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收入分配理论比较研究*_收入分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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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收入分配理论都是从微观角度对收入分配进行分析的,都是对生产要素是否应取得收入及生产要素应取得收入的数量进行分析的,特别是新古典学派是以社会实现了充分就业均衡的“静态均衡”为出发点研究分配问题的,而不是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分析收入分配的决定和收入分配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因而这两种收入分配理论对某一厂商的生产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理论指导意义是非常有限的。与此相比,现代西方收入分配理论主要从宏观经济角度对收入分配的决定以及收入分配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从而使收入分配理论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就越来越大。

一、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

凯恩斯认为充分就业均衡是一种特殊的情况,而通常存在的是一种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他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前提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也否定了新古典学派的利息和工资理论。虽然凯恩斯对收入分配问题没有作出过专门论说,但他对此却十分关注,他指出:“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特点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第325页,第320页。)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凯恩斯对此的研究是将收入分配放到宏观经济运行之中。

凯恩斯对收入分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息、工资和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措施等方面。

(一)收入分配中的利息观点

1.利息下降存在刚性。凯恩斯的理论是建立在有效需求原理之上的,利息理论也是如此,他认为利息是人们放弃流动偏好的报酬。所谓流动偏好是指人们总想保存一定量的现金,以便应付日常的开支、意外的支出和满足投机活动的需要。凯恩斯认为,人们对货币的这三种需求是人们不易变更的心理因素,它们决定了人们的流动偏好程度,从而决定了对货币需求的多少,利息是人们在一定时期内放弃流动偏好的报酬。这样利息的高低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第一,人们的流动偏好程度的大小,如果人们想多保留一些货币,那么,资本需求者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就必须支付高的利息;如果人们不想保留更多的货币,那么,资本需求者支付较低的利息就能获得较多的货币。第二,货币供应量的大小,货币供应越多,利息就越低,货币供应越少,利息就越高。

传统经济学家从时间的差异方面来分析利息,实际上只看到了货币的交易需求,而没有看到货币的投机需求,实际中投机需求有很大的弹性。当人们为投机动机而保持现金时,对利息的变动特别敏感,当人们觉得将来的经济状况难以预测时,就会持有大量的现金,而不去进行投资,这时由于投机的原因使得货币需求量增大;当利息很低时,利息不可能继续下降,这时证券的价格已经很高,但进一步升值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投资者就不会去购买证券,而愿自己保持现金,即使货币供应量增加也是这样。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利息存在下降的刚性。凯恩斯还从另外一个方面分析了利息下降刚性存在的原因,他认为在工资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投资的多少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两个因素。当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时,如果利息保持不变,或者是上升,那么资本的比较利益就降低,当资本的比较利益下降到一定程度时,投资将不会再增加,甚至下降;只有在资本边际效率大于利息,且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幅度小于利息下降幅度时,投资才可能增加,因此从长期看,在资本边际效率下降的同时,利息率又存在下降的刚性。

2.利息下降刚性的结果。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由于利息具有充分的弹性,因此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是储蓄决定投资,且由于萨伊定律的作用,储蓄和投资会趋于自动均衡,即当储蓄大于投资时,利息会下降,这样资本收益率可以保持不变,所以,投资也不减少,且最终能使储蓄与投资达到相等;当储蓄小于投资时,利息上升,资本收益率就会下降,这又会使储蓄增加,投资减少,最终又使储蓄与投资相等。但凯恩斯认为投资和储蓄是不同经济主体的不同动机的经济行为,由于利息率存在下降的刚性,所以如果居民储蓄增加,只能导致消费的减少,并不能导致投资的增加。

(二)凯恩斯的工资理论

与利息理论一样,凯恩斯的工资理论也否定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工资具有伸缩性的观点。凯恩斯认为,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把劳动力市场看作是能自动趋向充分就业均衡是不正确的,而在实际中劳动力市场是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所以,凯恩斯在研究工资时的出发点是为了分析工资对充分就业均衡的影响。他在分析中把工资分为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并提出了工资刚性理论。

货币工资具有下降的刚性,因此降低货币工资会受到工人的反抗,特别是在工会力量增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降低货币工资对个别企业来说,可能起到刺激投资的作用,但是,就全社会来说,却意味着也降低了社会总需求。这就会使市场规模缩小,最终导致投资减少,失业率提高。

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衰退时,应当通过降低工资的办法来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以刺激投资,摆脱经济危机。但是,他又认为不应直接降低货币工资来实现上述目标,而需要通过利用通货膨胀,提高物价水平的办法来降低实际工资来实现,这样既可以刺激投资,又因为货币幻觉的作用使工人不至于反抗。

(三)收入分配不公的解决方法

因为凯恩斯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是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原因,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必须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凯恩斯认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提高富人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加强对富人直接税的征收。这是因为他不同意古典资本积累理论,即资本积累来源于资本家的储蓄,因此应当让财富和收入更多地集中于资本家的手中,资本家收入越多,越节俭,储蓄就越多,由于储蓄决定投资,所以投资也就越多的观点。凯恩斯认为:如果财富集中在资本家手中,他们又奉行节约的信条,就必然会大大地降低社会消费倾向,不利于资本积累,因此,应采取加强征收富人直接税的办法来重新分配收入,改变分配不公的状况,从而使消费倾向提高。第二,消灭食利者阶层。消灭食利者阶层是凯恩斯提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又一主张。如果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投资理论为基础,那么,就必然有投资的决定因素是利息率这一结果,因此,如果使利息率降到极低的程度就必然会大大加强投资的诱惑力,从而扩大社会有效需求。这也是凯恩斯与古典经济学家们有关资本积累理论不同的地方。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有必要维持比较高的利息率,如果不是这样储蓄就会减少,储蓄减少投资就会减少,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因此凯恩斯说:“故我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中坐收利息阶级一经消灭,资本主义便将大为改观。”(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第325页,第320页。)

二、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新剑桥学派收入分配理论力图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这一学派的理论坚决反对按照边际生产率来建立分配理论。新剑桥学派论的分配理论承认分配中的阶级关系,也承认阶级力量在分配中的作用,这就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派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传统性的否认阶级作用的结论。新剑桥学派收入分配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对分配关系进行动态分析,把收入分配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并且着重从收入分配对资本形成的影响,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使收入分配摆脱了单纯的定价与收入分配就是产品划分的范畴。

(一)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

设:Y为国民收入;W为工资;P为利润。Y=W+P ……………(1)

又设:工人和资本家的储蓄倾向分别为S[,w]和S[,p],储蓄总额为S。S=S[,w]×W+S[,p]×P=S[,w](Y-P)+S[,p]×P=P(S[,p] -S[,w])+Y×S[,w]

在均衡增长的条件下,投资等于储蓄。所以,I=P(S[,p]-S[,w])+Y×S[,w] ………………………(2)

(2)式中两边同除Y,调整后得:

p

l

I l

─=──────×──-S[,w]×──────……………(3)

y

S[,p]-S[,w]

Y

S[,p]-S[,w]

在公式(3)中设资本家和工人的储蓄倾向不变, 且有资本家的储蓄倾向大于工人的储蓄倾向,所以,P/Y就是与I/Y成正比的函数。其变动的情况如下:在充分就业情况下,价格水平决定了需求,如果投资增加,从而总需求增加,价格就会上升,这就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利润率提高,使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二是实际工资下降,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减少。如果投资减少,则反之。

下面再分析一下l/(S[,p]-S[,w])这个系数, 由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大于工人的储蓄倾向,所以可以断定(S[,p]-S[,w])是一个正数。当(S[,p]-S[,w])愈小于时,则投资率I/Y的很小变动就会引起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分配关系的较大变动。因此,要避免分配关系有较大的变动,就要使工人的储蓄倾向越小越好。

新剑桥学派还详细地讨论了S[,p]和S[,w]的变动对分配关系的影响:第一,当S[,p]=1且S[,w]=0,则P/Y=I/Y,这时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等于投资率。第二,当0〈S[,p]〈1且S[,w]=0,则 P/Y=I/Y×l/S[,p],这时利润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取决于资本家的边际储蓄倾向和投资率这两个因素。如果投资率不变,利润所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大小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成反比;如果资本家的储蓄倾向不变,则投资率与利润与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成正比。所以,增长率越高,利润所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就越大,从而工资所占份额就越小。第三,当0〈S[,w]〈S[,p]〈1时,利润所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会随着投资率的提高而提高。

(二)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政策选择

新剑桥学派认为,要使收入分配更趋于公平,尤其是如何保证财产收入所负担的赋税份额能够公平,就要把累进税的税基由个人收入改为个人支出,且最好这种税基还能包括资本增益和大宗的意外收入。

三、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

就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与新剑桥学派相反,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更多地是集中于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政治途径,而不是收入分配影响增长的经济途径,同时在这些研究中也不否认存在着重要的非政治途径。

(一)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途径。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途径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实现:第一,收入分配通过影响国内需求的规模和影响工业化潜力,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第二,在资本市场完善的条件下,任何个人均可为获得教育带来的未来收益而举债;而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个人能力信息不完全和贷款发放手段不完善严重地限制了为教育而借款,因此,多数人过分地依赖于自己的资源来为教育投资,而个人资源的最初分配决定了多少可进行这方面的投资和投资多少,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率。

(二)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政治途径。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政治途径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

1.产权途径。资源分配与穷人的寻租动机相联系,这种动机会阻碍投资与增长,且收入分配越不均等,从事对产权有威胁的非法活动的人数就会越多,这又会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

2.财政途径。在财政途径中,政府和税收水平是投票的结果,而收入是选民投票的决定因素。具体地说,穷人选民倾向于支持高税收的决策者,而反对低税收的决策者。因为税率虽然很高,但是由于穷人的收入较少,所以,其纳税额并不一定很高;相反,由于富人的收入很高,所以,其纳税额也一定很高,这样穷人得到的收益就会多。在一个收入不均等的社会里,由于穷人很多,选民中的大多数会投执行高税收政策者的票,而税收提高会阻碍投资,从而阻碍经济增长。这也就是说虽然政府开支类型不同(主要是公共投资、由资本向劳动力的再分配或政府的转移支付)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是,一个相同点是每当政府支出占GNP比例提高时, 伴随而来的税收增加会减少由私人投资者所获得的资本的税后边际产出,这会降低资本积累率,从而降低经济增长。

第一,公共投资。从公共投资进行研究,关键的分配变量是劳动和资本禀赋的相对份额,因为二者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分配的差异。经济机制方面的原因:公共投资的资金是通过对资本收入并按比例征税筹集的,因此,为增加公共投资增税会减少私人投资的税后收入,这会降低投资率,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政治方面的原因:个人总收入中资本收入比例越高,个人为得到公共投资收益的代价就越高,从而个人愿意付出的税率越低,根据中位数选民定理,当选民针对税率投票时,在资源分配上处于中位数的选民所选择的税收水平压倒其他人所选择的税率;经济机制与政治机制结合原因:资本收入占中位数选民总收入的比例越高,投票过程产生的税率越低,投资和增长率就越高,就收入分配而言,与平均收入的选民相比,中位数选民越穷,均衡率就越高,增长率就越低,因此,增长与财富不均之间是负相关的。

第二,政府的转移支付或由资本向劳动力的再分配。在税收收入不用于公共投资,而用于再分配时,就是对资本征税并直接分配给靠劳动力获得收入的人。经济机制方面的原因:高税收会降低投资者可得到的税后边际产出,从而降低投资和增长;政治机制方面的原因:资本收入对劳动收入的比例越高,为向靠劳动取得收入者进行再分配而对资本收入征税给个人带来的损失就越大。因此,通过投票过程而得出的税率同样是与中位数选民的财富与劳动比负相关,所以,中位数选民的财富与劳动比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由此也可推知:中位数选民的收入和经济增长率是正相关的。

当政府转移支付是由富人向穷人,而不是由资本向劳动力的再分配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下,经济机制方面的原因:人们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税收是对收入按比例征收的,税收收入按人头平均分配,同样,高税收会抑制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降低增长;政治机制方面的原因:由于税收按人头平均分配,穷人选民所纳税较少,但却享有与富人相同的利益,这意味着个人所赞同的税率与个人收入负相关,当所有人的偏好通过投标过程归结后,所得结果与平均收入相比,中位数选民越穷,税率越高,从而投资和增长率越低。

3.联结收入分配与增长第三个政治机制强调的是收入分配不均对社会不安定的影响。这一理论强调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从收入分配不公到政治不稳定,第二个环节是由于政治不稳定到增长。这是因为大量虽然境遇有所改善的公民,在面对少数非常富有的人时,会对社会经济现状产生不满,要求进行重大社会变革,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实际上也是如此,在短期内,政体性质本身(民主或专制)并不象政体稳定那样对增长产生重大影响,在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时期特别是由专制向民主制过渡阶段通常是低增长阶段,在一个新的民主政体起步时,受到非制度化的统治压抑的社会需求会暴发出来,所以增长也是较低的。

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研究收入分配的路径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凯恩斯进行收入分配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充分就业,而其达到上述目标的手段是用收入分配来调节有效需求;新剑桥学派将经济增长同收入分配关系的变化结合在一起,重点分析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分配结构的变化趋势,以及决定分配结构这种变化趋势的因素;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将现有收入分配水平作为一个定量,进而研究这一分配结果对收入分配政策选择的影响和制度确定的影响。

注释:

*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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