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鲁迅”到“鲁迅学”——建国以来东北学人鲁迅研究的历史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学人论文,建国以来论文,评价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9)10-0017-10
从历史与地理因素看，东北明显不具备鲁迅研究的区域优势。东北学人处于学术的边缘，要获得中心发言权，必然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建国以来，东北学人在一种并不有利的环境下，勤奋思考、不懈努力，使东北的鲁迅研究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特、稳定的研究系统，书写下中国鲁迅研究历史的重要篇章。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东北学人在对鲁迅传记、文本阐释、思想本体、中外文化关系等诸方面的研究中不断开辟出鲁迅研究新的生长空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总体看来，最初一代学人集中于鲁迅作品与传记的研究，之后向思想研究与比较研究等领域进行拓展，思想研究与比较研究成为年轻一代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鲁迅史料与作品研究
新中国鲁迅研究60年的历史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由新文学作家到左翼运动的旗帜，到民族精神的象征，再到“文革”中研究的困境，直到1980年代，研究才回归到鲁迅的本体世界。就鲁迅本人及其作品而言，研究的特点表现为回归鲁迅和鲁迅艺术世界的本体，努力发掘鲁迅人性本体和艺术文本的独特审美价值。
如果从时代距离来说，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废名(冯文炳)在东北学人中应该说是与鲁迅关系最密切的研究者。作为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作家，他多次在鲁迅的言辞和文章中出现。当然，作为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最为得意的门生，鲁迅并不欣赏废名。1950年代初，废名来到东北，生活、思想和艺术价值观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对鲁迅推崇有加，195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鲁迅研究著作《跟青年人谈鲁迅》。这本杂谈性的著作体现的既是废名自己鲁迅观的改变，也是当时初具影响的“学鲁迅”的时代风气，在对于鲁迅研究历史的深入和拓展上并没有明显的突破。但是，废名的鲁迅研究却为后来吉林大学鲁迅研究在中国学界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起到了筚路蓝缕的重要作用。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蒋锡金教授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事抗日文艺运动与创作的诗人、作家、评论家，1920年代末开始发表鲁迅研究的文章，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初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蒋锡金最初关注鲁迅诗歌的研究，当时发表的《鲁迅与高尔基》、《鲁迅与诗歌》、《鲁迅诗话》、《摩罗诗说》等文章，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等论文集中。“文革”结束之后，他仍关注鲁迅的新旧体诗歌，发表了《〈自题小象〉和“婚姻说”》(《新苑》1981年第3期)、《范爱农其人和〈哀范君三章〉——〈鲁迅诗直寻〉之一》(《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5期)等文章。在研究中，蒋锡金把鲁迅的创作与诗人气质联系起来，认为虽然鲁迅后来放弃诗歌写作，但实际上他的杂文仍没有离开摩罗的传统，因而“自有新诗运动以来，中国没有一个诗人曾达到过鲁迅先生的诗的造诣，更没有一个诗人曾造成过比鲁迅先生更大的诗的业绩，这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比鲁迅先生更配得受诗人的称号”①。
蒋锡金是鲁迅时代的文学青年，他阅历丰富、记忆力惊人，与许广平交往较多，“文革”结束后的研究文章多以事为主，从而为鲁迅的生平、传记、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如《鲁迅与光复会》(《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鲁迅与任国桢》(《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鲁迅的四去日本》(《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鲁迅和东北作家》(《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等。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定安对鲁迅的研究始于1950年代中期。同许多人一样，彭定安的鲁迅研究也起步于“学鲁迅”。文革结束后，他出版发表了大量的鲁迅研究论著。其中，《鲁迅诗选释》结合鲁迅的思想特征对鲁迅的旧体诗歌进行了简明、清晰的分析研究。《鲁迅评传》以如实描绘的态度与不拘一格的自由风格在众多鲁迅传记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提出许多新的见解。特别值得高度重视的是，彭定安较早地提议把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进行研究，他于1980年提出建立“鲁迅学”的倡议。他在《一个建议：创立鲁迅学》(《鲁迅学刊》1981年第1辑)、《关于鲁迅研究的设想》(《鲁迅研究》1983年第1期)等文章中论述了建立“鲁迅学”的必要性。《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及《突破与超越——论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两部著作是彭定安为“鲁迅学”构想的重要成果。《突破与超越——论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以对鲁迅同时代人的考察为突破口，掌握鲁迅生活的时代特征与历史特征，由此确定鲁迅个人的历史在整个历史中的特殊位置，清晰地论述了鲁迅对同时代的众多人物的突破与超越。《鲁迅杂文学概论》是对“鲁迅学”中鲁迅作品研究的充实，著作着眼于鲁迅杂文缺乏充分研究、没有得到较好地推广的现实，对鲁迅杂文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并深入地分析了鲁迅杂文思想的来源。进入1990年代，彭定安仍致力于“鲁迅学”构想的充实与建设。有的学者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将鲁迅研究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独立开来，使之成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比肩而存并且其内涵的丰富性超过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鲁迅学’，彭定安是首倡者与奠立人。”②
与彭定安同在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马蹄疾是鲁迅传记研究的专家。他在鲁迅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史料收集考证工作，著有《鲁迅讲演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鲁迅与浙江作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鲁迅：我可以爱》(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等专著，与他人合作《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等研究专著，参加了《鲁迅全集》(1981年)书信部分的编辑注释工作，并参与了《鲁迅大辞典》的编撰工作。马蹄疾为鲁迅书信的考定作出了贡献，《读鲁迅书信札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针对以往鲁迅书信各版的局限，进行重新校读、整理。著作包括15篇文章，对鲁迅书信中的人物、事件以及书信的时间和内容进行了辨正，在校勘鲁迅书信中发现了多处错标、误校。先生治学方法严谨，提出“三个王国二十四条办法”的读书写作原则，认真严肃地对待鲁迅遗产。《鲁迅讲演考》在鲁迅讲演史实方面进行了大量考证，是研究鲁迅生平思想的重要参考。论著提供了鲁迅讲演从1916年开始有内容可考的24年间的66篇讲稿，以史实为重，尽量保存史料原貌。比如不直接更改错处，而是以注释标出，对不确定之处不下断言，而是指出“据当时听讲人回忆”。马蹄疾为鲁迅美术活动领域的研究也作出了贡献，著有专著《鲁迅木刻活动年谱》(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鲁迅和新兴木刻运动》(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在鲁迅生平史实勘误和书信钩沉上，吴作桥教授应该是东北的鲁迅研究者中着力最多、成就最大的了。其主要研究著作有《鲁迅书信钩沉》(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另有研究论文《鲁迅与废名》、《关于〈越风〉第一、第五期的出版时间》(《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5期)等数十篇。吴作桥是一个学风朴实甘做“小文章”的人，他的考据和辨析文章写得短小精粹，言之有物，深受读者的称道。例如，在《再读鲁迅》一书中，吴作桥收集鲁迅谈自己的文字，努力达到文如其人，让人们看到一个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平常人心灵的鲁迅。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孙中田教授在茅盾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同时也在研究和教学上对鲁迅研究进行了重要的开拓。《鲁迅小说艺术札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鲁迅作品讲解》(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等著作都是鲁迅研究的出色成果。《鲁迅小说艺术札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品论，而是从艺术的角度入手，不以作品印证创作规律，不进行主题、思想研究，这些都显示了作者正确的研究意识与深刻的思考。因此，著作没有局限于一种角度或者一个方面，而是思想与审美结合，作者论述与鲁迅的文学观结合，同时也把鲁迅作品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突现鲁迅真实而丰富的艺术世界。
吉林大学文学院刘中树教授早年在废名的影响下，从1950年代初即开始了鲁迅研究。从一开始，刘中树就表现出对于“学鲁迅”的独特理解，当时他曾经发表有关阿Q形象问题的文章，与其老师废名商榷。1980年代后，刘中树在鲁迅研究领域进一步深化，其重要的标志就是专著《鲁迅的文学观》(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的出版。该书为鲁迅文学世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是较早地对鲁迅的文学观进行系统地阐释与梳理的著作。作者在对19世纪20年代以来鲁迅思想及研究整体状态把握的基础上，确立了以鲁迅的文学观为基点，以专论的方式来考查的目标，认识到：“把鲁迅的文学观作为一个专门问题，进行集中的系统的研究，还是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③袁良骏称《鲁迅的文学观》“虽篇幅不大，但却是严格意义上的此类著作的第一本”，“无疑是抓住了鲁迅文学观的基本特点的”④。著作结合史料与在史料之上构筑的史识，系统地分析了鲁迅文学观的构成，包括：文学的本质观；文学观的内涵——“为人生”，这是鲁迅整个文艺思想体系的核心；创作的总原则——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独特的革命文学观的形成与发展；对文艺批评原则和标准的认识，批评的实践特征。除了研究领域的开拓以外，另一突破表现在写作思路上，著作摆脱了此前教科书式的编排模式，不是摘取鲁迅的思想印证文艺规律，而是以鲁迅的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从鲁迅的思想实际出发，准确地反映鲁迅的文学观。除《鲁迅的文学观》外，刘中树还出版了《鲁迅年谱简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年)、《世界文化中的鲁迅》(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年)、《〈呐喊〉〈彷徨〉艺术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鲁迅研究专著。
对鲁迅作品分集进行研究是鲁迅文本研究的重要方面。刘中树的《〈呐喊〉〈彷徨〉艺术论》是阅读偶得，也是对鲁迅小说创作主体艺术的把握。著作不是单纯的艺术论，而是以思想内容为基础进行的艺术阐发，是“一个熔铸《呐喊》、《彷徨》深广的思想内容的对应的艺术框架”⑤。“《呐喊》《彷徨》作为鲁迅小说世界的构成主体，它的灵魂、它的文本意义，就是体现在读者审美感受中的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对社会人生和历史的理解与认识的艺术结晶。”⑥
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王吉鹏教授也以对鲁迅独特的热情多年从事鲁迅研究，成果显著，包括《〈野草〉论稿》(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鲁迅思想作品论稿》(大连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鲁迅作品新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鲁迅民族性的定位——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著作对鲁迅的小说以及诗歌都有所研究。王吉鹏最初对《野草》产生浓厚的兴趣，多年打磨写成《〈野草〉论稿》一书。著作的研究目标是对《野草》进行综合性研究，在思想性与艺术性探讨的基础上，对鲁迅的受影响源以及鲁迅对其他作家作品的影响进行比较与研究，显示了开阔的思路与深刻的理解。著作分析了《野草》的艺术影响源——厨川白村文学理论的影响，并与同时期作家许地山的散文诗集《空山灵雨》进行比较，在文本之上进行了拓展，“特别注意了《野草》的反响研究”(陈鸣树：《〈野草〉论稿·序言》)，考察了《野草》在冯雪峰《真实之歌》中的回响以及在李广田散文诗中的回响，具有开拓意义。
除了对鲁迅作品进行分集研究以外，许多研究从各种视角和层面入手，解读鲁迅的艺术世界。
刘中树的文章《论〈伪自由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4期)提出了《伪自由书》对于鲁迅思想转折的意义，作者在对鲁迅思想和艺术深入认识的前提下，提出了《伪自由书》是鲁迅思想转折之后的第一部杂文集的论断：“这是鲁迅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写的第一本集中地讥评时事的杂文集。”对鲁迅的杂文研究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被收入新时期以来重要的鲁迅研究论文集《鲁迅其书》⑦中。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逄增玉教授的文章《鲁迅启蒙文本中的现代性言说与叙事》(《文艺研究》1994年第6期)似乎将研究的重心确定为思想，而不在于作品，考察现代性思想在鲁迅的杂文随笔和小说文本中的面貌，由此发现鲁迅对于现代性的认识是矛盾的、质疑的。同时，文章着重于对文本的观照，发现在鲁迅对于现代性的展现与质疑之中，也体现了现代性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碰撞时的面貌。在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五四时期的“立人”思考及其文学表现和嬗变》(《世纪论评》1998年第3期)中，对文本深入考查，由现代性思想、“立人”思想介入文本，论述了“立人”思想在文本中嬗变的轨迹，角度新颖，立论独特。
吉林大学文学院王学谦教授对于鲁迅的作品进行了系列的重新解读，他采取的角度或者说理论基础是鲁迅思想中的“自然”价值观以及生命意识。在文章《鲁迅〈故乡〉新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2期)中，作者表达了鲁迅的“自然”价值观的内涵是一种“内在‘天国’的隐喻”，一种“永恒的心灵追求”。因而鲁迅的批判与一般的社会历史批判不同，它不是人类社会文明内部以一种价值去否定另一种价值，而是社会外的批判，即跳出人类社会文明的圈外建立一个价值制高点，然后居高临下，俯视一切，对人类整个社会、文明进行质疑、拷问。这是价值主义的批判……《故乡》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就是这种终极审判。文章《火的冰：鲁迅生命炼狱的起点——鲁迅第一篇散文诗〈自言自语〉生命解读》(《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1期)中，作者发现《自言自语》是鲁迅“心灵炼狱”的起点，几乎包含了鲁迅生命体验的全部秘密；《来自生命深处的呐喊——论〈狂人日记〉的生命意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6期)提出“吃人”是鲁迅少年时代在家庭变故中惨痛的经历所形成的情绪的论断，认为“吃人”是对人类存在悲剧的揭示，鲁迅的伟大就在于切入了这一宿命性的世界文化难题；文章《看客：生命悲剧的隐喻——对鲁迅“看客”的生命解读》(《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一文认为鲁迅对于“看客”既具有启蒙理性，也呈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即人潜藏着精神暴力欲望，蕴涵着“渴血的欲望”，体现出对人的巨大悲悯；《探寻生命自由——〈娜拉走后怎样〉的重新解读》(《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7期)一文认为对人的自由的探索始终是鲁迅的思想轴心，“虽然学术界对于鲁迅的人学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但是，鲁迅关于人的自由的思想，仍然是一个有待于澄清和深化的重要问题”。《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关于人的自由的最重要文章之一，体现了鲁迅对自由的追求与矛盾的认识。《〈狂人日记〉与鲁迅文学的生命结构》分三期连载于《鲁迅研究月刊》(《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6、7期，2008年第4期)，认为《狂人日记》不仅仅是时代启蒙的强音，更是鲁迅的生命悲剧体验的凝结。
二、鲁迅思想本体研究
1980年代中期，超越政治化模式的鲁迅思想研究开始出现，对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研究是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的主要内容，在鲁迅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彭定安的《鲁迅思想论稿》(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和辽宁大学中文系杜一白教授的《鲁迅思想论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是对鲁迅思想进行整体性梳理、研究的著作。《鲁迅思想论稿》以鲁迅的思想与中国革命、文学创作活动的互动关系为主线，揭示了鲁迅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到大革命，到接触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与社会变动中的思想轨迹。《鲁迅思想论纲》分上下两编，分别论述了鲁迅的前后期思想，在论述中采取了新颖的写作体例。上编以时间为序，论述各个时期鲁迅的思想面貌，下编则以内容为依据进行划分，论述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的鲁迅思想的主要方面，如哲学观、文艺观等等。
除此以外，结合时代文化背景的发展，东北学人对鲁迅思想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大多集中在文化传统、立人思想、文学启蒙、当下意义等几个方面。
文化研究的进行始于当下社会的文化热潮，本质上表现出研究者对于当下文化状态的思考，于是鲁迅的文化选择、鲁迅的文化观念受到重视。
吉林大学文学院张福贵教授的专著《惯性的终结——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确立了当下对鲁迅价值的两个认定，认为“任何历史研究和重新评价都是为了寻求对象的当代意义”；鲁迅“为中国文化转型和发展确立了一个理应如此的价值尺度”⑧。由此出发，作者开始了对鲁迅文化选择的探讨。著作肯定了鲁迅的现代化选择是一种“深度的现代化”——“开放、自信的文化心态，去伪存真、自我牺牲的道德人格，反传统、反权威的价值观念，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著作全面分析了鲁迅文化选择的构造；开掘了鲁迅早期文化选择的基本命题：思想启蒙与道德救赎，二者对应鲁迅思想中的精英意识与平民意识，认为“思想意义上的‘独出’与道德人格上的‘率真’，是鲁迅‘致人性于全’的主要思考内容”；认为辩证思维与实践思维是鲁迅文化选择的逻辑存在形态；认识到“鲁迅文化选择中‘世界人’概念和文化同一性命题的提出，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总结性和启示性的作用”。这些都是此书提供的具有启发性的见解。
鲁迅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张梦阳研究员在《中国鲁迅学通史》中称“张著在整体上显示了作者具有很强的理论思辩能力和富于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水平。作者不仅以沉潜的思想，提出了‘两个世界’的新命题，还提出了‘适时批判’与‘超前批判’的区分概念，论述了鲁迅超前批判的意义和命运；关于鲁迅对‘众治’的独特性质与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章太炎思想的差异，超前性与文化保守性的共性以及辩证思维、深度现代化等等重要课题的论述，也是颇为精彩的部分。即使是对于某些原始的命题，例如‘任个人而排众数’和‘掊物质而张灵明’等，也都有所深化。此外，对鲁迅关于‘中国人’和‘世界人’的概念的论析等等，也都给此书带来了特有的深度和思辨的色彩。”“而最富论战性和思辨性的驳论，还是张著最后关于‘彻底反传统’在文化转型期的方法论价值的论述……就这一问题来看，张著这一节是我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为圆满的论析”⑨。
长期在吉林大学文学院工作的陈方竞教授原籍是浙江，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对鲁迅与浙江地域文化的关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的专著《鲁迅与浙东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历经8年写作完成，客观地分析了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大量实证材料为依据，找到了鲁迅与传统文化的中介——浙东文化。当前对于鲁迅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探讨，有时强调批判性而忽视了与传统的关联性，有时肯定与传统的关系而忽视了批判的锋芒，而此部著作则如钱理群在序言中所说：“显示出一种难得的‘定力’：要求实事求是地揭示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所存在的，超越了‘肯定—否定’二元简单对立模式的复杂联系，而这种复杂性同时也是一种丰富性。”⑩这种定力来自于掌握与分析史识的坚实基础。
研究者多强调鲁迅对中国传统儒、道等思想的批判，作者则认为鲁迅个性形成的文化渊源“简单地从与儒、释、道、墨、法等思想文化的联系出发，是无从给以解释的”，需要“寻求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中介”，这种寻求是近于对“事实”联系的追求。这个中介经过研究被确定为鲁迅的“故乡文化”。作者将鲁迅的“故乡文化”分为“现实文化”和“历史文化”两个方面，认为鲁迅否定了“现实文化”，而接受了故乡的“历史文化”，即“古越文化”；古越文化又分为“浙东文化”和“浙西文化”，鲁迅又肯定了其中的“浙东文化”。在浙东文化中，鲁迅强化的是浙东的史学传统，而不是经学传统，这个结论在与绍兴同乡蔡元培的对比中得出；鲁迅强化了浙东文化直面现实的一面，而弱化了其人文传统，这在与周作人的比较中得出；通过考察鲁迅对浙江典籍文化的整理，作者得出了鲁迅浙东传统之根在于魏晋这一结论。另外，陈方竞在对五四中西文明的碰撞与选择的论析之中，也突现了对鲁迅思想深刻性的认识，这表现在两篇文章之中：《关于“道德主义”问题——五四新文化文学运动中心的多重对话》(《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2、3期)、《关于“世界主义”问题——五四新文化文学运动中心的多重对话》(《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7、8、9、10期)。对于“道德主义”问题，论文对五四思想家的“道德主义”思想进行了层层剥离，对康梁等维新派人士、蔡元培主持的“进德会”、“S会馆”及周作人、鲁迅之间进行比较，最后反映出鲁迅超于众人的深刻。对于“世界主义”问题，鲁迅显示了与为“校”与“刊”支撑的“大同世界”理想的根本性不同，同时他也对周作人的新村理想进行了批判与审视。
鲁迅与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问题也一直被研究者所关注，而且东北学人在此领域的探讨，很明显是借鲁迅来言说时代和自己，因为这是一个世纪性的话题。李新宇教授在吉林大学文学院工作期间，把自己的主要研究精力投入到鲁迅与启蒙主义及知识分子问题之中。他的鲁迅研究显示了与众不同之处，专著《鲁迅的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对鲁迅的内在世界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进行了体悟式的表达。作者以自己认识的鲁迅来解释当前以及其他研究者对鲁迅的种种误解，并大而化为展示这些误解之后的时代文化背景，处处带有思辨气息，体现着新的见解。著作以知识者自我的存在价值问题为切入点，面对知识分子话语权力与主体意识动摇的问题，显示知识分子的基本话语立场。以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为对话的基点，使作者自己的思考、疑问与理解成为重要的对照系，这更易于与鲁迅的内在世界进行对话。著作思考了知识分子的使命，即对现代性的追求，因而自然引出鲁迅与权威以及大众两者的关系问题，澄清了历史与研究中的许多疑问。如作者所说：“我所做的，仅仅是回到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立场，以所处文化语境仍然大致相同的一颗知识分子之心去贴近作为知识分子的鲁迅。”(11)
值得高度注意的是，作者看到鲁迅的人学思想近年来一直缺少深入研究，一段时间内被否定，于是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在于梳理人学思想的生成过程以及鲁迅对于不同思想资源的取舍与选择，展示“立人”思想的内部和外部工程：人的思想及生存环境。接着，作者展示了启蒙之路所受到的挤压：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著作同样对人学思想与启蒙的当代境遇给予关注，1990年代的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分子死了，启蒙过时了，新儒学、后现代主义都挑战着鲁迅的启蒙。作者认为无论何种挤压与社会背景，对于启蒙是否过时，是否已经完成的最终判断标准，是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完善，这些都清楚地传达了鲁迅启蒙思想的精神。
吉林大学文学院王学谦教授是东北后起并取得突出成绩的鲁迅研究者。他以生命主义为基点去阐释鲁迅，在《自由意志及其陷阱——对鲁迅生命意识的双向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一文中，作者对鲁迅的生命意识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普遍崇尚物质、制度的时代氛围中，青年鲁迅选择了生命主义——个体生命的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成为鲁迅的思想轴心，是鲁迅一生求索、反抗、战斗的精神动力，铸就了他思想巨人的风采。同时也造成了他专断、霸道的性格。《自由意志：青年鲁迅生命主义特质》(《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5期)一文，考察了鲁迅的生命意识形成的来源，认为青年鲁迅吸收了尼采等现代西方生命哲学和恶魔浪漫主义的生命自由精神。《反传统自由意志的高峰体验——论鲁迅反传统的生命意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一文，以生命主义去阐释鲁迅的反传统思想，认为“吃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单纯的理性判断，而是一个充满着自我生命体验的意象，是少年鲁迅“吃人情结”的升华，随着历史的进步，封建文化的等级秩序将被消除，人与人“吃人”的关系会被“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文化理性所取替，然而这种乐观的启蒙理性无法完全解释“吃人”现象，也不能解开鲁迅的“吃人情结”。因此，作者的论断是，生命的阐释、升华才是对“吃人情结”的最终解释。《科学理性的生命观照——论鲁迅早期的科学思想》(《齐鲁学刊》2004年第2期)一文，从生命意识的角度理解鲁迅的科学理性，将鲁迅对持久的生命状态的追寻与洋务派的急功近利区别开来。《鲁迅与尼采——哲学思想关系论纲》(《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一文，对鲁迅文学世界与尼采精神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完成了前人较少完成的工作。
进入新时期以来，人们对于鲁迅的思想及其当下价值发生了质疑和争议，东北鲁迅研究者积极参与到这场讨论之中，并站在思想的前沿，对于鲁迅及其思想价值的当代性问题，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张福贵的《惯性的终结——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立足于当下与五四时代同构的历史背景，立足1990年代的文化反思背景，对于政治所确立的鲁迅文化选择进行怀疑，“一个世纪之后又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代，鲁迅的尺度又成为今天的尺度”，希望着鲁迅所努力的历史惯性的终结。李新宇先生的《鲁迅的选择》对于知识分子问题、启蒙的道路等问题的思考都伴随着对当下的疑问与解疑。作者的另一部著作《愧对鲁迅》(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则进行着当下时代的“我”与鲁迅的对话。作者出于寂寞而寻找倾诉，寻找人与人的对话，于是开始了与导师的心灵对话。这时，随着“我”一个个疑问的提出与解释，清晰的鲁迅世界得到展示，引起思考的当下问题也被认识和澄清。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发掘鲁迅的当代性和当下意义的论著最为引人注目。
鲁迅在当代社会思潮中遭遇各方面的挑战，如青年人对鲁迅的隔膜等等，“一面是对鲁迅严肃的学习和研究，一面是对鲁迅无耻的曲解和诬蔑，这正是今天中国文化上的重要矛盾现象之一。”(12)对种种挑战的回答，关系着当下对文化发展之路的探寻。李新宇的文章《面对世纪末文化思潮对鲁迅的挑战——兼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实合法性问题》(《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1、12期，2001年第1期)就鲁迅思想面临的新保守主义、新儒学、后现代主义三方面挑战进行了回应。
辽宁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李春林研究员的《关于当下贬鲁思潮的思考》(《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一文，从知识分子思想状态与对鲁迅接受环境的分析入手，对当下贬损鲁迅的现象加以批判。论文考察了1990年代后知识阶层面貌的变化，从葛兰西所说的幕僚型、技术型和人文型三类知识分子入手，认为其中人文型知识分子承担着重要的文化建设使命。人文型知识分子又可以分为学院派知识分子和从事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鲁迅本体的恢复，鲁迅意义的阐扬，主要是依靠他们(学院派知识分子——笔者注)”，但他们的缺点是“较为重视提高与深化，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普及鲁迅”；对于从事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作者认为有些人往往“拉大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距离，有意识地忘却自己的历史使命”。
张福贵的《经典化理解：当下鲁迅研究不可缺少的主题》(《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7期)呼吁正视和警惕以个体心理角度批判鲁迅的现象，认为从个体心理角度出发研究鲁迅往往忽视鲁迅思想的实际与社会环境的实际，会造成不良的后果。论文提出对鲁迅进行经典化甚至神化理解的必要，通过放大的效果，才能达到思想的有效的坚持。文章还对年轻一代人心中鲁迅的灰色化倾向给以关注，认为强化鲁迅在青年人心目中的灰暗，会扩大鲁迅与他们之间的思想距离。
任何历史研究都是为了寻求对象的当代意义，通过当代人的阐释而使其价值重新确立和定位。鲁迅的当代性研究，既指以当下价值标准以及社会发展要求重新审视鲁迅，也包括对鲁迅在当代文化背景中的传播与境遇的研究。鲁迅确立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众多思想基础，鲁迅的道路远远没有结束，今天，中国文化与社会仍以鲁迅丰富的思想为资源。在对鲁迅思想的研究当中，往往体现着研究者对当下的思考与焦虑。
三、鲁迅文化关系比较研究
1980年代以来对鲁迅与外国文学、文化关系的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也必然要求被置于世界文学思潮流派中进行考察。而东北鲁迅研究界在关于鲁迅的比较研究特别是鲁迅与日本文学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鲁迅思想的生成、其创作的发生发展与日本文学文化的关系密切，而东北学人凭借历史和语言的地域优势，在全国最早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其中，吉林大学文学院刘柏青教授的《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写于鲁迅与外国文学研究还没有展开也亟待展开之时，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正如蒋锡金所评：“他(刘柏青先生——笔者注)为大家做了许多值得感谢的开拓性的探索”，“数十年来，‘鲁迅学’的有些‘原地踏步’的现象是得到推进力的了。”(13)
彭定安也较早地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引入到鲁迅研究之中，他主编的《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一书关注鲁迅与日本文学、文化的双重影响，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坐标》堪称鲁迅学与比较文学的双重丰碑。”(14)
张福贵、靳丛林合著的《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是中日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成果，著作由刘柏青、刘中树等共同参与完成。全书采用了独特的认识方法——考察文化历史中的文学，确定了中日文化与文学交流的四个发展阶段，鲁迅与日本文学的联系就是被放在这个整体的交流过程中得以展现的。同时，著作也注意对鲁迅所汲取的日本文化资源的考察，比如着重论述了鲁迅与夏目漱石、厨川白村的关系，探讨了鲁迅和两位作家之间在思想以及艺术上的共通之处。
在鲁迅与日本文学和文化以及日本鲁迅研究方面，吉林大学文学院靳丛林教授作出了独到而突出的贡献。他长期访学日本，专攻鲁迅和日本鲁迅研究。他出版发表了一系列的比较研究论著和译介文章。日本对于鲁迅的研究侧重于实证性的研究，且优于中国学界的研究，因此对日本研究成果的译介则具有重要的交流与促进意义。其论文《现代日本文坛和鲁迅》(《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论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论证独到，材料扎实，被《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国美术出版社，2002年)收录。日本学者竹内好对鲁迅的研究，是国内鲁迅研究的重要参照，对“竹内鲁迅”问题不乏研究者。然而，目前，竹内好的鲁迅研究文本，译介到中国的只有《鲁迅》这一本书。在日本，竹内好的鲁迅研究文本还有很多。靳丛林先生把国内学者未曾谋面的竹内好鲁迅研究译介过来，具有重要意义。《上海鲁迅研究》从2006年10月开始连载竹内好的《鲁迅入门》，共7期。《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期刊载了靳丛林先生编译的《竹内好鲁迅研究译文集》的序言《关于“竹内鲁迅”及其翻译缘起》，论述了“竹内鲁迅”介绍到中国来的时间及基本内容，接下来分四期连载了竹内好的《鲁迅杂记》之一至之四。这些都为国内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除了鲁迅与日本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之外，东北学人进一步拓展了对于鲁迅比较研究的区域。随着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的范围扩大开来，从中日、中俄关系的研究扩展为鲁迅与欧洲、美洲等国家文学的研究。在具体内容上，既有总体上的研究，也有就鲁迅和外国某一作家的关系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学、外国作家的关系研究是一个大的领域，鲁迅自己的论著中涉及的外国作家人数众多，鲁迅摄取的外国思想资源也较为复杂，作为世界级的文学巨匠，平行研究还有待于进行更多的开发，因此，比较研究区域的扩展对于展示丰富而全面的鲁迅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春林的《鲁迅与陀斯妥耶夫斯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是国内较早的对鲁迅与外国作家进行专门比较的论著。著作以科学的态度细致地论述了两位作家建立事实性联系的原因、表现，从作家产生关联的思想与艺术实际出发，而没有受到题材、主题等方面的限制，就他们的共通的艺术特性进行阐发，表现了两位作家追求上的共通，如新文学的开拓与对人的解放的追求，也表现了他们艺术表现上的共通。
1999年，王吉鹏、李春林编著的《鲁迅世界性的探寻——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是东北鲁迅研究界比较全面探索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的著作，具有补充和开拓的意义。“搜集、掘发、整理比较研究资料，总结比较研究发展的历史、现状，探求比较研究的特点、规律、方法，概括出比较研究新的理论思想，点指比较研究中的不足、弱点和缺憾，匡正错误的理论、观点，寻求比较研究发展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这就是鲁迅比较研究之研究的历史任务。但这长时间以来是一段空白。”(15)
2003年出版的由王吉鹏和李春林共同编著的另一本著作《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是具有整体性、全面性与创新性的比较研究著作。著作是对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整体梳理，同时纲要、整体论述与具体作家作品比较相结合，既理清了整体的比较关系，也有具体的例证与立论的基础。论纲作为上编的研究内容，具体与作家关系研究作为下编的研究内容。此书注重的是影响研究，注重“事实性关系”，而不是平行研究，平行研究作为对影响研究的补充而存在，最有代表性的几位作家与鲁迅的平行比较关系都得到展现，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乔伊斯、莫泊桑等。全书的意义和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具有导引意识，提供研究的引领性功能。第二，研究角度求新，以“尽量说别人没说过的话，尽量涉及别人尚未涉及的领域”(16)为指导思想。
近年来王吉鹏的鲁迅研究具有比较开阔的视野，除出版了多部专题性研究论著外，更注意建立鲁迅研究与当下社会及文学的联系，注意培养青年对于鲁迅思想与研究的传承，他与学生们为此共同作出努力，许多文章沟通了鲁迅与当前文学以及其他作家的精神联系，“对于王吉鹏先生，和学生一起研究鲁迅，不仅是为了培养新的人才，更是为了寻找沟通鲁迅和当代青年，与当代社会对话的途径。”(17)许多文章预示着比较研究新的领域，如《新时期女作家写作与鲁迅文学精神》(《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呐喊的“过客”与封闭的“女巫”——鲁迅、张爱玲小说比较论》(《扬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论鲁迅和余华小说的精神同构性》(《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鲁迅、高晓声对农民心路探寻的比较》(《北方论丛》2003年第2期)，等等。经过研究者的努力，与鲁迅产生了重要联系的国内外作家大多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比较文学不是对比文学，不仅需要注重关系、史料研究，也要注意比较理论的深化。关于鲁迅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主要地表现为对鲁迅的比较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的研究上，刘中树的《鲁迅的启示：走向世界，创造自我》(《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在《摩罗诗力说》以外对鲁迅的比较文学理论进行了整体性的论说，不仅阐释理论，同时发现了鲁迅进行选择的独特性，即结合实践体会，联系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创作实际，对外国文学及思想进行了选择性地吸收，“他(鲁迅——笔者注)接受了西方和日本的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但是却根据自己的理解。”
陈方竞的文章《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思考——鲁迅与世界文学》(《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认为鲁迅对中国与日本、俄国及欧美的思考的重心是不同的：中日两国文化背景相通，但“境遇”不同；中俄两国，文化背景不同，但“生存境遇”相近；对于欧美，其与中国在“文化”与“境遇”上都不相同。鲁迅于是提出了不同于日本、俄国的思路，强调的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中确立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品格，这样才能避免成为文化的附庸。
对研究状况的总结、判定也是一方面重要的成果。李春林、王吉鹏的文章《近十年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综述》(《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3、4期)是比较研究成果的展示与经验的总结，在宏观上给研究以清晰的梳理，其中对于研究不足之处的总结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一、仍罕见平行研究的力作；二、个别宏观论文尚嫌空泛，缺乏新意。”张福贵的文章《意识的强化与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再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期)是对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现状的总结，文章基于中日文化与历史的特殊性，认识到中日比较文学也存在特殊性，对此应当加以重视。文章提出了三个建设性的观点：重视实证研究，但要避免以事实为起点而又以此为终点，而要强化理论意识；重视作家间的影响、促进，同时不应忽视影响的消极方面；中国对日本的宗主国意识，将影响研究的学理性，应当持有人类的同一性尺度。
总之，在研究者的努力下，大量比较研究工作正在进行着，显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丰富性以及待开发性。
从单一价值评价的“学鲁迅”到多元化、个性化的“鲁迅学”，是中国学术思想的重大转化，表明中国学者学术研究主体意识的确立和视野的开拓。建国60年来，东北学人在此之中以独到的视角和辛勤的努力，为中国的鲁迅研究的发展和深化，作出了自己的突出的贡献。
注释：
①锡金：《鲁迅诗话》，《时代学生》1945年10月16日。
②李春林：《“鲁迅学”的奠立和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化——彭定安和他的鲁迅研究》，《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
③刘中树：《鲁迅的文学观》，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页。
④转引自王俊秋：《开拓与坚守——访刘中树教授》，《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1期。
⑤刘中树：《〈呐喊〉〈彷徨〉艺术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7页。
⑥刘中树：《〈呐喊〉〈彷徨〉艺术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
⑦张杰、杨艳丽编：《鲁迅其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⑧张福贵：《惯性的终结——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页。
⑨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上，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71-673页。
⑩钱理群：《寻找走向“鲁迅世界”的通道——陈方竞〈鲁迅与浙东文化〉序》，载陈方竞《鲁迅与浙东文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页。
(11)李新宇：《鲁迅的选择》，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
(12)李春林：《关于当下贬鲁思潮的思考》，《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13)锡金：《“鲁迅学”境域的新开拓——关于〈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3期。
(14)李春林：《“鲁迅学”的奠立和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化——彭定安和他的鲁迅研究》，《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
(15)袁少杰：《谨严经纬掘发精微——王吉鹏、李春林〈鲁迅世界性的探寻〉读后》，《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8期。
(16)李春林主编：《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77页。
(17)钱理群：《精神火种的传递——读王吉鹏和他的学生的鲁迅研究论著》，《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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