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出场语境与价值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文论文,领导权论文,语境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葛兰西被西方学界誉为上层建筑理论家，这与他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提出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分不开的。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出场语境是要解答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屡屡失败与俄国革命依靠政治暴力成功之间的鲜明对比问题。提出国家权力的巩固应该从文化领导权的建构入手，继而取得经济和政治领导权。西欧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建立在“市民社会”这个牢靠的基础上进而拥有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因而如果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首先通过不同于俄国“运动战”的方式，即有机知识分子的“阵地战”的方式巩固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厘清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文化与权力的双重复杂性的文化政治学转向，开掘其出场语境中蕴含的主流意识形态构建路径与价值向度对处于文化全球化中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 一、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内涵与旨趣 葛兰西是将文化作为其实践哲学的出发点，作为自己理论的中心点构建其意识形态理论的。为了防止他人误解其理论的价值取向，葛兰西特别强调不能把文化当做医治一切病症的灵丹妙药，明确反对泛文化主义的错误思潮。他在《社会主义与文化》一文中指出：“我们需要使自己摆脱这样的习惯，即把文化看成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1](P5)由此可见，将文化神化为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是异常危险的，这样会遮蔽文化自身所蕴含的实践维度和价值形态而走向流俗的知识卖弄和文化中心主义。事实上，文化不仅是作为观念形态的结果而表现为文化资源，更是作为实践形态的过程而表现为文化主体的自我意识和精神自觉。葛兰西关注的重点显然不是前者，而是要把文化作为人超越自然本性作为主体能动性的体现，通过文化人的能动性体现文化的实践性特征，通过文化个体精神世界的实践丰富和提升，从而超越自然的局限性。 葛兰西主张从国家领导权中区分出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进而认为后者的实现是以前者的实现为前提的。他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2](P38)拉克劳、墨菲认为，“葛兰西比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家更大地扩展了政治重组和领导权的领域。”[3](P71)但他并不仅仅停留于简单的文化层面就文化谈文化，而是从文化和权力的关系，文化的政治化和实践化来思考文化领导权获得的可能性。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建构是建立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本性的理解之上的，他认为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原本就包含对基于文化领导权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这是列宁领导权理论没有从政治领域扩展到伦理、理智领域的必要发展和补充。 葛兰西认识到，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拥有统治权力，而且在实际上拥有与其经济统治地位以及政治统治地位相一致的文化霸权。不仅如此，文化霸权的存在还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起到了精神堡垒的作用。鉴于此，他认为有必要把以苏联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扩展到文化领域。不仅如此，还要把马克思视之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概念进行重新审度，代之以推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载体。他指出：“对国家的基本认识离不开对市民社会的认识。”[2](P218)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两个方面的领导权：一方面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经由政治和军事手段而实现的政治领导权；另一方面就是通过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教育而形成的文化领导权。对于前者而言，包括国家和军队在内的暴力机关所形成的强制力保证其直接有效性；而对后者而言，必须通过对无产阶级大众的文化教化和“思想灌输”以形成统治阶级对现实的人的精神控制和领导，同时为政治领导权提供执政合法性的文化依据。 在国家和市民社会概念的界定以及对二者相互关系的理解上，葛兰西显示出了其与马克思思想的明显不同。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受其规制的。而葛兰西却用来指代由学校、教会、政党、社会救济机构和慈善事业团体等构成的从事文化和教育的机构和团体，很显然，市民社会在葛兰西那里是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出场的。与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出发阐述国家形成发展的基本思路不同，葛兰西认为，“每个国家都是伦理国家，因为它们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把广大国民的道德文化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从而也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适应。”[2](P214)可见，葛兰西从每一个国家都是文化国家的逻辑前提出发，认为经由市民社会而对国家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对于统治阶级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以及群众基础至关重要。不难看出，葛兰西构建文化领导权理论所推出的市民社会范畴具有浓重的黑格尔主义色彩，但这正是我们理解其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关键点所在。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基于意大利工人运动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同结果的鲜明对比而提出来的。他运用“运动战”和“阵地战”这两个富于军事性修辞的比喻非常形象地说明欧洲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国情以及应该采取的大相迥异的战略策略。同样是无产阶级革命，为何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的俄国十月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反而在经济发达的欧洲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却屡屡遇挫?葛兰西认为，沙皇俄国的政权不是建立在被统治者的认同的基础上，没有牢靠的市民社会基础，因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采取闪电式的“运动战”的方式通过暴力革命迅速取得革命的胜利。相比而言，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建立在牢靠的市民社会(文化认同的物质载体)基础之上，这些市民社会就像前沿碉堡背后的战壕，即使前沿碉堡被攻克，背后还有密密麻麻的战壕难以攻克。欧洲成熟的市民社会体系，决定了单纯采取军事暴力取得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必须通过“阵地战”，一步步地攻克背后的战壕夺取文化的领导权直至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西方国家的革命策略应该从夺取‘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开始，也就是从‘阵地战’开始。”[4](P102)在葛兰西看来，争夺国家领导权的关键在于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为此，必须从争夺知识和道德话语权开始构筑无产阶级革命所必需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和主体本应由无产阶级担当。马克思认为，按照资本的逻辑，无产阶级由于其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对立面直接的就是资产阶级，因而他们自然而然就成为埋葬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体，马克思还强调这有别于某些知识分子天才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即使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冲破资本主义物化阶级意识牢笼的革命主体依然是无产阶级。而在葛兰西这里，马克思主义中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和主体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实现文化领导权的重任落到了有机知识分子身上。 有机知识分子范畴是葛兰西构建其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关键一环，其意义是在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对比中得以显现的，是葛兰西相对于传统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一个范畴。葛兰西认为，传统知识分子把对作为文化资源的知识拥有作为首要目标，这种知识分子保持着自我独立和相对自治的生活习性，而这种知识分子根本无法担负实现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历史重任。在葛兰西看来，传统知识分子根本不具备改造社会的基本职能。为此，就需要对知识分子群体作出详细的区分，以寻找那种具有意识形态教化功能的知识分子。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仅仅是知识分子职业范畴的直接社会功能”。[2](P4)只有那些以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为己任，致力于建构和推广无产阶级新世界观的知识分子才是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由此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民众作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基本区分。夺取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显然在葛兰西那里是个集体行动，而他认为这一集体行动的成功开展是以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区分作为前提的。而这个经由主体到客体的行动模式，要由被葛兰西称之为有机知识分子的领导者对无产阶级民众进行自上而下的文化意识、道德观念的灌输来完成。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文化领导权的确立离不开经济改革的基础和现代政党的组织。葛兰西虽然也反对抽象地谈论文化领导权，强调文化领导权不仅是通过强制力量的政治领导权得到保障的，也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并以现代政党作为其组织保障的。他指出，“精神和道德改革必须同经济改革纲领发生联系——实际上经济改革纲领正是精神和道德改革自我体现的具体方式。”[2](P95)然而一个事实性问题是：将有机知识分子置于实现文化领导权的领导地位和主体地位，会自然地得出社会历史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于有机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灌输式教育行为。这在根本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展创造者的基本思想，最终导致的也必将是社会历史观上的“唯意志论”和“唯我论”而滑向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 二、文化领导权理论出场的实践哲学语境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建立在其实践哲学的基础上。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实践观实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哥白尼式革命”。葛兰西从意大利理论家拉布里奥拉那里借用了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哲学的说法，进而将实践哲学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如果从其确立文化领导权角度来看，葛兰西看重了实践哲学对作为历史参与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具有自觉的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知识分子才是同资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主体力量。当然西方和东方学者对此问题也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葛兰西是为了骗过狱警的检查而采取的偷换和替代的权宜之计。另一部分学者则坚决不同意这种主观臆断，认为葛兰西用实践哲学来称谓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独立的、具有原创性的新的世界观，实践哲学很好地表征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实现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对此，霍尔茨认为，“他的提法明确包含着两个含义，一方面哲学是由实践产生的；同时，另一方面实践又是哲学的对象和目标。”[5](P19)实质上，在后来的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受到了双重修正：一条路径沿着苏联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派走向庸俗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另一条路径则是被新康德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托马斯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引向唯心主义。这两条修正路径虽在理论旨趣上截然相反，而在修正方法上却殊途同归。它们共同的方法论特征在于割裂理论与实践、经济与文化的天然联系。拉布里奥拉想通过实践哲学将实践和理论、经济和文化相统一，他指出，“也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是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为先导的、由它相伴随和由它所跟随……”[6](P63) 葛兰西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实践哲学等同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2](P313)尽管葛兰西的这个结论合理性有待商榷，但实践哲学并不一般地排斥精神和文化的作用，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一方面，马克思以科学的实践观所构建的哲学体系的确带有黑格尔哲学的因子，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继承了“实体即主体”这一哲学命题的基本精神——对精神和主体能动性的高扬。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不再是抽象地谈论主体性和精神力量的作用，而是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将主体的精神性力量对象化到客体之中，文化和精神的现实化和实践化恰恰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体现。另一方面，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也的确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实践哲学同样重视经济的基础性作用，精神文化的因素是内在于经济活动之中的，实践哲学不能等同于否认文化和伦理—智识作用的经济决定论。 实践哲学的核心是理论和实践的同一性问题，即强调实践的理论化和理论的实践化的双向互动过程。葛兰西指出，“人们谈论起理论，仍然是把它当做实践的一个‘补充’、一个‘附加’，或当做实践的婢女。”[2](P245)理论不是实践的补充、附属物和婢女，而是实践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证明。换言之，理论能够成为实践的先导和指南，实践需要趋向理论，而理论也要通过现实化趋向于实践。“建立‘卡塔希斯’要素因此就变成了全部实践哲学的出发点。”[2](P281)实践哲学的出发点是建立“卡塔希斯”要素，“卡塔希斯”要素是葛兰西借用拉丁语和宗教的用法，这种要素就是建立伦理—道德的要素，即能动的要素和文化的要素。实践哲学就是将文化的要素政治化和实践化，这是葛兰西思想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最为不同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实践哲学的出发点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而葛兰西则将实践哲学的出发点建立在文化的上层建筑之上。葛兰西所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途径是通过文化的变革来实现的，通过文化革命实现社会革命，思想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 实践哲学是以现实主义或历史主义为基本原则的内在性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内在性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笛卡尔从主体性和自我意识出发来理解世界的原则，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确立了思辨的内在性。海德格尔指出这种思辨的内在性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不能突破意识的内在性，将意识作为最高原则在意识的范围内言说。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是一种新的内在关系哲学。他从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内在关系和运动过程来理解实践哲学，文化、经济和政治原本就辩证统一在社会有机体之中，实践哲学使思想历史化，思想以历史化和现实化的方式内在于经济和政治的行为之中。实践哲学祛除了思辨的内在性的神秘主义和乌托邦色彩，使其扎根于历史的必然性和过程之中。“实践哲学以历史主义的方式思考自身，也就是，它把自己看成是哲学思想的一个暂时阶段。这一点不仅暗含在它的整个体系中，而且也被一个著名的论题所彰显而出来。”[2](P315)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反对教条的经济主义、宿命论和机械决定论，也反对否认经济基础性作用的唯心论和观念论。费里奥认为葛兰西在实践哲学中出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运用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方法，批判了那些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庸俗唯物主义、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以及宿命论等错误倾向。[7](P256)事实上，葛兰西理解社会变革的出发点也的确从经济和政治转向了对作为精神力量的文化的关注。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有两项工作要做：战胜形式精致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组成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教育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的人民大众。”[2](P305)从马克思是实践哲学出发，通过有机知识分子以“灌输”的方式教育无产阶级民众，通过“阵地战”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进而通过文化变革带动社会变革的其他方面，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巩固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就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出场的实践哲学语境。 三、当代中国文化领导权的价值建构 在当代中国，价值多元化的趋势日趋明显，文化多样性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对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有增无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影响力亟待提升。诸多现实问题提示我们应该而且也能够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所揭示的文化发展和运行规律出发，揭示其中所遮蔽的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坚持一元主导与多元互动的辩证统一，建构当代中国文化领导权。 首先，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关键在于牢牢把握文化的领导权和话语权。面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同质化，必须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主的意识，建构体现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话语体系。有目共睹的是，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与以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文化霸权和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战略是分不开的。具有戏谑趣味的是，葛兰西用来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却成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理论武器。俄国学者穆尔扎将这一现象称之为“葛兰西的悲剧”。[8](P84)理论的悲剧在于，葛兰西过度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却忽视了这种领导权应该牢固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不是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手中。防止苏联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演变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就需要有清醒的意识，牢牢把握党对我国文化的领导权。“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化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9](P420)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核心就是要牢牢把握文化领导权和话语权。文化产业化导致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和单一化，文化成为资本的附庸和仆从，文化资本化和资本文化化双向互动使得资本成为真正的主人和普照的光，西方普世价值借助于文化产业为西方的文化霸权开疆拓土。赛义德的《东方学》就展示了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反叛。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要体现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没有理论的深度和高度，没有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就不可能在话语权的争夺中获胜。正如葛兰西所说：“在意识形态战线，辅助部队和较为次要附庸者的失败，就连最微不足道的重要性也不具备。在这里，必须同最杰出的敌手交锋。”[2](P349) 其次，把握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在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同意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对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方式，葛兰西提出了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认同和同意，一种是宣传和引导。[10]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可以通过强权的方式得以推行，而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则通过民众的价值认同。葛兰西正是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认同的同意理论。他认为无产阶级民众不具备主动和自觉认知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必须通过具有批判和改造功能的有机知识分子对之进行“灌输式”教育。惟其如此，普通民众对核心价值观才能产生最为基本的认同，同时他们自身的文化水平和价值水准也能够得到提升。他提出应“采取各种平衡形式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力过于显然地压倒同意”。[2](P197—198)他进一步指出，“只有知识分子把群众在实践活动汇总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的时候，他们才和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集团。”[2](P240)具体而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既要发挥中国共产党及其知识分子的统领作用，又要开掘不同的文化实践形式以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并最终获得其认同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要融入日常生活之中。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和市民社会理论有较高的评价：“他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观念，认为国家不能被归结为(镇压性)国家机器，按他的说法，还应包括若干由‘市民社会’产生的机构，如教会、学校、工会等等。”[11](P334)文化领导权争夺的关键在于能否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寻找现实的文化实践载体，这些诸如学校、广场舞、家庭、社区之类的文化实践载体，能够使我国的文化领导权转化为普通民众的现实文化需求和价值取向。借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就是通过融入市民社会之中的核心价值观构建，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进而聚合为现实的文化影响力。核心价值观绝非高高在上离地万里的价值符号，也绝非空想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立足于日常生活而又超越经验层面的价值应当，为人民群众提供安身立命的文化空间和精神支撑，从而也就将民众的精神文化境界提升到更高的文化水平和层面。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日常生活之中是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和手段。标签：葛兰西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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