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抑制与经济结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结构论文,抑制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结构转型①是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特征事实之一(Kuznets,1957,1973)。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发达国家的结构转型具有类似的路径：农业部门在经济中的比例逐渐下降，工业部门在经济中的比例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的比例会逐渐上升(Pandit & Casetti,1989; Mokyr,1993; Acemoglu,2009)。这种产业间的不平衡增长与Kaldor事实不一致，而且并不能被传统的平衡增长理论很好地解释。
研究结构转型的决定因素有助于提高我们对经济发展过程的认识，尤其是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为什么随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就业和产出会逐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再从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两方面原因：偏好相关的原因(需求因素)和技术相关的原因(供给因素)。需求因素认为恩格尔法则导致了经济结构变化，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用于农业产品(食品)上的支出比例会不断下降(Kongsamut et al.,2001; Foellmi & Zweimüller,2008)。Kongsamut et al.(2001)拓展了恩格尔法则，认为家庭收入的增加，不仅用于农产品的支出比例会不断下降，而且用于服务业的开支会不断上升。供给因素则认为不同产业的增长差异取决于不同产业技术进步率的差异或者与资本深化相对应的要素比例差异。
扭曲性的政策，尤其是针对产业的扭曲政策同样会对经济结构转型产生显著影响。然而，目前尚无文献从制度扭曲的角度研究经济结构转型。在扭曲性的政策中，金融体系的扭曲，即金融抑制，则是影响结构转型和产业间不平衡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出于发展经济和政治的考虑，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一般倾向于通过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部门(制造业)实现经济增长。而外汇和资金稀缺却是困扰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方面，为实现工业体系的确立和发展，政府需要通过抑制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将有限金融资源分配到工业部门以支持其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一国的对外贸易开放，作为贸易品部门的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制造业有扩张的需求。②此外，为吸引外资和技术，政府往往对流入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给予资金、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因此，政府自然地有动力采取金融抑制的政策，通过抑制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将有限的金融资源分配给制造业，以实现吸引外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也就是金融扭曲不断减少、金融抑制不断降低、金融不断发展和服务业不断壮大的过程。
本文在非平衡增长模型的框架内，研究金融体系的扭曲政策，即金融抑制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为验证我们的理论假说，本文采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实证结果支持我们的理论假说，即金融抑制阻碍了产业结构转型。具体地，金融抑制显著地阻碍了服务业相对于工业的发展程度。各种检验的结果也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文章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说；第三部分构建了金融抑制和非平衡结构转型的理论模型；第四部分介绍数据及实证模型；第五部分分析金融抑制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实证结果；第六部分探讨金融抑制影响结构转型的机制；第七部分总结全文。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说
大量增长模型试图解释与“Kaldor事实”相一致的现象，如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增长率、资本产出比等均为常数等(Kaldor,1961; Denison,1974; Homer & Sylla,1991; Barro & Sala-i-Martin,2004)。然而，在多数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的产业间增长(结构转型)，却不能很好地被平衡增长模型所解释，研究结构转型的不平衡增长模型因此得以发展。这方面的文献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关注偏好面，另一类关注技术面。③从偏好方面研究结构转型的文献，通常假设与恩格尔法则相一致的非位似效用函数，强调导致不平衡增长背后的需求面因素。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增加，家庭在不同产品上的支出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不同产品的边际替代率随经济增长而改变，导致了产业间的不平衡增长(Kuznets,1957,1973; Chenery,1960; Kongsamut、Rebelo和Xie,2001)。最早从技术面研究结构转型的文献是Baumol(1967)，认为不同产业间技术进步率的差异是导致产业间不平衡增长的原因。Baumol et al.(1985)提供了经验证据，表明制造业和服务业存在明显的技术进步差异，从供给面证实了产业间的不平衡增长。Ngai & Pissarides(2006)在一个多部门的模型中解释了结构转型。Acemoglu & Guerrieri(2008)的增长模型认为不同产业资本深化过程中的要素密集度的差异导致了产业结构变化。Buera & Kaboski(2011)解释了要素在不同部门间的动态分配，制造业的规模技术以及产出在国内外的流动。
然而，尚无文献研究从制度扭曲的角度，研究金融抑制对结构转型的影响。根据Mckinnon(1973)提出的概念，金融抑制是指发展中国家政府所实行的压抑金融发展的政策，如通过规定存贷款利率和实施通货膨胀人为地压低实际利率；采取信贷配给的方式分配稀缺的信贷资金；对金融机构实施严格的控制，设定较高的法定准备金率；实行资本管制等。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政策，这些金融抑制政策会阻碍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的效率，因此不利于经济增长(McKinnon,1973; Shaw,1973)。
很多学者认同金融抑制政策对效率和增长的负面影响。Pagano(1993)指出诸如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的管制措施降低了金融中介活动所需的金融资源。Roubini & Sala-i-Martin(1992)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证明了金融抑制阻碍经济增长。King & Levine(1993)用内生增长模型论证了金融部门的扭曲降低了创新水平，进而阻碍了经济增长。因而减少扭曲，降低金融抑制水平会促进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Ang & Mckibbin(2007)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构建了马来西亚的金融抑制指标，其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金融抑制显著的阻碍了马来西亚的金融发展。
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设计良好的政府干预可能比完全自由的金融体系更能促进经济发展(Stiglitz,1994; Hellmann et al.,2000)。Stiglitz & Weiss(1981)考虑了不完全信息，认为提高抵押品要求和提高利率会引致借款者投向风险更高的项目，排挤安全的投资者，从而提高银行贷款组合的风险。这种情况下，对银行部门的利率管制和信贷配给是合理的选择。Hellmann et al.(1997)在动态道德风险模型中，发现竞争会破坏银行的理性行为，如资本金要求会导致帕累托低效的结果。如果增加存款利率管制有利于谨慎投资，那么这种监管工具会带来更好的效果。在不完全信息的环境中，发展中国家采取金融约束的措施，有利于效率改善，促进增长。
金融抑制会阻碍还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回答这个现实问题，会受到例如金融机构、市场、监管和政府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总体而言，金融抑制政策会帮助政府更好地处理市场失灵和金融风险等宏观问题，然而是以降低经济效率为代价。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种机制：McKinnon-Shaw(1973)金融抑制理论认为的阻碍效应和Stiglitz(1994)、Hellmann et al.(1997,2000)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认为的正面效应。实际效果很可能不是直接取决于这两种机制的对比情况。
Huang & Wang(2011)以中国为例，度量了1978—2008年间我国金融抑制的程度并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平均而言，金融抑制政策在改革期间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保护和促进作用。然而分阶段的检验结果表明，2000年前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之后金融抑制表现出显著的阻碍效果，这主要是由于金融抑制政策的效率损失越来越显著。从而证实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不同阶段下稳定和效率的对比。
本文考察了金融抑制对结构转型的影响。我们有待检验的核心假说是，金融扭曲政策通过抑制服务业，保护和促进了工业部门的发展，从而阻碍了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在金融体系受抑制的经济体中，政府根据其发展战略，倾向于将有限的金融资源优先用于发展制造业，进而也阻碍了其他资源(如劳动、土地等)向服务业的流动。
三、金融抑制和结构转型：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
我们通过构建一个非平衡增长模型，分析金融抑制对结构转型的影响。假设经济中有两个部门。我们借鉴Baumol(1967)的做法，假设部门1为工业，部门2为服务业。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快于工业。因此，为简单起见，我们进行标准化处理，假设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为r，工业部门没有技术进步率。④劳动为唯一的要素投入，两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服务业的生产函数表明，假定其它条件不变，金融抑制程度越高，服务业的产出越低⑤。劳动力在两部门间自由流动的假设，保证每期两部门的均衡工资相等。因此，根据一阶条件，t期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以及均衡工资分别为：
定理1：随着技术进步，工资水平不断上涨，但上涨速度逐渐下降。由于服务业技术进步率快于制造业，生产要素会逐渐流入服务业。然而，金融抑制会压低均衡工资水平，阻碍资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流动。
因此，政府可以采用金融抑制措施保护其偏好的工业部门。两个部门的产出比等于就业比，其动态路径为：
定理2：随着技术进步，工业部门的产出和就业份额不断下降，而服务业的份额不断上升，即产业间不平衡增长的事实。金融抑制的存在会提高工业部门相对于服务业的比重，从而抑制产业结构转型过程。
为保护和支持工业部门的发展，政府能否在服务业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使得工业在经济中比重不下降？由上式可知，为保护和支持制造业的发展，政府可以采取金融抑制的手段，通过设定金融抑制程度，使经济中两个产业保持在一个固定的比例上：
其中K为常数。可见，政府可以采取金融抑制的手段，通过抑制服务业的发展，阻碍资源从工业部门向服务业的流动，从而达到促进工业部门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目的。
四、数据和实证模型设定
我们的理论模型从技术进步率的差异考察了产业间的结构转型。根据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文献，我们的模型分析了结构转型的技术(供给)因素。为了更好地识别金融抑制对经济中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避免遗漏重要的解释变量问题，我们应该在模型中控制偏好(需求)方面的影响因素。因此，我们根据理论模型中定理2的公式(6)，设定我们的计量模型如下：
根据恩格尔法则以及Kongsamut et al.(2001)定义的扩展的恩格尔法则，随着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会逐渐下降，对工业品的需求先上升后下降，对服务业的需求会逐渐增加。因此，实际收入水平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很可能服从U型曲线，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业相对于工业的份额会先下降后上升。一个国家贸易开放度越高，对该国的贸易品部门(如制造业)的需求会越大，从而服务业的比重会相对下降。经济中儿童和老人的比例越高，对教育、医疗、保险等的需求会越高，因此会提高经济中服务业的比重。
我们收集了58个国家1981年至200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工业部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工业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人均实际GDP、贸易开放度、人口抚养比，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存款利率和物价指数来自IMF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IFS)；金融抑制指标来自IMF金融改革数据库以及Abiad et al.(2008)。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为便于比较，我们在最后两列给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变量在样本期间的简单平均值。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有更高的服务业比重、更高的贸易开放度、更高的人均实际GDP以及更高的实际利率水平。然而，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是更高程度的金融抑制程度(无论是从金融抑制指标衡量还是从实际利率衡量)。这很可能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较高的金融抑制水平阻碍了经济中服务业的比重，进而抑制了经济中产业结构的正常转型。
金融抑制指标是本文关注的变量。Abiad et al.(2008)衡量了1975年至2005年91个国家金融体系中七个方面的金融抑制政策，分别是：信贷控制、利率控制、银行业进入限制、国有银行在银行业中所占的比重、金融行业的政府干预、资本项目管制、资本市场管制。他们将每个政策变量得分控制在0—3之间，得分越高表示该政策抑制程度越低，然后将七个政策变量加总平均，得到关于金融抑制的综合变量，并将金融抑制变量标准化为0—1之间，得分越高表示金融抑制程度越低。根据文献的传统，我们对每个变量作了改变，首先将每个政策变量的得分标准化在0—1之间，得分越高表示该政策金融抑制程度越高，然后通过加总平均得到金融抑制指标，其中1表示完全的金融抑制，0表示没有金融抑制。
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可以初步检验我们的假说。我们发现⑥，工业部门的比例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中工业部门的比例会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服务业相对于工业的比重与人均实际GDP呈现为U型曲线关系。
我们分别描绘了用服务业与工业之间产出比和服务业与工业就业比来衡量的经济产业结构与金融抑制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无论用哪种方法衡量经济结构，都能发现金融抑制与经济结构转型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金融抑制程度越高，服务业相对于工业的比例越低。然而，我们知道，简单的相关关系并不足以揭示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控制其他重要的解释变量。因此，自然地，这些变量间相关关系也表明了我们进一步作计量实证分析的必要性。
五、金融抑制与结构转型：实证结果
我们的理论模型表明金融抑制和结构转型存在着显著关系：金融抑制会抑制服务业相对于工业的发展，进而阻碍结构转型过程。在这一部分，我们从基准模型出发检验金融抑制与结构转型的关系，然后对基准模型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模型
我们的实证模型以(8)式为基准。首先，我们只考察结构转型和金融抑制的关系。然后加入影响结构转型的需求因素：取对数的人均实际GDP、贸易开放度和人口抚养比。考虑到结构转型与收入水平之间的U型关系，我们在解释变量中加入了取对数的人均实际GDP的平方项。表2报告了OLS、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前三列的解释变量中只放入了金融抑制变量，在此基础上，后三列控制了反映需求因素的变量。考虑到技术进步随时间改变的因素，我们在第5列和第6列的模型中控制了时间效应。
估计结果表明，金融抑制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金融抑制越高，经济中服务业相对于工业的比重越低，说明服务业受抑制的程度越高。金融抑制程度越高，政府可以将更高比例的金融资源(银行贷款、股票债券市场的融资便利)分配到优先发展的行业，服务业的发展由于金融抑制而受到阻碍。控制其他变量后，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金融抑制估计参数有所下降，但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Hausman检验表明随机效应模型比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更有效率。
取对数的人均实际GDP(LNGDP)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收入水平与经济中产业结构的U型关系。经济发展初期，对工业部门产品需求的增加相对较快。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工业占比开始下降，对服务业产品的需求逐渐超越了工业产品。与理论预期一致，贸易开放度的估计参数显著为负，说明相对于非贸易品部门，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贸易品部门(如制造业)的相对需求。人口抚养比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中儿童和老人所占比例越高，会增加对服务业(如教育、医疗等)的相对需求。
定理1表明，没有金融抑制的情况下，随着技术进步，资源会从工业部门逐渐流入服务业，导致经济中工业部门产出比例下降而服务业产出比例上升。而金融抑制影响经济转型过程的机制，则是通过阻碍资源从工业部门向服务业的流动，进而影响产业间的就业和产出，阻碍正常的结构转型。因此，金融抑制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增加工业部门的产出比例，降低服务业的产出比例。我们可以用经验数据检验金融抑制对不同产业产出的影响。
表3报告了金融抑制对经济中工业产出份额和服务业产出份额的影响。前三列分别是OLS、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为经济中工业的产出份额。金融抑制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金融抑制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工业的产出份额。取对数的人均实际GDP(LNGDP)显著为正，二次项显著为负，表明收入水平与工业产出份额之间的倒U型关系。贸易开放度显著为正，说明贸易开放会增加对工业部门的需求，提高工业部门的比重。人口抚养比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经济中儿童和老人的比重越高，对工业产品的需求相对会降低。Hausman检验表明，随机效应的估计效率更高。以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为例，假定其他条件保持不变，金融抑制程度提高1％会导致工业产出份额上升0.026％。此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贸易开放度提高1％，会引起工业产出份额上升0.067％。人口抚养比提高1％，会导致工业产出份额下降0.119％。
表3后三列的被解释变量为服务业产出份额⑦。估计结果表明，金融抑制的影响显著为负，取对数的人均实际的影响显著为正，贸易开放的影响显著为负，人口抚养比的影响显著为正。同样，Hausman检验表明随机效应更合适。以第六列的结果为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融抑制提高1％会导致服务业产出份额下降0.056％。贸易开放度上升1％会造成服务业产出份额下降0.029％。人口抚养比上升1％会带来服务业产出份额上升0.101％，人均实际GDP上升1％会引起服务业产出份额上升0.042％，这也支持了恩格尔法则。
(二)稳健性检验
基准模型支持了金融抑制阻碍结构转型的结论。然而该结论可能会受到国家的收入水平、经济结构的不同、衡量方法以及金融抑制的不同等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这几方面考察基准模型结论的稳健性。
我们首先将58个国家按照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分成两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⑧表4报告了国家分组数据的估计结果，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随机效应更合适，因此我们只报告了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在整个样本期间(1981—2005年)，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对经济结构转型的阻碍效果明显比发达国家更显著。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估计参数为－0.50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发达国家金融抑制的参数为－0.178，且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我们还考察了1991—2005年样本区间，结果表明，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对结构转型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根据金融抑制的文献，存在金融抑制的经济体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实际利率偏低。政府通过将存贷款利率控制在通胀率之下的水平，来降低政府希望优先发展的行业(如重工业、制造业等)的融资成本。因此，为考察金融抑制指标的稳健性，我们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Agarwala,1983; Gelb,1988; Easterly,1990; Roubini & Sala-i-Martin,1992)，用实际利率作为金融抑制的一个变量，检验金融抑制指标的稳健性。
根据结构转型的经典文献，不同产业间的就业比也是反映经济产业结构的重要变量。我们的理论模型也表明，金融抑制会阻碍劳动从工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的流动，金融抑制程度提高会降低服务业的就业比例。表6报告了以就业比作为结构转型代理变量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前两列的被解释变量为服务业与工业的就业比，第三列和第四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工业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的比例，最后两列的被解释变量为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的比例。Hausman检验同样表明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
估计结果表明，金融抑制会显著阻碍服务业与工业的就业比，从而抑制结构转型。具体地，金融抑制程度上升1％，会引起工业部门就业提高0.017％，而导致服务业就业下降0.075％。其他变量对结构转型的影响与之前的估计结果基本相同，贸易开放度会显著提高工业部门就业，而对服务业影响不显著，人口抚养比上升会显著提高服务业就业，而显著降低工业部门就业。
六、影响机制：各种抑制政策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
实证估计结果表明，金融抑制政策通过抑制服务业保护支持工业部门，阻碍了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导致了内部产业结构失衡。既然如此，决策者为什么还要采取金融抑制的政策呢？研究表明，政府采取诸如利率控制、信贷配给、资本账户管制、银行业进入限制、资本市场管制等金融抑制政策，其目的是为了通过支持政府偏好的行业的发展，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Lin et al.,1995; Huang,2010)。在市场竞争不充分、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这些约束性的金融政策，通过直接配置有限的金融资源，可以解决市场失灵，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从而达到帕累托改进的效果。
通过干预有限的金融资源，支持工业部门中关键行业的发展，既可以带动该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又可以带动其他产业甚至是其他部门的发展。与服务业相比，工业部门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更直接的效果。然而，随着市场机制的引进和信息的完善，抑制性的政策造成金融资源扭曲的负面影响会逐渐凸显，效率成本和损失也就不断增加(Li,2001)。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会有效动员社会资源提高工业部门和整个经济的效率。因此，尽管通过抑制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可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效果，然而金融抑制却会导致严重的结构失衡，如产业失衡、投资储蓄失衡以及外部失衡等，进而增加结构风险(Huang,2010)。通过检验具体的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更有助于对金融改革提供政策建议。考虑到金融抑制变量间有较高的相关性(Abiad et al.,2008)，直接将七个抑制性的变量放入回归会导致多重共线的问题，我们分别将每个变量逐一放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表7报告了金融抑制各变量对经济结构转型影响的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⑨。结果表明，前三个金融抑制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其中信贷控制和利率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银行业垄断程度的估计系数为负。后四个金融抑制变量是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显著因素。银行业进入障碍、金融监管的效率、资本账户管制以及资本市场管制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银行业进入障碍、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尤其是银行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放松资本管制、发展资本市场会有效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支持经济结构正常转型，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我们在本文中研究了扭曲性的金融制度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我们构建了一个反映经济结构变化的非平衡增长的模型，由于技术进步率的差异，随着经济发展，要素会逐渐从工业部门流向服务业部门，工业部门在经济中产出和就业份额会逐渐下降，而服务业的产出和就业份额会逐渐上升。而政府通过抑制性的金融政策，阻碍要素流动，通过抑制服务业的发展，支持和保护工业部门的发展，阻碍了正常的经济结构转型。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收集了58个国家1981—2005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估计结果以及稳健性检验支持了我们的理论假说。金融抑制程度提高，经济中服务业的比重会降低，工业比重会上升，阻碍了经济结构转型。
传统文献认为，偏好和技术分别是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需求面和供给面的因素，尚没有文献研究扭曲性的制度对结构转型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金融抑制也是影响结构转型的重要因素。金融抑制程度越高，经济中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比重会越低，从而造成内部产业结构失衡。通过金融抑制，限制服务业的发展而促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会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效果。然而，长期来看，这种产业结构失衡会影响经济结构稳定，增加结构性风险，最终会损害经济效率，阻碍经济增长。因此，要减轻结构性风险，降低结构失衡，需要促进金融改革，尤其是积极推动资本项目自由化，促进资本市场发展，降低银行业进入障碍以促进银行业合理竞争，从而实现经济结构顺利转型，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可持续增长的潜力。
*作者感谢瑞典Handelsbanken基金会提供的资助，感谢世界银行研究部Colin Xu、国际清算银行马国南、伦敦大学SOAS学院孙来祥、北京大学黄益平教授等提出的修改建议，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按照Acemoglu(2009)的解释，结构变化是指产出和就业在经济各产业间的构成变化，结构转型是指伴随发展过程的结构内部和生产效率的变化。而多数文献将产出与就业在产业间的动态变化以及产业内部生产效率的改进统称为结构转型。
②一国的对外贸易与该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有关。然而，不管一国采取出口导向型还是进口替代的政策，都会促进国内贸易品部门(制造业)的发展。政府采取出口导向型的政策，自然会增加对本国贸易品部门的需求。而如果一国采取进口替代的政策，则需要国内集中更多的资源生产进口替代品，从而也扩大了贸易品部门的规模。
③Buera & Kaboski(2009)详细分析和讨论了导致结构变化的偏好原因和技术原因。
④Baumol(1967)模型中假设服务业技术增长快于工业部门。针对随后对此假设的质疑，Baumol et al.(1985)对美国的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进行了测算，发现服务业部门的平均技术进步率显著高于制造业部门，从而为这一假设提供了经验数据支持。
⑤为简单起见，我们没有将资本引入模型。引入资本并不会改变模型的基本结论；而金融抑制的存在，已经假定了资本并不能在部门间按市场价格自由流动，其流动受政府支配和干预。
⑥限于篇幅，我们在文中省略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图。如感兴趣，请向作者索取。
⑦最初的模型中包含取对数的人均实际GDP的平方项(LNGDP-SQUARE)，然而平方项在三个模型中均不显著，故我们在后三列报告了不包含平方项的回归估计结果。
⑧按照联合国对世界各国收入的划分，我们将高收入的OECD国家和高收入的非OECD国家划归为发达国家组别，将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划归为发展中国家组别。
⑨Hausman检验表明随机效应比固定效应更有效。为节省篇幅，我们省去了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只报告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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