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景理论视角下促进健康保险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激励路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视角论文,路径论文,前景论文,健康保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健康保险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与政策瓶颈 (一)健康保险投保目的与非理性问题 健康保险的本质和基本功能是通过筹集保费的形式，在具有同样健康风险的人群中间分摊健康风险损失，以避免部分人员因健康风险损失陷入经济困境。但随着健康保险的发展，保险的功能被多样化，不同人员投保健康保险的目的呈现多样性，健康保险选择也出现了很多非理性问题。Howard等(2013)认为，消费者投保的目的可以划分为四个方面，即投资、履行法律或政府的要求、对风险的忧虑或避免遗憾的出现、满足社会和(或)认知规范。四类健康保险投资目的，尽管都是将健康保险作为分散健康风险的工具，但因为具体的目的不同，保险选择决策的理性程度也存在明显的差别。 基于投资目的的消费者，往往因为认同“没有回报就是最好回报”的理念，而过度追求对风险事件伤害的规避；对法律法规的遵守而投保健康保险的消费者，健康保险只是实现其最终目的的一个手段，而不关注健康保险的分散风险作用；出于健康风险忧虑或避免遗憾的发生目的，只是将健康保险作为心理慰藉的一种方式，因而更加关注较大的健康风险损害的后果问题；而出于对社会认知的满足方面，对健康保险的选择往往取决于他人的建议和行为，并不关注健康保险与自己需求的适度性问题。不同保险目的下的非理性选择决策，导致健康保险总是受制于短期的功利性，一旦短期的功利性目的不存在或者发生转变，健康保险的投保或消费行为也会随之变化，影响到对长期健康保单的持有，对健康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二)我国健康保险保费投入偏离情况比较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保险业以后，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的影响，健康保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展相对滞后。直到90年代随着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试点，特别是1998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改革全面推开以后，在职工补充医疗保险的商业化推动下，参保人员数量才开始逐渐增加，但保费收入规模较小，而且在2001年出现了较大额度的理赔率，见图1。而2003年SARS的爆发，将健康保险推入一个较快增长的时期，健康保险也作为重要的医疗费用筹资手段，逐渐成为医疗卫生体系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2007年以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全面建设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再次推动了健康保险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推动力是通过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业务，以及承担居民大病保险和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加上保险监管业务的不断加强，健康保险进入一个相对快速平稳发展的时期，原保费收入增长较快，而且除了在2011年度出现一次较大的理赔外，理赔率整体上保持在35%左右的平稳水平上。
图1 我国健康保险原保费收入与理赔情况(亿元、%) 虽然从总体发展速度来看，2000年以来健康保险呈现较快的发展，但仍然存在人均投保水平普遍偏低问题。借助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公式，用一个地区健康保险原保费收入规模，分别除以常住人口和地区生产总值，作为健康保险密度和健康保险深度公式，推算我国各地区的健康保险人均水平，2013年健康保险密度和深度数据分别见图2和图3，其中已经将计划单列市的原保费收入数据归并到所在的省份中。
图2 商业健康保险投入密度(元/每人)
图3 健康保险2013年原保费收入基础上的保险深度(%) 从图2可以看出，健康保险的保险密度水平仍然偏低，平均保险密度为70.39元，但大部分地区主要围绕在人均50元左右，地区之间的波动较大。最高的是北京，保险密度为386.93元；第2位是上海，为241.51元；而排在第3位的广东则迅速降至100.23元。在西部省份，宁夏和新疆的保险密度也比较高，分别为90.13元和85.9元。与保险密度的情况基本相似，2013年健康保险深度在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也比较大，通过图3可以看出，保险深度最高的地区为北京，保险深度为0.447%；其次是上海，为0.28%；广东和山东的保险深度并不很突出，处于第3和第4位的是新疆的0.256%和宁夏的0.249%。由此可以看出，健康保险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的直接关联性。 将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与商业健康保险原保费收入汇总，地区间医疗保险密度数据见图4，可以看出，保险密度曲线除发生上移以外，变动趋势基本没有明显的变化，将其与健康保险进行相关分析，得出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951(P＜0.01)，呈现高度相关的关系。结合保险深度数据来看，经济因素与保险密度也没有较为明显的关联性。
图4 加入社会保险以后的医疗保险投入密度(元/每人) 从健康保险投入占整个医疗保险投入的比例看(图5)，平均值围绕7.57%的范围波动，但波动的范围较大，说明从保险密度上，无论是社会医疗保险还是健康保险，在地区内都有相似的保险密度，但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这种差异又与经济水平或者支付能力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医疗保险普遍存在偏于正常需求的非理性保险决策问题。健康保险的供给与需求对基本医疗保险的过度依赖，可能是导致健康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地区间波动具有高度相关的重要原因之一，商业健康保险独立开发市场的能力相对偏低。 (三)与基本医疗保险相比健康保险的政策瓶颈问题 我国关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定位早已明朗，即多层次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2014年8月10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9号)，提出鼓励发展多样化健康保险服务，但是如何鼓励健康保险对社会医疗保险发挥必要补充作用，却仍然没有针对性的激励政策措施。尽管商业保险公司早期就开始介入新型合作医疗，但参与程度仅局限在基本医疗保险承办业务的辅助层面；大部分职工和优抚人员的补充性医疗保险以及当前的居民大病保险，商业保险公司也只是被动承保业务，而不是独立运营，并且要承担大部分的保险业务的风险，没有统一的补贴性优惠激励和扶持性政策。这种明确的功能定位与不明朗的政策安排之间的矛盾性问题，导致健康保险在参与多层次健康保险体系建设中处于较为尴尬的地位。
图5 健康保险投入占整个医疗保险投入的比例(%) 受限于2005年以后对坚持市场化导向医改不成功的反思，健康保险的责任又更多地被推给了政府。在政绩考核和医改市场化批判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决策者不愿意、也不能够将社会医疗保险业务推向市场，而是不断地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不断地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政府财政不仅要补贴困难群体的不断增长的保险费用，还要直接支付困难群体和大病致贫群体的医疗费用，在经济增速相对放缓的大趋势下，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地方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政府财政，难以应对过快增长的医疗费用，将保险基金缺口转嫁给承担基本医疗服务的定点医院，或通过药品降价的方式转嫁给定点医药机构，出现了病人收治推诿和降价药品短缺或消失问题。国家对商业健康保险既重视但又缺乏优惠扶持政策的尴尬处境，无疑在逐渐挤压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空间，地方政府对如何发挥健康保险的补充作用，在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战略的同时，难以在健康保险服务购买政策中确定有效的激励政策。 二、前景理论下健康保险选择效率损失与逆向选择形成机制 (一)经典经济学期望效用理论下的最优保单评判标准 1738年贝努利(Nicholas Bernoulli)在解答“圣彼得堡悖论”时首次运用期望效用的概念推导出保险能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期望效用最大化以来，经典经济学就一直是以消费者期望效用最大作为保险最优保单的分析标准。最优保单的框架是建立在财富、预算约束曲线和无差异曲线基础上的。1960年Borch首先运用内生法推导最优保单时，论证了多个风险损失厌恶者承担损失时的帕累托最优保单，开创了帕累托最优条件下的分散风险最优保单模型时代。 魏华林、朱铭来和田玲(2011)基于全额保险和预算约束线，对健康保险选择的最优效用进行了分析，如图6所示，L[，1]和L[，2]为两条无差异曲线，45度线为无论风险是否发生确保财富不发生变化的全额保险曲线，AD、AB为预算约束曲线。认为一个风险厌恶的消费者，购买保险的数量与是否存在附加保险有关，决定了是选择全额保险还是部分保险的问题。如果不存在附加保险费用，则消费者在效用最大化的情况下会选择全额保险(图中B点)，否则会因为保费的增加而导致预算支出增加，转而选择部分保险(图中C点)，其中A、D点因为不在无差异曲线上，因而保险效用均低于在曲线上的C点。
图6 附加保费对投保人最优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 但经典经济学期望效用理论下的最优保单，并没有考虑到消费者对保费投入、财富变化的心理认知和承受能力，也没有考虑供需双方对风险概率的理性识别水平，以及对健康保险选择决策的能力，是将健康保险的保单决策放置在符合各种理想假设的前提之下的，必然面临不可避免的理想标准与现实选择决策的偏离问题。 (二)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下健康保险选择形成机制 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认为，针对健康风险等未知时间概率的估计，人们通常表现得很无知，对罕见的小概率事件，更容易高估风险发生的概率；而对较高概率的风险，又容易表现出低概率加权。1992年行为经济学家Kahneman和Tversky在其1979年提出的前景理论基础上，给出了新的概率主观加权的权重函数：
W(p)表示决策权重，γ为决定函数曲率的参数，单一曲线参数不仅保持了曲线及函数的简约，也对经验数据非常适合。根据前景理论加权函数，在健康保险领域，也不仅仅是对收益的风险厌恶和损失的风险追逐，而是转变为更加复杂的思维模式。在高概率时，存在对收益的风险损失厌恶和对损失的风险追逐；在低概率时，则是对收益的风险追逐和对损失的风险厌恶，由此将客观中性的概率曲线加权为一个反S型曲线，而不是经典经济学期望效用理论下的风险中性概率曲线，如图7所示。
图7 一个典型的前景理论加权函数(1992年版) 传统经济学效用理论还认为，在特定的期望效用曲线上，消费者对货币的支出和取得效用是等效的，也就是等额货币支出和收入的效用是相等的。而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则认为，在社会福利方面，更多的消费者表现出的态度是对损失风险厌恶程度，要比获得相同的收益带来的效用满足，反映得更为强烈。也就是经历一定额度损失时的损失效用权重，往往比获得相同收益的满足权重更大，消费者对损失或支出的货币权重，要大于获得相同收益时的权重，如图8所示。 此时在图8上，在损失维度和收益维度分别寻找两个距离原点相等的点(-A，0)和(A，0)，A＞0，其对应的效用值分别为V(-A)和V(A)，由于A点为损失，根据前景理论的损失厌恶效应，此时： V(A)＜-V(-A)，当A＞0时 另外，根据Benartzi和Thaler(1999)的研究结果，投资者具有多样化偏好，人们倾向于将投资资金在多种资产间相对平均地加以分配，被称为1/n直觉判断(Heuristics)，表明预测效用在准确预测未来感受效用的失灵或者说在面对多种投资选择时，投资者更倾向于决策权重的简单化。正如面对两个投资选择决策中，行为个体倾向于将结果分开评估，即： V(X)+V(Y)＞V(X+Y) 同样，对于多种损失的反转负效用评估为： V(-X)+V(-Y)＜V(-(X+Y)) 在健康保险领域，健康保险的保费支付和损失补偿期望值之间，本是一个互相联系的过程，但被保险人或保费承担者更倾向于将缴纳保险费用和保险损失理赔看作是两个独立的过程，并将健康保险费用看作是个体的损失或沉没成本，进而更看重健康保险理赔对保费支出的弥补作用。不仅如此，对于部分保险的保费投入、免赔额和损失分担，也被消费者分项进行心理评估，而不是将分担费用和保费投入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尤其是当被保险人与保险费用支付主体分离时，后者将更加注重健康保险基金对保险费用支付的经济回报作用。
图8 前景理论中的损失厌恶效用函数曲线 由于人们对损失的敏感度要大于收益，而且消费者习惯于将收益与损失分开考虑，因而在补偿型的健康保险中，消费者对免赔额、附加保费和保费折扣，表现出来的效用值绝对数差异较大。Howard等(2013)认为，一个没有遭受过健康风险损失的人，愿意选择较低的免赔额、提供一定折扣额度但需要附加保费的保险，事实上证明这些保单一般因为没有红利而缺乏资金吸引力，这是因为当消费者面临未来的可能损失，不仅要承担持续累积的保险费用，还要因为免赔额而额外增加现金支出。正如图9所示，因取消免赔额而导致的附加保险费的负效用，相对于将免赔额减小至0时巨大的负面效用的降低，附加保费的效用值要小得多。
图9 具有免赔额或者折扣额度带附加保费的健康保险效用比较 当然，图9的前提假设仍然与期望效用理论是相同的，即消费者是风险厌恶型的，而且收益与损失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三)健康保险选择效率损失与逆向选择形成机制 在前景理论下，由于健康保险是基于健康风险的概率和损失分布或理赔额为基础的，因而健康保险效率的损失也基于概率加权导致的偏离和损失厌恶两个方面。 1、考虑在全额保险下的效率损失 全额保险是保险金额A等于健康风险导致的损失L，且A=L。设定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为p，消费者支付的保险费用为pA，通过全额保险，消费者购买的保险金额等于其风险资产，而其支付的代价是保险费用pA，来自于非风险资产，是从财富总额W中的保险费用扣除。由于消费者对健康保险产品的选择是基于客观风险概率P加权后的主观概率W(p)，保险精算在曲线拟合后形成的概率曲线为π(p)，也认为是客观概率风险。如果健康保险产品是小概率的大病医疗保险，那么概率被加权后，W(p)＞π(p)。另外，保险费用支付是概率和保险金额的一个乘数pA，因而在相同的保险金额的情况下，消费者因此愿意增加的超额保险费用支出是：
图10 健康风险客观概率被主观加权后效力损失 如果健康保险产品是较大概率的常规医疗保险，那么加权后的概率小于实际风险概率，即W(p)＜π(p)，消费者不愿意提供的保险费用为：
投保大病的消费者认为从大病保险中获得了V(PrA)的消费者剩余效用，尽管事实上从保险精算的概率角度来看，这种消费者剩余也可能不是。再加上大病医疗保险的损失额度较大，处于损失厌恶和未来不确定焦虑的心理动机，消费者更愿意投保大病保险。如图10所示，假定消费者关注概率大于
点并小于
点时的健康风险，其中
。因为该区间的主观加权概率大于客观概率，在健康风险损失足够大的情况下，消费者愿意购买存在明显消费者剩余的健康保险产品。 而此时的保险选择效力的总损失为被主观加权后概率的函数，那么在该区间上所有健康保险消费者的总效率损失为：
此时消费者倾向于购买健康保险，而且消费者往往倾向于过度支出健康保险费用。其效率损失主要是因为虚假的消费者剩余，而选择高概率风险的健康保险产品，其效率损失主要是保险费用的过度支付。 同样可以推导出在风险概率大于
点，且小于
点的较大发生概率时，消费者进行健康保险选择时的效率损失为(尤其是对保险人来讲)：
此时消费者认为缴纳的保险费用不值得，或者不参加保险，或者希望获得较大的保费折扣。 2、有附加保费或免赔额、折扣额的部分保险效率损失 如图9所示，消费者不仅将健康风险概率进行了主观加权，而且在损失厌恶的情况下，更不愿意在支付保费以后，还需要再次动用现金来支付免赔额和补偿比例范围外的损失。由于部分保险存在附加保费和共付保险，而且此时的保险金额A小于健康风险损失L，令差额
=L-A，在承担差额损失的同时，保险费用的支付代价为p(1+a)A，其中a为附加保费比例。将附加保费分解为基本保费pA和paA两个部分，由于保险费用是具有沉没成本属性的损失，根据多种投资选择的分开评估公式，此时消费者在支付保费时的效用额度为： V(-pA)+V(-paA)＜V(-p(1+a)A) 再考虑免赔额和折扣额度的效用值，通过图7可以看出，由于消费者的损失效用曲线在免赔额部分的斜率，明显大于折扣收益部分的效用V(R)，而附加保费部分的斜率因为效用单调递减，又远远低于免赔额的部分，即： V(-D)+V(-pA)-V(-apA)+V(-pA)＜V(R) 而且部分保险时消费者还需要支付损失超过保险金额部分的现金支付，进而推导出在部分保险状态下，保险产品消费的损失总效用值为： LV=V(-D)+2*V(-pA)-V(-apA)+V(-(L-A)) 而部分保险获得收益带来的效用为： GV=V(R)+V(pA) 非常明显，在前景理论下，LV＞GV。合并考虑健康风险概率被主观加权的失衡，对于低概率大额损失的大病医疗保险，在消费者剩余效用的冲抵下，此时的效率损失为： LV-GV+V(PrA) 如果V(PrA)能够足以填补部分保险的损失效用和收益效用的差值，消费者就会愿意购买健康保险产品，否则不会。同样，在较大概率、偏低损失的常规健康保险中，由于健康风险概率本身就是被低估的，而且PrD本身就是被主观心理编辑为负值，即损失，那么消费者的健康保险损失效用被进一步放大，消费者必然不愿意购买带有免赔额和附加保费的健康保险产品，除非通过有效的政策激励措施，将其加以反转成为正的消费者剩余。 三、促进健康保险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激励路径 (一)全民健康保险覆盖实现路径与政策激励范围 2013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其年度工作报告《全民健康覆盖研究》，从健康保险的宽度、高度和深度三个维度，提出达到全民健康覆盖的基本要求，如图11所示。而“所有的人都获得所需要的、高质量的卫生服务，而不必担心陷入经济困难”的全民健康覆盖基本标准，也早在2012年12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作为一项决议，成为各成员国政府应该承担的法理责任。这就意味着作为实现全民健康覆盖重要路径的健康保险，不再是消费者个人支付的一种纯粹市场行为，而是政府应该通过必要的费用支持和政策激励，确保每个消费者获得支付得起的健康保险，并通过健康保险的全民覆盖获得不至于使其陷入经济困难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图11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全民健康覆盖的三个维度 经济合作组织(OECD)2014年2月颁布的专题研究报告“Health At A Glance 2013-OECD INDICATORS”展示了西方国家健康保险覆盖的层次和范围，主要包括由国家统一强制实施的基本医疗保险(Primary Medical Insurance)、职业补充医疗保险(Complementary Medical Insurance)、商业补充健康保险(Supplementary Health Insurance)和补偿等待基本医疗保险服务中所发生费用的多重健康保险(Duplicate Health Insurance)，前三者为大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发达国家层级间补充的基本形式。而多重健康保险主要用于支付等待接受基本医疗服务时，因转诊和等待服务时间较长时使用，爱尔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人口覆盖比例高达48%和45%；西欧的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的人口覆盖率也比较高，接近覆盖全部购买了健康保险的人口。通过不同层级健康保险对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能够最终覆盖所有的健康风险损失问题。但是如果健康保险消费者不能够在层级之间和覆盖范围边界上，确定有效的解决范围或者健康保险对风险的转嫁规模，则会出现保险产品之间相互交叉和过度保险问题，如图12所示。在健康保险全民覆盖的空间范围内，政策的激励不仅限于由政府提供直接财政补贴的社会医疗保险领域，还包括通过政策激励而间接提供补贴的健康保险领域。
图12 健康保险的有效选择空间与选择效果 (二)基于贫困免除的健康保险政策激励措施 理想的健康保险选择是在保险费用支付的经济能力和面临的健康风险损害约束下，通过健康保险化解风险损害带来的经济负面效应，使消费者具有承担保险基金补偿后损失的能力。因而，有效的健康保险产品选择是保险费用支付能力(预算约束曲线)、风险损失补偿大小(理赔额)、对健康损失的共担能力(财富减少容忍线)处于一种三维均衡的状态，它既不会因为风险事件而使经济陷入困境，也不会因为支付保险费用陷入资金困境。 如图13所示，消费者选择健康保险的基本动因在于避免因为健康风险损失，使自己陷入财富的较大减少，但对健康保险保单规模的持有程度，是基于持有财富可用于健康保险支出的规模。在图中的E点，恰好是财富减少容忍线、预算约束线和保险的无差异曲线交叉点，也是对健康保险持有程度的三维均衡状态，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促进和维持这种三维均衡状态，在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通过税收饶让或者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那些真正需要健康保险的贫困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健康保险，并在他们因为健康风险损失导致财富减少到最低容忍线(如贫困线、最低收入保障线)时，施加必要的财政补贴，但相对于直接的财政救助，为他们提供更为合理和适度的健康保险，是最为经济和有效的路径之一。 (三)基于损失厌恶效应下的健康保险政策激励路径 前景理论认为，相对于相同的收益，消费者对损失更为敏感，也就是说，减少消费者在健康保险投入中的损失感知，要比增加相同的收益更加有效。这就意味着，在实施健康保险的政策激励措施时，最有效的方式是改善图9中损失效用维度中的参数，要比改善收益维度中的参数更为有效。从健康保险的总效用结构看，由于健康保险是在具有同质风险的群体中间分摊健康风险损失，并且保险公司还要从分摊的保险费用中提取管理费用和经营利润等，消费者投保的总收益要远远小于保费总投入，这就容易给消费者形成保费的沉没成本效应。2000年以来，我国健康保险的总理赔比例维持在35%左右，理赔率最高的2001年也仅为54.84%，假定纯保费与风险对应，纯保费所占消费者缴纳保费的比例整体上要低于50%。这与社会医疗保险的收支相等、略有结余的指导原则存在较大的差异，加剧了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沉没成本的感知，影响到消费者对健康保险的理性选择。
图13 健康保险预算约束与贫困避免均衡 为减少消费者对健康保险的非理性感知，政策的激励首先要尽可能减少图9中免赔额带来的损失厌恶效用，这是由于在免赔额区间的效用曲线斜率，要远远大于保费折扣的收益效用和附加保费效用部分的曲线斜率。同样规模的政策激励投入，应用于减少免赔额要比其他途径更为有效。被经典经济学期望效用理论普遍证明最有效的共付保险方式，政策激励的路径首先是在保费筹集阶段，要将起必要补充作用的健康保险费用纳入税前扣除，以减少保费的沉没成本效用。其次是降低免赔额的规模，减少参保后现金支付带来的损失非理性感知效应。如果将健康保险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必要补充，如图13中所示，要通过政策激励，努力减少基本医疗保险封顶线与健康保险起付线之间的差距，以减少基本医疗保险起付线和共付费用的损失厌恶效应的影响。同样，激励政策的切入点还要有助于相同层次不同范围之间的有效衔接，通过诸如多重保险的方式，减少消费者因免赔额和共付费用的现金支付，改善健康保险的总效用水平。 (四)基于投保人员健康保险消费者剩余效用的政策激励措施 期望效用最大化和充分的消费者剩余，是消费者在市场机制下选择健康保险产品的基本前提，尽管从前景理论来看消费者最大期望效用并不一定是有效的，或者是理性的。根据前景理论，消费者对健康保险产品的选择仍然符合期望效用最大化的一般公式，只是在决策时对风险概率和保险的投入与收益方面存在概率主观加权和损失厌恶效应问题。政策的激励作用，是纠正而不是被动接受消费者非理性决策结果。根据图10所示，消费者并不关注罕见概率风险事件可能带来的损失，并在较低的概率区间(
)内容易将概率赋予较大额权重，使主观决策概率大于客观概率(或精算概率)，产生虚拟的消费者剩余
而过度购买健康保险产品；而在较大概率区间
)内因为将概率主观赋权偏小，而导致虚拟的消费者效用损失
，容易导致消费者健康保险需求明显不足。 而在健康保险供给上，如果保险人(保险公司)认识到概率被主观加权后的消费者选择行为，更加倾向于提供大病医疗保险，而不愿意提供常规小额损失的中等概率以上的健康保险，这也是为什么健康保险市场上主要是大病保险、而且是给付型健康保险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消费者和保险人同时意识到该问题的存在却又缺乏有效的对称信息时，必然会存在双方的保费投入与筹集博弈，甚至出现保险人与投保人都存在逆向选择的双逆问题，发生所谓的“柠檬”市场现象，最终导致健康保险市场上只留下那些为高风险人群提供的价格偏高的健康保险产品。 为了避免因为主观概率非理性加权导致的效率损失，政策激励首先要确保消费者充分的剩余效用，在较低概率区间采取限额保费投入激励政策，如允许一定额度的保费作为税前扣除范围，减少消费者对健康保险的过度投入；同时对保险公司的定价机制和投保资格审查行为进行监管，必要时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鼓励和规范保险人提供适度的大病健康保险产品，对基本医疗保险形成有效的补充。而对于较大概率的健康保险需求，由于消费者剩余明显不足，政策激励主要是通过税收饶让或补贴，甚至是以政府服务采购的形式，使消费者剩余能够得到有效的纠正而增加合理的健康保险需求，正如经合组织国家对多重健康保险的激励政策那样，鼓励消费者通过健康保险的途径，解决基本医疗保险共付部分的医疗费用。不仅如此，由于较高概率区间的健康风险具有普遍性，在政府财政、个人支付能力和基本医疗服务供给能力适度的情况下，尽可能将其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作为提高保险水平和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的主要目标区域，社会医疗保险的强制性更有助于修正消费者非理性的概率主观加权带来的保费投入偏离问题。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社会医学先驱者弗兰克的观点，医学的本质是社会科学，保护民众健康的最终责任主体是政府。而2012年12月联合国关于全民健康覆盖的决议，将覆盖全民的负担得起的高质量健康服务，作为各国政府的责任。在政府提供保护全民健康服务的方式中，由政府直接强制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险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它同时还需要健全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以及对基本医疗保险具有全方位补充作用的商业健康保险，而且消费者能够在健康保险选择中作出理性决策。我国在推动全民医疗保险覆盖中，过度强调了政府对基本医疗保险的提供，并努力通过提高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贴引导城乡居民参保，却忽视了如何有效地发挥商业健康保险的补充作用，将保险公司简单作为参与基本医疗保险承办业务的机构。 从西方发达国家全方位的健康保险体系看，尽管健康保险的提供本质上是政府的责任，但并不一定需要政府全部直接供给，而是应该通过有效的激励政策，在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通过健康保险有效的必要补充，构建多层次全方位保障的全民健康保险制度。为了确保政策激励是最有效的，它的切入点应该是消费者在健康保险选择中最缺乏理性的领域，不仅能够通过较小的政策激励代价，获得较大的健康保险选择效率，如损失厌恶效应的修正，而且还能够充分利用消费者健康保险选择偏好，加快推进对基本医疗保险具有层级补充作用的多层次健康保险体系的构建，通过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机制的有效结合，满足社会成员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健康保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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