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对论文,国民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期亦即从辛亥革命时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孙中山、黄兴、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为主要代表的一批早期国民党人一直在探索着社会主义（非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这一历史现象，长期以来学术界很少有人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进行探讨。本文拟就此课题作点研究。
一
20世纪初期，除了时代潮流——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外，中国传统文化亦会直接地影响到孙中山等人探索社会主义。这是因为：
首先，与传统文化本身的制约作用密切有关。1851年12月马克思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的确，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经过漫长岁月积淀而逐渐形成的，它所反映的该民族许多精神都已深深地溶进了民族的血管里，陶铸着民族的心灵，并成为一定的心理定势。任何社会成员一降生后，就不可能脱离该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一定会生活在该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里，从而不断地被该民族传统文化所影响，于是便成为“传统的人”。总之，传统文化对任何社会成员都具有制约作用，能支配他们的思维方式，能陶冶他们的思想情操，能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二十世纪初期，孙中山等人亦不例外。当时尽管中国社会早已迈入了近代，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在顽强地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对当时的中国人包括孙中山等人也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因而孙中山等人当时在探索社会主义的时候也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其次，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一些因素亦密切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中有一些因素不仅在当时成为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成为民族成员的精神支柱，而且对后世影响极大，包括对孙中山等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一）传统文化在基本精神亦即民族精神方面，倡导平均平等，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上的彼此平等。平均即是平等，平等必须也必然表现为平均。中国历史上不仅思想家倡导平均的思想，而且统治者也实行过平均的措施。如夏、商、西周三代以及汉代王莽，都实行过井田制，将全国土地定为国有，称为王田，按人口授田。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平均平等的思想虽然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具有不少弊端，但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却有利于减轻剥削，均分劳动产品，因而能成为历代农民起义的战斗号角，对后世影响极大。孙中山等人二十世纪初期探索社会主义时也受了其影响。当时他们不仅对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平均平等思想极为赞赏，而且还认为其中“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2〕。 （二）传统文化在理想人格方面，儒家追求圣贤，主张人要有“仁心”，能克己复礼，博施济众，而墨家则追求义侠，主张人要“兼爱”，“爱人”，“利人”，“患难相助”。传统文化中这些理想人格，在中国历史上曾成为不少士大夫和庶民百姓追求的目标和行为规范。孙中山等人亦受到其影响。他们不仅赞赏这些理想人格，而且认为这些理想人格“近似”“社会主义之博爱”〔3〕。 （三）传统文化在价值观念方面崇尚“天下为公”的大同观念，主张积极入世，提倡立德、立功、立言，为社会作贡献。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观念不仅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有助于人们反抗黑暗现实和争取社会进步，而且在近代仍大放异彩。孙中山等人也受到了其影响。他们不仅倡导“天下为公”的大同观念，而且向往“大同世界”，认为这是“理想世界”〔4〕。 （四）传统文化在生活方式方面提倡“累世同居”的大家族制，以家庭为本位，几世同堂，期望人丁兴盛、家族兴旺。这种“累世同居”的生活方式不仅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被人们所提倡，而且在近代亦被人们所留恋与追求。孙中山等人亦不例外。他们赞赏这种生活方式是“共产主义之嚆矢”〔5〕。
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因素对后世影响极大，因而也会对孙中山等人产生影响。孙中山等人从这些因素中体会到中国历史上“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 中国传统文化中“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6〕。这促使他们在探索社会主义的时候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使得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另外，孙中山等人的探索活动之所以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其本身密切有关。孙中山等人当时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迫，造成了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和挨打的局面，孙中山等人因而挺身而出，主张振兴中华，并上下求索。作为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不仅为挣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和冲破封建主义的罗网而奋斗不息，而且还十分热爱自己的祖国包括祖国传统文化。正因此，他们虽然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近代先进的中国人〔7〕，饱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 ，但他们并没有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因为效法西方而步入崇洋媚外的歧途，并没有因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而象当时中国某些留学生那样“不研究中国历史风俗民情，奉欧美为至上”〔8〕；相反， 他们在强调取法于西方文明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对西学不采取盲目崇拜的态度。孙中山就对此说道：“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所以中国“不能完全仿效欧美”，“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9〕。 当然孙中山等人也并没有全盘肯定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对传统文化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总之，从爱国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孙中山等人在探索社会主义的时候也决不会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二
20世纪初期，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地影响到了以孙中山、黄兴、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为主要代表的一批早期国民党人探索社会主义。这种影响往往是积极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早期国民党人更加主张中国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社会。
20世纪初期，孙中山等人从同情劳动人民的角度出发，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里阶级剥削、贫富两极分化等不公平的现象进行了揭露与抨击。1905年5月孙中山指出：“欧洲国家”是“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 ”〔10〕；1906年12月又指出：“欧美各国”，“贫富不均”，富者极少，贫者极多”〔11〕。朱执信1906年也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靠剥削工人的劳动发财致富，这是“掠夺”行为，资本家是“盗贼”，“失人性”〔12〕；资本家“坐致巨万”，职工却“大抵贫困”〔13〕。在对欧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揭露的同时，他们还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到了其中的“平均平等”思想的影响。如孙中山多次指出：“民生问题不解决，社会上的贫富总是不平均。从前孟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如果有了不均，三十年之后不革命，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一定是要革命的。”〔14〕孙中山还多次指出：“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其中“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15〕。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更加主张未来中国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贫富两极分化的理想社会也即社会主义社会。1905年5 月孙中山就指出他们这些“中国社会主义者”“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也即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16〕。朱执信1906年也指出：“凡社会主义之运动”，“其目的则社会全体之幸福也”，“使富平均而利大多数之人民”〔17〕。孙中山等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设想反映了当时中国劳苦大众反对剥削、渴望摆脱压迫、追求公平与幸福的美好愿望。
其二，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早期国民党更加欢迎倡导公有与国有的国家社会主义学说，并将“土地公有”与“资本公有”当成他们的社会主义之真髓。
20世纪初期，孙中山等人在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已经接触到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孙中山1912年10月就指出：“尝考社会主义之派别为：一、共产社会主义，二、集产社会主义，三、国家社会主义，四、无政府社会主义。”〔18〕宋教仁当时也将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划分为“无治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四派〔19〕。由于此时他们还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天下为公”大同观念的影响。孙中山多次指出：“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20〕当时宋教仁也指出：“使吾国行真正社会主义，……真正之自由平等因以享得，人类社会乃成太平大同之景象，古人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夫然后实现于今日。”〔21〕这从而使得他们更加欢迎与容易接受倡导公有与国有的国家社会主义。孙中山指出：“准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即为国有，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22〕“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23〕孙中山等人因而主张“土地公有”与“资本公有”，并将此纳入了他们社会主义之范畴，当成他们社会主义之真髓〔24〕。此外，由于他们受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单一税社会主义论”的影响，同时又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均平等”思想的影响，还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公有”观念的影响。（如廖仲恺指出中国历史上存在“共用土地的习惯”〔25〕）。所以，他们进一步指出了实现“土地公有”的手段，也即通过自报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平均地权”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土地公有”。1921年12月孙中山说道：“对于土地，宜先平均地权，此与中国古时之井田同其意，而异其法。法之大要有二：一为照价纳税，一为照价收买。”〔26〕孙中山等人这些对公有制的向往与追求，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对私有制的憎恶和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其三，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早期国民党人提出了集体主义生活的主张，并将此纳入了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中，在生活方式上倡导“累世同居”的大家族制。虽然这是小农经济的产物，但孙中山等人当时却对此极为赞赏，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累世同居”是“共产主义之嚆矢”，也“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27〕。这不仅促使他们更加向往未来理想社会主义社会，而且促使他们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集体主义生活的主张，并将此纳入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中。1905年5月孙中山就指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者”，他们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也即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28〕孙中山等人还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大同观念的影响，也受到了传统文化中尧舜博施济众、孔子尚仁、墨子兼爱等等理想人格的影响。孙中山就多次指出：“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瞿兼爱，有近似博爱也者。”〔29〕因此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在未来的集体主义生活里要“共同生活于互爱的情形之下”〔30〕，“不重相争，而重相助”〔31〕。孙中山等人的这些设想反映了生活在私有制下的广大劳动人民对集体主义与共同生活方式的向往。
其四，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早期国民党人更加欢迎与向往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人道主义，并将此也当成他们社会主义之真髓。
20世纪初期，孙中山等人在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比较赞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他们指出：“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实为人类之福音。”〔3 2〕孙中山1912年10月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 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国家有铁路、矿业、森林、航路之收入及人民地租、地税之完纳，府库之充，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之势。社会主义学者遂可进为经理，以供国家经费之余，以谋社会种种之幸福。”〔33〕戴季陶当时也多次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世界主义也。”〔34〕孙中山等人追求人道主义，并将此当成“社会主义之真髓”，这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平等自由意识，并转化为争取自由、要求独立的动力，从而能促进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其五，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早期国民党人更加向往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世界。
20世纪初期，孙中山等人作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充满革命精神与进取精神，因而也受到了当时流行于世界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击与影响，从而同情与欢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但与此同时，孙中山等人还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他们受到了其中的“累世同居”生活方式和“天下为公”大同观念的影响。这从而促使他们更加向往共产主义世界。孙中山曾多次指出：“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35〕。他们在向往共产主义的时候，还将共产主义等同于他们平时所设想与追求的“大同主义”、“大同之世”（这种“大同主义”、“大同之世”是在传统大同观念基础上所进一步形成的）。孙中山对此说道：“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36〕换言之，他们平时追求的“大同之世”也成了人类“最高的理想”，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1912年10月孙中山指出：“社会主义之国家，……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37〕当然，孙中山等人这里所说的“大同之世”并非完全复古，而是被赋予了一定的新意。因为他们所设想的未来“大同之世”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相当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他们主张中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图国家富强”〔38〕，以便在未来的“大同之世”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39〕。总之，孙中山等人在探索社会主义的时候，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大同观念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赋予了一定的新内涵。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有助于时人去追求一个理想与美好的社会，并为之奋斗不息。
三
以孙中山、黄兴、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国民党人并非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也并没有科学的宇宙观，而是以民生史观作为指导思想来探索社会主义。所以，他们受传统文化影响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亦必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孙中山等人将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常常理解为一种平均社会。孙中山多次指出：“社会主义”“主张平均社会生计”〔40〕。朱执信也多次指出“凡社会主义之运动”“使富平均而利大多数之人民为目的”〔41〕。显然，他们受传统文化影响将“社会主义”误认为是“平均主义”。其实，社会主义并不是平均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在产品的分配形式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鼓励动态的竞争，有利于人们开拓进取，从而推动社会进步；而平均主义则在产品的分配形式上实行绝对平均，不是多劳多得，只注重静态的平衡，不利于人们开拓进取，从而阻碍社会进步。总之，作为小农经济的产物，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当时孙中山等人却常常将社会主义理解为平均主义。这是他们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个不足。
其次，孙中山等人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基本上等同于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十月革命以后，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与时俱进的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向往“苏俄新式共和国”。但他们十分留恋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因此在探索社会主义、“以俄为师”的过程中，他们不放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并将大同世界基本上等同于苏俄。1921年12月孙中山指出：“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国新创设之政府，颇与此相似，凡有老者、幼者、废疾者，皆由政府给养，故谓之劳农政府。”〔42〕“大同世界，所以异于小康者，俄国新政府之计划，庶几近之。”〔43〕显然，孙中山等人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基本上等同于苏俄。其实，苏俄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苏俄是新的国家类型，新的最高的民主类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所设想的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社会政治理想模式——大同世界迥然不同，两者不能同日而语。而当时孙中山等人将两者相提并论，将儒家大同世界基本上等同于苏俄“新式共和国”，这是他们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又一个不足。
第三，孙中山等人在某些场合中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等同于人类最高理想共产主义世界。本来，在一般场合中，孙中山等人只将他们所设想的未来“大同之世”等同于共产主义世界，而并没有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等同于共产主义世界，因为在他们看来，未来的“大同之世”并不完全是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并不完全复古，而是在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之基础上赋予了一定的新意，如社会生产力相当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但在某些场合中，孙中山等人却又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等同于人类最高理想共产主义世界。如1924年8 月在民生主义第二次演讲中，孙中山指出：未来的社会目标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44〕。其实，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与最高理想社会——共产主义，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主义有本质的区别，更不能等同。而孙中山时而将这两者不等同，又时而等同，这只能说明孙中山的共产主义观并不科学与严密。
总之，20世纪初期，以孙中山、黄兴、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国民党人受传统文化影响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然而，这些不足之处与传统文化对他们探索社会主义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相比，却又是次要的。研究传统文化与早期国民党人探索社会主义这一课题，一方面使我们从一个角度可以看出传统文化的作用与影响之大，另一方面使我们对孙中山等人当时顺应时代潮流，走上探索社会主义之路，并将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这种精神与勇气充满敬意，他们不愧为近代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的先驱。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10 月第2版，第121页。
〔2〕〔3〕〔5〕〔6〕〔15〕〔18〕〔22〕〔23〕〔24〕〔27〕〔29〕〔30〕〔32〕〔33〕〔37〕〔38〕〔39〕〔40〕《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7月第1版，第507、510、507、507、507、508、521、523、518、507、510、492、510、510、523、524、322－323 、 508、507页。
〔4〕〔14〕〔20〕〔26〕〔42〕〔43〕《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3月第1版，第36、8、36、29、36、39页。
〔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5 月3 日版， 第1406页。
〔8〕〔10〕〔11〕〔16〕〔28〕《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第444、273、327、273、273页。
〔9〕〔35〕〔36〕〔44〕《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4月第1版，第320、381、355、394页。
〔12〕〔13〕〔17〕〔41〕《朱执信集》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版，第18、20、50、18、50、44－45、44－45页。
〔19〕〔21〕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第288、290页。
〔25〕《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2版，第78页。
〔31〕《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6月第1版，第25 页。
〔34〕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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