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中“微调”：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的现实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债论文,中国论文,现实论文,规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4年以来，我国的国债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国债规模进一步膨胀，因此，不免使人们产生了一些担心：现有的国债规模是否过度了？这样的国债规模是否会造成沉重的偿债负担从而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发展？这是当前学术界和实际决策部门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我们通过对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进行国际比较，结合分析中国现在的财政经济状况及其未来一段时期内的走势认为，今后若干年内，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
一、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国际比较
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债务负担情况，而必须用国际上认可的经常被采用的指标与经验数据来对各国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国债规模做出理性的判断。国际上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1 ）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年度GDP；（2）借债率＝当年国债发行额／GDP；（3）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4）偿债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 前两个指标是从国民经济大局角度考察国债规模的，而后两个指标则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察国债规模的。
（一）从国民经济的应债能力来比较中外国债规模
1.对国债负担率的考察。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的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考察国债的相对规模最有意义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负担率。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有较大幅度的扩大，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国债负担率）都几乎翻了一倍，不过，在经济上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债务规模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国家的债务规模只相当于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 而有的国家超过了120%（如意大利和比利时）。 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则大都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印度除外），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
正确分析认识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在与国外的这一指标进行对比时，不能仅看数量上的对比关系，还必须注意把握以下重要因素，否则有可能对我国的国债政策取向产生误导：其一，随着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1980 年仅为1 %，1990年为4.8%，1995年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 增长的势头非常迅猛。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较强。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比较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国家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6%， 即使加上政府部门的各种预算外收入，也仅为20%左右。因此，从总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要相对弱一些，债务负担率不能简单地和国外进行对比。其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能达到今天这样的高水平，是上百年时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历史不长，从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是20来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国债规模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自1994年来，我国国债余额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可能赶上有着较长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四，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管理机制等因素制约。因此，在进行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因素。一般地，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就越大。例如，1995年美国国债余额约为3.6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达51.4%， 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美国居民都青睐政府债券，而不是其他金融工具。
2.对借债率考察。国债借债率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即债务收入）与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当年GDP对当年国债增量的利用程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借债率一般在3%～10%，中国国债借债率1994年是2.5%，1998年是4.09%，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与借债率相对较低的法国、英国、西班牙和加拿大（这些国家在3%～5%）相比，也要低2～3个百分点。这说明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 中国的年度国债发行规模还是存在着一定空间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另一个事实，从1994年起，中国的国债借债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年度国债发行量的增长速度大体上保持在25%～30%，远远超过GDP8%左右的增长速度，所以，借债率这一指标肯定还将不断攀升。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这一指标十多年来基本上保持较稳定的状况，维持在8%左右，只有日本、 英国和西班牙等少数财政陷入困境和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在90年代初出现较快的增长。
（二）从财政应债能力来比较中外国债规模
1.对债务依存度的考察。国债依存度是任何一个国家考核国债规模是否适当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指的是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为：国债依存度＝国债年度发行额／财政支出。如果用一句通俗的语言来表达，所谓国债依存度，就是每年财政“寅吃卯粮”的程度。
就法律或制度的意义看，至今为止我国国债发行只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不能打赤字也无权发行地方公债的。这样，依靠国债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的只能是中央政府，或者说，在我国目前的具体环境中，国债依存度这一经济指标对中央财政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作比较分析时，实际上是拿中国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额与中央财政支出之比）与西方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来作对比。我国的债务依存度是非常之高的，1998年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高达29.65%和71.12%，几乎高出日本、美国和英国的3～10 倍。目前各发达国家的债务依存度一般在10%～23%之间，日本政府即使在财政最困难时期，债务依存度最高的年份也不过是37.5%。显然，我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一半以上要依赖发行国债，不仅与政府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长此以往，恐怕难以为继。其中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各国的财政体制和预算编制方法不尽相同，在对国债依存度作国际比较时，一定要注意其可比性。否则，无条件的比较将导致某些财政政策判断的偏差与操作的失误。下面两点是尤其需要注意的：第一，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这个计算公式中，“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仅包括政府预算内支出，而在当前政府收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占相当大比重的政府收支游离于政府预算之外，保守地估计，预算外收支至少占到了全部收支的一半，而且中央预算在整个政府预算中的比重也偏低。因此，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是被低估了。具体到上述计算公式来看，使得其分母被大大缩小了，相应地计算出来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被高估了，被扭曲了。第二，我国财政预算编制方法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完全相同，比如债务利息的规模已经越来越大，但尚未编列在预算支出中，使帐面上的中央财政支出小一块。这就意味着，当前针对国债依存度进行横向对比时，应作相应的调整。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就根据中央债务依存度严重偏高就得出要立即压缩国债规模的结论。但不管这个指标怎么被高估，中央债务依存度偏高则是不争的事实，该是引起警觉的时候了，绝不能掉以轻心。
2.对偿债率考察。国债偿债率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债务收入的有偿性，决定了国债规模必然要受到财政资金状况的制约，因此，要把国债规模控制在与财政收入适当的水平上。关于这一指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是8～10%。美国、英国、 法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偿债率均在10%以内，因此，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中国在1994年之前，由于国债发行规模不大，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债务支出也就不多，偿债率较低，如1990年不过是6.5%。但从1994年起， 国债的发行规模剧增，由此导致债务支出总额迅速上升，国债偿债率从1994年的9.6%迅速攀升到1997年的21.1%和1998年的22.4%。 大大超出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
二、几个基本结论
1.西方国家国债依存度较低，国债负担率较高，而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发达国家年度国债规模发行绝对量较大，但与其年度巨额财政收入相比，相对量显得较小。例如，美国1993年财政收入高达11535亿美元，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只有4398 亿人民币。若按现有汇率计算，相当于我国财政收入的22倍。二是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长，因此国债发行时间也早，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主要以发行中长期（10—20年）的国债为主体品种，因而历年累计额较大，比较起来，其国债负担率自然就比较高。
2.不能简单地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要具体分析发达国家多年来保持较高国债水平的条件。如这些发达国家有较为发达成熟的证券市场规范的法律制度，有科学高效的发行方式和合理的政府债务持有者结构及期限结构等，而这些基础性条件我们目前尚不完全具备，创造这些基础性条件还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我国居民大量储蓄存款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替代社会保障功能，所以，仅依据我国的国债负担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及居民储蓄率较高这些指标来判断我国国债规模的走势是不全面的。
3.从上面判断国债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很难简单地说中国国债规模是大了还是有较大的回旋空间。一个让人们较易接受的事实是，中国国债规模处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而财政债务重负的矛盾之中，即中国的国债形势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充分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及对经济运行的反周期调节作用，又要防止国债规模过大对财政收支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避免象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政府债务问题而陷入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
4.即使上述指标全部在标准量值区间，也不一定就能得出国债规模适度的结论，因为，单纯依靠上述指标作出判断存在着三个明显的缺陷。第一，不能反映国债资金的运用效果。因为国债是要付本还息的，所以国债收入一般来讲应该用于建设性支出上，应使国债收益大于国债成本，所以，即使国债规模不变，对国债的评价效果也会因为国债收益与国债成本的对比关系的不同而大不相同。第二，不能反映财政支出结构差异对国债规模的影响。因为，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消费性支出，二是投资性支出，由于前者带有较大的刚性，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用于消费性支出越多，能够真正用于偿还债务的财力就越少，其偿债能力就越弱，因此，在对不同国家的国债规模进行评价时，即使有关指标完全相同，评价结果也会因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第三，不能反映财政支出增量对国债规模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偿付国债利息额的上限受财政收入增量与国债利息量对比关系的影响。
5.从动态趋势来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经历了自1994年以来的每年以30%多的速度急剧扩张，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及与日俱增的风险。今后若干年内，只要国内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突变，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考虑到国债总量政策的惯性作用，未来几年要压缩国债发行规模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要求，但是国债发行规模要想连续保持这几年的增长势头也是难以为继的。所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增长中“微调”，而且这种增长中的“微调”只能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即要在提高“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在GDP 中的比例；中央财政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例）或国家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规范国债市场，优化国债结构，使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较好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