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行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地论文,农村劳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托达罗(Todaro,1969)模型认为农村劳动力按照个人自闯门路模式寻找工作，即先流动到城市然后再寻找工作。然而，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与托达罗模型差别很大，绝大多数人是通过亲邻网络按照先找工作然后再流动的模式行动，个人自闯门路的方式比较少。例如，王西玉等(2000)介绍的4次大型抽样调查发现，只有31.6％～36.9％的农村劳动力是通过自闯门路的方式找到工作，其余63.1％～68.4％是通过其他方式在当地找好工作再流动。其他学者的研究(Zhao，2003；Zhang等，2003)也证实了亲邻网络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寻找工作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托达罗模型只能解释中国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30％左右的现象，其余70％左右农村劳动力的异地转移方式不能使用托达罗模型来直接解释。因此，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应该同时存在先找工作后流动和先流动后找工作两种模式。
笔者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时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在家务农或从事非农业活动，不寻找异地工作(以下简称“在家务农”)①；二是在家务农或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同时，在当地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异地工作，找到工作后再流动。这种方式寻找工作的区域范围可以是全国性的(以下简称为“在家寻找工作”)。三是先转移到外地，然后在目的地寻找该地的工作(以下简称为“异地寻找工作”)②。农村劳动力将在其中选择效用最大的方案。若第二或第三种选择优于第一种选择，则农村劳动力会选择异地转移，否则继续在家务农或从事非农业活动。本文应用搜寻理论(Rogerson等，2005；Molho，2001)，并结合中国农村劳动力寻找工作时的特点，试图对农村劳动力为什么更多选择先寻找工作后流动模式给予理论解释。
二、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行为基本模型
(一)主要假定
目前，由于外出劳动力不断增加，通信手段日益便捷，农村劳动力在寻找工作前对劳动力市场情况一般都有一定了解，我们将这种情况抽象为劳动力知道工资分布的有关信息。
(二)三种选择的预期终身最大收入现值
根据上述的假定，可以定义农村劳动力转移时面临的3种选择的预期终身最大收入现值。
1.在家务农预期终身最大收入现值
假定每个时期非常短，工作寿命足够长，在家务农预期终身最大收入现值的贝尔曼等式可以表达为：
其中，W[，f](w[，f])表示在家务农预期终身最大收入贴现值，一个时期的长度记为△T。等式右侧第一项表示当期收入，第二项表示第二期期初开始终身最大收入现值的贴现值。
类似的一种情况是劳动力在寻找工作过程中，接受找到的工作提供的工资w并停止搜寻，而且一直工作下去，中间不存在辞职或被解雇④，从工作开始到退休为止的时间足够长，预期终身最大收入现值的贝尔曼等式可以表示为：
2.在家寻找工作的预期终身最大收入现值
在家寻找工作的预期终身最大收入现值的贝尔曼等式可以表示为：
其中，W[，L]表示在家寻找工作的预期终身最大收入现值。等式右侧第一项表示第一期寻找工作期间务农收入扣除搜寻成本后的净收入。第二项表示第二期期初找到工作后的预期终身最大收入净值贴现到第一期的现值。第三项表示第二期没有找到工作情况下的预期终身最大收入的现值。
3.异地寻找工作的预期终身最大收入的现值
为了计算方便先不考虑流动成本，这种情况下转移到异地后在目的地寻找工作的预期终身最大收入现值的贝尔曼等式可以表达为：
W[，O]表示异地寻找工作的预期终身最大收入的现值。假定劳动力是在第一期期初转移到异地。等式右侧第一项表示第一期向异地转移后在异地寻找工作期间付出的代价。这一点和国外的失业者搜寻模型明显不同。国外模型都假设失业者在搜寻期间可以得到政府的失业补助，而且扣除搜寻成本后净收入大于零。右侧第二项和第三项与公式(3)类似。
利用上面几个公式，可以证明在家寻找工作保留工资w[，RL]是：
右侧第一项表示在家寻找工作期间单位时间的净收入；第二项表示流动成本在单位时间内的流量。右侧第三项表示在工资为w[，RL]情况下继续搜寻可以得到的预期终身最大收入增量的现值。
异地寻找工作的保留工资w[，RO]是：
右侧第一项表示异地寻找工作期间单位时间的净收入(为负数)，右侧第二项表示工资为w[，RO]情况下继续搜寻可以得到的预期终身最大收入增加数量的现值。
(三)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条件
1.在家寻找工作与在家务农比较
要使农村劳动力偏好在家寻找外地工作，必须使在家寻找异地工作的预期终身最大收入现值大于或等于在家务农的预期终身最大收入现值，由此可以得到：
2.异地寻找工作与在家务农比较
要使农村劳动力偏好异地寻找工作，必须使异地寻找工作预期终身最大收入现值扣除流动成本后的净值大于或等于在家务农的终身最大收入现值，由此可以得到：
公式(7)和(8)就是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条件。公式(7)可以解释托达罗模型忽略的，但是在中国非常重要的在家寻找工作并异地转移行为。公式(8)基本思想类似于托达罗模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条件。
(四)流动方式的选择
若是在家寻找工作和异地寻找工作两种方式之间选择，要使农村劳动力偏好在家寻找工作，必须使
(9)
其中，左侧第一项表示在家寻找工作保留工资扣除流动成本后的净值；第二项表示异地寻找工作保留工资扣除流动成本流量后的净值。由于两个保留工资是由不同因素决定，所以是否选择在家寻找工作模式由这些因素综合决定。
三、比较静态分析：各种因素变动对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行为的影响
利用上面公式，可以研究各个因素变动对保留工资、异地转移行为的影响⑤，具体结果见表1。
(一)异地寻找工作行为
研究异地寻找工作行为时，尽管我们的模型与托达罗模型在表达形式上有一些差异，但从表1与公式(8)可以发现，流动成本、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期望工资、贴现率和在家务农收入这5个因素对是否异地寻找工作的影响方向与托达罗模型完全一致。除了这5个托达罗模型中包含的外生变量外，本研究模型还增加了搜寻成本这个变量。该变量在托达罗模型中隐含假定为零。在本研究模型中，搜寻成本越高，公式(8)满足的可能性越小，偏好异地寻找工作这种方式的意愿越低。
(二)在家寻找工作
托达罗模型没有研究这种情况。从表1和公式(7)可以发现，搜寻成本、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期望工资这3个变量对在家寻找工作模式的影响方向与异地寻找工作模式一致。但流动成本、在家务农收入对这两种模式的影响方式不同。利用公式(5)，在家寻找工作的条件(公式(7)可以表达为:
都会增加在家寻找工作的保留工资，从而降低了农村劳动力接受找到工作的概率，将延长寻找工作的时间，因而从一个时点或截面调查数据看，农村劳动力距离打工目的地较远或当地务农收入比较高时，他们虽然有外出打工的意愿，但由于保留工资比较高，对工作相对挑剔，因而处于寻找工作状态，没有实施异地转移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目前统计口径他们属于没有异地转移。而当地农村经济较落后或离经济发达地区较近的地区的农村劳动力，保留工资相对较低，从而增加了他们接受找到工作的概率，缩短了寻找工作的时间，从一个时点和截面看，这些地区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数量较多。
假定在家寻找工作成本c[，L]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利用公式(5)，公式(7)可以表示为：
大于零，所以式(10)始终成立，农村劳动力将选择在家寻找工作模式。显然当地外出劳动力增加，在家寻找工作的农村劳动力的社会关系网络不断完善；当地劳动力市场与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联系越是紧密；或者通信和网络技术不断进步，都会降低搜寻成本，增加式(10)成立的可能性，因而偏好在家寻找工作的模式可能性增加。
(三)在家寻找工作模式与异地寻找工作模式之间的选择
从表1或公式(9)可以发现，当农村劳动力在两种模式之间选择时，两种模式下的搜寻成本、找到工作可能性和期望工资的影响方向正好相反，即在家寻找工作的搜寻成本越低，或者找到工作可能性越高，或者期望工资越高，劳动力选择在家寻找工作模式可能性越大；异地寻找工作的搜寻成本越低、或者找到工作可能性越高、或者期望工资越高，选择在家寻找工作模式可能性越低。
假定两种模式流动成本都一样，公式(9)可以简化为：
(11)
从表1可知，流动成本或者在家务农收入越高，w[，RL]越高，而w[，RO]保持不变，公式(11)成立的可能性越大，人们在这两种模式之间选择时，选择在家寻找工作模式的可能性越大。中国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大多数位于西部或中部，远离劳动力需求量大的东部地区，流动成本一般都比较大，因而公式(11)成立的可能性比较大，这可能就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时选择在家寻找工作模式的主要原因。另一种情况是近几年国家不断出台政策减轻农民负担，等于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在家务农收入，从而提高了在家寻找工作的保留工资，带来两个效应。一是公式(11)对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成立，增加了在家寻找工作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二是保留工资提高降低了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增加了这部分劳动力寻找工作的时间，从而减少了他们外出就业的数量。这两个效应共同作用减少了近年农村劳动力到东部打工的数量，成为产生“民工荒”的原因之一。
四、在家寻找工作并异地转移行为实证研究
(一)计量经济模型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在家寻找工作并异地转移必需的两个条件，即公式(7)和(9)同时满足。只要一个条件不满足，或者两个条件都不满足时，农村劳动力不会选择在家寻找工作并异地转移这种行为，而是选择在家务农或异地寻找工作。这种决策过程从计量经济学角度可以表述如下。
上述决策过程与Abowd-Farber模型相类似(Abowd等，1982)。利用最大似然法，可以估计公式(14)中的参数。
从表1可知x[，1]包括在家寻找工作的流动成本、搜寻成本、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工资分布的期望工资、在家务农收入和贴现率；x[，2]除了包括这些因素外，还包括异地寻找工作的流动成本、搜寻成本、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工资分布的期望工资。假定在家寻找工作和异地寻找工作的工资分布分别对所有农村劳动力都是一样的，则这两个工资分布的期望工资对所有农村劳动力而言都是常数，它们对y[，1][*]、y[，2][*]的影响包含在线性方程的常数中。另外，假设农村务农收入主要取决于家庭中每个劳动力的人均土地数量afl⑥，在家寻找工作成本主要取决于他的亲邻网络(或者说社会关系网络)中已经外出的人数n⑦，在家寻找工作流动成本主要取决于到达目的地的距离d。由于在家和异地寻找工作的可能性λ[，L]和λ[，O]、异地寻找工作的成本c[，O]、贴现率r这4个变量不容易衡量，在本研究的计量模型中忽略不计。
(二)数据说明
我们于2003年2月对江苏省邳州市东坊村、沛县孟庄村、东海县小店村、射阳县东沙村进行抽样调查，实际调查家庭217户。因为只研究家庭中16岁及以上人员的异地转移行为，剔除个别无效问卷后，实际样本数量为665人。
(三)计算结果
计算过程中为了识别方程，方程(12)、(13)之间至少应该有一个变量不同(Abowd等，1982)。外出打工收入一般明显高于在当地从事农业收入，当地务农收入不是影响是否异地转移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我们忽略了方程(12)中的家庭劳动力人均土地。使用LIMDEP8.0软件对抽样样本进行计算，表2是自变量的统计描述，表3是方程(12)、(13)中系数估计结果。
我们重点讨论社会关系网、人均土地和距离对行为的影响。从表3可以看出：(1)社会关系网络的系数为正，原因是社会关系网络值越大，寻找到一个工作需要的费用越低，保留工资越高，异地转移终身收入现值越大，越是偏好异地转移。(2)距离的系数为负数，原因是到达打工目的地的距离越远，流动成本越大，在家寻找工作的保留工资越高，一方面出现w[，RL]＞w[，RL][*]的可能性越大，选择在家务农的可能性越大；另一方面保留工资越高，即使选择在家寻找工作，但是找到满意工作需要的时间较长，处于寻找工作状态的时间较久，截面调查时处于没有外出的可能性越大。
从表3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在在家寻找工作和异地寻找工作之间选择时，(1)社会关系网络的系数为正。社会关系网络值越大，在家寻找工作需要的成本越低，选择在家寻找工作的可能性越大。需要强调的是第六列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系数是第二列的11.8倍，而且t值是1.227，只有21.98％的可能性等于零，社会关系网络对寻找工作方式选择的影响明显大于对是否异地转移选择的影响。(2)人均土地数量和距离的系数都为正，在家务农收入越高或者流动成本越大，选择在家寻找工作的可能性越大。
在异地转移劳动力中，典型男性平均年龄为32.015岁，接受教育年数为8.1046年，已婚；典型女性年龄为21.3538岁，接受教育年数为8.1692年，未婚。他们的人均土地均为2.02亩，平均社会关系网络为8.95人。将这些数据、表3中相应系数和不同的距离带入公式(14)中的第一个等式，可以计算出这些典型劳动力选择在家寻找工作并异地转移这种方式的可能性如何随着距离的变化而变化(见图)。从图中可以发现，(1)在相同距离，男性选择在家寻找工作的可能性都比女性大；(2)距离与在家寻找工作的可能性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典型女性劳动力随着距离增加，开始选择在家寻找工作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在543公里左右达到最大，然后随距离继续增加，选择在家寻找工作的可能性开始下降。典型男性劳动力大概在814公里处选择在家寻找工作的可能性达到最大，男性比女性更可能转移到较远的地方。主要原因是选择在家寻找工作并异地转移的可能是由两种可能性的乘积决定。第一是在家寻找工作与在家务农之间比较，选择在家寻找工作的可能性(公式(12))；第二是在家寻找工作与异地寻找工作之间比较，选择在家寻找工作的可能性(公式(13))。从前面分析知道，随着距离增加，保留工资增加，第一种可能性下降。另一方面随着距离增加，在两种方式之间选择时，第二种可能性增加。在距离较近时，第一种可能性较大，第二种可能性较小，二者相乘，最终选择在家寻找工作并异地转移的可能性较小；距离较远时，两种可能性变化正好相反，同样最终选择在家寻找工作并异地转移的可能性较小。当距离处于中间某个值时，选择在家寻找工作的可能性较大。
笔者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相关数据计算了不同地区农村每万人向东部沿海省份(广东、福建、上海、江苏、浙江)迁移的人口数量(见表4)，发现向东部沿海省市迁移人口数量最多的是江西、广西、四川、湖南、安徽、贵州和湖北，其共同特点是处于中部或偏中部。而在东部沿海地区(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虽然地理位置相互较近，但迁移人口数量不如中部省份；西北、东北、华北地区距离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地理位置最远，迁移人口也不如中部。由于异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选择在家寻找工作方式，因此利用到达目的地距离与在家寻找工作可能性的“倒U型”关系可以解释为什么中部地区外出打工和迁移比例最高。
五、结论
在搜寻成本很小的情况下，假若面临在家寻找工作和在家务农两种模式之间的选择，人们始终会选择在家寻找工作模式；假定流动成本都一样的情况下，流动成本越高或在家务农收入越高，选择在家寻找工作模式的可能性越大，这可能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大量选择在家寻找工作模式的主要原因；实证研究还发现到达打工目的地的距离与选择在家寻找工作的可能性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中国农村劳动力大量采用在家寻找工作模式，有很大的正的溢出效应，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避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出现的“贫民窟”现象，减少由于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对城市各方面带来的压力，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农村劳动力采用在家寻找工作模式可以理解为农村劳动力为适应城市就业而建立的一种自适应机制。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先走出去并工作一段时间后会自动将外面的信息通过各种形式向留在家中的人传递，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可以获得对外部世界的相对准确判断，外面工作的劳动力慢慢会利用各种机会逐步将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带出去。新出去的劳动力又会向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提供就业信息和各种帮助，依照这种“滚雪球”办法，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
政府采取适当措施鼓励和加快这种自适应机制的形成，将加快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的速度和质量。例如，在转移初期地方政府主动与经济发达地区劳动部门联系，降低农村地区异地转移的搜寻成本，增加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让一部分劳动力先走出去；在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已经起步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大力扶持当地劳动力中介市场的发展，鼓励它们与发达地区劳动力中介市场和用人单位建立稳定联系；同时大力改善当地通信条件和交通条件。随着劳动力中介市场不断完善，农村劳动力自己建立的信息网络不断改进，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将逐步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避免大量没有找到工作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城市，减少形成“贫民窟”的可能性。
注释：
①在家从事非农业活动时也存在搜寻活动，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忽略了这种搜寻活动。
②转移到目的地后，依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在全国范围寻找工作，为了简化问题忽略这种情况。
③放松这个假定并不影响基本结论，详细证明参见Mortensen(1986)的文章。
④为了简化问题，忽略辞职或被解雇，也不考虑间隙式外出打工情况。
⑤在具体讨论时均假定一个因素变动，其余因素不变。为节约篇幅，正文中没有叙述表中结果的推导过程。
⑥还应该包括在家里从事非农工作、土地质量等因素，定量计算这些因素比较困难，在这里忽略它们。
⑦可能还取决于当地劳动力中介市场、通信费用等因素，由于这些因素难以计量，在这里忽略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