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敬青[1]2001年在《关于林彪集团问题的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71年爆发的被一些人视为“中国政治之谜”、“亚洲最大谜团之一”的“九一叁”事件，再过几个月就是整整30年了。多年来人们一直在不懈地探索这一历史之谜。应该说，批林的文件和资料，特别是“两案”审判（指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己经基本上揭开了谜底。但一些人仍在不断地提出问题，又把一些问题带进了新的世纪。本文旨在对林彪集团问题进行再研究：追溯林彪从革命功臣到反革命叛国者蜕变的轨迹；考察林彪集团的组成及其形成发展过程；对九届二中全会和“九一叁”事件进行再探析；分析毛泽乐与林彪的关系、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关系；并对在国内外引起较大争议的若干史实进行辨析；总结林彪现象及其经验教训。 本文由导言和正文六章组成。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从国内外的主要着述、我国党史界研究现状、当前如何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等叁个方面作一概述。 第二章 林彪蜕变的轨迹剖析。以历史进程为基本线索，追溯林彪从革命功臣到反革命叛国者蜕变的轨迹，解析林彪蜕变的原因。 第叁章 林彪集团的形成。首先从林彪与黄吴李邱的勾结、叶群在林彪集团中的作用、林立果及其小舰队的角度对林彪集团的组成部分作横向的解剖。其次，对林彪集团的形成过程作了纵向考察，由于这一过程错综复杂，本文抓住一条主线，即林彪集团是在打击排斥异己的一连串事件中形成的，其基本活动组织就是军委办事组和大小舰队，这样林彪集团形成发展的几个阶段就明朗化了。据此，将这一过程分为五个阶段。 第四章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集团由盛到衰的一个转折点。会上，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本章分析了毛泽东选择林彪作为他的接班人原因，以及他们的分歧之所在；并对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勾结特点及其矛盾作了考察。林彪为何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林彪是否想当国家主席？这也是多年来社会上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两个问题，本章力求作出合理的解释． 第五章“九一叁”事件与林彪集团的覆灭．本章有叁个组成部分：一是着重探讨林彪集团失败的历史必然性．它主要表现在叁个方面：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林彪集团本身外强小干、色厉内在的特点；256号飞机坠毁的技术上的原因．二是分析了“九一叁”事件后国内政局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人民群众开始觉醒；毛泽东对“文化人革命”的政策进行了局部性调整；周恩来身负重任，纠正“文化人革命”的“左”的错误；江青集团开始 “退却”，企图扭转批林方向．叁是对在国内外引起较大争议的儿个问题进行史实辨析：也谈“林彪之冤”—一驳孙万国所谓“林彪叁冤”；再谈“林．彪之冤”—一20 年后对“两案”审判的再思考；林彪外逃中一个插曲的真相；解开林彪是否被挟持之谜；辨析林彪的“九八”手令之真伪． 第六章林彪现象及其经验教训．通过对林彪现象的分析，得出以下儿点经验教训：个人上义的恶件膨胀是林彪等人蜕变的主观原因；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遗毒是林彪集团产生的社会原因；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上的弊端是林彪集团产生的制度根源；民主和法制的破坏造成了林彪集团肆意横订的环境； “文化人单命”为林彪集团的产生提供了适宜土壤．
李慧勇[2]2010年在《周恩来与“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文中研究说明研究政治学,离不开对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人物的研究。在当代中国众多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中,始终处于国家政治权力核心的周恩来在“文革”后期对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可视为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时,从“重新整合”与“文革”发展进程、改革启动及中国政治、行政发展的关联度来看,它又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事件。本文从政治学与行政学角度,以“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为中心事件,以周恩来与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互动为主题,以政治事态发展、机构与人事变动、高层政治格局中力量对比为线条,在探究中央行政体制重整政治社会背景的基础上,深入剖析这次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整过程、重整后的构成和运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及周恩来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历史的转变和发展,从来都是各发展阶段相互联系的一个过程。本文认为,“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及运行,不仅对于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政治社会的趋于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维系国家政治统治和进行政治管理、促进中央行政体制功能和价值的实现,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恢复与运行乃至中国政治、行政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政治价值和深远意义。同时,受“文革”指导思想和“文革”路线方针的限制和影响,它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打上“文革”的时代烙印和痕迹。因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客观评价、全面分析这次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在中国政治、行政发展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而不能对其任意的拔高和扩展。作为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周恩来无疑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和影响。本文结合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前后的政治活动,对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的角色定位、作用及角色限制做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得出结论：“文革”后期,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对于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是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一种筹划和政治交代。他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彰显了其作为一代政治伟人在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的讲究策略、灵活决策的高超政治韬略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政治品格。作为新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奠基人,周恩来在领导和管理政府实践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行政管理思想和行政体制改革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对于建国后中央行政体制运行,尤其是“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它对于当前中央行政体制改革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启示。本文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另外,作为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特殊政治背景,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延缓了中央行政体制的顺畅运行和正常调整。本文在反思“文革”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于当前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考：1.以职能转变为核心,使中央行政体制改革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2.进一步理顺党政领导体制,为中央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更加有效的政治支持。3.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坚持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法治化道路。4.推动多元主体合作,多方面培育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基础。5.从实际需要出发,进一步推进中央行政机构改革。
安娜[3]2014年在《中共八大至十二大全国党代会报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国党代会报告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旗帜、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水平、价值取向和任务目标，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领域。研究全国党代会报告，是为了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和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还可以深入理解和系统探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光辉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共八大至十二大的报告包含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理论创新和艰辛探索，同时又是新时期的崭新开端，在全国党代会报告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节点。把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作为整体来研究，一方面可以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另一方面又能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不仅如此，研究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能深化和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角。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历史和逻辑、结构和内容的统一，把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认识上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叁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进行系统的研究，并探讨中国共产党在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中如何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论文共分引言、正文、结语叁部分。正文分为五章。引言部分主要介绍选题意义、研究对象和主要概念的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正文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线索，辅之以国情—理论—路线—党建的思路展开论述。第一章对全国党代会报告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分别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时期叁个阶段对全国党代会报告作了历史性考察，为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的研究作铺垫。这一章还分析了中共二大至十二大全国党代会报告的重要特点。第二章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产生的背景、起草的经过和具体内容进行了阐述。从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入手，说明了报告本身对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的分析。从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两个方面了论述了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方位探索的问题。其中重点论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认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叁个方面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初步认识的问题，从国家建设的战略构想、经济建设总方针、民主法制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四个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最后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的新要求，并在全面阐述中共八大报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理论贡献。第叁章阐述中共九大至十大报告对时代课题的曲折探索。对中共九大报告的研究是从五个方面展开的：分别是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起草经过、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对中共十大报告的研究也从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继续坚持中共九大报告的理论和路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错误路线产生的主客观因素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最后分析了中共九大和十大报告的特点和历史地位。第四章的前两节分别分析了中共十一大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起草经过和国内国际形势。第叁节重点阐述了中共十一大报告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继续肯定。第四节从战略决策的中心任务、政治保障、经济政策、文化方面、军事方面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抓纲治国”八项任务。最后分析了中共十一大报告未完成时代课题转折的原因及其具有的特点和历史地位。第五章突出强调了中共十二大报告对时代课题的新回答。在论述中共十二大报告产生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之后，简要地概述了报告本身对国情和世情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再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布局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从经济建设的宏观战略规划、新的经济建设手段、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境界四个层面重点论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布局。最后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的新要求，并分析了中共十二大报告的特点和对时代课题转折意义。结语部分分析全国党代会报告曲折发展的原因和启示。通过对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的回顾，分析了报告曲折发展的原因。并说明了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曲折发展的启示。
叶晖南[4]2007年在《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存在和覆亡,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整个共和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入研究分析林彪反革命集团,对了解"文化大革命"乃至整个国家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学术的角度观察,改革开放近叁十年以来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研究有规模,
梁忠华[5]2016年在《临沂的“批林批孔”运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批林批孔”运动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发生,既有其社会历史背景,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九?一叁”事件爆发,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文革”造成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许多人开始质疑“文化大革命”。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着手纠正“文革”的一些错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加之毛泽东对儒法思想看法的转变和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的存在和发展等历史原因,以及江青集团的推波助澜等现实原因,“批林批孔”运动最终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临沂是革命老区,其“批林批孔”运动既有全国共同的特点,也有自己的特色。临沂“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经历了由上而下的叁个阶段,即中央指示的下达及宣传,山东省政府的动员、指导和临沂市的宣传、动员与执行。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临沂人民从总体上来说是很不积极的,但迫于“文革”带来的压力和当时的政治形势,他们就消极应对。在多重压力之下,临沂人民采取了多种形式,来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如召开大中小型会议和批判会、编写批林批孔材料、树立典型、举办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展览馆、建立图书馆、举办政治夜校、编写诗歌民歌、办报纸等。同时,为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临沂人民还结合临沂地区实际,采用了多种方法。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临沂人民主要围绕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林彪及其集团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文化大革命”、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儒家传统思想等内容展开了批判,并在临沂地区树立了张学山这一批判典型。“批林批孔”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批林批孔”运动也能在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方面,引起我们的反思。
张丽[6]2004年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执政党建设问题的认识》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如何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以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和各项社会改革，成为党的建设面临的新的根本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执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形成了许多正确的认识，但也发生过长期而严重的失误。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执政党建设问题认识的历史，可以分为叁个阶段。从1949年党开始执政到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执政党建设问题的认识是正确的。从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是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毛泽东等中央第一代领导人对执政党建设问题有许多正确的认识，但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第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问题的错误认识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执政党建设问题的正确认识，是对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我国实际。总结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执政党建设问题认识的历史，吸取认识执政党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加强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常海[7]2013年在《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党的领导人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断地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正确认识，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新中国改革和建设实际的结合，因而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成就。但是，在1957年之后，毛泽东在理论上和理论学习问题上相继提出了许多错误的观点，或肯定了一些错误的观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错误的理论观点和错误的学习方针、方法处于支配全局的地位，因而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许多损失，甚至是长期的严重损失。考察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认识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意义。对于“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这个问题，本文正文部分论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本文第一章，论述了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是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思想理论根据。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和成功经验，是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经验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现实根据。本文第二章，论述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的强调，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理论学习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理论学习的新要求以及结合斯大林问题所阐述的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本文第叁章，论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与错误倾向的发展，理论学习问题上正确作风的弘扬，理论学习问题上两种倾向并存以及理论问题上错误观点的进一步发展。本文第四章，论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全面失误，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批判以及理论学习问题上失误的继续和发展，还包括在这个时期里周恩来、邓小平为纠正理论学习中的错误所作的努力。本文第五章，对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认识做了总结性的评价。其中包括建国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现记学习的问题上的正确认识的历史意义，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的危害及其原因，在现记学习问题上的成功经验以及在这一问题上应吸取的历史教训并结合这些经验教训论述了这些经验教训的借鉴意义和启示意义。
高天鼎[8]2015年在《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探索人类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不断地试错和纠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共产党国家都曾发生过的大规模冤假错案的现象。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给美国工人通信中所讲的：“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必然有曲折,有迂回,甚至要付出重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同样充满了艰难曲折。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曾造成过许多冤假错案。从历史上讲,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很多,对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革命目标的共产党人,更有其历史探索的特殊性。如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制度弊端,激进的阶级斗争思潮等等,都是产生众多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纠正这些错误,防止再发生这些错误。小至政党、团体,大至民族、国家,都是在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中走向成熟的,可以说,纠错是一项完成其成人礼的活动。纠错活动最主要的政治标志,就是清理和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不仅表现了领导集团具有拨乱反正的睿智和决心,更是对历史负责的郑重态度,也是政治上走向成熟,制度上走向完善,国家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不断纠正了一些历史上的错误,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纠错机制——干部监督制度和干部审查制度。但是,由于民主建设的滞后,这套纠错制度是很不完善的,不仅长期遗留了许多未解决案件,而且还不断积累了许多新的案件。特别是建国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致造成错误的迭加,旧案未销,新案又起,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左”倾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破坏了本不健全的民主法制,造成了全社会的迫害狂潮。政治迫害的范围,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多达一亿人之众,冤假错案遍布全国。在“文革”结束后,能否彻底解决这些冤假错案的问题,就成为中共能否成功实现历史转折的关键。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等人采取非常手段,一举抓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了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华国锋一方面积极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让一批老干部复出,重回领导岗位,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华国锋又要强调他的继承毛泽东遗志的政治正当性,不能大刀阔斧地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汪东兴还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设置了“两个凡是”的藩篱。历史转折时期,需要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在这种“乍暖还寒”的背景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与随后的中组部部长的任上,率先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推动全党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重要内容。首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转变为平反冤假错案,并取得初步进展；在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高潮,形成了层层部署、逐级负责,专门机构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全党上下一起动手的局面。到1982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完成；中共十二大以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深入,重点转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至中共十叁大之前,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案得到了全面清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完成。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历时十年之久,清理的大量案件不可胜数。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合,数以十万计的一线干部积极努力,保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顺利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部署,是有重点分阶段展开的：首先解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穿插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和建国前的历史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基本完成后,重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一些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的平反工作,做过多次结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完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中,胡耀邦功不可没。1977年后,胡耀邦历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纪委第叁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先后主持中组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日常工作,曾亲自主持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批示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在他其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基础性和开拓性工作。后来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胡耀邦也一直关注并指导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程,参与领导制订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与指导了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两案”审判工作,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扫清了障碍。除此之外,胡耀邦还关注许多具体案件,作出了许多指示,为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本研究共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意义,梳理20多年来关于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重点专题的综合分析,指出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并明确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重点介绍“文化大革命”及之前中共党史上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形成和中共为此而开展的叁次大范围的纠正工作；第二章主要内容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政治形势,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政治态度,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的背景,以及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的变化。第叁章主要内容是：1977年到1978年期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任上,为平反冤假错案、重新确立全党思想路线的推动作用,在组织领导平反工作中取得的初步进展,以及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上,为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胡耀邦参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参与领导“两案”审判工作等。在此前后,平反冤假错案全面展开,为刘少奇、瞿秋白、习仲勋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恢复了名誉,为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了平反决定。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处理地下党、肃反、肃托等建国前历史积案,由政法系统经办的一些冤假错案,“文革”重灾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革遗留问题处理”等,以及全国范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情况。结语部分：分析了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关系。中共在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对左倾路线有了更深刻认识,使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成为全党和全民的共识。
王朝晖[9]2005年在《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1969）》文中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史上最沉重的一页,这种“沉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文革”使中国和中国人民遭受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二、研究像“文革”这样的最特殊、最复杂的历史时期是困难且艰巨的。美国对中国“文革”的研究比中国自身对“文革”的研究先行一步,历经近 40 年,已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跨学科的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独特学科——“文革学”。了解美国对中国“文革”研究的成果,并对之加以分析,无疑对中国的“文革”研究,以及知晓美国如何认识中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目前,国内评述美国对中国“文革”研究的着述却极为有限。本文试图系统详细地评介美国对中国“文革”的早期研究,即从 1966 至 1969 年——“文革”初期的叁年里,美国如何对中国的“文革”做出反应,这包括:此间美国对“文革”起源的分析;随着“文革”的发展美国对中国局势的分析;美国对“文革”结局的猜测以及对华政策调整的思考。最后,根据前文的分析总结美国对中国“文革”研究的特征。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引言;第一章,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第二章,对“文化大革命”进程的观察与评估;第叁章,对“文化大革命”结局和影响的分析与预测;结论。 引言中,作者对美国的中国“文革”研究作了综述性的介绍。作者指出,美国对中国“文革”的研究是各种复杂观点的综合体,包括美国政府、思想库以及大学里的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大体从这些角度出发,作者对美国的中国“文革”研究进行了宏观的介绍。在这部分里,作者还对本选题的意义、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作了说明和解释。 第一章是对美国如何分析“文革”起源的较为深入的探讨。作者总结了美国官员对“文革”起源的解释:权力斗争;意识形态清洗;政策之争;以上观点的综合。有关美国学术界的解释,作者总结了六种学说:1、中共内部威胁说;2、中共外部威胁说;3、毛泽东的继承人之争说;4、“王朝末日”说;5、毛泽东的个人因素说;6、社会主义发展之必然说。作者认为,美国学者的这些学说并非孤立地存在,在解释“文革”时,美国学者往往会追溯“文革”前十年的历史,试图找出“文革”爆发的深层原因,而无论哪种解释在强调某一方面的原因的同时,也一般并不否认其它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二章中,作者对“文革”初期,美国所观察到的有关中国局势发展的主要事件和问题如何进行评估做了论述。这包括美国对红卫兵运动的评析,有关红卫兵运动发生的两种解释是:自上而下的毛泽东发起的群众运动;自下而上自发的群众运动;对“文革”中主要派别的分析,美国官员认为中共领导人分为:“毛派”、“反毛派”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对“文革”发展趋势的评估,美国人认为,军队在“文革”的混乱中起着稳定局势的作用。 第叁章中,作者评析了美国官员关于“文革”结局的种种预测,指出他们判断中的错误。美国官员曾经预测了“文革”的叁种结局,但无一言中。在此章中,作者还在回顾“文革”前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上,论述了“文革”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再思考。本文结论中,作者总结了美国对中国“文革”研究的十点特征。
李曙新[10]2005年在《探索中的双重变奏》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指导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方针,同时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对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研究,始终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和中共党史学科的重点内容,也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但是,目前理论界较多研究的是叁大标志性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而研究1949至1978年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成果则寥寥无几。本文将这一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党的指导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在首先指出其总特征是正确发展趋向与错误发展趋向“双重变奏”的基础上,从系统论的视角,将党的指导思想解构为叁个层面即第一层面的宏观指导思想,第二层面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叁大领域总体指导思想和第叁层面的分领域具体指导思想,全方位地探讨叁个层面上两个发展趋向的演变过程和基本内容,分析其特点、成因及其影响。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五章。 绪论界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党的指导思想”和“两个发展趋向”等特定术语的含义,点明了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党的指导思想的主线是探索。第一章概述了宏观指导思想两个发展趋向的演化过程和主要内容。第二、叁、四章分述了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叁大领域总体指导思想和分领域具体指导思想两个发展趋向的主要表现。第五章分析了两个发展趋向互相交织和互相渗透的特点、客观上的认识原因和主观上的作风原因以及正反两个方面经验对于新的指导思想即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结语总结出了一些如何在党的指导思想层面上开展理论创新的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1]. 关于林彪集团问题的再研究[D]. 周敬青. 中共中央党校. 2001
[2]. 周恩来与“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D]. 李慧勇. 南开大学. 2010
[3]. 中共八大至十二大全国党代会报告研究[D]. 安娜.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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