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伟大民族精神的壮歌——读《新战争与和平》笔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壮歌论文,战争与和平论文,一曲论文,民族精神论文,笔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我读《新战争与和平》是想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过程。钻进去之后才发觉这真是小说。是历史小说。历史不能瞎编，抗日战争是近代的事，既往而不远，许多人还活着，更是不能“戏说”。小说是文学艺术，要有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文学语言，方能吸引人、默化人。那么这五百万字八大部，是如何地连贯起来的呢？
李尔重的大笔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从“九·一八”东三省沦陷，刘本生一家逃难写起，随着三千万东北同胞流入关里，在“天下第一关”歇脚。写中国就要写山海关，写山海关自然写到万里长城，写到孟姜女和姜女庙的对联，民族色彩和民族气氛浓烈起来了。然后着力写老龙头，就在这个地方，就在中国这条老龙的头部，日本侵略者闯了进来，撕毁了“江湖满地一渔翁”的风景画，骑在老龙的脖子上拉屎撒尿。关东军特务川岛芳子和日本浪人们撒野骂人，挥拳要打水生他们，使这热血青年忍无可忍，于是就跟强盗打了一架。日本人欺侮中国人，中国人跟日本人打架。附近的中国人闻风而至，“个个摩拳擦掌，怒目横视”。
这一架把川岛芳子打得清醒了几分。日本正在经营东北，侵略华北，世界舆论如“熊熊烈火”在揭露他们“吞并热河，吃掉华北”的阴谋，华北百姓也觉醒过来。川岛芳子这个负有特殊使命的“战犯”在山海关呆不住了。她跑回“新京”去和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做出了新的谋划”，要扭转人们的视线，在上海“捅上一刀子”。小说的序幕拉开，正篇开场，“淞沪大战”开始了。
刘本生和川岛芳子，从开头到结尾贯满全书。就像两条线，把这五百万字八大部连贯起来，而所连贯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又实有其人其事，历史小说大概就应这样写。
二
在抗日战争中我是冀中儿童团员，曾经光着屁股跟着“贺司令”的马队跑，因而对抗日战争文学作品特殊地喜爱。我从小时就常憋着一口气：我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国，怎么就叫小日本打进来了？！李尔重的小说回答说：腐败挨打，分裂挨打，贫穷落后挨打，一盘散沙挨打。
日本敢于打中国，除了该书揭示的社会根源以外，日本战犯们对中国作了这样的估计：
中国人是一个具有亡国性格的民族，四万万人是一盘散沙，谁也不能把他们聚成一个坚固的团结体。
而土肥原贤二敢于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之战，是出于对蒋介石的如下判断：
蒋介石一心剿共，又怕两广捣他的蛋，四川云南的军阀也跟他同床异梦，扎他三锥子也惹不动他的肝火的。假如张学良是豆腐，蒋介石顶多是一碗豆腐浆。
蒋介石身边有几十万大兵，都用去打共产党了。……他要真的跟共产党联合，一下子出动三百万人马，咱们皇军就是一个顶仨，也要出一百个师团，就是把咱们主力用尽了也还不够。
作家从上海市长吴铁城和“坐地虎”杜月笙要趁火打劫“捞一笔”，写到“二老板”宋美龄做飞机生意，写到税警团的旅长王赓躲避开火线，到舞厅去“锻炼身体”，“十九路军作战部署图”被川岛芳子轻而易举地拿了去，表明蒋介石的腐败政府，是从头顶烂到脚心，是腐败到底了。当然，他着力写的还是蒋介石、何应钦、汪精卫、戴季陶、陈布雷、陈果夫、陈立夫这一伙卖国贼，中心刻划的、浓墨重彩描绘的还是蒋介石。
蒋介石的“治国之纲”：“宁忘九·一八，勿忘共产党”，是无人不知的。蒋介石的流氓手段、耍花招、“一石二鸟”等等也是司空见惯的，李尔重着力揭示的，是蒋介石的世界观。蒋介石以为：
“这个世界是人耍人、人踩人、人吃人的世界；就好像热锅里的一堆螃蟹，为着自己不死或晚死，拼命抢着压在别人的背上。”所以他身为委员长却不讲信义。大敌当前，他一如既往地处置着淞沪事变。
蒋介石调宪兵六团换防，本意是给十九路军阵地“打上一个楔子”，调第五军增援，本意是对十九路军挈肘。结果是军心民心不可欺，事与愿违。六团和第五军官兵真的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了。小说充分表现了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宋希廉等一大批抗日将领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日官兵的英雄气概，写他们“穿着两层单衣、啃着冻饭团子”打仗，写他们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一边流血、一边冻得打哆嗦，从侧面透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小说写了何应钦扣发十九路军七个月的饷和棉衣、枪炮子弹，给蒋光鼐、蔡廷锴造成极大困难。在千钧一发之际，宋庆龄、何香凝领导的上海抗日救国会，发动上海人民全力支持十九路军抗战。靠着人民群众的支持，淞沪大战终于打出了辉煌战果，使敌人三易主帅、尸横滩头，不能前进一步。
小说写人物粗浅条、大写意，三笔两笔就是一个大活人的形象，而且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比如写何香凝和张治中，这都是名见经传的大人物，描眉画鬓小家子气是不行的，他抓住何香凝敦促张治中赴敌这个情节，写道：
何香凝听说蒋介石派出张治中率领第五军参加抗战，的确很高兴。报纸上连续报道，“辄即开赴前线”，却只听见雷声，看不见下雨。何香凝想：这不是蒋介石捣鬼，就是张治中怕死。于是她提笔来给张治中写了一封信促驾。张治中弄不准蒋介石打出他这张牌的目的何在，他怀疑这一任军长前途是福是祸。……何应钦不给给养，有意拖迟开拔时日，正好顺水推舟，跟他拖下去。可是官佐士兵的抗日要求，像将要大喷发的火山，是压不住的，不待命而行，他又缺少这个勇气。张治中病了，他真的病了。他精神恍惚，心绪不宁，时发低烧，无心茶饭。（这时参谋长交给他一封信和一个包裹。）张治中打开包裹是一件女人的衣服，他明白，这是诸葛亮向司马懿激将的办法，他惭愧的笑了笑，把女衣放在一边。他又打开信看，是八句诗：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张治中反来复去地看了几遍。他眼含泪花，身出冷汗，对参谋说：“即日开拔。”几百个字，写出了何香凝的丈夫气魄，也写出了张治中作为抗日将领的难言之隐和义不容辞。
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一切的侵略者、反动派、唯心主义预言家，都是一无所知，日本鬼子最是愚蠢。他们只看到了在封建主义压迫下中国人消极的一面，没有看到也根本不懂作为民族精神积极的一面，更忽视了共产党员的力量的存在。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五千年文化传统铸造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他善良、温和、忍让，但他“可杀不可辱”，尤其是天下一家、家国一体、伦理至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天经地义。《新战争与和平》这部书，颇具文化品格，字里行间充溢着民族精神。在“淞沪抗战”之中，日本鬼子虽然在军民合力之下碰在了钉子上，但确也摸着了蒋介石的底，他有意求和、无心抗战，劲都用在剿共上。所以，在淞沪抗战之后，敌人继续侵略华北，连续夺取山海关、攻占热河、进攻绥远、兵临北平城下，终于以芦沟桥的枪声，把酣睡的雄狮惊醒了。小说随着战争的发展，结构情节，刻划人物，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所构成的人的性格，作了充分的描绘和高度升华。
预料《新战争与和平》问世后，将显示其多种功能：一是资政，它内涵的政治学说“有资于治道”，人们可借鉴历史经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存史，它的史料价值极高，可供史家从事学术研究；三是教化，即文化品位和文学价值。本文试作探讨。
三
《新战争与和平》一书，不仅形象鲜明极富文采，而且世理深沉、风格凝重、深入浅出，这自然显示了作家在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和哲学上的功底深厚。
旧军阀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是防守热河的主将，在他出场之前，小说先作了这样铺垫，然后写他在大敌压境时办喜事：娶九姨太、收干儿、收徒弟。未见其人，先见马队和吹鼓手，呜哇乱叫，即见其人，“全付戎装，头戴将军帽，身穿将军服、金马刺、长筒靴、坐在虎皮交椅上，摆着黑虎星下凡的姿势”，满口说脏话，一副流氓腔：他说“打仗打的是钱和人”，说“中国是个油酥烧饼”，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带兵的先吃兵，师团长们都吃得脑满肠肥，捧戏子，娶小老婆”。冈村宁次调集十万之众，汽车八百辆，坦克五十辆、装甲车百辆，飞机百架，准备大举进攻热河。汤玉麟听到消息，用了二百辆汽车向口里运私产。在大战开始以后，汤玉麟发出了第一道紧急命令：
“着第四十一军孙殿英部死守赤峰，不许退后一步。”同时他又抓住一个参谋，要他向运输队传达口头命令：“舍死忘生，保住货物的安全到达，如有闪失，定以军法严惩不贷。”作者写大战的笔力不亚于赤壁鏖兵（先是斗智、用间、连环计、诈降书、万事俱备，东南风一起，周郎成大功也），写社会民穷财尽、写防守不成战线，主将汤玉麟，大失军心民望，尽管张学良派了辅帅张作相督战，但热河沦陷已经注定了。
汤玉麟这个宝贝是旧军阀的一个典型，他居然当了热河省主席也是中国二十多年军阀混战的一个产物。小说写他不战而退把北平乃至华北的屏障丢给敌人而毫无愧色，没有一点罪恶感和廉耻心，正是兵痞流氓旧军阀的本性；写他走投无路了还要夺个“地盘”，因为“地盘”就是家产，就是财源，“地盘”就是生命。这比写吃喝嫖赌、杀人放火还要深刻百倍。小说启示人们，蒋介石不想也不能领导抗战，但他的不抵抗主义还在继续，悲剧还要往下演，阴霾还在笼罩着长城、笼罩着华北、笼罩着全中国。然而历史的转折就要到来，太阳已冒出地平线，就要喷薄而出、冉冉升起了。
四
当共产党的红军被围剿在井冈山、被追击在长征路上、被围困在陕北高原的时候，《新战争与和平》展现出的是长城内外军民自发抗战的血肉防线，奏出一曲又一曲壮烈的悲歌，塑造了冯玉祥、吉鸿昌大义凛然、抱恨终天的悲剧形象，塑造了傅作义智勇足备、威严凝重的大将形象，塑造了义勇军首领邓铁梅的英雄形象。写了冯玉祥收复多伦、傅作义奇袭百灵庙的重大胜利。在这一系列的描写中，作者着墨最多的还是少帅张学良，他是旧军阀中爱国将领的杰出代表人物。从第一章开始就埋下伏笔并逐次展开，其形象的最后完成是在“西安事变”这一章。
西安事变举世皆知，数十年来众多作家艺术家以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各种文学的艺术的形式，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已经作了充分的表现和反复的咏叹，资料就那么些，挖掘就那么深，其人物一个个似曾相识，有些作家与作品在无可奈何之下开始“戏说”或“传奇”，开始在赵四小姐身上作文章了。然而《新战争与和平》不落俗套，唯求深厚，高人一筹，独步天下，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环境，写出了社会深度；人物，写出了思想深度。环境是舞台，人物是演员，有了舞台和演员，作家便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事变发生在西安，事情联系到中外，作家先写日本一方，战争的首恶天皇裕仁“急于第一步先把华北拿到手”，侵华日军攻占热河，进兵绥远张家口，华北危急！中国一方，先写蒋介石继续坚持不抵抗主义，“何梅协定”之后又演出了“冀东自治”的丑剧，进而搞“华北自治”，从而激起北平学生暴发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再写红军东渡黄河，欲渡未渡，毛泽东致书傅作义等抗日将领，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再写张学良受命“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后，蒋介石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加紧围剿陕北红军，还要“撒大网，捉大鱼，调集兵力，搞一次第六次围剿，并亲自督战，终于把张学良逼到了绝地，这些都是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的外部环境和大势，这是事变的外因，事变的内因和根据，则在张学良身上。环境围着人物转，天下大势推动着张学良一步一步地前进，去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我曾经疑问，发动西安事变的，为什么是张学良而不是别人？读完这部小说我找到了答案：发动西安事变的，只能是张学良而不能是别人。这正是张学良的个性，即小说成功之所在。张学良集国恨家仇于一身，对亡国奴的滋味、对“不抵抗将军”的屈侮，有着切肤之痛，这是人所共知也是其他作品多见的，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其他作品没有交待清。原来“张学良在蒋冯阎大战中，拥兵入关，抄了阎冯的后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战争平息之后，蒋介石给了张学良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名义，进驻北平，统管华北事宜。”张学良与蒋介石有着这样的背景，虽是杂牌军，却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张学良对他也忠心无二、唯命是从。“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命令是“不抵抗”三个字。我们看到了张学良见到《中央日报》报道“日军于昨晨突占领沈阳”的消息后，是痛哭、忏悔、愧疚，派人飞往南京请示机宜，得到的回答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张学良只是“颓然坐下”，一句怨言也没有。这时的张学良，对蒋介石确是绝对相信和绝对服从的。紧接着丢了山海关和热河。张学良要求戴罪立功，固守长城一线，蒋介石舍车保帅，让他“下船”，下野出洋考察，张学良也无条件服从了。
张学良是首先在中国拥护蒋介石为“领袖”的人，但在两年以后，张学良竟然当面破口大骂这个“领袖”：“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和张宗昌、袁世凯有什么区别？”并断然举行兵谏，把这个“领袖”捉了起来。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多么大的转折、多么大的跌宕跳跃呀！文似看山不喜平，就看你是否合情合理了。
张学良是军阀，但他是“少帅”，与老一代军阀不同，教养他的是孔孟儒家经典和孙中山“三民主义”。他拥护蒋介石为领袖，是“一片忠心，愿致领袖于尧舜”，鄂豫皖“剿匪”，蒋介石翻脸无情，他开始怀疑；到“剿匪”失利，突然调到“西北剿总”，渐生芥蒂，他想的是“白山黑水英雄泪”，东北三千万同胞；蒋介石是安内剿匪、杀千吓一，这就必然形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但他这时只得服从命令：“希望保住东北军这个集体，早日消灭红军，全国统一，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协同抗日”。但是打红军吃了苦头，一一○师被歼灭，一○九师又完了，连续损兵折将，使他有切肤之痛，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个仗打不得了，不能打了”。这样就和蒋介石产生了根本的分岐。国民党五届全会，使张学良大失所望：“像这样乌烟瘴气，漆黑一团，腐败已极，国将不国，何日能收复山河？”此时他接待了三个东北老熟人采访，给他一页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小说写了张学良读宣言的情形：
这篇宣言，其中有形，珠玑跳动；其中有声，锵铿和鸣；其中有箭，簇簇穿中；其中有光，辉煌夺目。张学良醉了，因为此酒太醇；张学良醒了，因为甘醪太清；张学良迷惘了，因此话出自敌方，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他要找共产党的大头头，当面谈谈。
促进张学良找共产党的是东北军生活的惨状和阵亡将士家属孤苦无靠的情形。他心地善良，天性仁厚，加上传统文化儒家经典给他的“仁爱”、“忠恕”之道，构成了他的人生哲学。他要求领袖施仁政德治，领袖却逼他“中国人打中国人”；他要求领袖“以百姓之心为心”，领袖却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仁爱之心愈甚，疾恶之愤愈强，他想到了卞庄子刺虎，“动辄得咎，前途茫茫”，抗日未遂力已折，最使英雄泪满襟。这时因一○九师覆灭一夜之间白了头发的军长董英斌从前线给张学良带来了毛泽东的一封信，要求他“当机立断，停止向红军的进攻，互派代表，谈判停战抗日条件”。张学良更加急着要“过河”，迫切地要找到“桥”，他用赵四之计，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在前线建了一个指挥所。当张学良来到前线，双方已经停火，他会见了共产党的代表李克农，他和李克农就联合抗战基本上谈拢了，只是一字之争：是拥蒋抗日还是逼蒋抗日。其实是他心底上还有一个阴暗的角。这一角阴暗，是周恩来这一盏智慧之灯彻底照亮了。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在延安桥儿沟的教堂里会见了周恩来。张学良快人快语，一上场就合盘托出了自己的见解：
蒋先生手中力量最大，要抗日没有他来不行，没有他当领袖不行。不效法墨索里尼、希特勒不行。所以我一直主张拥蒋抗日。周恩来一句“国恨家仇集于一身”就使张学良眼睛湿了。请看二人对话：
周：“你出国回来，以为学习法西斯是救国之道，法西斯是什么，是不是外国的创造，这并不单是外国有，中国也有。法西斯就是军事独裁，袁世凯搞过军事独裁，失败了；吴佩孚要武力统一中国，也失败了；蒋介石要在国难当头步他们的后尘，注定要失败的……”“只要他今天放弃内战，奋起抗日，不等明天，我就喊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周恩来一口答应对马鸿逵“网开一面”，更使张学良相信共产党“真有诚意”而且“正气如虹”。张学良与周恩来谈判达成了五条协议，对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大联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回到西安后对杨虎城推心置腹地说：“现在，我明白了，共产党是力挽狂澜的中坚。民族的希望，确在他们身上。”至此，张学良的思想转折大体上完成了。
李尔重并没有就此住笔，也许他以为这仍是浅尝辄止，他从哲学和文化层面上，把张学良揭示得赤条条的，彻底地完成了这个“一定的单个人”至臻完美的英雄形象。
中国的传统文化、孔孟儒家思想，其人生道理、价值观念，实在是具有“两面性”：正面和负面，积极面和消极面。张学良谨守“忠孝之道”、“忠君爱国”，但他的“愚忠”却成为爱国之累。李尔重写了他的一片至诚向蒋介石冒死进谏，阎锡山劝他他不听，杨虎城阻他他不止，他要凭“天理良心”进肺腑之言，忠谏、苦谏、死谏、敢谏。然而蒋介石是块顽石，是块由顽石垒成的南墙，张学良撞得头破血流终于清醒，最后不得已而实行“兵谏”。
西安事变这一幕活剧，舞台广阔，演员众多，剧情曲折，层次分明。作家从容挥洒，铺垫、准备、酝酿，万事俱备，相机而发，捉蒋、请周、协议、送蒋，一唱三叹，层层推进。三十六岁的少帅张学良与杨虎城同心同德，断然发起了“事变”，把蒋介石捉了起来，把天捅了个大窟窿，补不上了。如同“豆腐掉在灰里，吹也吹不的，打也打不的”，骑虎难下。历史逻辑的发展——请美髯公周恩来。当时“西安城刮起了东西南北风”，“一街两巷的老百姓和军人，要求杀蒋介石”，特务、亲日派、托派也跟着起哄，兴风作浪，把水搅混，周恩来一到，人们立刻有了“主心骨”。共产党“和平解决”的方针定了风向，驱散乌云，真所谓“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顷”，终于使西安事变化险为夷、和平解决了。如果说一波三折的话，这就是一大折。另一折是“放”蒋和“送”蒋，这一折最后完成了张学良的“伟大人格”和“英雄形象”。许多作品多是匆匆忙忙地处理“送蒋”的情节，有的甚至写成一种“偶然”或“冒然”行动，只写人物怎么作，未写出为什么这样作。李尔重不然，他事先就铺垫下了张学良为什么这样作的根据，张学良说：
“这次兵谏，我们就是豁出了身家性命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两个团体干的。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牺牲个人，牺牲团体，在所不惜。反悔不反悔是他的事，守信不守信是我们的事，我们昭告天下，让历史评说……这次兵谏，我是把个人生死毁誉完全置诸度外了，我既然认定送蒋先生回去是对的，我也就不计个人的安危了。是的，我可能遭到意外，回不来，但有杨主任，有于孝危，你们可以好好团结。有我当然好，没有我一样可以干好。”张学良既完成了国家大事，壮志已酬，杀身成仁，再所不惜。孔孟儒学的伦理观念，铸就了张学良的伦理德性，他曾经忧心因捉蒋而“造成天下大乱，我张学良就成了千古罪人，将杀身莫赎”。一解此忧，再无他顾，唯一的还是为国家着想：“我们不仅要送他走，还要拥护他做抗日领袖。我们要给他留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以后好说话，好办事。”是这样吗？是的。中国的伦理精神是儒家文化的中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的德性是以伦理为尺度，蒋介石拿住张学良的只有四个字：犯上作乱。恐怕张学良内心也觉得有点“犯上”。不然为什么非亲自送他才能“使他恢复威信”？殊不知他这样作的结果恰从正面帮助了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就是蒋介石，他既没有杀张学良，也没有送回张学良，而是把他幽禁终生。蒋介石固然失信义于天下，也从侧面完善了张学良的伟大人格，使他成为近世的民族英雄与文天祥等先辈并列而无愧。
作家仅在这一章所写的人物，我粗略一点不算各种名单，有名有事的就有六十一个。这么多人光介绍身世和相貌就不知多少万字。李尔重绝不这样写。他别出新裁，不写形而写神。俗话“人是清风肉是泥”，这个人，就是神，精气神。有个写人的小说叫做《灵与肉》，灵性就是神，精神。中国传统的国画和诗歌都讲传神，李尔重常常是用人物的特定语言来传神：毛泽东说的“三个鸡蛋哪一个也不能踩破”，周恩来“赶着驴子上山”，蒋介石“用牛刀杀共产党”，傅作义“不说硬话，不办软事”，宋美龄“飞机是我给你们买的，”都是一语传神。
五
西安事变只是一个序幕，序幕一过，正戏开台。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开始了。战争在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进行。单说中国一方，一个正面战场，一个敌后战场。有国民党指挥的中央军，有共产党指挥的八路军。两党两军既有内战，又有外战，主要是外战。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只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这么大的战争，这么多的人物灿如满天星斗，这么乱的史料浩如烟海，怎么写呢？
打开文库，翻检丰厚的文化遗产，中国不乏写战争的巨著乃至史诗，说句大话，不论哪一部，拿来与《新战争与和平》相比都要逊色。读罢全书，我们感到作家着笔从容不迫、行文错落有致、处置“史料”驾轻就熟，笔底风雷、文彩横溢，从华北写到华中，从长江黄河写到白山黑水，从中国的南京写到日本的东京，从东京写到苏联，写到欧美。写的是抗日战争，背景是二次世界大战，真所谓“立足本土，放眼世界”。作家根据战争发展阶段，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倾注全部的生命力，满腔热情地、真挚地、深切地、悲壮的讴歌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并揭示了战争的根源、历史的教训，启迪人们，热爱生活热爱和平；和平是多么幸福美好。
战犯板垣征四郎自命为中国通，他熟悉元朝忽必烈打南宋的进军路线，拨山西，进汉中，取四川，占云南，以为得山西便得华北，得华北便得全中国。作家乃先写山西这个前线，以“血战三晋”为第一个回合，以板垣征四郎的梦想破灭为顿号，笔走上海南京华中正面战场。一仗比一仗打得硬，一仗比一仗打得好。在这敌人战略进攻阶段，小说着重写了四点：1.初战溃败，一片混敌。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束缚之下，国民党的中央军处于无准备状态，畏敌怯阵。一遇强敌，溃不成军。阎锡山的亲信李服膺、王靖国怆促上阵，胆战心惊，一打就退，兵败如山倒，族弃了天镇、大同、雁门关。“阎锡山骑着毛驴走在崎岖的小道上，心神不定”，他经营多年的老巢危在旦夕，他只好重整旗鼓，杀了李服膺，与共产党合作抗日，这才打了几个硬仗：大战忻口，守卫娘子关、浴血南怀化、坚守原平，山西成了“抗战模范省”，他也自命为抗日“英雄”。上海战争后，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败退更在意料之中。
2.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灭绝人性，风狂大屠杀，激起了中国人的家国仇、民族恨，作家着重记下了两处的惨状，一是山西的南怀化，小说用了三页的篇幅写敌人血洗南怀化的残暴罪行，令人目不忍睹，毛骨耸立，怒火中烧。家国仇民族恨，激励着民族和兵士，也教育着后人。小说还记录了举世皆知的南京大屠杀。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让子孙万代都记住，“战争是一架绞肉机”，是罪恶和灾难。人们！永远地诅咒战争，埋葬战争。
3.八路军以大仁大勇、英勇善战，东渡黄河，开赴前线。出其不意，首战平型关告捷，给全国的军队和老百姓壮了胆，提了气。紧接着挥戈雁门，打伏击、炸飞机场、打运输线汽车，有力地配合了“血战三晋”，然后挥师太行，挺进敌后，锐不可挡。板垣征四郎事后曾心有余悸地说：“八路军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咱们捉摸不清的队伍。他们飘忽不定，乍有乍无，没有战线，没有阵地，追他就跑，来了就咬。你要跟他打，找他不见，你不找他打，说不定什么时候突然袭来。”板垣摸不清中国人的脾气，他的忽必烈进军路线走不通，因为日本不是忽必烈，中国也早已不是南宋了。
4.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凝聚力，有八路军作战的配合和影响，有敌人血腥屠杀激起的仇恨，中央军在血战三晋和南京撤退以后，忽然变得有了生气。李宗仁一段话说得最好：“过去我们都卷在内战漩涡中，自相残杀，败不足耻，胜不足威。今天有机会为民族生存而战，死了也值”。李宗仁这话是对张自忠、庞炳勋说的，两人受到感召，“遵大义、弃私怨，相逢一笑”，板垣败北，台儿庄打胜了。有八路军的战例，中央军的将领忽然变得聪明起来。台儿庄与优势的敌人野战，采用了“正面坚守，两翼迂回，抄袭敌后，一举歼敌的策略”。官兵们信心百倍，因为他们说：“八路军能办到，我们也能办到。”中央军改变了形象，改善了军民关系，军民团结，一致对敌。
六
值得大划一笔的，是作家在这部巨著中，充分表现和讴歌的“中国的脾气”——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爱国主义和革命的民族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的最后归宿就是“生死观”。
孔夫子提倡的“大仁大勇”，以及后来演变成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文天祥实践的“丹心青史”，在老百姓那里化为“流芳百代”的价值判断。至于太史公的“鸿毛泰山”之论，经毛泽东一篇文章，发扬于天下。李尔重在他的这部大书中把中国文化传统的“生死观”和白求恩体现的“共产主义精神”揉为一体，活灵活现地抒发出来。
在“血战三晋”那一章，我们看到了郝梦苓军长“宁可我死国活，决不我活国死”，身先士卒，壮烈牺牲，激励着官兵“为求生而死”，一个个奋不顾身，有重伤不下火线“缠肠”战死的副连长，有抡大刀冲锋陷阵的旅长、有持钢叉的农民、有浑身血污缠满了绷带的连长、有不为垂名千古只顾献身保民在战壕里哈哈大笑的李仙洲将军，有坚守原平苦战十天五千人打剩了六百个的姜旅。的确，“正义的光华，使每个人变得无限刚强，获得了无穷的力量。”
在上海保卫战中，一个被“抓兵”当了汉奸的青年，被我军俘虏后连长问他：“敌人又打来了，愿意当中国人，我就给你一条枪；愿意当汉奸，我就放你走”，那个俘虏说：“我要枪”。巷战开始，他端起刺刀，连着刺死了三个敌人，壮烈牺牲了。在宝山战斗中，姚子青营全部殉国。姚子青被炸断左臂，“一阵子心疼，脸色发白，力不能支，他看到敌人占据了弹药库的屋顶，给战士要了六颗手榴弹，他把六颗手榴弹插在腰上，揭开了盖，把六个拉环套在手上，喊了一声‘弟兄们再见’，扑向了弹药库，一阵霹雷滚过了天空。”
最是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是固守“四行仓库”的战斗。作家写道：“八百壮士建立了‘孤军营’，实际上是完全失掉了自由的俘虏集中营。谢晋元满腔郁闷，写下了十五个大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还有一付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这就是中国人的脾气，这就是光照万世的民族精神。
随着战争更加艰险更加残酷，作家把这种精神升华到最高境界，写了白求恩含笑死去，郭企之从容就义，范筑先死而不已，李林孤胆杀敌，杨靖宇、赵一曼视死如归，八位女英雄互相搀扶着向激流走去，还有叶挺凛然对强敌，周恩来泰然处虎穴，毛泽东千古文章谈笑决策，朱彭刘邓叶贺聂陈等英雄将帅大无畏深入敌后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险终于打出一片片模范根据地，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铁打江山。
一篇笔记写到这里，是有些长了，然而，就《新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内涵讲，不及于万一。我在想，日本胆敢侵略中国，他真是太不自量力了。最初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后来又改口“六个月灭亡中国”，打了八年，尝到了中国人的厉害，终于被陷入“火牛阵”，最后以战败而告终，坐在了战犯席上。作家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揭示日本发动的这一场战争的根源，写了天皇裕仁，写了日本内阁，写了日本财阀，写了关东军及其特务机关，还写了日军将士和人民，小说提供的形象和资料，非常值得评述和研究，但非本文所能胜任。另外小说对蒋介石及其集团用了不少笔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人诱降，回师华北，正面战场压力小了，敌后战场困难大了，这时的蒋介石在南方搞“皖南事变”，在北方“搞磨擦”，这个人的性格的确复杂得很，仅小说提供的形象和资料，就够研究一阵子了。
现在我要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说几句题外话。我看《新战争与和平》，惊叹它所包容的知识和资料的丰厚。单说资料，每一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事由结果，记述起来事实确凿，文字严谨，为他书不多见，堪称信史，再有书中描绘的生活，从南方到北方，从城市到乡村，从山区到平原，山区有塞外的山、太行山、皖南的山。还有上层社会、百姓风俗、诗词歌赋书法绘画饮酒品茶喝“糊涂”啃南瓜蛋子，写得都很逼真。看来没有生活积累、资料积累、学识积累，单纯地写小说、编故事是不行。先作学问后当作家，当学者作家，这就是我从《新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所看到的作家。
1996年3月11日至3月19日，草成于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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