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绩效分析与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绩效论文,国有企业改革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有企业改革的宏观绩效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上。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国就是通过国有企业的渐进式改革，实现了经济的平稳、有序增长。
在本部分的研究中，将主要用比例法从静态对“国有经济控制力”从行业角度进行简单和直观的反映。同时以“企业户数”、“职工人数”、“主营业务收入”、“资产总额”、“利润总额”作为进行总体衡量的分析指标。由于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调节作用要大大高于一般行业和一般领域，因此，在分析总体情况的基础上，我们将有所区别地加以研究分析。
（一）国有企业的总体发展情况。
经过30年的改革，国有企业已经从社会组织向经济组织的社会定位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1978～2007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即从1978年的170 087家，发展到1983年最高的269 552家，然后到2007年下降为115 087家，企业户数比1978年减少了32.3%；相应的职工总数也从1978年的4636.2万人，发展到1998年顶峰时期的6565.2万人，到2007年则下降为3551.8万人，职工总数比1978年减少了23.4%；主营业务收入从1978年的6629.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95 61.8.6亿元，年均增长11.9%；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也从1978年的7233.9亿元发展到2007年的354 813.6亿元，增长49倍，年均增长13.8%；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也从1978年的665.4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7 625.2亿元，实现利润总额是30年前的26.5倍，年均增长11.5%（见表1）。
表1 国有企业30年基本情况变化表亿元
资料来源：http://www.sasac.gov.cn/n1180/n4175042/n5405123/index.html，表中数据信息来自国资委门户网站。
从表1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在1998年前后陷入低谷后，经历1998～2000年实施的3年改革攻坚，通过债转股、技改贴息、政策性关闭破产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企业负担大大减轻。新举措推动了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促进了国有企业的优胜劣汰，实现了国有企业的整体扭亏为盈。1998～2007年的近10年间，国有企业数量明显下降，企业户数从238 152家，减少到115 087家，减少了52%，职工人数减少了46%；而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0年间增长了2.39倍，年均增长9.1%，利润总额更是增长82.5倍，年均增长55%；总资产收益率也从1998年的1.4%逐步增加到2007年的4.9%，资产效益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根据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主要指标（见表2）内容显示，199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的68.8%，企业总量占比为39.2%，利润总额占比为36%，主营业务税金占比为80%；2006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下降为46.4%，国有企业总量只是1998年的38%，其利润贡献总额占比为43.5%，主营业务税金的贡献也占总量的70%。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虽然从工业增加值等数量指标上已经不再占有主导地位，但从国家税收的角度来看，国有经济依然是国家税收的主体力量，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表2 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主要指标亿元
注：*指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为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整理而成。
从1998～2006年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主要指标中还可以得出，国有企业从数量上仅占国有及规模以上企业总量的8.27%（即从1978年的77.6%下降到1998年的39.2%，再下降到2006年的8.27%），却贡献了全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税收的70%。非国有经济数量在不断壮大，且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而国有经济在税收贡献中仍然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
事实上，不仅国有经济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持续下降，而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收资本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也在不断降低（见表3）。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正在从绝对数量的优势向相对数量的控制优势转变，实收资本比重由1999年的61.6%逐年下降到2006年的45.19%。①这不是说，国有经济的战略转移与调整已经完成。到目前为止，就资本结构而言，国家资本在非垄断的产业已经不占优势，大量的非国有资本已经进入且成了主要成分。同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收资本的增长率都低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收资本的平均增长率。因此，随着电力改革、电信改革与城市公用事业等领域的改革深入以及金融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与科技体制的改革，这些相关产业中国家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率还会进一步下降。
表3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收资本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收资本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2004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普查（2004年）》，其余数据均来源于2001～2007年的《中国工业经济年鉴》。
（二）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分析。
国有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企业数量明显下降，但资本总量不断扩大，国有经济分布范围适度收缩，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支柱性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实力进一步向大中型企业集中，企业综合实力增强。改革开放以前，国有经济遍布各个行业、各个领域。1978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92%。②改革开放以后，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分布领域得到不断拓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局面逐步形成，国有经济的布局呈现加大调整的态势。
众所周知，发达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举足轻重，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却往往受制于人，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在那些重要行业如高技术产品行业中处于控制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却无力与之匹敌。因此，我们对总体比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再分行业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是从实质上弄清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关键。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体现在多种数据的变化上，这里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收资本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变迁来体现。
从表4看出，1999～2006年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收资本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超过50%，即国家资本能够绝对控制的行业由20个降低到10个。比重处于30%～50%，从而能够相对控制的行业由10个降低为6个。到了2006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40个行业中，国家可以绝对或者相对控制的有16个行业，而其余的24个行业国家资本不再有效地控制，而是由非国有资本控制。即使是国家有效控制的行业，国家资本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工业的工业”的装备制造业，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弱化。
表4 1999～2006年主要工业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收资本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实收资本比重%
说明：2006年比重均低于30%的工业细分行业未列出。2004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普查（2004年）》。其余数据均来源于2001～2007年的《中国工业经济年鉴》。
1998～2006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占全国工业企业的比重从39.22%下降到8.26%。2006年国有大型企业户数只占规模以上国有企业的2.31%，但资产总额、主营业收入和实现利润所占比重分别达到35.91%、61.54%和63.25%。目前，中央企业82.8%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矿业、冶金、机械行业，承担着几乎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提供了全部的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发电量约占全国的55%，民航运输周转量占全国的82%，水运货物周转量占全国的89%，汽车产量占全国的48%。在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中央企业户数占全部中央企业的25%。资产总额占75%，实现利润占到80%。③这表明，随着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工业经济的比重明显下降。但其总体规模和经济总量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国有经济在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仍占绝对的支配地位。
从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的总体数量、比重及其行业分布的变化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呈现以下特征：
1.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的综合实力在增强，但比重在降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目前只具有相对优势，非国有经济数量拓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
2.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在大部分行业领域已经从绝对控制向相对控制和基本退出转变，控制力主要通过对部分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来发挥主导性作用。
国有经济从绝对实力上也在逐步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行业分布及其发展壮大从根本上解决了一些重要行业、关键领域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和私人资本难以满足的矛盾，国有资本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的需要，国有资本仍然需要大力发展，以实现对整个工业乃至国民经济发挥有效的控制和导向作用。
（三）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比较分析。
如何判断国有企业的效率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④从企业经济效益方面来说，虽然利润、利润率等指标是很好的衡量标准，但仍需从各种指标中对国有企业及私人企业分行业进行全方位的指标对比。⑤
从表5中基本数据的简单比较来看，国有企业的工业增加值率为32.95%，大于私营企业的27.86%，而总资产贡献率12.92%则低于私营经济的14.95%，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则低于私营企业。国有经济在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石油、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生产与热力供应业等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在绝大部分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是国有企业不断进行战略调整、集中于若干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的原因之一。
表5 国有及国有控股与私营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对比（2006年）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
经济学界对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状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由此形成三种对国企效率的解释。⑥但共同的分析指标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的产值比重、财务指标、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及亏损等方面。
我们认为，无论是从宏观层面衡量国有企业的效率，还是从微观经济层面分析国有企业的效率，国有企业的财务分析则是衡量其效率时必须进行考察的。我们不仅需要对国有企业总体效率作出判断，更需要对影响效率的环节作深层次的剖析。
从财务指标的角度来看，净资产收益率往往是衡量企业最重要的指标，杜邦财务分析就是很好的分析方法。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净资产
＝（利润总额／总资产）／（净资产／总资产）
＝总资产收益率／（1－资产负债率）
＝［（利润总额／销售收入）／（总资产／销售收入）］／（1－资产负债率）
＝销售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1－资产负债率）
由此可以看出，净资产收益率与总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净资产收益率同销售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也具有正相关关系。我们从表5中就可直观地看出，在大多数行业中，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低，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流动资产周转率低而导致的资产周转率过低，从而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不高。
虽然净资产收益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衡量企业的微观效率，但从宏观贡献方面，企业增加值也是能够有效衡量企业效率的指标之一。因为企业增加值＝企业利润+员工工资及福利+政府各项税收，企业增加值不仅包括企业利润，而且还包括企业员工的工资及上缴的政府税收。如果单纯以利润的高低或利润率的高低来衡量，企业可能通过压低员工的工资或者通过少缴税而实现。因此，从表5中也可直观地衡量出，国有企业32.95%的工业增加值率大于私营企业的27.86%，从这方面来说，国有企业的效率又高于非国有企业，这也从一方面说明，国有企业所表现出的低效率是由于较高的资产负债率或者较低的资产周转率造成的。
（四）中央大型企业的改革绩效。
国有企业改革在经历3年脱困攻坚，抓好大的，放活小的，调整国有经济战略性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从根本上扭转了国有企业全面亏损的局面，国有经济开始走上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1997年全国国有企业25.4万户，到2007年减少到11.51万户。但国有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综合实力不断增强，1997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3.91万亿元，到2007年增长到35.48万亿元。
以中央企业为例，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矿业、冶金、机械等行业的企业户数仅占全部中央企业的25%，但资产总额占到75%，实现利润占到80%。⑦中央企业及其下属子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制面由2002年的30.4%提高到目前的64.2%。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先后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在A股市场的1500多家上市公司中，含有国有股份的上市公司有1100多家，在中国香港、纽约、新加坡等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达78户。⑧
中央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立足于优化配置资源，做强做大主业，加大调整重组的力度。2003～2007年来，共有95家（次）中央企业参与了47次重组，中央企业户数已由196家调整为147家。
2002～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从8.53万亿元增长到18万亿元，年均增长16.1%；实现利润从3786亿元增长到16 200亿元，年均增长33.7%；上缴税金从6794亿元增长到15 700亿元，年均增长18.2%。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长到14.79万亿元，年均增长15.71%；销售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9.84万亿元，年均增长23.97%；实现利润从2405.5亿元增加到9968.5亿元，年均增长32.89%；上缴税金从2914.8亿元增加到8303.2亿元，年均增长23.29%；总资产报酬率从4.9%提高到8.3%，净资产收益率从4.3%提高到11.9%。这5年，中央企业平均每年资产总额增加1.5万亿元，销售收入增加1.3万亿元，实现利润增加1500亿元，上缴税金增加1000亿元。2007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000亿元的43家，销售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26家，利润超过百亿元的19家，分别比2002年增加32家、20家和13家。在2007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中，中央企业有16家，比2002年增加10家。⑨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显著变化，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认可（见图1）。
图1 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和所有者权益变化图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微观绩效
中国经济正处在转轨时期，自郎咸平教授指出民营企业的种种弊端以来(2004)，国有企业产权的改革攻坚路径该如何持续推进，成为一段时期以来媒体和学术界的一大热点。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在企业业绩层面上，国有产权阻碍公司绩效。然而近年来，美国的公司治理丑闻说明了私人产权并非尽善尽美。再者，股东和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如果私人控股，那么转移企业财富行为可能以隧道方式(Tunneling)进行(Johnson et al.，2000)。随着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所有者和经理人的信息不对称和股东的搭便车行为，所有人难以监督控制经理人，经理的代理成本也是严重的，因此，私人所有权在理论上也并非一定能够提高企业绩效。为此，国有产权制度内在的若干缺憾并不一定意味着私人所有权的优越性。那么，国有股份比例如何影响公司绩效？国有控股比例达到何种控制程度为结构最优？由于中国的众多上市公司中，相当多的企业为国有企业改制上市而形成的，并且在上市公司中处于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地位，因此，我们选择以上市公司制造业中的10个细分行业为研究对象，从一个侧面来考察改制上市背景下的国有控（持）股对企业产权改革绩效的影响：(1)比较直接所有权和实际控制权结构对公司绩效是否存在不同的影响；(2)在最终所有权方法下，对实际控制人的身份进行分类并检验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一）研究设计。
1.最终所有权方法及其应用。这种方法由La Porta et al.(1999)首创，其特点是从公司客观存在的现金流比例出发衡量大股东持有比例。根据中国证监会规定，2004年开始，所有上市公司披露实际控制人和控制链条，这为我们在应用最终所有权方法提供了可能。
2.变量定义。研究中所选取的变量主要有股权结构、公司绩效和控制变量三部分：(1)股权结构主要有中间所有权条件下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为更好地检验实际控制人性质对公司绩效的可能影响，我们分别对实际控制人按照性质分为其他企业、国资委、其他政府机构或单位、个人、其他。(2)公司绩效方面。综合国内学者采用的数据指标，采用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市净率(mbr)来衡量公司的绩效。(3)控制变量。参考国内外的相关成果，引入尽可能多的控制变量，共有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成长性、风险程度（采用国泰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风险水平文件中提供的综合杠杆替代）（见表6）。
表6 实证分析采用的变量一览表
表7 2004～2007年数据样本概况个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3.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由于中国证监会要求自2004年开始，上市公司公布最终实际控制人身份、控制链条和持股比例，所以我们选取2004～2007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见表7）。
4.分析步骤。采用最小二乘法分别检验中间所有权和最终所有权方法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同时，我们借鉴Morck et al.(1988)、田利辉(2005)等的经验，引进股权结构的平方项，以检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借鉴夏立军、方轶强(2005)、徐莉萍(2006)、曹廷求等(2007)的研究，将最终控制权方法下的实际控制人按照性质进行分类，以检验不同性质的最终控制人对公司绩效的可能影响。
基于此，我们建立以下基本方程：
（二）计量结果与分析。
具体分析过程中，我们首先进行一般性分析，比较采用不同所有权计量方法下股权结构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不同影响，然后在最终实际控制权方法下，检验不同性质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汇总在表8中。
表中方程(1)和方程(2)是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其中，方程(1)是中间所有权条件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平方项的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dsr、dsr2在5%水平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回归系数的方向看，dsr的回归系数大于0，表明其与公司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低；dsr2的回归系数大于0，表明其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变现为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我们这一回归结果和曹廷求等(2007)、白重恩(2005)的结果相一致，而与陈小悦等(2001)结果不同。方程(2)是最终所有权条件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平方项的检验结果，osr1在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osr2没有通过检验，表明最终所有权条件下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产生了显著性影响，实际控制人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高。
表中方程(3)和方程(4)是对市净率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在中间所有权条件下，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呈开口向上的U形关系；在最终所有权条件下，则未通过检验。
表中方程(5)和方程(6)是在最终所有权条件下，加入实际控制人性质虚拟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从结果看，以国资委为实际控制人的上市公司绩效较好。
表8 实证分析结果
（三）相关结论与启示。
1.无论是采用中间所有权还是最终所有权，其股权结构集中度都与公司绩效呈U形曲线。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于一定比例时，与公司整体上保持的“利益趋同效应”导致公司绩效的提升；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一定比例时，可能由于利益侵占的“隧道效应”导致公司绩效的下降。因此，过于减少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降低股权集中度是没有必要的。政府作为所有人，对企业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国企改革的产权实践过程中，我们不应该采取非此即彼和上纲上线的态度，而是应该继续全面地剖析问题，以推动改革攻坚的深化。
2.在比较不同性质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时，我们发现除国资委控制外其他政府机构控制的上市公司绩效较低一些。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国资委外的政府控制的企业承担较多的社会成本等原因。
三、基本结论与深化改革的方向
通过以上经验研究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在30年的改革历程中，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战略性调整与经济绩效等方面取得根本性的转变。在宏观层面，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沿着关键领域和竞争性领域两条主线推进改革进程，通过国有企业实现形式的不断优化使得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得到不断强化，成效卓著；在微观层面，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和激励约束机制的强化进一步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微观运行效率，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完善，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企业竞争实力不断增强。
1.我国国有经济实力和国有企业整体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与国有经济依然是国民经济的有力支柱，质变后的新型国企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微观基础。“新国企”现象的出现和发展壮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体现，它说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可以有效结合的，国企改革取向是正确的，国有企业也是富有效率和生命力的。国有企业的成功转型推动了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和快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有经济在绝对实力上的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行业分布及其发展壮大从根本上解决了一些重要行业、关键领域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和私人资本难以满足的矛盾。国有资本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的需要，国有资本仍然需要大力发展，以实现对整个工业、现代服务业乃至国民经济保持有效的控制和引导作用。现有的国有企业总体规模、绩效和经济控制力等情况已表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目标已经初步实现。
2.我国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虽然明显下降，但其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仍占绝对的支配地位和主导地位，其绝对实力、控制力和影响带动力作用得到进一步集中和强化。国有经济比重大小的把握，其所控制的行业类型的选择，国有资产组织形式的确立等，都应该置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都应该站在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来考虑。经验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数量的明显下降和国有经济布局范围的适度收缩，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矿山资源、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和服务、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既是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需要，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引导和推动了非国有经济的稳步发展，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
3.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断完善，国有企业在结构调整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实现了国有企业微观效率的改进，增强了企业活力与竞争力。通过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形成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产权纽带或利益关系纽带在企业和管理者、经营者、劳动者之间建立明确而有效的激励约束关系，依赖产权约束强化，主体责任明确、运行机制灵活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构建，国有经济更加富有活力与效率，增强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与活力。
实践证明，遵循企业发展规律，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是完全能够搞好的。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国企改革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但改革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需要通过更深层次的改革从根本上有效解决。这突出表现在：
第一，我国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还不尽合理，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资本集中和垄断趋势进一步加剧，企业间的竞争已经演化为全球化的竞争。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更好地保持国家对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国有大中型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发挥其更为积极的作用，就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上找到进一步优化的方案。
第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地位、作用和实现形式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相符合。国有企业既要体现市场机制的要求，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要体现国家宏观导向的作用，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保障资源配置的宏观效率。这就需要积极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以及通过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实现企业目标和社会目标的统一，实现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的共同提高。
第三，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微观主体，必须与其他微观主体一样具有活力和竞争力，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立脚点。这就需要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
第四，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已经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经济发展质的提升，就需要国有企业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从而在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发挥桥头堡和主力军作用。
第五，面对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特别是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在中国国内市场的竞争中取得了规模优势，我国规模相对弱小的企业，尤其具有做大基础的国有企业，就需要找到进一步做大的途径，以改变自己的规模劣势。
注释：
①王胜利：《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30年变迁的解释》，载于《财经科学》2008年第6期。
②李荣融：《宏大的工程 宝贵的经验——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30年》，载于《求是》2008年第16期。
③李荣融：《宏大的工程 宝贵的经验——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30年》，载于《求是》2008年第16期。
④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的效率差异究竟如何？在不同国家，这个问题往往不可比，因为社会经济环境不同。在不同的产业，这个问题不可比，因为产业之间较大的技术差异会掩盖或混同效率差异。在不同的时期，这个问题也无法比，因为发展阶段和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的差异，都会对企业有不同影响和导致不同的结果。为此我们选取行业截面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⑤李钢：《国有企业效率研究》，载于《经济管理》2007年第2期。
⑥一是以Woo(1994，1997)、Sachs(1997)、Perkins(1999)和樊纲(1996)等人以新古典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分析框架，由此得出“中国国有企业非效率论”，认为国有经济的出路就在于民营化，就在于国有企业彻底退出竞争领域，作为市场经济的例外现象而存在。二是以Lo(1999)、Jefferson(1992，1994，1996)、林毅夫(1996)、Rawski(1994)、Nauton(1992)、郑玉歆(1996)和邢俊玲(1999)等人以新古典竞争理论为分析基础，由此得出“中国国有企业效率论”，认为国有企业的出路不在于退出市场竞争，而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三是以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5)、Yoshio Wada(1998)、李培林(1999)、刘元春(2001)等以新古典为分析框架，折中竞争论和制度论的内容，形成“国有企业效率悖论说”，国有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与财务指标直线下降两种现象并存，由此国有企业的出路应当是在加强竞争的同时进行产权和“硬预算约束”等方面的改革。详细综述请参见刘元春：《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理论及其验证》，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⑦⑨国资委门户网站，http://www.sasac.gov.cn/n1180/n4175042/n5405123/n5563822/5565830.html，访问日期，2008年10月25日。
⑧李荣融：《宏大的工程 宝贵的经验——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30年》，载于《求是》2008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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