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的抉择：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东北亚论文,政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来，东北亚地区一直是国际政治的聚焦点之一：朝鲜半岛局势的演变、中国的 崛起、台湾问题的突出、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的努力，以及美国对上述变化的反应，等等 ，正使东北亚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今后10～20年东北亚局势的演变，将对亚洲和世界政治经 济格局产生结构性的影响。如何抓住历史机遇，作出正确的选择，推动东北亚的良性发展， 乃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课题。
影响东北亚政治格局的两个趋势
地缘政治趋势 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认为，对某些关键地区的控制是达到一定的战略目标 的前提条件。二战以后，美国视东亚尤其是东北亚为与西欧和中东并重的一个关键地区，认 为保持美国在上述地区的支配地位，是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的关键。1992年美国国防部发表 的“亚太地区战略框架报告”称，美国在亚洲始终如一的目标之一，就是防止任何霸权国家 或国家联盟的崛起。（注：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Pacific Rim.1992.）这里当然不包括美国的霸权。事实上，过去50年来，美国一直在谋求 维护和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
冷战时期，美国谋求霸权的努力是以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面目出现的，中国（50—60年代） 和苏联被视为对美国战略目标的主要威胁。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它在本地区所面临的挑战 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和作为军事大国崛起的中国都会冲击对美国有 利的力量对比。（注：艾什顿·卡特、威廉·佩里（胡利平、杨韵琴译）：《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 》，10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为了应付新的挑战，华盛顿积极推行所谓的“预防性战略”，其内容包括 维持和加强单边军事优势、调整与强化双边安全同盟、对中国接触与防范双管齐下，以及建 立符合美国战略需要的多边安全机制等。美国谋求保持和加强与日本、韩国的安全同盟以牵 制中国和朝鲜，将有可能引发东北亚新一轮的地缘政治摩擦，甚至会使东北亚走向分裂和对 抗。
地缘经济趋势 另一方面，国际分工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正使东北亚三个主要的经济体中、 日、韩之间，建立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目前中国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则在中国 的贸易伙伴中排列第二，在对华投资国中名列第一。中国是韩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投 资对象国，韩国则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日韩之间的经贸关系也极为密切，相互间均为 主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邻国之间日趋密切的经济联系正在加深东北亚的相互依存，推动本 地区走向经济的一体化，并要求各成员国加强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协调与合作。显而易见， 与地缘政治趋势不同，地缘经济趋势有利于东北亚的繁荣与稳定。
毫无疑问，从东北亚国家的利益角度看，应避免第一种趋势，促进第二种趋势。
就外部因素而言，美国是影响东北亚政治格局走向的一个关键角色。但是，美国在本地区 的基本战略——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牵制崛起的中国，拉住日本和韩国——在可预见的将 来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美国对东亚经济的一体化也持谨慎态度，担心这将导致美国的影响力 下降和自身经济利益受损。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作用表现在推动第一种趋势，阻挠第二 种 趋势，这对东北亚的利益是不利的。既然如此，要推动东北亚的良性发展，必须从本地区内 部着手。具体来说，应该推动政治上的和解，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谋求安全领域的合作。
东北亚的政治和解
东北亚是当今国际政治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这一复杂性体现在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上，其 中包括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崛起的大国与力图维持现状的大国，民 族和解的趋势与民族分离的趋势，等等。东北亚要走合作与一体化发展之路，政治和解是当 务之急。
朝鲜半岛 朝鲜国内形势和北南关系都已实现软着陆。虽然2001年上半年北南关系的改善 失去了2000年6月南北峰会后一度出现的活泼势头，但是，从朝鲜的角度看，这可以被视为 对布什政府对朝政策作出一种策略性反应的结果。对平壤来说，为了促使布什政府奉行现实 的对朝和解政策，适当收紧北南关系可以对华盛顿有效地施加压力。随着布什政府完成对朝 政策评估，宣布重开美朝对话，北南关系的改善会重新进入轨道。因为北方与南方和解的 动机是战略性而非策略性的，只要南方的对北政策不发生大的变化，朝鲜会把国内经济改革 与北南关系改善作为两个最重要的政策目标。
从韩国方面看，尽管韩国内部对金大中总统的对北政策不乏批评意见，但推进北南和解得 到绝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如果金正日能够在2001年访问汉城，将标志着北南和解步入实质性 的良性互动，这有助于巩固南方在对北政策上的共识，从而确保汉城新的领导人继续积极推 进北南和解。
外部因素仍然在两个朝鲜的和解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中、美、日、俄四大国在朝鲜半岛 的利益各不相同，各自的影响力也不一样，但在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北南关系改善这一点上 持相同立场。布什政府对朝立场从强硬转向务实，表明外部大国不能把自身的利益置于半岛 的稳定与和解之上。目前外部大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两个盲点——美朝、日朝关系尚未正常 化的问题，有可能在今后四年内得到解决。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今后外部大国所起的作用主 要体现在继续向北方提供经济援助，以及在时机成熟时推动建立半岛永久性和平机制上。随 着北南关系的不断改善，外部因素的重要性会逐步下降。
中日之间 中日之间的问题体现为历史与现实因素的相互作用。要处理好不断困扰双边关 系的历史问题，日方应真正表现出负责任的姿态，而中方应继续采取“以史为鉴，向前看” 的姿态。
在如何认识近代对亚洲国家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问题上，日本应采取尊重历史的态度。在 处理二战遗留问题和相关问题如对慰安妇和二战劳工的赔偿，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 社 等问题时，应体现出负责任的态度。在右翼势力抬头的情况下，妥善解决历史问题尽管会有 很大的阻力，但日本要真正在亚洲站住脚，为亚洲国家所接受，必须从战略的高度痛下决心 。这是东亚国际政治格局的现实提出的要求。
对中国来说，一方面应基于国民的情绪和国家的尊严，要求日本正确对待和处理历史问题 ，同时要以“向前看，开拓未来”的姿态，避免使历史问题成为双边关系的核心。
对中日关系的真正考验是北京和东京如何看待对方谋求大国地位的努力。从日本的角度看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意味着近代以来，日本第一次不得不与一个强大的邻国 相处。这对长期以来以“亚洲的优等生”自居的日本来说，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利益上，都是 一个挑战。但是，如果承认中国的复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日本就不得不面对现实，以 客观和现实的态度看待中国的崛起，思考如何与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保持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 。另一方面，日本在充当了半个世纪的“非正常国家”后，正在谋求成为“普通国家”。中 国应鼓励日本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中日在看待对方谋求大国地位的努力时，不应局限于狭隘的双边角度和“零和游戏”的机 械思维，而应从亚洲的大格局来考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代以来的亚洲国际格局是不正 常的：非亚洲国家在亚洲的国际关系舞台上唱主角，亚洲国家则处于依附和被支配的地位。 中国的崛起和日本重新获得政治大国地位，有助于纠正这一不正常状态，增强亚洲的主体性 ，提高亚洲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这是一场双赢的游戏。
两岸关系 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从本质上和在严格的法理意义上，是中国的内政。不过 就其牵涉面和影响所及之广泛，则已超出了国内事务的范围。台湾问题已成为当前东北亚国 际格局中的一个焦点和地区安全的一个热点。当前影响台湾问题的主要趋势有两个，一是岛 内分离势力试图谋求实质性台独，并最终实现法律上的台独。二是两岸的经贸联系日趋密切 ，正成为两岸关系的纽带和交往的主渠道。这是相互矛盾的两个趋势，它们在推动两岸关系 向截然不同的方向走。那么何种趋势最终会左右台湾问题的取向呢？这牵涉到另外两个重要 因素，既两岸力量对比和国际大环境。
毫无疑问，两岸力量对比的天平正越来越倾向于祖国大陆，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制约台 独的能力和手段会进一步加强。从国际环境看，虽然国际因素对中国以武力解决问题有一定 的制约，但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不可能接受一个独立的台湾。没有哪一个主流国家会冒与中 国断交的代价去承认台湾，这从目前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事实就可以看的很清楚，即中国拥有 169个邦交国，而台湾当局只能同28个非主流国家维持“外交关系”。
从两岸的根本利益出发，一个双赢的安排应该是，台湾当局应正确认识国际大格局和两岸 力量对比的现实，在“一个中国”的大框架下走向统一，在此框架内谋求台湾地区的政治、 经济和安全利益。中国则争取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尽快将两岸关系导入良性互动轨道 ，在此过程中，尽可能地考虑台湾地区在国际空间方面的某些诉求。
经济一体化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背景下，加强东北亚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和迫 切性，已为政界和学术界所认识。学者们认为，“东北亚地区是经济上互补性最强的地区， 是世界经济中最富活力的地区，也是世界上总体经济实力最大的地区之一。由于它们没有通 过一定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集体优势，不仅影响了它们潜力的发挥，也削弱了它们在世界 经济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注：池元吉、田中景：《建设“中日韩经济合作体”的必要性及建议》，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0期。）鉴于东北亚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要全面推进地区经 济一体化还不现实，因此应从经贸关系比较密切以及希望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国家入手，而中 、日、韩三国间贸易与投资往来已达到较高水平，近年来各方均表现出寻求新的合作领域和 合作方式的强烈意愿，它们有资格成为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领头羊。
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区域化和地区主义。所谓区域化，是指由下而上 的推动，其主要动力来自市场，来自企业间的贸易和投资，来自公司的政策和决策。虽然政 府和地区合作机构也在此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扮演主要角色的是众多单个的社会经济 行为者。地区主义则是指民族国家的政府走到一起，通过由上而下的形式，建立促进地区合 作的机制，包括正式的协议和机构。（注：T.J.Pempel,“Remapping Asia:Competing Patterns of Regionalization and Regiona lism.”Paper prepared for a Conference on“Remapping Asia”held in Hayama,Japan ,March 15-18,2001.）
目前中日韩三国间的合作主要体现为区域化的形式，即以企业的互动为主，在有些地方如 中国的大连、青岛、烟台、上海，日本的新泻，韩国的仁川，则经地方政府出面安排和协调 ，达成了一定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注：池元吉、田中景：《建设“中日韩经济合作体”的必要性及建议》，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0期。）
随着形势的发展，三国间的合作应转向地区主义 的范式，即由三国中央政府出面，达成合作协议，建立合作机制，规划、推进和监督协议的 实施。事实上，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东北亚和东亚经济合作的 作 用。自1999年开始，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出席东盟—中日韩(10+3)首脑会晤期间，以共进早 餐的形式，商讨如何加强三国间的合作，以及如何协调立场，共同推进与东盟的合作。在20 00年11月24日的三国领导人早餐会上，中国总理朱镕基表示，中日韩三国在东亚政治和经 济中都具有重要分量，对东亚合作可以发挥积极推动作用，开辟三边合作的条件渐趋成熟。 三国领导人表示将共同推进中日韩之间的经贸合作。（注：许宏治：《朱镕基出席中日韩领导人早餐会》，载《人民日报》2000年11月25日，第一 版。）
关于扩大和深化三国间经贸合作，存在着广阔的领域和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加强企业间的 联系，建立三边企业论坛；强化三国在经贸、技术、环保、信息、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合作； 启动三国经济研究机构间的合作，以使它们向各自政府提供更有益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咨 询与建议；在“清迈协定”的基础上，加强三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等等。但从促进地区经 济一体化的角度看，目前有价值的思路包括建设以贸易与投资为主的自由贸易区和以技术协 作 为主的经济协作区的建议。
在自由贸易区方面，由于中日韩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分步实施 。首先建立日韩自由贸易区，然后将其扩大到中国的香港和澳门，再延伸至中国的辽东半岛 、山东半岛及东南沿海，最后包括中国全境。（注：施用海：《帷幕拉开：三国学者谈合作》，载《世界知识》2001年第1期。）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时间表，如果日韩自由贸 易区在2005年左右建立，中国沿海地区可以在2010年前后加入，中国内地加入的时间可以以 2020年为目标。之所以把2020年作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最后形成的期限，主要是考虑到亚太 经合组织在1994年通过的“茂物宣言”所提出的发达国家在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实 现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
主张建立经济技术协作区的观点认为，（注：姜正模：《东北亚的经济协作方案：以技术协作为中心》，载《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 第2期。姜文主张开展中日美韩四国合作，笔者从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着眼，强调中日韩三国 合作。）由于中日韩三国存在技术差异和不同的比较优势 ，应当建立有效率的产业技术协作体制，以增加协作利益。总的分工原则是，韩国和中国主 要提供生产和市场，日本提供技术和资本。如此，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得以提高技术，需要 市场的国家能够开辟市场。协作方式包括民间技术协作和政府间技术协作。有可能进行协作 的部门包括半导体、精密电子、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科学、原子能、环境技术、新材 料等。与设立自由贸易区的作法比，建立经济技术协作区针对性强，见效快，容易使三国政 府和企业界形成共识。例如，中国的科研机构常常有发明而无法找到开发伙伴，而日本企业 的开发和产业化能力较强，中日可以在这方面开展合作。
事实上，自由贸易区和经济技术协作区的设想并非相互排斥的，它们在实践中可以同时推 进，中日韩迈向经济一体化的互动应该而且也必须采取多种形式。例如，近年来在环黄渤海 经济圈的建设中，中日韩在贸易、投资以及技术、劳务等方面的合作有了长足的进展，该地 区有望率先成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一个紧密型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区。（注：于国政：《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新进展》，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3期。）这种探索将为 三国实现更大范围的实质性经济合作提供经验。
合作安全与安全机制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东北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大大滞后于各国间政治和经济关系 的发展。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冷战的影响。冷战导致和加剧了东北亚国家间的对 抗，这一对抗在有关国家之间深深地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时至今日，仍在滋生相互猜疑。 与此同时，冷战期间所形成的双边安全同盟也妨碍了一些国家在后冷战时代确立新的安全观 和接受新的安全行为。
另一个原因是各国间安全利益的差异。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完全消除冷战遗留的问题，如朝 鲜半岛的分裂状态和台湾问题，朝鲜与日本的对立等，而新的安全挑战如中国的崛起、日本 军事力量的加强等等的出现，又使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化。如果东北亚国家不能在安全问题上 找到协调点与合作点，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结构仍将处于分裂状态。
合作安全是打破这一困境的有效方法。一种观点认为，安全问题和经济问题属于不同形式 的战略互动。经济游戏往往包含比较简单的协调和互惠的交换，而安全游戏则本质上具有抵 触性，其均势也较不稳定。相反的意见认为，和经济领域一样，安全领域也存在着相互依存 。安全问题能够提供机会去谋求“共赢”，至少是防止“共失”。带有强烈不信任色彩的根 本对立可以因为存在着真正“共赢”的机会而得到调和。（注：Charles Lipson,“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and Security Affairs.” In David Baldwin edit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71.）
从实践看，二战后的西欧、60年代后期以来的东盟以及冷战后的“上海5国”（2001年6月改 称“上海合作组织”）等，都在安全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合作。当然，上述合作都是基于存在 共同的安全挑战而进行的。在西欧是苏联，在东盟是所谓“共产主义的扩张”，在“上海合 作组织”则是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以及宗教极端势力。问题是在东北亚，并不存在共同 的安全挑战，那末合作安全的基础何在？答案是，至少可以提出以下两个理由。
一是合作安全有助于减少相互猜疑，改善各国间的信任关系。如前所述，由于历史和现实 的原因，缺乏相互信任是东北亚安全形式的一个突出特点。二是为解决各国间在安全利益上 的分歧和冲突创造有利环境，提供有价值的渠道。经验表明，如果存在安全利益分歧和冲突 的各方缺乏沟通和合作的机制，他们之间的分歧就会扩大，冲突往往难以避免；反之，分歧 就有望缩小，冲突可以得到控制。在这个意义上，前者是谋求“共赢”，后者则是防止“共 失”。
从目前的情况看，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应以双边为主，走军方高层互访—安全对话—功 能性交流—建立军事互信的道路。现在中俄、中日、中韩、日韩、俄韩之间都开展了军方高 层互访，中国与俄罗斯、日本，韩国与日本都定期进行安全对话，中俄、日韩的军队之间有 功能性交流。今后需要加强的是中日、中韩间的军事安全关系。
中日之间在军方高层互访和外交与安全对话的基础上，应积极考虑开展中国人民解放军与 日本自卫队的功能性交流，如舰艇互访，军事院校和研究机构间的交流，中层军官的参访等 等。两国之间还应积极探讨建立军事领域的互信机制，如达成防止海上意外事故的安排，邀 请对方派观察员参观各自的海上军事演习等。
中国对同韩国发展军事安全关系持谨慎态度。但是从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长远未来以及 地区安全的角度看，中韩之间除了军方高层互访外，还应积极开展安全对话，并尝试进行某 些功能性交流。随着朝鲜半岛北南关系的改善，中韩安全关系应朝着建立军事互信的目标发 展。
妨碍东北亚合作安全从双边向多边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朝鲜半岛问题。在北南和解重新进入 轨道后，应恢复中、朝、韩、美四方会谈，推动建立半岛永久性和平机制。即朝鲜和韩国作 为 当事人，而中美两国将扮演保证人的角色。朝鲜半岛永久性和平机制的建立，将意味着东北 亚的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为区内国家在更大范围内加强安全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在 此基础上，应把双边为主的安全对话扩大到多边层次，包括开展中、日、朝、韩四边对话和 将目前由中、日、韩、俄、美五国参加的属于第二轨道性质的“东北亚安全对话”，扩展为 包括朝鲜在内的六国安全论坛。鉴于朝鲜半岛问题将在新的和平机制中解决，东北亚的多边 安全对话将主要解决各国间的相互信任问题（如中国的崛起和日本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所 带来的安全信任度的问题），同时针对东北亚有关国家间的海洋权益争端开展预防外交。
目前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主要采取两种模式：东盟地区论坛模式和上海合作组织模式 。前者主要通过安全对话促进相互信任，开展预防外交，并谋求推动争端的和平解决。在可 预见的将来，东盟地区论坛将仍然是一个松散型的对话机制，不大可能发展成为紧密型的安 全机构或组织。后者则是由解决争端向谋求合作演变而来的机制，通过共同对付民族分裂主 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维护地区稳定，捍卫各自的安全利益。在此基础上， 努力扩大各成员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同时发展在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合 作。（注：潘光：《“上海五国”的发展前景与合作机制》，载《中国评论》2001年6月号。）该组织的特点是结构更紧密，合作范围更广，合作力度更大。在可预见的将来，东 北亚的多边安全合作将采纳东盟地区论坛模式，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也不排除向上海合作组 织模式演变的可能。
不确定的未来
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看，北美和西欧已形成对内合作、对外协调一致的两大板块， 东 亚则有望成为继北美和西欧之后的第三大板块。在东亚地区，虽然东盟在政治、经济和安全 的整合上都走在东北亚的前面，但是其分量还不足以推动整个东亚的一体化。1997—1998年 东亚金融危机后东盟所遭遇的困难局面更表明，东亚的崛起主要取决于东北亚。
然而，东北亚要实现政治上的和解、经济上的区域化和安全上的合作，面临着来自内外两 方面的挑战。外部的最大问题是美国因素。美国要维持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势必要 保持其对欧亚大陆的控制，而东北亚是美国影响欧亚大陆战略格局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美国著名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认为：“过去，在国际事务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是国与国之 间争夺地区的主导地位。今后，美国可能不得不决定如何对付谋求将美国赶出欧亚大陆的地 区联盟。这种图谋威胁到美国全球性大国的地位。”在这方面，布热津斯基的设想包括以中 日两国为轴心的东北亚地区联盟，该联盟“将把两个有非常巨大的生产能力的民族连结 在一起，并可能利用某种形式的‘亚洲主义’作为联合反美的学说。”虽然布热津斯基认为 由于 历史原因，在可预见的将来中日不可能结成这种联盟，但他同时确信，“有远见的美国远东 政策肯定能够阻止这种联盟的出现。”（注：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72—73页，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8。）
美国不会坐视以自己在东北亚乃至东亚的影响力被削弱为代价，听任那里按照自己的逻辑 和自身的利益需要发展，它势必要采取种种手段进行阻挠。90年代初，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 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倡议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提出建立“亚洲 货币基金”的设想时，美国的反应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如何克服美国在政治、经济 和 安全方面的阻力，有效地推进东北亚的合作与共同发展，将是有关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
然而，更严重的挑战来自东北亚国家自身。首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中日韩诸国 如何建立战略信任关系。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东北亚国家相互怀有较强的猜疑和戒备心 理 。这个问题不解决，各国间的政治和安全关系的发展就无法迈开实质性的步伐，经济领域的 合作也会受到影响。就经济合作而言，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的差别，不可避免会存在着 主导权的问题。日本由于拥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优势，将在地区经济合作中掌握更多主动 ，那么，其它国家能够接受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发挥领导作用吗？此外，还有如何掌握合作步 伐的问题，如何处理制度与体制差异的问题，等等。
在安全合作方面面临的问题包括：如何确立新的安全观，如何协调各自的安全利益，如何 处理区内国家间的合作安全机制与原有的双边安全同盟的关系等。长远来看，韩国和日本从 根本上面临着是走合作安全之路，还是继续依靠同美国的双边安全同盟这个艰难的选择。
毫无疑问，在东北亚走向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道路上，将是布满荆棘的。但是，在经历 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征服与被征服和冷战的对抗岁月后，她第一次迎来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 。 要把握这个机会，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远见和魄力——着眼长远利益，告别习惯思维，开辟 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历史关头，东北亚应该作出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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