，还受农户行为的影响。在某个区域范围内，如果其地形、气候条件差异不大时，农户行为是土地质量状况及其变化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户生产决策（实质上是土地利用行为）是根据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价格变动做出的，它以农户自身可能获得的经济效益为依据[1]。其生产决策对土地质量的影响主要通过土地利用方式选择和经营投入行为，对土地质量和环境发生影响。
1 数据资料
本文以黄淮海平原集约化农业区县——曲周县为例（曲周县位于河北省邯郸地区的东北部，为黑龙港地区上游，该区土地利用呈现出农业人口多、土地复种指数高、农业投入大、综合产出率低等特点。2000年，曲周县总人口达
人，其中乡镇农业人口为
人，占总人口的94.38%，是全国平均农业人口比重的1.37倍；土地复种指数为1.65，第一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的比例高达69%，与之相比，全国的第一产值比为38%，具有典型的集约化农区特点），以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曲周县1980年土壤普查数据、1999年179个地下水位观测井观测数据和1999～2000年76个土壤质量调查点数据（调查点选取结合了曲周县1980年土壤普查资料，同时考虑土种分布均匀性，尽量靠近原普查主剖面点采用挖掘典型剖面或设置农化样点），对曲周县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方式选择及其环境影响进行分析。
农户数据是57个村、550户农户、2894块地块（其中845块地块有空间地理坐标）的农户土地利用和投入产出数据。包括：2000年在曲周进行调查获得的46个村172个农户的1999年度投入产出数据，1999年进行调查的21个村210个农户的1998、1997年度数据，以及1996年进行调查的17个村，168个农卢的1995、1994年度数据。
农户调查取样均采用分层等距随机抽样方法，选择调查村是在农业生态分区（根据曲周县的资源状况、土地利用生态、生产条件与经营规模、生产种植结构、生产经济水平等方面的指标，以342个行政村为最小分类单元，进行聚类分区）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以随机等距方法进行抽取的。而调查农户是按随机原则在抽取的样本村内抽取的，调查中采用问卷访谈调查办法对户主进行调查。
2 农户尺度土地利用现状
土地利用方式是人们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与土地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构成的人与土地之间社会、经济、生态的相互关系。农户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是指农户农业生产中，地块尺度上种植制度的选择、资源利用和生产投入。
曲周县农户的土地利用方式是以小麦—玉米为主（1994、1995、1997和1999年小麦—玉米利用方式比例分别为43.99%、45.98%、72.75%和58.17%），同时辅以小麦—谷子、小麦—棉花、小麦—大豆、小麦—花生、春播棉、果树、蔬菜等种植方式，另外也有少部分其他单茬作物种植和其他复种、间作方式（这里归并为其他）。在施肥上，许多农户确定施肥量的方法主要是根据经验、习惯或看周围农户，在同一村内，农户之间在同样的土地利用方式上物质投入差异不大，所以有必要分析农户土地利用方式选择对土地质量与环境的影响。
影响农户种植选择的影响因素中，价格因素是主要的钵会经济因素（如：小麦种植面积比受上年小麦价格指数的影响很大），同时，商品率越高的农产品，种植面积对价格的弹性越大[2]，这表明农民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是理性的。总体水平上，某种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将使其播种面积增加；然而针对个体农户，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造成农户生产目标和土地利用方式选择比例上有所差异。
3 农户土地利用方式选择
3.1 不同农户类型土地利用方式选择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农户仍具有小农应有的特征，即其生产是处于半自给与半商业化阶段，农户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除受到其自身生活需求及资源限制外，还受社会经济、市场环境和政府政策影响[3]。农户的经济基础还很脆弱，温饱问题刚刚得到解决。这些制约条件决定了农户在安排家庭生产经营活动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得基本的生活用品，保证基本的生活需求。此外，国家出于对一定农产品的宏观调控目的，目前对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仍保留了定购制度，农户完成国家的定购任务和农业税，也是进行生产经营的起码条件，因而维持家庭基本生活需求、完成国家任务，就成为农户农业生产的基本选择[4]。
在20多年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农户之间逐渐分化为不同类型的农户，由于其资源禀赋不一样，他们所采用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利用后果有所差异[1]。在农户土地利用方式选择多因素变量方差分析中，用SPSS软件调用MANOVA过程，分析农户兼业类型、土地经营规模、收入水平及劳动者素质等，对土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影响。方差分析结果中，F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均小于0.01，说明农户类型对其土地利用选择有显著性差异。
3.1.1 由兼业引起的差异性
以从业人员的主要劳动投向为准，将农户分为纯农业户（家庭劳力以经营农业为主的纯农业户）、农业兼业户（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业、但农业劳力投入多的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投入非农业劳力多的非农兼业户）和非农业户（家庭劳力全部以非农业为主业）[5～7]。调查数字显示，家庭劳动力都以经营农业为主的纯农业户占总数的55%；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业、但从事农业占多数的农业兼业户也占30%；而从事非农业占多数劳动力的非农兼业户占13%；家庭劳动力全部从事非农业生产，同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农业生产的农业户占2%。从1995到1999年，农户劳动投向逐渐由纯农业转向以外出打工为主的农业兼业类型。
不同类型农户由于其主要劳动投向的差异和自然、经济环境、自身经济实力、生产经营目标的差异，以及劳动时间总量的约束，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地块土地利用方式选择上有很大的不同，农户非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与其土地利用方式选择面积比有一定关系（图1）。纯农业户的土地利用方式选择上具有多元化的特征，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农业以外的其他收入来源，造成农产品价格波动对他们收入影响的风险很大，为了减少这种风险，他们采取多元化种植的结构。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兼业户由于经济意识加强和时间约束，往往选择经济效益高、耗时少的种植方式，这对非农业兼业农户更加突出。而非农业户土地利用方式选择上，倾向于以满足自身生活需要来安排农业生产，即以小麦—玉米为主，其余大部分耕地用于蔬菜种植。
图1 不同类型农户及非农收入比例对农户土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影响
Fig.1 The effectiveness of farm household type on the choice of land use type
3.1.2 由收入水平引起的差异性
收入是资金积累的前提，也是影响农户消费和投入的主要因素。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农户投入能力的大小，同时，农户不同收入水平及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投资的机会成本不尽相同，决定了其投资行为也有差别。在土地利用方式选择上，农户收入水平的高低也有较大的差别（图2a）。
曲周县大部分农户刚刚解决温饱问题（49%的农户人均收入为1000～2000元/年），还有19%的农户处于贫困状态，他们的生产一般是自给自足的生产类型，采用多元化种植；而大部分高收入农户趋于商品化生产，在较大面积选择小麦—玉米方式后，选择经济效益较高的春播棉种植。
3.1.3 由文化素质引起的差异性
文化素质一般指劳动者接受文化的程度，它是掌握间接经验的前提，也是提高劳动者技术素质的基础。曲周县农户文化素质总体水平偏低，平均受教育年数为5.95年。其中34%的农户具有小学文化水平，52%具有初中文化水平，文盲半文盲占4%。
图2 收入水平及农户素质对农户土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影响
Fig.2 The effectiveness of income and education on the choice of land use type
农户受教育程度高低将影响其搜集信息，接受、采用新技术的能力，具体体现在土地利用方式选择和技术物质投入。调查发现，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户在土地利用选择上有较大差异（图2b），主要体现在：文化程度越高，小麦—玉米方式的面积比例越大。主效应方差分析也表明：农户文化程度对小麦—玉米、小麦—大豆、小麦—蔬菜和春播棉种植面积比的影响有显著性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农户文化程度的差异引起其技术上的差异以及其在非农业生产中就业能力的差异。
3.1.4 由生产规模引起的差异性
土地是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户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得基本的生活用品，保证基本的生活需求。曲周县农户耕地面积比较有限，户均经营耕地面积为0.69
，人均耕地资源只有0.14，单位劳动力经营耕地面积为0.25。41%的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为0.067～0.13，43%的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为0.13～0.2。
主效应方差分析显示，人均耕地面积对小麦—棉花、两茬蔬菜、小麦—大豆等土地利用方式面积比有极显著差异，对小麦—玉米、春播棉有显著差异；单位劳动力经营耕地面积对两茬蔬菜、小麦—花生、小麦—蔬菜有极显著差异，对春播棉有显著差异（图3）。
图3 经营规模对农户土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影响
Fig.3 The effectiveness of land size on the choice of land use type
农户人均耕地面积越小，小麦—玉米和蔬菜等方式的面积比例越大；人均耕地面积越大，春播棉、小麦—大豆等方式的面积比例越大。从农户心理上看，这主要由于农户把小麦作为基本口粮，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因此，在土地利用方式选择上要种足够的小麦，然后再考虑其他作物种植。
单位劳动力经营耕地面积对农户土地利用方式选择比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单位劳动力经营耕地面积越大，蔬菜种植面积越小，小麦—棉花、小麦—大豆等方式比例越大。
3.2 地块尺度农户土地利用方式选择
影响农户地块尺度土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原因很多，在地块尺度土地利用方式选择多因素变量方差分析中，灌溉条件、土壤质地、地块大小和地块离家距离等，对其土地利用方式选择影响的F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均小于0.01，说明这些因素对农户地块尺度土地利用选择有显著性差异（图4）。
图4 地块土地质量对农户土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影响
Fig.4 The effectiveness of land quality of plot on the choice of land use type at plot level
地块的灌溉条件对农户在地块水平上土地利用方式选择影响较大，农户一般把蔬菜种植安排在水利条件较好的耕地上，而把小麦—谷子、小麦—大豆、春播棉等安排在水利条件较差的土地上。根据土壤质地划分看，大部分农户把小麦—玉米利用方式安排在沙土、粘壤土的比例最大，而把小麦—棉花利用方式安排在粘壤土、粘土上。大多农户将较大的地块安排小麦—玉米、小麦—棉花种植，而将两茬蔬菜、小麦—蔬菜安排在面积较小的地块上；同时将蔬菜种在离家较近的地块，离家距离小于100m的地块上，农户很少安排小麦—谷子、小麦—大豆、小麦—棉花和果树种植。
综合来看，由于影响农户土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因素很多，在土地利用方式选择时，不同农户有不同的考虑。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机制正逐步成为农户农业生产活动中资源配置的调节手段[4]。农户生产的半自给与半商业化的特性决定了农户的土地利用方式选择，既要受到农户自身生活需求及资源限制，还受社会经济、市场环境和政府政策影响。维持家庭基本生活需求、完成国家任务，就成为农户土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基本判断标准。另外，由于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和获取信息的差异也会影响农户的生产决策，这与农户的文化水平差异等有一定联系。
4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选择对环境的影响
土地质量变化固然有自然因素变化的因素，但其变化与人类在土地利用过程中的活动不无关系。根据曲周县1980年土壤普查资料、1999年地下水位观测点观测数据和1999～2000年土壤质量调查点数据，以及2000年在曲周县农户745个地块的调查情况，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进行空间计算，得到各地块的土地利用方式以及各地块的土壤质量变化和环境情况（包括土壤全氮含量变化、土壤速效钾含量变化、地下水硝态氮含量、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土壤速效磷含量变化、地下水位变化、地下水电导率等）[8]。
用SPSS软件的Multivariate命令调用MANOVA过程，进行多因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探讨不同土地利用方式选择对包括土壤全氮含量变化、土壤速效钾含量变化、地下水硝态氮含量、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土壤速效磷含量变化、地下水位变化、地下水电导率等影响的显著性差异情况。从多元方差分析表（表1）可以看出，无论那种检验方法，F检验的显著检验概率（Sig.值）均小于0.01，可以得出结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地质量变化及环境的影响有显著性差异。
表1 农户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地质量变化与环境影响的多变量检验表
Table 1 Multivariate tests of effectiveness of farm land use type on land quality
从土地利用方式方差分析表（表2）F检验的显著检验概率（Sig.值）看出，土壤速效磷含量变化、地下水电导率的显著性概率大于0.05，显示土壤速效磷含量变化、地下水电导率在各种土地利用类型无显著性差异。土壤速效钾含量变化的Sig值大于0.01，而小于0.05，说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土壤速效钾含量变化的影响，在0.05水平显著，在0.01水平不显著。其他各项的Sig.值均小于0.01，表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土壤全氮含量变化、地下水硝态氮含量、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地下水位变化的影响有显著性差异。可见，不同土地利用方式选择对土地质量变化和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差异主要由于不同作物间的肥料投入、水资源利用和秸秆处理造成的。
表2 方差分析表
Table 2 Table of variance analysis
4.1 施肥及其环境影响
由于农户土地利用方式的差异，以及农户在土地上肥料投入、秸秆还田的不同，造成了投入产出的差异，这些差异与土壤全氮、速效钾含量，土壤有机质含量等的变化量以及地下水硝酸盐含量有一定的直接影响关系。
4.1.1 农户地块水平养分、有机质平衡
在作物生产中，作物对氮、磷、钾等营养元素有较大的需要量，土壤供肥不足就要求农户施用化肥，但肥料施用过量，会造成肥料利用率低、损失量大。同时，还会引起地下水硝态氮积累和毒害等环境污染问题。在土地利用方式选择分析中，选取N、P、K养分平衡等指标，来分析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根据农户不同土地利用方式选择类型，计算地块年度内养分及有机质平衡情况。总体上看，农户生产中养分N、P的投入量有大的富余，养分钾和有机质有较大亏缺，同时，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养分及有机质平衡差异很大，并且年际间波动较大（图5）。
注：N/P/K平衡=N/P/K投入-N/P/K产出；N/P/K投入=有机肥（厩肥＋秸秆）N/P/K投入＋无机肥N/P/K投入＋灌溉N/P/K投入＋降雨N/P/K投入＋种子N/P/K投入＋生物固氮；N/P/K产出=籽粒N/P/K产出＋秸秆N/P/K产出＋N/P/K损失；有机质平衡＝有机质腐殖化量－有机质矿化量。
图5 农户不同土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养分平衡
Fig.5 Nutrient balance and SOM balance of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养分平衡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农户在不同作物间的肥料投入有较大差异。如：农户对果树、蔬菜的氮肥、磷肥的投入量都很大，果树的氮肥、磷肥投入量达398和550kg/，蔬菜的氮肥、磷肥投入量为326和123kg/；小麦的氮肥、磷肥投入量达到286和176kg/；而农户在谷子、大豆、花生等作物的肥料投入量较少。
有机质平衡的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农户在不同土地利用方式选择中，有机肥的投入有很大的差异，如：农产在蔬菜种植中施大量的有机肥；另一方面，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在秸秆还田上有所不同，小麦、玉米秸秆还田的农户的比例分别为48.79%和21.58%，而其他作物秸秆基本上不还田。
4.1.2 环境污染
施用肥料对环境的影响主要在大气、水体和土壤几个方面，尤其是氮肥，氮肥造成环境问题主要是大量不合理施肥对土壤及作物的污染及硝酸盐的淋失对地下水的污染。影响地下水硝态氮含量的因素很多，其中过量使用化肥是重要因素[9]。曲周的中西部硝酸盐含量远高于其他部位，其最高值达36.28mg/kg，这与该地区农户大面积种植蔬菜，施用过量氮肥有关。另外，化肥中含有重金属、放射性物质及其他有害成分，在土壤中累积使土壤板结，物理性质恶化；大量施用磷肥的区域地下水中重金属镉的浓度明显上升，并已开始危害人体健康。
4.2 农药、除草剂施用分析
化学药剂防治是目前防治农作物病、虫、鼠害和杂草滋生的主要手段，是夺取农业丰收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对保护农作物生长和保障农业持续稳定地增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化学农药施用也会对农业环境和农副产品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施用不当时后果尤为严重。农药对环境的危害与农药的数量、有效成分、毒性及残留期有关。分析中，引用Jansen[10]等提出的公式来计算农药指数，以分析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环境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各种土地利用方式之间在农药、除草剂的投入量和施用次数上，有较大差异（表3），春播棉、小麦—棉花、蔬菜、果树的农药施用量大，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破坏。从1998到1999年，大部分土地利用方式的单位面积农药、除草剂的农药指数增加，这可能与曲周县种植结构比较单一和生物多样性差造成病虫害区域比较严重有关。其中，蔬菜的农药投入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果树的农药指数大幅度下降；棉花种植上，由于抗虫棉的推广，农药使用量有所降低，使小麦—棉花、春播棉的农药指数有所下降；其他土地利用方式选择方式的农药指数由于农药、除草剂施用量的增加而增加。
表3 农户各种土地利用方式农药指数
Table 3 Pesticide indictor of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4.3 地膜覆盖栽培与环境污染
在春播棉、春茬蔬菜的种植中，大多采用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由于大部分农户使用普通膜和薄型透明膜，而这些地膜无强度，极易形成碎片，难拾检，造成大多残膜残留在田间。这些残膜难以分解，不但给耕作带来困难，而且阻塞土壤孔隙，破坏土壤结构，造成环境污染和引起作物减产。
4.4 水资源利用
各类土地利用方式在水资源利用上的差异（表4）表现在：①各种土地利用方式用水量的差异（由于90%以上农户灌溉是大水漫灌，其差异主要体现在灌溉次数上），两茬蔬菜、小麦—蔬菜需水量大；②不同水源利用不同；③咸水、微咸水比例不同。
表4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水资源利用
Table 4 Water recourse use of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由于水资源的限制，部分地区主要采用咸水、微咸水灌溉。调查中发现，农户用咸水、微咸水灌溉时，很少进行咸淡轮灌或咸淡水混灌，这种情况的延续可能会造成次生盐碱化。
农户的不持续土地利用方式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常亦是不可逆转的，是导致人类生存所需要的基本的自然资源损失的一个过程。可持续土地利用(SLU)的概念集中于下列两个伦理原理：第一，生态过程和土地资源的稳定性（生态可持续性）保护；第二，与土地使用者有关的土地生产力维持与发展[11]。因此，可以根据良好的土地管护的行动原理（确保植被覆盖、保持良好的土壤结构、具有合适的径流、良好的有机物、支持积极的休闲制度等），进一步制定可持续土地利用的行动：①确保良好的土地管护；②增加生产质量；③保证协调的土壤结构；④控制侵蚀；⑤适当的作物系统；⑥确保适当的耕作制度；⑦使养分循环起积极的作用[11]。具体到农户的土地利用方式决策时，就要选择增加秸秆还田、尽量减少深层地下水的使用、减少农药施用等环境友好的土地利用方式。而这些需要国家经济手段和政策法规等方面对农户农业生产进行有效引导，使其既兼顾农民自身的发展要求，同时又能保证土地的持续利用。
5 结论与讨论
农户已成为广大农村投资、经营与生产等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农户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它的生产与消费行为，以及资金、技术与劳动力等的供给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的关系。农户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在进行土地利用方式选择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得基本的生活用品，保证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土地利用的环境影响近期内可能对其利益影响不大。所以，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一般没有考虑土地利用的环境影响。这使得农户的各类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非持续性特征，从而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不相协调[12]。因此，要实现我国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必须先分析农户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探索实现农户尺度土地持续利用的途径。
影响农户土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原因很多，其文化素质、兼业情况、土地经营规模、收入水平等的差异，是影响农户各种土地利用方式面积比例不同的主要原因。而土地质量、灌溉条件、土壤质地、地块大小、地块离家距离等对农户地块尺度土地利用方式选择有较大影响。由于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差异，以及不同土地利用肥料投入、水资源利用和秸秆处理等的不同，造成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对土壤全氮含量、速效钾含量、土壤有机质含量、地下水硝态氮含量、土壤地下水位等土地质量和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
可见，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实现，必须从农户尺度入手。一方面，通过加强基础教育提高农户文化素质，同时，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和科技示范工作，引导农户采用持续性土地利用方式和合理施肥等；另一方面，运用经济手段和政策法规促使农户进行持续性土地利用。
收稿日期：2003-06-07；修订日期：2003-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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