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俗小说批评的四次勃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次论文,中国论文,通俗论文,批评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师：孙逊）
在中国古代，小说一直被视为“旁门小道”，不入“九流”的“闲书”，受到轻视、贬低、禁绝等不公正的对待，没能登上正统文学的殿堂。它虽然萌芽很早，却成熟较晚。小说批评作为小说创作、小说欣赏等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出于同样的原因，当然也发达得较晚。直到明代中叶以后，它才在长期酝酿、演化的基础上，在当时社会进步思潮的促进下，在通俗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大量涌现的情况下，获得空前的发展，先后出现了明代中叶到明末、清初到清中叶、戊戌变法前后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四次勃兴。以李贽、金圣叹、梁启超和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批评家们从各自的时代和立场出发，相继为抬高小说的社会地位而呐喊，不断探索小说的创作规律、小说的特性及小说的社会功能，终于使小说从孔子不语、“君子弗为”（《论语·子张》）的“小道”成为一门专学。小说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并以压倒其它一切文学样式的姿态，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文学主流的宝座。
一、明代中叶到明末——小说批评规模化
以序跋、评点为主要形式的我国通俗小说批评，到明代中叶得到了著名“异端”思想家李贽的充分利用和发挥。他为《水浒传》作序并进行了详细的评点。在他的影响下，焦、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凌蒙初等一大批人，先后积极为通俗小说做序做跋，掀起了小说批评的热潮，出现了中国通俗小说批评的第一次勃兴。明代中叶到明末小说批评的勃兴，一方面是由于小说批评理论的积累和当时“四大奇书”等通俗小说的大量涌现；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手工业、商业经济不断发展，市民队伍不断壮大冲击了封建机体，思想界进步人士鼓吹的启蒙思想和小说中反映的新观念、新意识，影响了小说批评家。作为产生很大影响的启蒙思想家的李贽及同时和稍后的许多文学家们，自然注意到反映时代特征和社会生活的通俗小说。他们积极发表见解，出现了比较一致的小说批评理论。明代中叶以前的小说批评家只是把小说作为史的附庸，这与起初小说被视为“稗官野史”的“小道”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提高。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人通过对小说的审美功能和传道功能的探讨，通过把小说与经史比较和对小说价值的探讨，把小说的地位抬高到同“六经”、国史一样的高度，小说批评至此形成相当的规模。
这一时期，小说的艺术价值和审美功能日益被批评家们所认识。他们认为，小说较之其它文学样式，有更易于传道的特点。
李开先（1520——1568）在谈到《水浒传》时说：“《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词谑》）对《水浒传》的艺术价值作了大胆而充分的肯定。汪道昆（1525——1593）更认为《水浒传》“真千秋绝调矣”（《水浒传·序》），认为《水浒传》叙事记人的精湛艺术完全可与《史记》相比。袁宏道（1568——1610）则完全突破了尊经史为正统的观念，提出了更为大胆的看法：“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先生说〈水浒传〉》）这时的批评家们极力肯定《水浒传》等通俗小说的艺术成就，其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为小说争得一席之地。
同时，小说的审美功能日益被批评家所认识。他们认为，小说较之“六经”国史更利于传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袁宏道还说，“读书者”，读史“忽忽欲睡”，而一读起小说来则“捧玩不能释手”。汤显祖（1550——1616）在《点校虞初志·序》中对小说也是备加推崇。他认为小说能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因为它“婉缛流丽”，有审美的“真趣”。正因为小说具有通俗、形象的特点和审美的功能，所以它较之其它文学样式更具有感染力，因此更易于传道。冯梦龙对这点认识得更透彻，他认为小说可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古今小说·序》）
小说的审美教育功能的发现和阐述，成了小说传道主张的理论根据，批评家们抓住这一点而充分肯定小说，以驳斥统治阶级和正统文人轻视小说的谬论。这是批评家们发唱小说传道的又一原因。袁宏道就曾针对有人指责小说家“调脂弄粉，耽恋簪珥”的说法，理直气壮地指出，小说“丽词绮言，种种魂销。暇日抽一卷，佐一觞，其胜三坟五典，秦碑汉篆，何啻万万”（《花阵绮言·题词》）。这种小说传道的理论对后来的小说虽有消极的影响，如小说中出现过多的说教、议论等，但在当时对于抬高小说的地位，推动小说创作的进一步发展，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
当时的批评家所肯定的小说传道的含义远不只是宣扬封建正统的伦理观、道德观，几乎包括了小说所表现的一切在当时值得宣传的观念，同时也包括了小说家的创作意图、倾向和小说的思想内容、意义、等等。批评家通过对小说传道的内容的阐发，来肯定小说的巨大的社会作用，通过把小说与经史并提，来肯定小说的价值，从而抬高小说的社会地位，这是本期小说批评理论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李贽（1527——1602）一生竭力抬高小说的地位，把小说视为有明一代文学的代表。世传李贽批评的小说很多，今存主要有容与堂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和袁无涯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传》。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云：“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此传之所为发愤矣。”他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书，是施耐庵、罗贯中发愤之作，其意图在肯定“忠义”、张扬“忠义”。他说《水浒传》宣扬的是正道，“昔贤比于班马，余谓进于丘明，殆有《春秋》之遗意焉”（《忠义水浒全书·发凡》），认为《水浒》远超《史记》、《汉书》，进与《左传》齐肩，深得《春秋》之神韵。李贽批评小说的根本思想在于反对时尚的正统思想观念，同谩骂《水浒》“诲盗”的谬论针锋相对，虽然他仍然没有摆脱儒家的道统思想。冯梦龙对他的观点则加以继承和发挥。他指出“小说”能使里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警世通言·序》）。他认为“六经”、典籍，诲人无非为忠孝节义之士，而这一宗旨，小说家完全能实现。
署名“修髯子”的张尚德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说：“史氏所记，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囤睡。”他认为史志的作用和社会效果极其有限，而演义小说则能使“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张尚德通过阐述作者旨在传道的创作动机，揭示作品传道的积极意义。这样，小说的价值也就得到了肯定。
这时期的小说批评家虽然只是以史鉴功能或诗文功能来评论小说的作用，只是从小说所产生的客观效果着眼，还不能从小说自身具备的独特功能进行阐发，但也能看出，他们视小说为一体，已形成了小说观，他们对小说的审美功能、教育功能的肯定，正是对轻视小说的观念的否定，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李贽、袁宏道、冯梦龙等人的小说批评在理论上和人数上使通俗小说批评第一次形成了规模，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明代中叶以来经济兴盛、启蒙思想萌芽、小说创作繁荣的必然结果，又是清代我国通俗小说创作发展到高峰的必要准备，同时也为清初到康熙期间通俗小说批评的又一次勃兴打下了基础。
二、清初到清中叶——小说批评理论化
明代中叶到明末，李贽、冯梦龙等人通过对《水浒传》、“三言”、“两拍”等通俗小说的批评，肯定了小说的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清初至清中叶的小说批评理论就是在此基础上的继承和发挥，从而使小说批评理论不断深化。
这一时期的小说批评形式异彩纷呈。明代小说批评的形式主要是序跋和笔记，回评方式只见于署名李贽的两种《水浒传》批本和一种《西游记》批本，且后者评语没什么价值，而《新刻绣象批评金瓶梅》只有眉批、夹批，没有回评。清代初期至清中叶的小说批评，除序跋和笔记以外，回评、凡例、读法、眉批、弁言、题辞、论赞、杂说、例言等形式纷纷出现，而以回评、读法和序跋运用最广，影响也大，出现了不少小说批评大家，如金圣叹、毛宗岗、“天花藏主人”、张竹坡、脂砚斋等。他们大都自成一家，各自对某一作品所作的批评，无人能出其右。金丰、刘廷玑、蔡元放、“闲斋老人”、王希廉，哈斯宝等人在这一时期也有重要影响。这一时期小说批评的主要特点是批评内容渐趋理论化，而以写实理论的产生和典型理论的形成为其主要特征。
写实理论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随着《金瓶梅》等写实小说的崛起，批评家对小说创作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一方面反对演义小说皈依史籍，不能放手进行艺术虚构，另一方面又批评神魔小说太幻，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因而对刚刚崛起的人情小说则格外推崇。他们虽然没有对写实理论作过完整的解释，但各自都根据自己对写实小说的认识而强调某一方面，使写实理论不断得到充实。
首先，批评家们继承明代李贽以来的“发愤著书”的理论并加以发挥。张竹坡在《竹坡闲话》中认为，《金瓶梅》作者“是愤已百二十分，酸又百二十分，不作《金瓶梅》又何以消遣哉。”张竹坡认为作者作此书以泄其“愤”，是“悲愤呜邑而作秽言，以泄其愤”，是“自云含酸”，所以能注意到作者所泄之愤是有社会内容和现实针对性的。“天花藏主人”在《女才子书·凡例》中评论这类才子佳人小说时，认为作者不能在现实中实现所愿，因此“不得已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梁事业”。并认为“凡纸上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他注意到，由于作者的抑郁、愤懑来自社会的不公平，故而作品的各种描写，都在不同程度上抨击、揭露了社会、表现了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脂砚斋”等人认为《红楼梦》同样是基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同样是有所怨，有所叹，有所感。他说：“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庚辰本，十七、十八回眉批）又说：“况此亦余旧日目睹亲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非搜造而成者，故迥不与小说之离合悲欢窠旧（臼）相对。”（同上，七十七回夹批）可见，张竹坡、“天花藏主人”和脂砚斋等人都强调小说创作需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积累，需要有作家对于社会的洞察、思考和感叹。
其次，批评家们认为小说要“描摹世态”，这是写实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时期的批评家进一步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探讨，认为“能透彻世情才是真文人，亦惟真文人，方能透彻世情”（孟汾《孝义雪月梅》第二回回评），充分肯定了小说对社会的揭露、针砭，褒扬小说对世态人情的尽相摹绘。“惺园退士”《儒林外史·序》云：“《儒林外史》一书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毕现尺幅。……画图所不能到者，笔乃足以达之。”对小说描摹世态的充分肯定，意味着主张小说面对社会，使小说创作与现实生活相结合。
第三、批评家们主张小说要深入人情。只有写得人情出，作品才能真实感人。他们认为，小说的艺术世界必须接近现实的日常生活，艺术形象必须体现出常人的一般特征。《金瓶梅》之前的小说并没有真正达到这一点。“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张竹坡和“脂砚斋”在这方面的论述更具有代表性。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指出：“其书凡有描写，莫不各尽人情。然则真千百化身，现各色人等为之说法者也。”（六十二）“其各尽人情，莫不各得天道。”（六十三）张竹坡指出了作品展现的生活画面，细腻逼真，非常接近生活。“似有一人亲曾执笔”，“一一记之”（同上）。张竹坡还认为，《金瓶梅》中的描写“各尽人情”，“文字俱于人情深浅中，一一计分晓，安得不妙”（第二十六回回评）。这既是对作品的高度赞扬，也是对写实小说塑造人物的经验总结。脂砚斋对此与张竹坡持相同看法。他在批点《石头记》时，多次指出作品的优点就在于深入人情。在十八回夹批中，他说：“一字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减，入情入理之至。”（庚辰本）第二十九回写清虚观一场闹剧，他又批道：“清虚观，贾母、凤姐原意大适意，大快乐，偏写出多少不适意事来，此亦天然至情至理，必有之事。”（同上）脂砚斋已认识到小说人物的言谈举止必须合乎特定身份和特定情景，小说描写的事件应当尽可能地反映出生活的实际情况。
张竹坡等人提倡写实，反对不合情理的描写，主张再现生活，深入人情，同时又肯定艺术创新，这些都充实了写实小说的创作理论，对当时及后来的小说创作及小说批评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清初至清中叶小说批评理论化的又一特征是典型理论的形成。写实理论强调作家深入生活，深入人情，可以说是典型理论的基础。写实理论一出现，典型化理论的形成也就成为必然。典型化理论的构成主要是从金圣叹的性格论，到张竹坡的情理论，最后到脂砚斋对《石头记》的评论，逐渐形成。
金圣叹（1608——1661）是十七世纪影响最大的小说批评家。他的思想带有个性解放的性质，与李贽等人有一致之处，他的性格论的形成与此不无关系。他将《水浒》与《离骚》、《庄子》、《史记》、杜诗、《西厢》合称六才子书，称《水浒传》为第五才子书。性格论是金圣叹小说批评理论的精华。此前，李贽在容与堂本《水浒传》回评中早有“各有家数、各有身份”和“同与不同处辩”的说法，已经涉及到了人物个性化理论。金圣叹继承和发挥了这一观点，进一步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和阐释。
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他认为，《水浒传》之所以百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同上）。金圣叹把是否塑造了具有鲜明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看作是小说创作成功的关键，在理论上是一大进步。他进一步指出，人物性格化的特点和要求应是“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第五才子书·序》）。他认为《水浒传》塑造的各类人物既有个性特点又有典型的代表性。“写一豪杰，即居然豪杰”，“写一奸雄，即又居然奸雄也”，“写一淫妇，即居然一淫妇；今此篇写一偷儿，即居然一偷儿”。（《第五才子书》）五十五回回评）这里，金圣叹已隐隐约约认识到，小说人物形象应该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他还说：“《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写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金圣叹认识到，作者虽写同一特征“粗卤”，却表现出个人迥异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点，互不混淆，决窍就在于抓了人物各自的“性情”、“气质”、“形状”和“声口”。金圣叹的论述，涉及了人物性格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理论，这点对稍后的毛宗岗、张竹坡等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金圣叹关于人物性格化理论的不足之处，是认为小说人物的性格是单纯的。毛宗岗继承了金圣叹的人物性格化理论，认识到《三国演义》塑造了孔明、关羽和曹操这三个性格特征极其鲜明的艺术形象，却又把金圣叹性格理论中的单纯化发展到绝对化，而忽视了人物形象塑造的现实性以及人物形象丰富的性格内容，因而有些偏离了通俗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
张竹坡（1670——1698）充分发挥了金圣叹的人物性格化理论。他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四十六中指出：“《金瓶梅》于西门庆不作一文笔，于月娘不作一显笔，于玉楼则纯用俏笔，于金莲不作一钝笔……，此所以各各皆到也。”所谓“各各皆到”，即指作者写人能够根据人物的性格特点落笔，无任何雷同之处。张竹坡不像毛宗岗为了强调人物性格鲜明而忽略写实的原则，指出刻划人物性格必须合于“情理”。他说：“不过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同上，四十三）张竹坡所说的“情理”，包含了真实和个性的特点。“虽前后夹杂众人的话，而此一人开口，是此一人的情理。”（同上）他认为塑造人物个性，就得把握住笔下的这一人物不同于其他一切人物的独特的“情理”。如果以言谈、举止等各方面都能准确地表现出“这一人的情理”，“这一人”的性格必然鲜明，而绝不会出现雷同。这一点很接近恩格斯在论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理论典型化的“这一个”的说法。
在这一点上，“脂砚斋”的认识比张竹坡又进一层。除了张竹坡涉及的理论，“脂砚斋”在批评《石头记》时还注意到了作者描写环境的真实典型。如十四回写秦可卿丧葬的排场，脂砚斋在回末批云：“此回将大家丧事详细剔尽，如见其气概，如闻其其声音，丝毫不错。”又批道：“写秦死之盛，贾珍之奢，实是却写一个凤姐。”（庚辰本）可见，“脂砚斋”已注意到典型环境的描写，必须基于生活真实而又达到艺术真实的境地。同金圣叹、张竹坡一样，脂砚斋也谈到典型人物塑造理论，但他往往能从所批评的具体作品上升到一般创作理论来认识，并联系其它小说加以说明。从他对《石头记》的许多批语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如：
看他写黛玉只用此四字，可笑近来小说中满纸天下无二、古今无双等字。（甲戌本第二回夹批）
最可笑世之小说中，凡写奸人则鼠耳鹰腮等语。（甲戌本第一回眉批）
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庚辰本四十三回夹批）
脂砚斋认为典型人物的描写应平实自然，切合性格，又要合于情理，典型人物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脂砚斋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理论已经非常接近于现实主义小说理论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理论。可以说，脂砚斋的小说批评理论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金圣叹、张竹坡、脂砚斋等人的典型化理论，虽然还没有出现“典型”一词，但它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几乎涉及了典型化理论的各个方面，和写实理论一起，构成了这一时期小说批评理论的特色，成为通俗小说批评又一次勃兴的显著标志。
除上述而外，本期的小说批评理论还涉及到小说理论的许多其它方面，对艺术手法、创作动机、文学语言以及鉴赏方法等几个主要方面都有较深刻的阐释，并使之渐趋理论化。尽管批评家们仍然只是将小说方之于史书，还不能完全深入小说的本体，尽管他们的小说理论还没有从序跋、笔记中独立出来，但他们取得的成绩还是令人瞩目的。至此小说批评发展到了崭新的阶段，为后来的小说创作和小说批评进一步打下了基础。
三、戊戌变法前后——小说批评功利化
小说批评理论发展到戊戌变法前后，其形式呈现出和以前截然不同的特色。此前的小说批评家，大都以某部作品为批评对象，涉及其它作品的则较少，如李贽、金圣叹、张竹坡、脂砚斋等，各以一部小说的批评而闻名。这一时期的小说批评家们能够从小说的特性出发，从客观上去把握小说，以思辨的眼光去观照批评的对象，随笔评点的样式被大量的专题论文所取代。晚明的小说批评强调小说的功利性，晚清的小说批评在这一点上与之有相似之处，但批评家们更加急功近利。他们从文学、从小说的本身特点出发，通过揭示小说的文学功能，而对其作出充分的估价，把小说的社会作用强调到了极端，表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的小说观。
戊戌变法前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主要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决定的，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被迫向世界打开大门，西学东渐，西欧的文学作品、文艺理论、哲学思想纷至沓来，传统的封建正统观念被打破，小说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重新认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的破产，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日益危亡，人们要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迫切寻找自强的道路。由于民族资本的发展，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不断壮大，也希望政治上有所改革，有一个能对外抗御侵略，对内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权。于是，改变现状，变法图强便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者的强烈要求。他们迫切需要一种强有力的为政治改良做宣传的工具，因而文学上改良的运动应运而起，他们从新的角度认识到小说能够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内容发挥其制造舆论的威力。于是，他们在理论上特别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把小说从明中叶以来与经史并列的高度，提高到为社会改革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之最上乘”的高度，通过小说来传播新思想，推动改良运动的迅速发展。
梁启超（1873——1929）是晚清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之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也是在当时影响最大的小说批评家。他深深认识到，“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戊戌政变记》），因此先后提出了“诗界革命”，“文学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而以“小说界革命”造成的影响最大。同时，一大批小说评论者团结在梁启超周围，密切配合，大声疾呼，形成了极大的声势，一度占领了小说批评的论坛。
在梁氏之前，严复、夏曾佑对这个问题已有所认识，实开“小说界革命”风气之先。他们合撰了《〈国闻报〉附近说部缘起》一文，把小说与经、史、子、集作比较，强调小说的艺术功能和特点，并且指出：“夫说部之兴，其深入人心，行世之远，几几高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又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宗旨所指，则在乎使民开化。”他们指出，小说对于“人心风俗”的影响远超经史，小说能“使民开化”，已露出片面的强调小说教育作用的功利主义倾向。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严复、夏曾佑的小说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理论。1902年，他发表的著名的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简直就是“小说界革命”的宣言。在此文中他大声疾呼：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可见，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全部理论是建立在他对小说具有社会作用的认识的基础上。他认为小说能新政治思想，能新社会风气能导民智开化，“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所以要想变革社会，必须首先更新小说，这样才能变革其它一切领域。梁氏认识到小说对“新一国之民”有巨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指出小说具有“熏、浸、刺、提”的艺术功能，并把这四种功能阐发得淋漓尽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同时，由于当时知识阶层人心思变的渴望和报国的热情空前强烈，梁氏的理论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很多批评家群起呼应。
夏曾佑紧接着又写了一篇《小说原理》与之唱和。陶佑曾著有《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一文。邱炜
作了《客云庐小说话》、《新小说品》及《菽园赘谈》等著作。狄葆青的观点虽然基本上没有超出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理论，但在当时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一时间社会几乎公认“小说是文学最上乘”，而诗文的地位却转而为下。与此同时，以黄摩西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小说观和以王国维、徐念慈、黄人为代表的反功利主义的小说观则与之争鸣，共同促进了晚清小说批评理论的繁荣，形成了通俗小说批评的第三次勃兴。到此，传统的小说观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小说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晚清小说批评极力提倡政治小说，过于强调小说的功判性，而缺少对小说本体的认识，小说的政治性超过了审美性。其流弊对后来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晚清小说批评本身所特有的这种既不同于古代传统，又有别于现代新思想的小说理论观念，使它成为中国小说批评史上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环节，起到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四、二十世纪初——小说批评科学化
“五四”运动后，中国通俗小说批评出现了第四次勃兴。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方科学、民主和革命的思潮滚滚而来，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失败中总结经验和教训，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很快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革命和文化启蒙运动。胡适、鲁迅等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基础上，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学革命”，小说革命自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中国通俗小说批评理论，经过几朝几代的批评家的探索、呼喊和奋斗，从渐变终于发展到突变，旧的小说观念以及超功利的小说观念被彻底冲决，代之而起的是在民主与科学思想指导下的新型的小说批评理论。
以胡适（1891——1962）《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红楼梦辨》为标志的“新红学”的诞生，是本期小说批评的重要收获之一。此前，索引派“旧红学”盘踞着“红学”阵地，认为《红楼梦》“无一字无来历”（邓狂言《红楼梦释真》），执于评点的索隐，反映的仍然是封建文人的小说观。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首先发难，批评他们“只知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实来附会《红楼梦》。”胡适对《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得出了许多令人佩服的结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出版于一九二三年。他在对《红楼梦》进行考证的同时，较之胡适更多地阐述了对这部伟大作品的思想、艺术和人物形象的看法。“新红学”有力地扫除了“旧红学”，尤其是索隐派的种种呓语，将《红楼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带动了对其它古典小说的研究。
胡适采用西方的实验主义，提出了“大胆的设想，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法，并把这一方法用到对《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镜花缘》、《醒世姻缘传》等许多古典小说的研究。他还采用“历史演进法”考证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三侠五义》等小说的成书过程。可惜，他批驳了索引派，而自己后来却又陷入了“繁锁考证”的泥潭。
胡适是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来考察和评价古典小说的思想内容的。他首先阐述和肯定古典小说中的民主性思想内容。如他认为《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是一个留心社会问题的人”，《官场现形记》等谴责小说“暴扬一国的种种黑暗种种腐败”，《红楼梦》暴露家族专制的罪恶，等等。同时，胡适与肯定民主内容相联系，对古典小说中封建主义的陈腐说教和昏谬思想，也做了一定程度的清理和批判。
另外，胡适还用近代西方的文艺观点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把中国古典小说当作一种艺术，当作创造“美”的一种审美活动来加以考察和评价。对于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刻画、景物描写、语言艺术等，他也有许多精当的阐释。鲁迅对胡适的小说理论是很欣赏的，他在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曾引证胡适的研究成果。
和胡适一样，在“五四”运动开始后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批评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是一代文学大师鲁迅。鲁迅（1881——1936）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的小说批评代表了当时小说理论的最高成就。他有感于“中国小说自来无史”，因而一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处讲授小说史，一边将讲稿整理成篇，分作上下两卷，分别于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出版。
这部小说史篇幅不多而材料丰富，论断虽略而评论公允，用的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为了写作《中国小说史略》，鲁迅首先从调查研究入手，搜集整理大量资料。早在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一二年，他就辑录了《小说备校》七种和《古小说钩沉》三十六种，接触和考察了大量原始材料，做到一丝不苟，无征不信。从而保证了《史略》材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其次，鲁迅的小说批评从规律探索入手，他注意到小说创作同政治、宗教、社会各层人士生活的关系，小说流派的产生和演变以及小说现象的某些规律，从而使他的小说批评理论更具科学性。
《中国小说史略》首次打破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对古代小说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过程作了系统的探索，建立了较完整的中国小说史的体系。从第二篇起，鲁迅用了整整二十七篇，追本穷源，从远古的神话与传说开始，依次论述了小说发展的各个阶段。从汉人小说、六朝志怪小说讲到唐宋传奇，从宋代话本及拟话本、元明的讲史、明代的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讲到清代的拟晋唐小说、讽刺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及公案小说，直至清末的谴责小说。鲁迅将小说的兴衰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着重探讨制约小说发展的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深层原因。条清理顺，让人难以相信这是第一部小说史。
鲁迅对具体小说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以及人物形象的典型化等许多方面都有非常精采的议论。鲁迅认为《儒林外史》是中国讽刺小说的最佳代表，指出这部作品的思想性的主要特点在于“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而又同清末“谴责小说”泾渭分明；其艺术特点主要是“感而能谐，婉而多讽”，“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讽刺手法的妙用。“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用极为精炼的语言，概括了《三国演义》中两个主要艺术形象的特点及不足。说《西游记》则只用“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等数语就把这一作品的艺术特点讲得比较清楚。鲁迅指出《金瓶梅》“著此一书，即骂尽诸色”，的确是一针见血。他认为《金瓶梅》所写的不是作者的虚构，“而在当时，实亦时尚”，认为作品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评论十分中肯。这种对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客观的、全面的评述，为此后的小说批评树立了正确的原则。
郭沫若非常推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它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
二十世纪初的学者们对古代文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文学论著相继问世，其中对中国通俗小说大都有一些较有见解的论述。胡适1922年撰成的半部《白话文学史》首先为学术界瞩目，继之则有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23年）和后来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以及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1923）。郭绍虞有《中国文学演化概述》和《中国文学史演进之趋势》两篇论文。陈钟凡也于1927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等等。著者们继承“五四”新文化思想，在小说评论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现代的思想观念，为小说批评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本期的小说批评理论是对前三次通俗小说批评的勃兴，特别是第二次勃兴的理论的合理内核的继承。由于胡适、鲁迅等人采取科学的态度、采用科学方法批评小说，因此，他们的批评理论出现了质的飞跃。小说得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文学舞台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小说批评也终于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形成了一门专学。
纵观中国通俗小说的批评理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一个脉络，正如小说的发展是由形式的单一到多样，由内容的简短到丰富一样，小说批评的发展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它随着小说的演进而发展，同时反过来又对于小说地位的提高和小说这一“人类成年艺术”的日趋成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小说批评从开始以序跋、评点等感悟式的批评为主要形式，发展到思辨性的专题论文形式，又发展到《中国小说史略》这种专门论著的出现，终于发展成为一门系统性很强的独立的学科。批评家的眼光从起初为小说正名，把小说抬高到经史的高度，发展到对于小说创作的艺术手法的认识，又从对小说的巨大的社会功能和小说特性的认识，发展到对于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全面考察和研究。中国小说批评这门学科的形成过程，就是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成熟过程，也是批评家们为抬高小说的社会地位，为小说从“稗官野史”的“史之遗”、“史之补”的附庸地位独立出来，成为一种蔚为大观的文学样式而不懈努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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