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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遭受了沉重的灾难。溯本追源，1842年8月29日在英国军舰的炮口下订立的中英《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就是中国近代一切灾难的开端。故当对《南京条约》作认真的剖析。
（一）《南京条约》签订的背景
1.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急需打开中国大门
产业革命后英国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对海外资金、原料和市场的需求日甚。地大物博的中国在英国殖民者眼中是“从未充分勘查过的黄金国。”[1]为打开中国大门，英国费尽心机，使出了各种手段。
1787年英国任命加茨喀特为首任使华全权大臣，他的使命是要中国解除通商限制和割让一海岛。[2]但他在来华途中死了。
1792年英政府派印度马德拉斯总督马加尔尼为特使来华，提出中国割让海岛、增辟商埠和英使驻京等要求，被乾隆皇帝拒绝了。
1816年英国又派英王侍从官阿美士德带着同样的使命来华，嘉庆皇帝不见他，并将其“遣回”。
英国用外交手腕没有取得预期结果。1830年爆发了严重经济危机，资产阶级急于开拓海外市场，竭力怂恿政府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当年就有47名大商人上书议会，要求派兵“取得邻近中国沿海的一处岛屿”。[3]183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代表普乐登鼓吹，“施用武力，并且政府加以坚持，可以从中国方面获得较为优待的通商章程。”[4]1832年“东印度公司”派出载有78人的武装间谍船，沿中国海岸侦察半年多，为日后侵华战争作周密准备。由此可见，英国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
2.英国政府保护鸦片走私
早期的中英贸易于英国不利。1781-1793年间英输华商品总额为16871592元，而中国仅在1781-1790年间输英茶叶一项就有96267832元，为英输华商品总额的6倍多。[5]1797-1820年间英国在广州的贸易逆差达1638103英镑（当时1英镑合中国纹银3两，1两银约合1.38西班牙银元）。所以英国来华商船大多装载白银支付货款，有时白银在总货运量中占98%。[6]
英商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怎样措办一些既可为中国方面接受，又能支付茶价，而且本身还可以赚钱的商品——这就是问题的所在。”[7]结果选中了鸦片这种毒品。
清朝在雍正、乾隆、嘉庆年间都三令五申严禁鸦片的贩卖、吸食和进口。[8]而英国针锋相对地大力鼓励、积极参与并直接组织对中国大规模的鸦片走私。帮“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的英国首任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说得明白。“鸦片……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除了仅仅为对外贸的目的外，它是不被允许的”。[9]英印殖民政府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并课以301.75%的重税，在1829-1830年度的鸦片税达100万英镑以上，占英印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10]
由于英国日益扩大的对华鸦片走私，不仅弥补了正常贸易的逆差，而且赚回白银。如在1818-1833年间，英输华商品总值304409618元，其中鸦片104302948元，占34%；而同期中国输英商品总值265273865元，其中现银56102753元，占21%[11]
1834年英国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专卖权，这不仅意味着贩卖鸦片更加“自由”化，而且明白表示英国政府把对华贸易（主要是鸦片贸易）置于直接监管之下，由后台走到了前台。英政府给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训令很明确：第一，要设法扩张英国商业势力于广州以外；第二，要夺取中国一个港口作为英国海军的据点；第三，不要干涉鸦片走私。[12]外交大臣巴麦尊特别指示他“寻找一个适当的港口，准备作战争之用，必要时可使用武力。”[13]这清楚说明，在鸦片战争爆发前6年，英国政府就已经明确制定了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政策。
鸦片贸易的利润惊人，一箱“公班土”在印度的成本仅237卢比。售价是400-450卢比。每卢比合银元0.5元。在广州通常售价是700-800元，禁烟严厉时高达1200元（2400卢比）。[14]因此，向中国走私鸦片对英国的利益至关重要。1838年英输华总额为24558462元，其中鸦片是13344030元，占54.3%，其余商品为11214432元；而同期中国输英总额为22004700元。如果英国扣除鸦片额，将逆差10790268元，正因为有鸦片走私，结果英国反而顺差2780762元。[15]
于此可见，19世纪30年代英国在华的最大利益就是鸦片走私的利益。鸦片成了牵动英国统治集团的一根最敏感的神经。
鸦片在中国为患日甚，引起了统治集团的不安，1836-1839年间清政府实行严厉的禁烟政策，这同英国政府日益加紧推行的鸦片走私政策，直接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本来他有着行使中国司法主权的充分的权力，但他在执行禁烟过程中，还是尽了最大的耐心，反复向外商苦口劝谕，晓以大义。仅在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二日（1839年3月26日）这一天，他就连下四道告示，从天理、国法、人情、事势等方面详细阐明禁烟道理。[16]林则徐还表示要“奏定赏缴烟夷船茶叶，计箱给五斤。”[17]只要外商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就行了，真是仁至义尽！
英国当时驻广州的商务监督查理·义律是鸦片贩子的保护人，也是鸦片战争的放火贼。当林则徐刚到广州，义律就命令烟贩们“准备抵抗”，把中国禁毒的内政说成是“战争迫近和不可避免的前奏”。[18]他把林则徐通缉的大烟贩颠地亲自保护起来。[19]由于林则徐雷厉风行的禁烟措施，义律顽抗不过，才被迫于3月28日答应缴烟20283箱。林则徐当即“颁赏牲畜食物至百数十件之多”，[20]但义律“负气缴还所赏茶斤，坚不具结，尽止其国来船。”[21]义律于4月3日写信给英政府，主张对中国“应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并具体提出了战争方案。[22]
义律使出的阴谋毒计是：既向英商们开了一张由伦敦国库支付所缴烟价的空头支票，又向美国烟贩们许以日后由英国政府赔偿其损失的诺言——这样一来，就把中国在自己领土上、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禁止毒品这个纯属内政的问题，用偷天换日的手法，变幻和扩大为中国与英、美间的国际问题了。难怪大烟贩马地臣吹捧义律此举是“远大的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特别是因为中国人因此而掉进了要求直接对英国负责的陷阱。”[23]
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印度尚有65000箱鸦片正待运往中国，“南洋息辣（即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诸市埠，积屯鸦片尚多”。[24]巴麦尊得悉林则徐销毁鸦片时，恼羞成怒，叫喊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他一顿，然后再作解释”。[25]同时，与对华鸦片走关系密切的英国各地商会，也纷纷发出狂热的战争叫嚣，说中国禁烟“给了我们一次战争的机会”，要“强迫中国接受”英商们的条件。[26]9月巴麦尊重用被林则徐通缉、逃回英国的大烟贩查顿等3人组成“核心小组”，随时供政府咨询。[27]《南京条约》订立后，巴麦尊坦白“主要由于……查顿先生慷慨地给予我们的帮助和情报，我们才得以对英国在华的海、陆军及外交各事发出详尽的指示”。[28]
以上事实清楚证明：英国侵略中国的第一次战争，就是按照鸦片贩子的旨意发动的，也是在鸦片贩子的直接操纵下进行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是“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29]
列宁指出：“战争是政策的继续”。[30]鸦片战争决非偶然事件，它是英国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海盗暴行的发展，是英国蓄谋已久的侵华政策的继续。即使没有林则徐禁毁鸦片的事情，英国也必然会寻找别的借口发动侵华战争。
3.《南京条约》内容的酝酿和确定
英国为保护鸦片走私而发动了第一次侵华战争，其目的在于要打开中国大门，摄取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权。用巴麦尊的话来表述就是“要求中国政府对过去的赔偿和对未来的保证，并且对这两件事的任何一件，都不想信赖交涉以达成目的。”[31]
其时，与大烟贩及鸦片走私相连的纺织、航运集团，都竭力向英国政府鼓吹用武力压服中国，并缔结条约，以保证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1833年查顿匿名在《中国丛报》上鼓吹对华战争，而且提出：“通商条约已经不是一个广东的问题。应对我们开放沿海的所有口岸。为此，应在宁波或舟山附近岛上获得海军基地。”[32]
1834年巴麦尊给律劳卑的训令，实际上已包括了日后《南京条约》的部分内容。[33]
1837年伦敦“东印度中国协会”向英政府开列了要在华取得的“利益”：打破贸易限制；得到厦门、宁波等地贸易的特权；占领一岛屿等。[34]
当英政府于1839年10月1日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后，查顿26日上书巴麦尊，建议政府向中国提出4点要求：
一、道歉；二、赔偿；三、订立条约；四、开放全部口岸，不然尽可能地多多开放，譬如福州、宁波、上海、扬子江……除此之外，又明确提出占领香港。[35]巴麦尊特别将这封信抄发给印度事务大臣和海军大臣。
“东印度中国协会”应英政府之请，于11月2日拟定了《对华政策建议书》，开出了一系列“需要用武力来争取的”苛刻条件：
一、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扬子江；
二、在开放地，英商与华人“直接交易”；
三、中国政府应保障英人“遵守欧洲习惯的自由”；
四、中国海关的“出入口关税，应由中英政府协议厘定，以后非经双方同意不得更改”；
五、英国驻华商务监督要进驻北京或其他商埠，并同中国皇帝、大臣和地方当局直接交涉；
六、中国对在华犯法的英人“只准将其个人处罚”；
七、中国“将一岛屿割让英国”。[36]
不难看出，这篇“建议书”实际上就是日后《南京条约》的初稿。
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给侵华全权代表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的训令中，附有《英中条约稿本》：
一、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英人“自由居住，不受限制”；
二、英国商务监督或领事有权与北京和地方官员直接接触；
三、将英方“选定的”一个或几个中国岛屿“永远割让给英国”；
四、赔偿收缴的鸦片的“损失”；
五、自由贸易，不受公行限制，并由中国政府“偿还商欠”；
六、部偿军费；
七、赔款分4次（或6次）付清，每半年交付一次，年利5%。[37]
这清楚地表明，《南京条约》的基本内容已由英国政府确定下来了。
此外，巴麦尊在上述训令的《备忘录》里还有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内容，而这些特权都体现在《南京条约》的“附件”（1843年6月26日的《过境税声明》、10月8日的《虎门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里了。
由于英国希图在中国方面得到的权益是如此之多，所以当得悉1841年1月义律向琦善提出的割让香港、赔款600万元的所谓《穿鼻条约》草案时，大为不满，巴麦尊责怪说是“差得很远的条件”，[38]女王维多利亚也对此“懊恼”，抱怨说：“如果不是由于查理·义律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怪举动，我们所要的一切或许已经到手了”。[39]义律因此被撤职，璞鼎查代替了他。英国扩大战火是为了压迫中国接受它更多的侵略要求。后来，由于清朝的腐败，使英国的侵略野心终于在《南京条约》里得到了完整的实现。
4.清朝政府腐败导致订立《南京条约》
英国远隔重洋，发动这场进攻中国的战争的侵略性质是不言自明的。对于清朝来说，是一场民族自卫战争，却一败涂地。究其原因，是清朝的政治腐朽造成了军事失败。
以道光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昧于世界形势，盲目自大，根本没有对付外敌的明确方略和认真的战备措施，而对国内人民的防范和政治思想和箝制倒是十分严密的。吏治腐败已极，不仅锈蚀了国家机器，更加剧了国内矛盾，在气势汹汹的来犯之敌面前，这样的政权不可能调动必要的力量和组织有效的抵抗。
清朝的战败不能用单纯军事观点来解释。从全面看，优势并不在英国方面。英国侵华远征军最多不过1万余，而直接作战的士兵不到7000人；各种船舰103艘，其中兵舰只25艘，大炮724门。[40]至于中国沿海兵力，虽无精确数字，但仅在发生战事的粤、闽、江、浙四省就有清军22万余；[41]仅据侵略军官宾汉所纪录的掳获中国的大炮就有3114门之多。[42]当时尚未开通苏伊士运河，从英伦岛到中国海需三个月航程，因此英军的补给是相当困难的。
1842年8月5日英军逼临南京时，沿途遭受中国军民的打击，已经精疲力尽了，只剩3400有用兵员，而且瘟疫蔓延，作战人员与日俱减，后援也难乎为继。侵略军官柏纳德(Bernard)供认：“如果不以武力强迫中国方面同我方立即媾和……战争就会拖延一个更长的时间……我们就很难说再要用多少时间才能把战争结束。”[43]只要清政府下一点抵抗的决心，断不致于订立可耻的城下之盟。
自恃为“天朝”的清帝国向过去鄙夷的“蕞尔小邦”屈服了，除是畏惧英人的“坚船利炮”外，更是慑于人民抗英斗争的勃起。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人民的任何反抗（即使是反抗外敌）也足以构成致命的威胁，他们并不急于“攘外”，而更急于先“安内”。
“议和钦差”耆英等毫无民族气节，对趾高气昂的侵略者刻意奉承，根本不同对方商谈条约内容，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恶毒条件。一名英国当事者记述道：“条约中的字句与语法，中国的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所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赶紧离开。”[44]
《南京条约》从起草、定稿、翻译、誊写直至装订，都完全由英国方面一手包办，中国方面一直无与闻问。
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牛鉴代表清王朝爬到英军舰Cornwallis号上，按照英国人的指令，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亦称《白门原约》）。
（二）《南京条约》是典型的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的本身，就是英国为保护毒品走私，为掠夺中国而发动的侵略战争的产物，是“在炮口的威逼下订立的”，[45]把战胜者的意志用条约形式体现出来。
《南京条约》的内容，处处表现出不平等性质。《南京条约》共13条，包括五口通商、割让香港、赔款、协定关税等。继后，于1843年6月26日在香港交换批准书时，又订立《过境税声明》，10月8日又订立《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这些在形式上是《南京条约》的附件，而在内容上则是《南京条约》的扩大化，除规定近于值百抽五的低额关税外，还加进了危害中国最深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46]
《南京条约》包容了英国资产阶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提出的最大限度的侵略要求，英国统治者得意扬扬地宣称《南京条约》是一个“如此圆满的结果”[47]然而对中国来说，则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而且是一连串更深重的灾难的开端。
1.侵略者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
《南京条约》第2条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英国处心积虑打开中国大门的宿愿，这时凭借炮舰终于实现了。
英国在产业革命后成为“世界工场”，但由于本土狭小，因而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性很大。打开紧闭着的中国的大门，一直是英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后对外通商限于广州一口，且有诸多限制措施。这固属保守之举，但面对着西方势力的东渐和海疆寇患的加深，应该说此举是一种消极的自卫措施。
“东印度公司”在1759年就试图打破这种限制；以后英国政府的使节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增开天津、舟山、宁波等地的要求，都没有得逞。
究竟开放哪些地方对英商更有利，英国是下了功大调查研究的。1832年“阿美士德号”沿中国海岸侦察半年多，详细记录了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处的地形、气候、物产、军备等情况，这些地方正是鸦片战争进攻的目标和《南京条约》指定开放的口岸。最明确提出开放五口的是伦敦“东印度中国协会”1839年11月2日向政府的《建议书》，说广州外这几处“在北纬29°-32°之间，与茶、丝、棉布产地相近，也是畅销英国呢、绒、布匹、羽纱的地域。”[48]
《南京条约》第5条规定：“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表面是取消了公行限制，实际是排除中国政府对外贸的一切干预。
更有甚者，《虎门条约》第10条规定：“凡通商五港口，必须英国官船一只在彼湾泊。”使英国军舰（“官船”）可以游弋中国领海。
《虎门条约》还有一段含糊的文字：“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第7条）这就为日后在通商口岸划定“租界”埋下了伏笔。
2.破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
《南京条约》第3条规定：“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英国蓄谋已久的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自此实现了。
早在明朝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首批武装商船来华时，就在“寻觅一海岛”，以备将来作为“居留地”(Settlement)。以后英国历次使臣都公然要求中国“割让一海岛”。
1816年阿美士德在北京碰壁后，带着使团到香港作了“仔细的调查”，向政府报告说：“香港水陆环境的地形，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良港。”[49]英国觊觎我国领土香港的野心已见端倪。在此前后，“东印度公司”的霍士保于1806-1819年间长期在香港一带测探。尽管这时英国也把舟山、宁波、杭州、台湾、伶仃岛和葡占澳门等视为攫取对象，但对香港格外瞩目。1833年两度任英国副使的斯当东在下议院鼓吹香港“脱离中国”，承认自18世纪末英船就常到香港，已“相当熟悉”此地了。律劳卑1834年受命在中国寻找一港口，他建议政府用武力“强压中国”以取得香港。事实上，1837年英人就偷偷在香港建立了“居留地”。[50]
英国侵占香港阴谋的实现者是查理·义律。他“就军事、商业和政府方面考虑”香港对英国都具有“头等重要性”。[51]因此义律勒令琦善割让香港，琦善未敢擅允。巴麦尊也看出“并不象是签订了任何正式条约”，[52]显然，1841年1月21日义律单方而宣布的所谓《穿鼻条约》完全没有法律效力，然而英国却从此非法占领了香港，他们承认：“香港的占领是由1841年1月26日开始的，差不多经过二年的时间，根据南京条约的签订，才取得了法律上的根据。”[53]可见《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只不过是对英国窃据我国领土的既成事实的追认手续罢了。
3.“强迫中国政府给钱”
巴麦尊曾露骨地指示义律：“要去强迫中国政府给钱，并且我们给了你强迫他们这样作的手段。”[54]手段就是战争。清朝战败了，《南京条约》用三个名目（“烟价”600万，“商欠”300万，“军费”1200万元）要清朝赔偿2100万元，相当于清朝岁入的一半。限4年交清，逾期加息5%（第4、5、6条）。
姑且不论“商欠”是如何讹诈，要受害者替侵略者出“军费”是何等蛮横以及赔偿被查缴的走私毒品（被说成是“不公强办”）是多么不公，仅以“补偿原价”所要的600万元烟价本身而论，就是一笔额外的勒索。因为当初被销毁的鸦片共2376254斤，即使都以上等鸦片的成本计，每百斤不过120元，总计最多280万元上下，连义律也承认：“对于被勒索的鸦片的一笔绝对精确足额的赔款究竟应多少，不可能被当作是公允的。”[55]鸦片作为违禁的走私品，其价格往往要高出成本数倍乃至十数倍以上，既然是“补偿原价”，就应按其成本计，而不能以黑市上的高价作标准。在那些为侵略者帮腔的宣传品里，故意把被销毁的烟价算成几千万元，借以渲染烟贩们不仅当年“损失”巨大，而且在赔款上还“吃亏”了，这不足为怪。但遗憾的是，有些作者不加分析地也采取了类似的说法，客观上造成一种错觉，这是应当改正的。
除《南京条约》的赔款外，英军在侵华期间向广州勒索的600万元以及在其他地方掠夺的共730多万元，“就变成了英国国库的一笔意外收入了。”[56]
4.中国失去关税自主权
《南京条约》第10条规定：“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这就是“协定关税”的开始，不仅侵犯了中国的海关主权，而且干涉了中国的内地关税权。
《过境税声明》中又有“洋货各税，一律照旧轻纳，不得加增”的无理限制；《五口通商章程》确定的近于值百抽五的低额进口税，根本不是“秉公议定”，而是采用英方译员、“怡和洋行”经纪人罗伯聃提出的方案，连璞鼎查也认为“在各方面都比商人敢于建议的更为有利”。事实上，以后外商又将进口税一压再压，直到触角遍全球的英商都觉得“无可非议”了，因为“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任何别的国家会有比它更为公道的税则”。甚至连历任英驻福州、厦门、上海、广州领事的阿礼国也感叹：“哪个国家有象中国这样低的对外贸易税则呢？”[57]
5.中国司法主权遭蹂躏
《南京条约》除规定释放全部英俘外，还有宽宥汉奸、满奸的条文（第8、9条），给通敌叛国的民族败类一张护身符，这是外国干涉中国司法主权的开始。
更严重的是：《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人在华犯法：“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领事官照办。”即由领事裁判。这就使一切英国人（后来发展到一切外国人）都在华享有“治外法权”。中国政府不但对于在自己境内胡作非为的外国人无权约束，又承担了保护外人“身家全安”的片面义务（《南京条约》第1条），而且使本来只作为外国商务代表的领事，却在中国兼有外交和司法大权，直接干预中国的司法行政。
有了“领事裁判权”的庇护，那些穷凶极恶的殖民者在中国可以无恶不作而逍遥法外，璞鼎查在签订《南京条约》不久说：“约束英国人远比保护英国人困难得多”，“和别人相比，个个都是更大的恶棍。”[58]中国成了“冒险家的乐园”！
6.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虎门条约》规定：“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这就是给中国造成无穷后患的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以后美、法等相继沿袭，形成连锁反应，恶性循环。
英国将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强迫中国接受，真可谓老谋深算，用心险恶！因为英国“不愿意看到……为其他各国臣民所享有的事物”，需要为日后的坐地分赃保留一份不可缺少的特权，同时又用“不企求排他性的利权”作诱饵，使国际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华权益绞缠在一起，以便共同对付中国人民。对此，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担心：“恐数十年后，或分道而扬镳，或合谋而定从，为中士之患者，又岂止英夷一国而已哉！”[59]
值得注意的是，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这两项英国志在必得的重大特权，都没有写进《南京条约》正文，而是补充在其附件里的。因为英国既担心清政府难以一下子作太多的让步，更担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故尔玩弄了化整为零的手法。
还应当指出的是，1843年10月3日正式签字的有领事裁判权的《五口通商章程》却提前于7月22日就在香港公布了。这明白显示《南京条约》的附件也是英国事先决定，然后强加给中国的。
此外，巴麦尊在1840年2月20日给侵华全权代表的训令中强调：“一切关于条约正确解释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必须以英文本为准。”[60]中国方面连解释条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总之，《南京条约》的不平等性质昭昭然，任何否认《南京条约》不平等性质的说法，都是没有历史和事实根据的。
（三）《南京条约》造成的后果
《南京条约》作为鸦片战争的直接结果，是西方资本主义打破封建的中国大门的头一炮，不仅为英国轰开了一个缺口，而且为其他资本主义列强开辟了进攻中国的道路。
《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为日后一切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所仿效，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历史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覆压着《南京条约》的深沉的阴影。
在《南京条约》之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开始了新的斗争，中国历史呈现出新的面貌，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史是从《南京条约》开始的。
1.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
《南京条约》戳穿了清朝的纸老虎真相，英国取得的特权，也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眼红。
1843年5月，美国任命顾盛为专使，带着巡洋舰和炮船来华索取权益。顾盛一到广州就威吓心有余悸的清朝，扬言如不满足其要求“势必先使中国人民遭受战争的一切灾难，尤其是必先占据中国沿海一处岛屿。”[61]结果是耆英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同顾盛于1844年7月3日订立了《望厦条约》。[62]
《望厦条约》共34条，美国取得了英国在华的同等权益，而且把《南京条约》的某些特权扩大化。如把“秉公议定”的协定关税，变为中国关税如有变动，须经美国领事“议允”（第2条）；把领事裁判权扩大为美国人与任何外国人在中国发生的诉讼“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第25条）。而且规定美国兵舰可以到“中国各通商港口”去“巡查贸易”（第32条）；尤其阴险的是最后规定12年后可对条约“稍有变通”，为以后扩大侵略预制了借口。
英国根据《南京条约》附件里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享受了美国在《望厦条约》里扩大了侵华权益，因此，顾盛得意地宣称：“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63]
法国于1844年8月派拉萼尼(lagrene)率8艘兵舰来华趁火打劫，耆英同拉萼尼于10月24日订立《黄埔条约》（共36条）。[64]法国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英、美在华权益。此外，《黄埔条约》还规定法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任意“租地自行建屋”，而且“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第22条）为日后建立“租界”和扩大“租界”立下了字据。
《南京条约》也使野心勃勃的沙俄大受鼓舞，加紧侵犯我东北和西北领土的活动。
此外，欧洲一些小国也相率效尤，比利时、瑞典、挪威等也接踵而来“一体均沾”侵华特权。
以《南京条约》为首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失去了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香港割让给英国了（后来澳门也被葡萄牙正式侵占），在通商口岸内出现了殖民地性质的“租界”；中国开放何地要由外国政府指定，关税要由外国人“议允”（后来海关全由外人把持），外人在华横行不法，中国官府不能过问，而且给一国的特权，别国也当然享有。如此等等，独立何有？主权安在？
值得注意的是，《南京条约》没有通过清政府从前掌管外务的“理藩院”和“礼部”，而是由皇帝直接批准的；另外，1844年底清政府为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新设“五口通商大臣”一职，专管外交，实际是专办执行不平等条约的事宜。这些，都是清朝政权性质开始变化的征象。
中国在政治上成了半殖民地，在经济上也开始了半封建化的过程。
《南京条约》后，西方资本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和以武力作后盾，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手段是倾销商品、贩卖鸦片和大规模走私。
先看《南京条约》后10年间英输华商品的大幅度增长：[65]
年代 总值（英镑） 其中棉纱布 比重
1842年969381716314 74%
1846年1791439
1246516 70%
1850年1574145
1020915 65%
1852年2503599
1905321 78%
由于洋纱洋布进口的增加，使中国沿海一些地区的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受到了冲击，上海附近的松江、太仓等地本是中国有名的棉纺织手工业中心，但上海开埠后的1846年，不少地方“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塞，不能出口。”[66]
与此同时，中国的丝、茶出口激增：[67]
年代 茶（磅） 丝（1包=100斤）
1844年704765002604
1846年8401600018746
1848年7595400018228
1850年7743000021548
1852年9380210031925
连内陆的湖南平江，“道光末，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少数十万金。”[68]这样使中国一部分农村经济开始纳入世界市场，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自然经济的瓦解，同时也使从事出口作物生产的农民，在受封建剥削之外，又受到洋商的盘剥。
在正常贸易中，中国仍然是出超的，英国就用更大规模的鸦片贸易来赚钱。中国鸦片进口量直线上升，由1844年的4万箱，到1849年达5万箱。[69]据估计，在1843-1846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约有3900万至4700万元。[70]
与此同时，外商有恃无恐地大规模走私，璞鼎查1843年2月给英政府的报告中供认，英商“赖以进行贸易的方式，据我所知是在任何其他国家断然没有的……人人都贿赂公行，随时准备用最为有害的整批走私方法逃漏中国政府的正当课税。”[71]英驻广州领事（后任驻华公使）的巴夏礼说，外商向海关纳的税实际上只有法定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72]最典型的是巴麦尊于1851年7月根据中美、中法条约中没有关于领事负有担保商人纳税义务的条款，引用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训令驻华公使文翰照会清政府，单方宣布取消《南京条约》第2条的英领事担保英商“清楚交纳货税饷钞”的规定，公然由英国政府出面保护走私！
这一切，不仅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而且给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不仅对自然经济的瓦解起了催化作用，而且对中国幼弱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严重的摧残。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被打乱了，中国社会呈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状态。
2.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
鸦片战争给古老的中国社会的震动是巨大的。从前比较单纯的“官”（地主阶级统治者）、“民”（主要是农民阶级）关系，如今插进了外来侵略者（“夷”），变成了复杂的三角纠纷。
清统治集团在对待鸦片的“禁”与“弛”和对侵略者的“剿”与“抚”问题上，早已有分歧。《南京条约》后加剧了分化。有抵抗外侮的（如林则徐等），认识到“民心可用”，在一定程度上同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相一致；有“俯顺夷情”的（如耆英之流），听命于外国侵略者；有梦想恢复昔日“天朝”威风的（以道光皇帝为代表），然而国脉已伤，好梦难寻，“既然对外国侵略者实行了可耻的屈服投降的政策，就不可能在内部实行有力的统治。”[73]于是只好“总期民夷两安”，以维护统治地位，但实际上奉行的是“抑民而顺夷”的政策。
民与官从来形同冰炭，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民族矛盾尖税时，民所反抗的只是那些“但知庇夷而不爱民”[74]的官。因此，民对官的态度，是以官对“夷”的态度来区分的。
“夷”对官是又打又拉，打和拉都是一个目的——掠民和压民。
“夷”与民，根本上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对立关系。在《南京条约》前后，侵略者从三元里和沿海军民的反抗以及广州反英人入城斗争中认识到：中国的民是不好欺侮的，于是在以武力作后盾的同时，又着力于思想上的奴化。
民对“夷”的仇恨自不待言，因为“夷”是穷凶极恶的江洋大盗。整个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对伴随“夷患”而来的外洋科技术化（包括宗教）也并未一概排斥，有的被吸收了，有的被改造利用了。虽然来华传播西洋文化和宗教福音的人们的动机不尽一样，但在考察西洋文化转入中国的问题时，不应当脱离中国被侵略被奴役的这个历史背景。
当然这里所谓的“夷”，是指侵略者群体而言，至于少数为中国人民做过好事的外国人士，是不能同侵略者相提并论的。
总之，“官”、“民”、“夷”之间复杂的三角关系及其变幻、演化，构成了中国近代新的政治格局。
《南京条约》规定：英商在五口“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第5条）于是，外商后来“所欲买入或卖出者，皆委托买办。而买办乃体其意旨，与各商人直接交涉。”[75]这样，在中国社会里逐渐形成专为外商服务，完全依附于外国资本的买办阶级。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买办势力恶性膨胀，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一支邪恶的力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京条约》后，英、美等资本家非法地在中国开办一些企业，1845年英商在广州设“柯拜船坞”，1852年前美商在上海开“美商船厂”、1853年英商在上海开“浦东船坞公司”、“老德记药房”等。[76]就在这些外国企业中诞生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咸丰年间，广州成立了“打包工人联合会”。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广州和香港工人联合罢工，带着明显的政治色彩。虽然当时中国的产业工人为数不多，但标志着一个新的先进的阶级开始在中国出现了，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此外，也应看到，外国在华开办企业，对日后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都有刺激作用，也促使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出现。
3.惊醒了中国人民
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一场浩劫。英军所到之处，“无市不空，无家不破”。[77]战后，清政府为支付巨额赔款（实际比《南京条约》规定的要多，共达2836万多元[78]）和战争消耗（“糜帑七千万”[79]），除“勒绅富捐输”。[80]外，又向各省摊派，最后都转嫁到人民身上，巧立名目，加科增税。加之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贵钱贱”，又加重了人民负担，如1842年时一两银换铜钱1572.2文，1850年要换2230.3文。[81]
《南京条约》还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压迫，甚至连基本人权也毫无保障。1846年7月广州两名小贩因“高声叫卖”就被英人毒打，激起公愤，英、美领事竟然向包围商馆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人，伤6人，索清政府赔款4600元。
更令人发指的是侵略者公然在中国掠贩人口。英领事阿礼国说广州“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人们离开自己的住宅，那怕走到通衢大街，谁也免不了有被人……推架而去的危险”。[82]厦门等地有些外国领事本人，就是贩卖华工的罪魁。1832年引起厦门人民抗议，英军悍然杀伤28名中国人，而清朝地方官居然对此“完全赞同”！[83]
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84]
当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广州时，群情激愤，“富者助饷，贫者出力，举行团练，按户抽丁”，十多万群众聚集在“社学”周围，发表《全粤义民公檄》，反对英国在广州“创立码头”，实行群众性武装自卫。当1846年1月广州知府刘浔奉耆英之命勾结英人，阴谋破坏广州人民反英人入城斗争时，群众看到“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为鱼肉”的真相后，愤而火烧衙署，驱逐刘浔；当英军闯进珠江，十数万省河两岸“义勇呼声震人”，[85]迫使英国侵略者龟缩回去，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人民坚持十余年的反英人入城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侮的顽强精神。
1847年广州、佛山的泥水木匠颁布“规条”：“大众公议，将来红毛如敢在省兴工，建造楼屋，我两镇工役头人，不许承接包办。”号召大家“齐心报仇”。人民从血与火的事实中逐渐醒悟到“夷人放肆，无恶不作，皆由官无血性，恬不识羞，以致辱国殃民”[86]的严酷现实，于是“抗夷之念转而抗官”。[87]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人民把反侵略和反卖国的斗争初步结合起来，这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开端。
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遭受旷古未有的奇耻大辱，知识界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挣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思考新的问题，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潮高涨起来：“封建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感到为了认真对付西方来的陌生人，必须对他们有一番切实的了解，因而开始寻求有关世界各国的新知识。”[88]同时，一些人提出了“变法”的改革主张。
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注意研究敌人动态和世界形势，首先提出了“制炮造船”用来“制夷”的卓越见解。[89]龚自珍提出了“更法”、“自革”和“大变”[90]的勇敢主张；姚莹认为对外要先“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91]魏源在林则徐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广泛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治内为治外”[92]的明确方针，把学习西方、改革内政和抵抗侵略三者结合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93]虽然他们没有找到救国良策，但他们学习西方的尝试，改革现状的要求和抵抗外寇的言行，都代表了一股新的潮流，在思想界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成为中国近代改良变法的先驱，而且，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总之，鸦片战争的炮火不仅轰坍了清朝闭关自守的城垣，同时又点烯了中华民族反抗内外压迫者斗争的火焰。《南京条约》既是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同时也是促使中国人民觉醒的反面教材。马克思说得好：“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94]
注释：
[1]（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4页。江载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2]肖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第24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64页。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4]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资料）第2卷第652页。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
[5]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6]《鸦片战争中英通商史》第6页。
[7]《鸦片战争中英通商史》第8页。
[8]来新夏：《鸦片战争前清的禁烟问题》。载《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9]《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7页。
[10]《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1页。
[11]（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101页—102页附表及第105页注释。张汇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版。
[12]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第2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13]丁又：《香港初期史话》第27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1983年印刷，公开发行）。
[14]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第2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15]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81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16]林则徐：《信及录》第26-32页。上海书店1982年版。
[1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卷第158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18]《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48-249页。
[19]（美）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146页。徐梅芳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0]《信及录》第36页。
[21]梁廷丹：《夷氛闻纪》第27-28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22]《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17页。
[23]《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2页。
[24]梁廷丹：《夷氛闻纪》第28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25]《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26页。
[26]《鸦片战争》（资料）第2卷第633-666页。
[27]《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第523页。
[28]《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66版。
[30]《列宁全集》第37卷第34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1]《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13。
[32]（日）卫藤沈吉：《炮舰政策的形成——论1834年中英关系的转变》。李少军译，载《外国学者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第12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3]《鸦片战争史实考》第29页。
[34]《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第520页。
[35]同上书第531页。
[36]《鸦片战争》（资料）第2卷第644-654页。
[37]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一编第一分册第135-138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38]《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27页等处数字统计。
[39]《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07页等处数字统计。
[40]《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31页等处数字统计。
[41]茅海建：《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载《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2]《鸦片战争》（资料）第5卷第318-320页。
[43]严中平：《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1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44]《鸦片战争》（资料）第5卷514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00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46]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0-50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47]《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95页。
[48]《鸦片战争》（资料）第2卷第654页。
[49]《香港初期史话》第24页。
[50]《香港初期史话》第27-30页。
[51]《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40-741页。
[52]《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35页。
[53]《香港初期史话》第1页。
[54]《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26页。
[55]《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37页。
[56]彭泽益：《论鸦片战争赔款》。载《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46页。
[57]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第218-222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8]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第2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9]夏燮：《中西纪事》第129页。岳麓书社1988年版。
[60]《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13页。
[61]《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65页。
[62]《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51-57页。
[63]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第79页。三联书店1956年版。
[64]《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57-64页。
[65]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载《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
[66]牟安世：《鸦片战争》第393-3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7]牟安世：《鸦片战争》第3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8]《平江县志》（同治朝）第20卷。
[69]《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第362页。
[70]陈振江：《简明中国近代史》第4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1]（英）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8-9页。姚曾廙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
[72]《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76页。
[7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7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4]《鸦片战争》（资料）第4卷第335页。
[75]《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81页。
[76]吴雁南等：《中国近代史纲》上册第4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7]《鸦片战争》（资料）第3卷第44页。
[78]谢雪桥：《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数的几个问题》。载《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9]《鸦片战争史实考》第185页。
[80]《中西纪事》第134页。
[81]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7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82]《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79页。
[83]同上书第78-80页；《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第55-100页。
[8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85]《中西纪事》第166-168页。
[86]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上册第39-40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87]《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97页。
[88]《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87页。
[89]《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5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90]参见《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91]中共中央党校：《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上册第65页。中华书局986年。
[92]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下册第599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
[93]《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4页。
[9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