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研究·
方东树理学观新论
林存阳1李文昌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2．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 在清代学术史上，方东树可谓嘉道时期一位学术个性鲜明而又充满争议的学者，尤以扬宋抑汉而为学界所关注，而对方氏理学观的认识，遂大多着眼于其尊崇朱子、批判汉学，为程朱理学正名，抑或汉宋兼采。但是，如果以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方东树其人其学，则不难发现，其理学观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方东树的理学观既有借“辟佛”以攻乎陆王、近世汉学家的一面，也有援佛入儒，对理学本身加以修正的一面。在汉宋兼采、倡导经世等方面，他与同时期夏炯等交相呼应、殊途同归，展现出此一时期理学发展的新趋势，颇值得玩味。
关键词: 方东树;理学观;援佛入儒
论清代学术史，尤其是涉及汉宋之争的问题，方东树无疑是嘉道时期一位无法绕开且颇具学术个性、充满争议的学者，其所著《汉学商兑》之扬宋抑汉的鲜明态度，尤为学界所注目、熟知，因此，《汉学商兑》几乎成为方东树思想的代名词。然而，任何学术观点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历一个过程，方东树自然也不例外。所以，仅以一部《汉学商兑》来定评其思想，尤其是理学观，显然不够全面。其实，通过梳理方东树的诸多著作，可以发现，其思想前后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而且有破有立。例如，他在《辩道论》中借“辟佛”以攻乎陆王、近世汉学家;在晚年所著《向果微言》中，援佛入儒，修正理学，皆体现出不同于《汉学商兑》的新理学观。而观其《进修谱》所揭穷理、密察、实、巽宜、节、止、借所、恒八目，《未能录》所为谨独、卫生、修内、慎动、敬事、烛几、尽伦、执义、安命、积德十言，以及《山天衣闻》等，更可见方东树持身为学、应世立教之取向。有鉴于此，本文拟依据方东树不同时期的理学著作，着眼于其思想前后之变化，以发展的眼光，重新对其理学观做一爬梳和揭示。管窥之见，敬祈方家教正。
一、学凡三变，以朱为归
方东树，字植之，号歇庵、冷斋等，别号副墨子，晚年因慕蘧伯玉“五十知非”、卫武公“耄而好学”之意，以“仪卫”名其轩，自号仪卫老人，学者称仪卫先生，安徽桐城人，诸生。生于乾隆三十七年九月初八日(1772年10月4日)，卒于咸丰元年五月二十四日(1851年6月23日)，享年八十岁。方东树“幼承家范”，成年后师事姚鼐学古文，与梅曾亮、管同、刘开并称“姚门四杰”。屡应乡试不举，二十岁后开始客游四方，曾入胡克家、阮元、邓廷桢等人幕府，并先后主讲于南京江宁、广州海门、韶州韶阳、庐州庐阳、亳州泖湖、宿松松滋、祁门东山等书院，治学授徒，至老不辍，卒于讲席。方东树为学，秉承师教，研极义理，一尊朱熹，对当时的汉学考证之风颇不以为然。一生著述宏富，以《汉学商兑》《书林扬觯》《昭昧詹言》《大意尊闻》《向果微言》《考槃集文录》等为代表。
以往对方东树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尊崇朱子、批判汉学，以及文学特别是诗学思想的考察，而关注其思想变化者相对较少。其实，方东树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因此，欲对方东树理学观加以再认识，有必要先厘析其思想前后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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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方东树治学的演变，《清史稿》方东树本传曰:“东树始好文事，专精治之，有独到之识，中岁为义理学，晚耽禅悦，凡三变，皆有论撰。”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86《文苑传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30页。 又《中国儒学》一书中称:“方东树为学尚有三变:二十岁后好陆王之学，学古文于姚鼐;四十岁后改宗朱熹，讲义理之学;晚年居家，又醉心禅学。其中尤以诋毁汉学，卫护程朱‘道统’见称。”② 庞朴主编:《中国儒学》(第二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60页。 凡此，皆将方东树思想总结为三个阶段，只是在概括每个阶段的时间节点和治学特点时有所不同。而郭青林《方东树为学“三变”说考论》一文则认为:“方东树为学并非‘三变’，程朱义理之学始终是其治学主线，并制约其学术观念。”③ 郭青林:《方东树为学“三变”说考论》，《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孰是孰非，方东树思想前后到底有无变化呢?
方东树之为学，初承家学。其曾祖父方泽，受业于方苞，乾隆十二年(1747年)优贡生，曾任八旗官学教习，有《待庐遗集》行世。历游湖南、河南、山西学政幕府，晚年主讲洪洞、玉峰书院，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即出其门。方泽先生逝后，姚鼐为撰墓志铭，称其“论学宗朱子，文宗艾千子”，“有孙绩、曾孙东树，能世其家学”。④ 姚鼐:《方侍庐先生墓志铭(有序)》，《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页。 方绩即方东树之父，曾受业于刘大魁、姚鼐，著有《鹤鸣集》。方东树自幼耳濡目染家学，而后师事姚鼐，随侍讲席最久，受桐城学风影响甚深。此一学术谱系，呈现出桐城派的发展脉络，也引导了方东树早年的学术之路。
受桐城文风和家学师承的影响，方东树早年便对古文辞有所偏好，但治学庞杂，尚无专主。据方氏自述:“忆自十一岁，学为文时，先子承海峰先生暨惜翁倡古文词之学，仆耳而熟之，虽不能尽识，然亦与于此流矣。其后十八九时，读孟子书，怃然悟吾学之更有其大者、切者，遂屏文章不为。性喜庄老及程朱、陆王诸贤书，读之若其言皆如吾心之所发者。”⑤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6《与姚石甫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357页。 又据其高弟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载:“先生自少喜为古文辞，十八九时读孟子书，怃然悟学之更有其大者、远者，遂不肯轻易作文。”⑥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清同治七年刻本，第2、4页。 在致姚莹函中，方东树亦谈到:“先时为学，亦颇泛滥老、释、杂家，或为之撰述。”⑦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6《与姚石甫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357页。 由此而观，方东树早年治学，尚无所专主，既广又杂，佛、道、诸子无所不包，程朱、陆王靡不详究，且喜好古文辞，但不轻言著述，并无《清史稿》所谓“专精治之”之学。十八九岁时虽有所悟，但治学并无明显转向。
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他定订少作《栎社杂篇》，于《自序》中谈到:“余年二十八岁，于后为学，始壹正其趋向，虽未敢言能立本，而其于杂焉者，亦庶免矣。”⑧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3《栎社杂篇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第284页。 这可视为方东树对之前治学的一次自我总结。而《年谱》所称“先生少时曾著《屠龙子》，又注《阴符经》，均未刊，不详为何年。老年作诗，有‘发书陈箧汰阴符’之句，盖先生少时为学无所不通，后则渐归纯粹耳”⑨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清同治七年刻本，第2、4页。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方东树治学由博返约的过程。
据此，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嘉庆四年、方东树二十八岁时，为学取向经历了第一次真正转变。此前治学，他杂取诸家，尚无专主;此后数年，迫于生活压力，作幕四方，课徒讲学，助修方志，为学由博返语》《金刚经疏记钩提》《无著菩萨十八住》《天亲菩萨二十七疑》《秦译直解》《般若五位细因》《唯识论举要》《大智度论》《乐说本法心证》《圣佛参同》，共六十四卷。”⑤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2《冷斋说》，《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第261页。 但他对程朱理学仍然究心，至老不辍。如《年谱》载:“老年尤服膺《二程遗书》，日夕潜玩。”⑥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咸丰元年、八十岁”条，第16页。 约，一尊朱子，渐趋纯粹。其为后世所熟知的《汉学商兑》《书林扬觯》等书，即撰作于此一时期。
在第二阶段，方东树思想最为显著的特点，即以《汉学商兑》等扬宋抑汉著作的结撰为标志，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其尊崇朱子、批判汉学的立场。《汉学商兑·序例》云:“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历观诸家之书，所以标宗旨，峻门户，上援通贤，下袭流俗，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① 方东树:《汉学商兑·序例》，漆永祥点校:《汉学商兑》卷首，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在本书中，方东树使用了汉学、汉学者、汉学家、近世汉学家、汉学考证、汉学考证家、考证家、考证之学、汉学之徒等，对当时主流的汉学家及其学术，进行了猛烈抨击。方东树甚而认为，汉学家之说对“学术人心”造成很大危害，其言曰:“窃谓经义在今日，大义及训诂，两者略已备矣。……而何必别立宗旨，惊天动地，忽近而图远，务小而遗大。……今诸人坚斥大学非圣门授受入德之要，痛诋穷理，主张训诂，而托之唐、虞、周、孔正传止于小学。巧眩移目，新声悦耳，新学小生，胸未有知，承窍附和，遗误狂惑，其为学术人心之害，岂细故与!”(《汉学商兑》卷中之下，第139页)又曰:“夫义理、考证、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则一贯，离之则偏蔽。二者区分，由于后世小贤小德，不能兼备，事出无可如何。若究而论之，毕竟以义理为长;考证、文章，皆为欲明义理也。汉学诸人，其蔽在立意蔑义理，所以千条万端，卒归于谬妄不通，贻害人心学术也。”(同上，第159页) 正是有感于汉学家“弃本贵末”“乱经畔道”，他遂昌言排击，起而护卫程朱理学。在《书林扬觯》中，他自道著书宗旨曰:“后人著书，凡与朱子为难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以若是其蔽也。故凡今之所辨，惟在毒螫朱子、悖义理、误学术者。至制度名物训诂之异同是非，自汉唐传注义疏所不能一，无关宏旨，不强论焉。”② 方东树:《书林扬觯》卷下《序纂十六》，李花蕾点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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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汉学商兑》之作，方东树一尊朱子，批判汉学，以理学卫道者的身份自居，理学观已经比较成熟。在该书中，他依然延续“借辟佛以批判近世考证家”的思路，认为汉学家虽然讥诋程朱理学言心言理有堕禅之弊，但他们实际上并不了解禅学。他指出:“禅之为害，并非庸流所能中其病，亦非小儒所能辟其非，此事政难言之也!”接着又说:“汉学诸人之罪程朱，以言心言理堕禅，不过窃取门面题目，以成狱诬之而已，非真有见禅之为害也。”⑦ 方东树:《汉学商兑》，第 196—197、95、197、57、198 页。 有鉴于此，他强调:“为学而能堕于禅，此虽为圣学之害，然大段已是上乘人物;若其余，则皆溺于货色，忿欲私曲，邪佞者众也!”⑧ 方东树:《汉学商兑》，第 196—197、95、197、57、198 页。 此言虽未免过当其辞，然亦暗有所指。
方东树之所以援佛入儒，乃因为他认识到理学本身存在很大问题。就元明儒学存在的问题，他直言:“元明以来，生宋五子后诸儒，其于道虽多有讲辨，然大抵皆习常蹈故之陈言，无有精切特出之胜义，其显相悖、暗相差去者勿论矣。深惟其故，非讲之不详，实由体之未真、行之不力，未能至诚真实无妄，固聪明睿智达天德耳。所以聚讼纷纭，而实皆客气虚骄，率堕于自恕自欺，徇外为人，以偷一时之名声。禅家所谓以生灭心说实相法，如渴鹿奔阳焰，终无得水分。讲学者多，求道者少;思以道宏人者多，能宏道者少。求一死后重苏，真自悟、一悟彻底者，未有也。”⑧ 方东树:《向果微言述旨》，《向果微言》卷首，清光绪十六年刻本，第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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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方东树对佛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进而著书立说。据其自述:“晚岁研说性命，因兼寻祖意，缉成《金刚藏十书》，曰《初发心其门人苏惇元亦曰:“先生不欲徒以诗文鸣，而更研穷儒先义理之学，及老尤笃。”① 苏惇元:《仪卫方先生传》，《汉学商兑》卷首，第1页。 可见方东树晚年，对儒学、禅学皆尝究心，且对佛学的态度较之前已大为不同。
由上可见，方东树治学乃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年治学博杂，无所专主;二十八岁以后由博转精，一尊朱子，力辨汉学之非;晚年儒释并重，进而倡导儒佛一理，修正并阐扬理学。
二、借辟佛以攻陆王及近世汉学家
嘉兴市地处浙江省东北部，是长江三角洲平原的重要城市之一，东靠东海，南接钱塘江，北倚太湖，京杭大运河横贯整个城市，位于上海、杭州、湖州、苏州所包围的城市圈中。嘉兴市境内地势低，自东南向西北倾斜，水网密布、田地交错，呈现“六田一水三分地”的形态。其四季分明、冬冷夏热、雨水充足、日照条件良好，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在《辨道论》一文中，方东树率先阐发了自己的“辟佛”主张。他首先说明自己所辟之佛，与前不同:“韩子、欧阳子之所为辟乎佛者，辟其法也;吾今所为辟乎佛者，辟其言也。其法不足以害乎时，其言足以害乎时也，则置其法而辟其言。”③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1《辨道论》，《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第225、226、228、225页。 也就是说，方东树所“辟”者，乃佛之“言”，原因在于其言“害乎时”。其次，他借助禅宗渐、顿理论，辨别陆王、程朱之差异。在他看来，“陆王、程朱同学乎圣，同明乎道，同欲有以立极于天下，然而不同者，则所从入有顿与渐之分也。何谓顿、渐?佛氏言化法四教有顿、渐，犹箕子所云高明也、沉潜也。程朱者取于渐，陆王者取于顿。顿与渐互相非，而不相入，而不知其原于三德也”。④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1《辨道论》，《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第225、226、228、225页。 他认为，程朱之道，得孔孟正统;“陆王学乎孟子，而流于佛”。特别是王氏之学，“既以全乎佛，而又必混于儒。全乎佛，而凡说之羽翼乎佛者，吾不复辟焉;混于儒，而凡说之冒乎儒、害乎儒者，吾方且论之”⑤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1《辨道论》，《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第225、226、228、225页。 ，其所辨者，正是王氏以佛之言“冒乎儒、害乎儒”。实际上，方东树“辟佛”的根本目的是借此批判近世考证家。他强调，今时之弊，“名为考证、汉学，其为说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弃心而任目，刓敝精神，而无益于世用。其言盈天下，其离经畔道过于杨墨、佛老”。⑥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1《辨道论》，《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第225、226、228、225页。 可见其所有的论辨，都是围绕批判汉学之弊这一中心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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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商兑》对汉学家的攻驳，所采取的方式是“追根溯源，一网打尽，全面开火，重点进攻”。据漆永祥先生统计，该书总计66条，其中卷上6条，卷中上25条，卷中下25条，卷下10条，每条皆先列汉学家观点，然后一一进行驳斥。“从汉代许慎、郑玄诸家，至唐人义疏，宋代黄震以降，清初顾炎武、黄宗羲、毛奇龄、钱谦益等，直到清中叶惠栋、戴震、钱大昕以及阮元、江藩、焦循、凌廷堪等扬州学者，凡汉学家中较著名者，莫不在其攻击的范围之内。”③ 漆永祥:《方东树〈汉学商兑〉新论》，《文史哲》2013年第2期。 通观是书，方氏诋斥汉学虽然言辞激烈，甚或不无“谩骂”之嫌，然在很大程度上却也切中了汉学之弊病。
在方东树看来，汉学家不仅不了解禅学，甚而与禅同病，“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⑨ 方东树:《汉学商兑·序例》，《汉学商兑》卷首，第4页。 他认为“禅学之兴，与程朱无涉”⑩ 方东树:《汉学商兑》，第 196—197、95、197、57、198 页。 ，“汉学者标训诂名物为宗，无以破程朱言理之正，则壹借禅以诬之。不知程朱言人心道心、精一执中、致知穷理，正是破禅;又不知己之禁不许言心、言理，乃是用罔，政与禅同病。而又或居身行已，沉溺忿欲，卑惑苟妄，且为禅之所呵弃，鄙薄不屑。不此之念，而反咎程朱救堕禅之病为堕禅，颠倒迷谬，悖者以不悖为悖”⑪ 他认为程朱深知禅宗之失，而意在“破禅”;汉学者不许言心言理，“与禅同病”。
既然指斥汉学诸儒未识得禅宗为害之肯綮，那么在方东树眼中，什么才是禅学所遗之害呢?在《汉学商兑》中，他指出:“夫禅之所以为害，在遗人事，悖伦常，程朱有之乎?微独程朱，即龟山、陆、王有之乎?然而程朱所以严辨乎禅者，为其所依托心性，弥近理而大乱真也。”⑫ 又说:“佛家清净，无许多冤亲葛藤，拖泥带水，然灭绝伦理，终非正道。”① 方东树:《大意尊闻》卷2，清同治五年刻本，第31页。 他进而将矛头指向近世汉学家:“近汉学家，以致知穷理为堕禅，则直是乱道。不知禅之失，政在不求心穷理;而禅之妙，亦政在不许求心穷理。”② 方东树:《汉学商兑》中卷之上，第57、213页。 即方氏认为，“不求心穷理”是禅宗之失，“灭绝伦理”是禅宗之害，程朱之言心言理非但没有堕禅之失，反而可救儒学堕禅之病。方东树此言并非没有根据。程朱之世，面临佛道挑战，虽然对其思想有所吸收，但他们要深切讲明的，恰恰是儒学与佛、道的差别。
十八世纪的汉学，虽然在回归原典和考经证史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纯粹考证终使学术研究逐渐走入补苴缀拾的死胡同”② 陈居渊:《汉学更新运动研究——清代学术新论》，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经典本身所蕴含的义理价值反而不彰。嘉道以降，汉学考据由盛转衰，面临着学术界尤其是尊宋学者的质疑与挑战，方东树便是彼时批判汉学的代表。他对汉学的批判，以言辞激烈著称，同时又表现出与时人不同的新特点，即借辟佛以攻乎陆王、近世汉学家。
其实，方东树无论是借辟佛对陆王学的批评，还是对当时考据学的攻驳，都是针对其弊端而发的，其目的并不在于指陈汉儒经注之非，而是意在诋斥与自己同时代的汉学考证家治经之弊;更可注意的是，他颇倾向于提倡汉宋兼采。在《为姬传先生请祀乡贤公启》中，方东树曾评价姚鼐说:“其为学也，考览六经，囊括百氏，钩深探赜，测突研几。收斯文于在兹，拯微言于未绝。发明周孔，和调汉宋。”③ 方东树:《为姬传先生请祀乡贤公启》，《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第454页。 虽言为姚鼐发，实也彰显出方氏本人汉宋兼采的学术取向。即使在批评汉学家尤为激烈的《汉学商兑》一书中，方东树也表达了汉宋兼采的主张。其言曰:“汉儒、宋儒之功，并为先圣所攸赖，有精粗而无轩轾，盖时代使然也。”继而，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表明汉儒翼经之功不可废，而宋儒之说亦当遵循:“经者，良苗也;汉儒者，农夫之勤菑畬者也，耕而耘之，以殖其禾稼;宋儒者，获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资其性命，养其躯体，益其精神也。非汉儒耕之，则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舂而食，则禾稼蔽亩，弃于无用，而群生无以资其性命。今之为汉学者，则取其遗秉
穗，而复殖之，因以笑舂食者之非，日夜不息曰:吾将以助农夫之耕耘也。”④ 方东树:《汉学商兑·重序》，《汉学商兑》卷首，第9—10页。 又说:“窃以训诂、名物、制度，实为学者所不可阙之学，然宋儒实未尝废之。但义理、考证，必两边用功始得。若为宋学者，不读汉魏诸儒传注，则无以考其得失，即无以知宋儒所以或用其说或易其说之是;而汉学诸人，又全护汉儒之失以为皆得，则亦用罔而悍然不顾而已。”⑤ 方东树:《汉学商兑》中卷之上，第57、213页。 他申论汉学之无用曰:“君子先务为急，本末先后，要自有不可倒者。如典章名物固是实学，若施于时用，不切事情，如王制、禄田、考工、车制等，不知何用，则又不如空谈义理犹切身心也。”⑥ 方东树:《书林扬觯》卷上《著书无实用六》，第32、32—33页。 由此不难看出，方东树批判近世考证家“凡汉皆真”、回护汉儒的观点多能切中其弊。同时，他主张治经汉宋兼采，其批判的矛头，并非汉儒，而是近世考证家。
1.新旧联系，强化概念的过渡。在传授新知时，必须注意抓住新、旧知识的联系，引导学生进行类比、对照，并区别新旧异同，从而理解新知。如用有理数乘法法则时，让学生与小学数学的乘法法则对比。学生发现它们的不同仅在于确定积的符号，这时讲解的重点就放在符号法则上。又如讲解分式的基本性质时，又通过分数的基本性质进行引入讲解等等，让学生在学习时有一种熟悉感。
总之，方东树论学引述佛学，名为“辟佛”，实际上是借“辟佛”以攻乎陆王、近世汉学家，进而发挥理学，为程朱理学正名。
此外，方东树还援引朱、陆两大儒之言，提倡为学以实，也能体现出其不偏废陆王的治学主张。他说:“朱子曰:大凡天下之事，莫非实理之所为。盖由物而观，有其实乃有是物;以事而论，亦有其实乃是有事。大之为日星，昭赫乎在上也，实有其为昭赫也;细之为五行，百产充牣于在下也，实有其为充牣也。体之于人，学术以实而成，道德以实而著，文章、政事以实而称，功业、声名以实而久，此朱子之意也。陆子之言曰:千古以上，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千古以下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东海有圣人出，此心此理同;南海、西海、北海有圣人出，此心此理率无不同。其所以同者何也?实也。不实则恶能同?象山陆子极提一‘实’字，以明道立教，其大指发挥莫切于此。世风不古，末俗多诬，大道灿陈，昏而勿思，于是乃有专骛于虚伪，而诡以为实者。是故稽其学术全未有实也，而妄以为实;推之德行、文章、政事，莫不皆然。”①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8《姚石甫六十寿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第394页。 由此不难看出，方东树之认同于朱子、陆子，乃因其提倡为学以“实”，从而有裨于明道立教、化民正俗。姑不论方东树所论是否契合朱、陆之旨，至少体现了他自己的思想取向之所在。
采用带墒播种形式，有利于促进玉米的壮苗，对前期蹲苗、培育壮苗、促进根系的生长发育具有积极的作用。玉米膜下滴灌有机械化播种和人工播种2种方式，机械化播种选择不同膜宽和播种方式的膜下滴灌铺膜布管播种机。可实行单垄种植、大垄双行种植、大小垄种植等方式。株距27cm，667m2保苗4000株左右，播深3cm左右。地膜选用幅宽70-75cm的超薄膜，每幅种2行，放1条滴灌带，选用15mm的玉米专用滴灌带。
正因为近世考证学存在种种弊端，方东树转而推尊理学。他认为理学实事求是，有功于世教人心，其言曰:“实事求是，莫如程朱，以其理信而足可推行，不误于民之兴行，然则虽虚理，而乃实事矣。今之为汉学者，言言有本，字字有考，乃至音诂佐证数十百条，确凿无疑，反之己身本心，推之家国事物之理，毫无益处，徒使人荡惑狂狙，失守而不得其所主，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⑦ 方东树:《书林扬觯》卷上《著书无实用六》，第32、32—33页。 又强调:“程朱平生为学，何尝不是立身行己，诵法先王，期于通经适用，无论并未尝如王通摩拟孔子，实亦并无争胜之心。”⑧ 方东树:《书林扬觯》卷上《著书伤物八》，第52页。 总之，在方东树看来，汉学家虽以理学空疏，而倡导所谓“实学”，但实际上皆不切实事，毫无用处，反倒流于空虚;而程朱理学“理虚行实”，易于推行，乃真正之“实学”。
三、援佛入儒，修正理学
方东树理学观的形成，与其对佛学态度的转变以及对儒释关系的探讨，密切相关。在早年作品《老子章义》序中，他谈到:“老子之言，固易知也。但解之者支离牵率，是以其义晦。今吾作解，合儒、佛之理而通之，其本义则窃取之朱子，其分章则以吾所私见者断之。”②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3《老子章义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第283页。 其合儒、佛之理以解老子，不可谓无独到见解，并表现出对朱子学的偏好。但此时的方东树，对理学尚没有全面的认识。正如他在《待定录自序》中所说:“余少贫贱，而困穷益甚。……为仁不熟，未能默识一贯。”③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3《待定录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第286页。 观此，其在治学上尚未形成一贯的主张。
方东树思想的第二次转变始于何时，一直以来没有定论。有学者以道光十一年(1831年)方东树六十岁为断④ 郭青林:《方东树为学“三变”说考论》，《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实际上是以年龄为划分依据。但无论从方氏自身经历还是思想演变角度而言，皆无显据。六十岁以后，方东树尚有近一半时间漂泊在外;六十岁前后，方氏思想也并无明显转变的痕迹。我们认为，方东树晚期思想的节点，当以道光二十年(1840年)方东树归里为断。因为，这一年，方东树的经历、思想和心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后，结束了漂泊他乡的生活，专以课孙授徒为务，并开始对往岁著作进行整理。他先后自定文集(《考槃集文录》)、诗集(《考槃集》)，并撰著《猎较正簿》《病榻罪言》《山天衣闻》《思适居铃语》等，或教导子孙治学修身、倡言实行，或关注时政、化民正俗，特别是《向果微言》一书专门阐发理学，思想认识较之前发生了很大变化。
而后，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屡屡援佛入儒，批判汉学。这不免给人以“阳儒阴释”之感。清末学者皮锡瑞就曾批评说:“方氏(《汉学商兑》)纯以私意肆其谩骂，诋及黄震与顾炎武，名为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与其所著《书林扬觯》，皆阳儒阴释，不可为训。”④ 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8页。 皮锡瑞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方东树不惟以禅解经，在文学方面亦援禅入诗。其《昭昧詹言》跋云:“释氏有教、乘两门。教者，讲经家也。教固不如乘之超诣，然大乘之人，未有不通教者。如天台智大师，先习教，后乃教、乘双修。在吾儒，若汉人训诂，教也;宋儒发明义理，身体而力行，乘也。然使语言文学之未知，作者年历行谊之未详，而谩谓‘吾能得其用意之精微，立言之甘辛’，以大乘自处，而卒之谬误百出，扪烛扣槃，盲猜臆说，诬古人，误来学，吾谁欺乎?”⑤ 方东树:《昭昧詹言·跋一》，《昭昧詹言》卷末，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537页。 而实际上，这正是方氏理学观中不同于当时正统理学的一个特点。方东树之援佛入儒，阐发理学，在其晚年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方东树晚年，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研究佛学经典，如前述六十四卷本的《金刚藏十书》。而值得注意的是，其对佛学的态度，此时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一反之前的论调，不仅不再昌言禅宗近理之害，反而融佛入儒，倡导“儒佛一理”。
特别是在其所著《向果微言》一书中，方东树对佛学多有推崇，给人以“崇释薄儒”之印象。例如，他说:“吾观今之家庭、书塾之间，父兄子弟、先生弟子，居行坐起，言谈祇对，率倨傲简肆，任情无礼。至于交游习狎，甚或燕丧威仪，实大不如释氏之有严规矩也。”⑥ 方东树:《向果微言述旨》，《向果微言》卷首，清光绪十六年刻本，第6、9、1页。 “儒者所攻之释氏，皆五祖所谓会佛法者也，不待儒者，五祖已自不取。至五祖所取，在能悟道者，而儒者乃反置而不论。”⑦ 方东树:《向果微言述旨》，《向果微言》卷首，清光绪十六年刻本，第6、9、1页。 那这是否意味着晚年的方东树崇释薄儒呢?细究之下，我们发现并非如此。
可以说，中年时期的方东树，立场鲜明，言辞激烈，不遗余力地批判“近世汉学家”而以朱子理学为依归，并表现出汉宋兼采的治学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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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力辨阳明“良知说”之弊，且认为刘宗周“慎独说”又在“良知说”之下。在他看来，阳明“以‘良知’混‘致知’，及‘天泉证道’四语之谬，非徒语言之失而已也。故凡学者之不肯阳明，非谓其人、其才、其功名可议，正谓其学术教法恐流为误世焉耳”。他批评阳明“人人皆可以为圣人、为尧舜”，认为:“当日诸人，去人滋久，故闻足音而喜耳。然而，已多有看朱成碧、井饮相摔者矣。若夫今人，则并未有真知，不过浮情客气、畏难好奇、艳其功名、乐其简易，以为一蹴而可以建功名，则可以为圣人，则何为而不从之?夫由阳明之教，既为如来禅语，上而遗下，又为祖师禅，全以作用、机变笼罩，孰谓孔氏之门而有是哉?”“阳明者，既不能居天下之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而胡能漂程烬朱，而息众说、定众志也?”他进而指出，阳明学“导人为猖狂妄行，流为惑世诬民”，有“生心害事之失”，故不得不辨。同时，他批评阳明后学刘宗周，谓:“山阴窃其意而讳其名，移以归之‘慎独’，其形似是。及考其所以为说，绞绕蔽昧，使人不得反其意，殆所谓款言者与?款言者，其失与诐淫等，大不如提唱良知，警切易晓，犹有益于学者也。”①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6《与姚石甫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第367—368页。 也就是说，宗周之学更在阳明之下。在此，方东树同样援禅入儒，批判阳明学说及阳明后学之弊。
不惟元明以来诸儒，即如方东树一向推崇的程子朱子，在他看来也存在某些不足。他指出:“(佛法之)祛理障、遣我执法执，即尧舜执中真谛，在《易》为六位时乘，在《中庸》为君子时中，何尝如程朱之言，无方外之义，不可推行，尽灭义理，指为障碍也?佛言一切众生皆具佛慧，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故知理障即事障、业障之根株。执中之要义，儒者之近思，所谓圣谛，何可訾之也?”又曰:“《坛经》所示，广大精微，字字本分，真实语心，要道性善，一一无倍于尧舜、孔孟，多有为程朱所道未及者!”又曰:“余尝取程子辨释氏语数十条，聚而观之，固皆至正极精微，但其间似有不恕处，固是闲邪辨道，不得不推圣人极至之诣，以为斗极。然过于谨严，便有深文周纳、以人废言，而失之诬者，恐无以立天下古今平衡之准。”② 方东树:《向果微言述旨》，《向果微言述旨》卷首，第5、10—11，1、11、7，1—2 页。
方东树《向果微言》之撰著，正是为了借助佛学的某些理论来弥补理学的这些不足。其论撰述是书之旨趣曰:“今借佛学教理行果证之，明至理不二，惟在实灭人欲，而返天理。刻励苦行，笃志近思，精勤勇猛，拼舍性命，确求于身心日用，事事得所据依，于以克己复礼、明善诚身，克肩随周张程朱，以跻泳尧舜孔孟。”在他看来，佛理与儒理有相合之处，“释氏之迹，不娶不仕，绝君臣父子之伦，此自为非。若其心之能会道，则有未容抹杀其精微合于圣人者”。进而，他强调儒佛一理曰:“圣人教人，率性修道，必内禁其心，不使逐物流宕;外绝其欲，使心不乱。内外际断，制外以养中，所以节性防淫、率性修道。圣门克己复礼、求仁之要，莫切于此。而佛法则必要之以八正道中道义行之，以求降服其心，而住广大第一常不倒四心;又如三果说入流不入，一往来，无往来，无不来，皆即内禁外绝，不使外物交而引去。……审观佛教，皆与儒理无别，以是知道一而已。理欲、善恶、是非、仁不仁，无中立，无二道，儒佛一理，不可于一法中见为二法。”③ 方东树:《向果微言述旨》，《向果微言述旨》卷首，第5、10—11，1、11、7，1—2 页。
不过，方东树所谓“儒佛一理”，并非要抬高佛学，使之与儒学并列同尊，而是借佛学来阐发自己的理学观念。他深知晚明学者有堕禅之失，因此其目的并不在援儒入释。因惟恐世人误解其意，遂解释道:“世人以余为援儒入释，攻异端，得罪名教，是不知余之所取于佛学者道也，非以其迹也。以其迹，则剃发出家居寺，不娶不仕，绝君臣父子之伦，是为无父无君，得罪名教。若以其道，则道出于天，凡圣佛之言，皆本于道，即皆如天之言，《洪范》所谓‘于帝其训’也。夫天与道，岂有儒释之分?”④ 方东树:《向果微言述旨》，《向果微言述旨》卷首，第5、10—11，1、11、7，1—2 页。 方氏好友姚莹也为其大声疾呼道:“植之者，博大精深，无所不学，自吐其胸中所得，借佛以发其意，初无知我罪我之见耶。吾惧天下见其书者，不得植之之意，而或远于孔子之言也，乃书其后。”⑤ 姚莹:《东溟文集》文后集卷10《方植之〈金刚经解义〉十种书后》，《续修四库全书》第1512册，第583页。 姚氏所言“借佛以发其意”，可谓得方东树治学之旨。
方东树最后总结说:“吾非崇释绌儒，倡天下以佛学，攻异端而叛圣，特以尧舜、孔子圣人之道、六经之教，不外乎灭人欲以存天理。果能使道心常为主，人心退听，以返于性命之正，则百家之说，苟其言有合于危微精一、执中之旨、子思《中庸》之道，皆可采获，以为多识、畜德、修凝之助。若夫释氏之教，固天下共知，其不可从，而亦无肯灭世乐嗜欲以从之者，无待于申戒也。”① 方东树:《向果微言述旨》，第13页。 由此可见，晚年的方东树援佛入儒，与其早年借以批判汉学有所不同，而是针对理学自身的问题，欲从理学内部加以修正，以建立理学新体系，振理学之颓势。
综观而言，在方东树理学观的演变过程中，既有借“辟佛”以攻乎陆王、近世汉学家的一面，也有援佛入儒，对理学本身加以修正的一面。此外，他还强调汉宋兼采，倡导经世理学。而这也正是方东树新理学观不同于以往理学思想的新取向。
余 论
值得注意的是，方东树对汉学的全面批判并非个案，与其同时期的夏炯等人，亦就汉学考证之弊做了深入反思。他们不惟在对汉学的批判、对理学的倡导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而且在汉宋兼采、尊朱排王、倡导经世等问题上亦不谋而合。将方东树、夏炯之学合而观之，正可从一个面向窥知嘉道时期之学术状况及趋向。
夏炯之批判汉学，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考据学者及其观点进行批驳。针砭所及，上自清初顾炎武、毛奇龄、朱彝尊、阎若璩、臧琳，下及乾嘉时期惠栋、戴震、钱大昕、卢文弨、江声、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阮元等汉学诸儒，言辞激烈，几至人身攻击，视方东树有过之而无不及。基于对汉学诸儒以小学说经之不满，夏炯遂对戴震、钱大昕说经方法予以严厉批评，认为戴氏所言“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而我心同然之理乃因以明”为“狂言”② 夏炯:《夏仲子集》卷3《书戴氏遗书后》，清咸丰五年刻本，第16页。 ，钱氏所言“由声音、文字、训诂而得义理之真”“义理即在训诂”等，皆“不通之论”。在他看来，训诂、义理有所不同，“训诂是小学之一端，义理为大学之实际”③ 夏炯:《夏仲子集》卷3《书潜研堂文集后》，第18页。 ，“义理虽具于古经，而欲深明其旨趣，洞悉其渊微，断非读宋儒之书无从入手”④ 夏炯:《夏仲子集》卷3《书戴氏遗书后》，清咸丰五年刻本，第16页。 ，此可见其对汉、宋学的态度之一斑。不过，夏炯对考据也不完全否定。他认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四书释地》等书，“考据精深，辩驳详瞻，信乎能实事求是者也”⑤ 夏炯:《夏仲子集》卷3《书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后》，第11页。 ，“惠氏一门之《汉易》，王西庄之《尚书》，胡朏明之《禹贡》，陈长发之《毛诗》，江慎修之《三礼》诸作，皆大有功于汉儒”。⑥ 夏炯:《夏仲子集》卷1《书程后议第七册弁言·论扩闻见之书》，第37页。 凡此，皆能持较客观公正之态度。尤可注意者，较之方东树《汉学商兑》集矢于考据学的重要理论与观点，夏炯在《夏仲子集》中，则“对乾嘉时期汉学家的思想和学术逐一加以清算”，其批判更为系统。诚如周积明先生所揭示的:“夏炯对汉学家的全面批判，和同期方东树的《汉学商兑》相呼应，形成对汉学的交叉猛烈火力。更富深意者是，在两书成书过程中，方东树和夏炯并未曾有任何意见交流。……这种不约而同、遥相呼应、针芥相投，正是其时学术思潮此起彼消大趋势的映现”，而“在汉宋合流上，《汉学商兑》与《夏仲子集》再次不谋而合，成为嘉道学术思潮的航标”。⑦ 周积明:《夏炯与嘉道学风的转移》，《“文化传承发展与徽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安徽合肥2017年5月12—14日，第558—561页。龚书铎先生亦对夏炯学术思想有专文研究，详参《夏炯和〈夏仲子集〉》，《燕京学报》新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又见《清代学术史论》，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
嘉道之际，汉学日过中天，盛极而衰，面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和新旧学术体系的挑战，汉学家不得不进行自我总结与反思;而经历了高踞庙堂、长期作为官方哲学的理学，同样也是痼弊丛生，亟需从内部加以调整。但学随时变，无论是汉学还是理学，均已难复其旧。会通汉宋、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成为其时共同的学术追求。尽管如此，方东树等人当年对理学的坚守与重塑，仍显现出学术、社会转型之际的新气息，值得关注。
The New Study on Fang Dong－shu’s View of Neo－Confucian
LIN Cun－yang1 LI Wen－chang2
(1．Institute of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732，China;2．School of History，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Qing Dynasty，Fang Dong－shu(方东树)is a famous scholar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disputation in the Jia－Dao period．He was concerned about standing for the Song doctrine and restraining the Han doctrine in his works．Therefore，most of the studies about Fang Dong － shu mainly focus on his revering master Zhu and criticizing Han doctrine to justify Cheng Zhu Neo － Confucian．However，if we take the view angle of development to examine Fang Dong－shu and his academy，we will find that his views on Neo － Confucian developed in three stages．It i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that，Fang Dong－shu criticized Lu －Wang’s thought and contemporary textual scholars by criticizing Buddhism．He introduced Buddhism into Confucianism in order to amend Neo － Confucian．Worse more，he adopted both the Han and Song doctrines and pursued Using Ideology in his ideological system．Fang Dong － shu’s academic viewpoint，echoed by Xia Jiong(夏炯)，his contemporary scholar，shows the trends of academic development，which is worthy of study．
Key words: Fang Dong－shu(方东树);view of Neo－Confucian;introducing Buddhism into Confucianism
中图分类号: K248;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9)01－0111－09
作者简介: 林存阳(1970－ )，男，山东济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李文昌(1988－ )，男，山东潍坊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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