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旗下成长
文--龙炘成
新中国成立时，我9岁，属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迄今79年的人生旅程，整整70年是在五星红旗下度过的。今年是新中国华诞70周年，回首往事，不禁感慨万千。
依稀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贵阳市南明小学加入少先队，佩戴上红领巾；五十年代后期，在贵阳六中上高中，加入共青团，佩戴上团徽；八十年代初，在贵州社会科学院读在职研究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把一切献给党的事业。星移斗转，我从贵州广播电视报社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休。人生易老，青丝变白头，转眼间就临近耄耋之年。
对一般性发热不要急于解热。让孩子多喝水、休息好，同时适当注意饮食清淡及饮食营养，切忌大鱼大肉或增加过多的蛋白质。任何发热的疾病饮食方面这样处理都是可行的。
1963年我从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担任中学语文教师、社会科学刊物编辑、大学中文系教师、新闻工作者。在贵州师范大学任教期间，还有幸参加省直机关扶贫工作队，到从江县挂职培训当地小学教师一年。如今我的学生已分别年过半百、花甲、古稀，不时参加同学们的聚会，满满的“桃李”成就感。
国家伟大的改革开放，使我摆脱了家庭出身的阴影，才能在而立之年后报考在职研究生，才能入党，才能从新闻事业的岗位上退休，享受“最美不过夕阳红”的桑榆岁月。要说的难忘经历太多，我想着重说说到广播电视部门工作的一段难忘的感受。
其实，这张报纸的黄金岁月完全是沾了广播电视，尤其是电视的光。虽然早在六十年代末贵州就有了电视，但长期是稀罕之物。改革开放后，电视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广大市民的精神生活主要是看电视。而且电视事业突飞猛进，贵州电视台从开初的只有一两套节目每天定点播出，到多个频道全天候播出；综合频道即第一套节目从地面传播到加入全国开始为数不多的上星传播之列，成为卫视节目。全国的各级电视台星空灿烂，播出节目如百花盛开美不胜收。千家万户的老老小小收看电视，最初还没有遥控器，全凭广播电视报的节目单作为收视指南。我们的报纸仅凭其中的各家电视播出节目表，就广受欢迎。广播电视报在全国报林中异军突起，最多时达到170多家。与其说是这张小报广受欢迎，不如说是新中国电视事业的成长壮大带来的效应。
作者（前排中）与同事合影
1988年，我从贵州师范大学调到贵州广播电视报社，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亲身经历了这张报纸随着广电事业成长壮大的历史。这张小报创办于1984年，最初只有4开4版，定价3分，发行几万份，办报人员屈指可数，毫不起眼。但在数年的时间里，它竟然增加到近20个版面，发行量逐月猛增，到90年代初的发行量竟然高达50多万份，算得上贵州报业空前绝后的记录。随着发行量的增加，广告年收入达七八百万之多，效益在当年全省报纸中罕见。报社率先在全省自办发行，率先改制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自收自支自负盈亏，曾经是贵阳市南明区的上税大户。报纸创刊10周年在贵州饭店举行庆祝会，时任省长、省委宣传部长等领导光临讲话。足见当年的“小报不小”。
习主席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军情的变化，从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统一富国和强军两个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围绕这一兴国之举、强军之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这是对我们党长期探索实践军民两用、军民结合、寓军于民重要思想的继承发展，是对新时代经济建设和国防与军队建设融合式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贯彻落实好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深下去实起来，当前尤为重要的是把握好“四力”。
2000年，报业体制改革，广电报不再是厅局机关办报，划归电视台管理。这一年，我以总编辑、高级编辑的身份在贵州电视台管辖下加入退休大军。2011年文化体制改革深入，广播电视合并为贵州广播电视台。2018年，贵州广播电视报走过34年历程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宣布休刊了。我作为这家报纸的从业者，有幸见证了这段历史。
我退休迄今19年，至今仍在发挥余热担任新闻出版部门的报刊审读员。老伴从高校退休，我们的退休养老金随同国家政策逐年增加，老有所依所乐。前些年我们出门看世界，祖国大江南北的壮丽风光大都饱览过了，此外还去过30多个国家，倍感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幸福。在新中国70周年华诞的今年，我们的大孙女从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毕业，小孙女从贵阳一中高中毕业高考成绩超过一本录取线，不久将进入她心仪的高校深造。儿孙事业学业有成，我们俩老身体尚健，晚年生活幸福，夫复何求。
运转不透明，职责划分不清，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一是审计难以全覆盖。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庞杂，即使是大额的专项转移支付，分配到市县后，每个项目规模也不大，难以进行全面审计，更不能形成常态化、普及化的监督规模。二是监管职能分散。目前审计、财政、主管部门对专项转移支付都负有一定的监管职责，但职能重叠，加之部门间信息封闭，监管能力难以整合形成合力，部分专项转移支付存在监管真空。三是监管手段单一。目前对专项转移支付的监管主要是事后检查，许多是问题暴露以后才组织检查，缺乏事前和事中的有效监管。
如今，我最大的愿望是能看到伟大祖国实现现代化的那一天。在我的这个小家则能与老伴延年益寿四世同堂。
（作者系原贵州广播电视报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