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思考_产业转移论文

关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思考_产业转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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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实

世界各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的历史现象,而我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农村劳动力呈现基本不流动状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1.畸型的工业化发展的限制。应该说,建国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是较快的,较短的时间里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个成绩是举世瞩目的。但这种工业化发展是以牺牲农业的代价换来的,客观上造成了农业、农村发展相对落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没有基础条件。

2.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的限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从经济结构考察,基本经济格局是“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即典型的城市现代化和农村农业落后并存的“二元经济体系”,农村被隔离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从社会结构上考察,基本的社会模型是城市—市民,农村——农民。除了考学、当兵、招工等几种极少数的途径进入城市之外,农民长期被隔离在“城门”之外,80%的人口是农业人口,城市化的程度较低。

3.禁止人口流动政策的限制。新中国成立之后,为防止农业人口盲目外流,政府实行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户口迁移制度、粮油供应制、劳动就业制、社会福利制等具体制度。结果,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从农村转移出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大规模转移,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有其客观必然性:

首先,是工业化进程加速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行全方位的体制改革,促进了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这次的工业化进程改变了以往“两极发展”弊端,不仅有城市的工业企业的大发展,更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城乡一体的工业化形式。具体说,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业化的发展最早是从农村改革后的乡镇企业的突起为始的,与之相适应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因此出现较明显的两个阶段:一是农村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主要是在八十年代初);二是农村劳动力向东南沿海开放城市转移(主要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这两种方式的转移都是工业化进程加速的必然结果。

其次,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转折点在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具体说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大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相对农村稀缺的土地资源更显得过剩,据统计,目前农业常年性剩余劳动力在5%左右,农忙一过还会出现大量的季节性剩余劳动力。农村大规模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果。

其三,是利益驱动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没有个人择业的自由权,农业的比较利益低,只能以窒息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负效应表现出来。体制的束缚松动后,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动下,农民群体就会自发形成一股浪潮,涌向高收入的地区和行业。虽然改革以来我们放弃了靠工农产品“剪刀差”积累资金的政策,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有所缩小,但是近几年放宽工业品的价格之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农民的比较利益受损,这也是“民工潮”兴起的直接原因。加上改革开放的格局由东向西,条件较优越的东部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于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涌向城市,由中部西部涌向东部。

问题与矛盾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大势所趋。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最大问题在于盲目、无序,无法形成有组织、有序、有效的转移,结果矛盾重重,顾此失彼。具体说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矛盾有:

1.流动与稳定的矛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分解为两个过程:流动过程和稳定过程。流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农村、农业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稳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稳定在其它地区或行业就业。从表面上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推动的流动是为了解决劳动力闲置的问题,其解决问题的途径是:通过流动实现稳定;从深层次上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时是资源(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源的最佳的配置,其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在稳定的条件下,局部的、暂时的流动。所以,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中,不能人为地割裂流动和稳定的过程,是促进流动还是强调稳定,因视具体的形势而定,实现流动与稳定的内在协调与统一。

2.必然与可能的矛盾。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不仅要看到流动的必然性,还要看到转移的可能条件。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受制于下列因素:(1)生产方式的制约。农业劳动力转向城镇和非农产业,是农业分工深化和农业生产社会化的产物,没有社会化生产要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不可能的。要解放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只有当现在的家庭经营向现代化、社会化的家庭农场过渡后才有可能。(2)现阶段农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我国农业生产目前还停留在以手工劳动力为主的阶段,生产率和商品率低下,生产不稳定,农业自身的增长还缺少稳定的物质基础。因此非农产业的发展和人口城市化不能不受制于农业这个脆弱的基础的限制。国外经验证明,农业的发展是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前提,只有农业实现了现代化、商品化,农村劳动力转移才能进入快速、大规模的阶段。(3)农业剩余劳动力素质低下限制了城镇非农产业的吸纳。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这一矛盾还不突出,大量低水平的劳动力尚可为乡镇企业所吸收,现在当几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时,劳动力供给的质与量的矛盾就变得十分的尖锐。(4)社会承受力也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中不容忽视的因素。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大、影响范围广,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层,如没有逐步地有序分流,将带来社会的动荡和混乱,并可能形成待救济的新的贫民阶层。可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要充分考虑到转移的可能性,超越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只能事倍功半。

3.空间转移与产业转移的矛盾。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应当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向其它地区转移,即“地域转移”或“空间转移”。第二层含义,指的是从事农业产业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即“产业转移”。空间转移与产业转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又相互区别的。虽然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消除农村失业现象,更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但二者实现目标的效果则各有利弊。单纯的空间转移表面上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农村,但实际上又成了城市的失业人口,改变的只是失业的形态,不能最终消除失业现象。一来加重了城市的就业压力,造成一系列“城市病”;二来加大了劳动力转移的成本与费用;三来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当然,地域的转移也会带动移入地区的产业发展,促进人口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但这是有条件的。单纯的产业转移则是另一种效果,因为产业转移的实质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其它非农产业中提供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场所,改革以来我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兴起,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吸纳了近一亿剩余劳动力,这一奇迹靠的就是产业的转移;但没有空间、地域转移的产业转移的缺陷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这方面,乡镇企业发展的教训足以说明。十多年来乡镇企业大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中就业人数增加4倍,占农村劳动力比重的24.2%,但乡镇企业绝大多数分散在自然村,形成了村村办厂,户户冒烟的局面,规模效益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目前,许多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正面临着调整和提高的任务。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能只在地域转移上做文章,否则必将再度引发类似“民工潮”的混乱;也不能只在产业转移上考虑问题,否则难免重蹈“遍地开花”的覆辙,而是要实现地域转移与产业转移的统一。

出路:农村城镇化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数虽有1.5—2亿之巨,但它毕竟是大环境中的小问题,即是在中国整体劳动力过剩、面临就业难的大前提下的一个方面的问题。从整体考察,我国从当前到下世纪中叶都将面临严峻的人口就业形势:

1.“自然型待业劳动力”的就业压力。指七十年代中后期的生育高峰期中诞生的人口,从当前至下个世纪初将陆续就业。这批人口的绝对数大,既有农村自然型劳动力,又有城市自然型劳动力,把二者之和的重压加负在弹丸之地的城市显然是不现实的。

2.“改革型待业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主要指城市在体制改革中对原有的雍肿机构裁员中被迫离岗的企事业单位“富余人员”,及因经营无方、效益不好而被迫倒闭、关厂的人员等。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前提下,下岗人员的再就业就显得更为迫切。

3.“随机型待业劳动力”的就业压力。指在行业之间或地区之间的选择中暂未稳定下来的闲散劳动力,他们多是有选择余地的劳动力,再就业的可能性较大。

在大形势的氛围下讨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就不能简单地从流动的必要性考虑,而应长远地分析其稳定的可能性。这就不能不分析劳动力的流动是否能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目的这一深层次问题。以此分析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向东部发达城市的不合理性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的吸纳能力有限。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涌入,虽然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较廉价的用工条件,但也加剧了城市的负担。从总体上看,改革增加了城市非农产业的吸纳能力,但时至今日,东部经济发达的各大城市基本饱和,大量地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更多的只是部分的用工需求和用工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供过于求的状况,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入给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造成了巨大的负担。

2.加剧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着强烈的寻求出路的冲动,在利益驱动机制的驱驶下,一般都流向大中城市,基本流向是由西向东。这是种很不合理的资源配置的流向。因为西部广阔的区域是中国的主要矿产、水力等资源的重要基地,这些物资资源利用和开发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与之相配才能完成。但是由于能源基础工业的比较利益较之其它的工业行业较低,一时无法吸引劳动力的流入,反倒是西部的大量劳动力流入东部的经济发达城市。这本身就不符合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其结果只能是加剧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使落后的西部更落后。

3.农村目前劳动力素质的落后,使之无法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从农业劳动力素质看,4亿多农村青壮年中有8000多万是文盲和半文盲,农业劳动力中受职业教育的不足5%。这种文化素质,使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适应能力较差。

而相比之下,农村虽然劳动力的绝对量过剩,但由于农业的就业潜力大,所以农村仍是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广阔天地,具体分析如下:

1.农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远没有达到充分、有效、合理的程度。我国中低产田的总面积为13.12亿亩,占耕地的71.26%;低产园地面积为3278万亩,占园地总面积的28.95%;低产林地面积为4763万亩,占林地总面积的25.67%;低产水面积为4737万亩,占已养殖水面的71.85%;荒地、荒山、荒滩面积为10.3亿亩,适宜开发利用的约为61.39%。可见,农业后备资源的开发潜力是很大的。

2.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对提供就业的潜在作用较大。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总趋势是走大农业的道路,即用现代科技设备,按社会分工组织,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经营的现代化农业,这也是我国农民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届时将有大批的剩余劳动力可以从15亿亩耕地上解放出来,从事农业产前、产后的工作。以美国为例,八十年代初,美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仅有300多万人,但在农业部门从事产前、产后服务的人员约2400万,后者是前者的8倍,二者的就业之和,占美国全国就业人口的1/4。由此可预见农业的就业前景是较乐观的。

3.开发中西部地区将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广阔的天地。我国中西部地区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那里恰是我国物产最为丰富的能源基地,它的开发有利于工业发展,因此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随着我国发展战略由东到西的转移,将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找到就业的机会。

从某种意义上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过剩在质上是相对的:一方面指相对稀缺土地的过剩;另一方面指相对发达城市早已密集的人口是过剩的。但它相对广大未开发的中、西部地区是不足的,相对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的远景也是不足的。所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一定都流向城市,而要着力挖掘农村的自我消化潜能,开发建设新农村,这已是大势所趋。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和改善环境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难题。我国东部地区一些人口拥挤的大城市不久也将或说有些已经面临这种状况。“回归大自然”、“回到农村去”将是那些在城市无法立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必然流向。

从我国目前的国情分析,能协调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诸多矛盾,促进农村劳动力更有效地配置的理想的出路在于:农村城镇化。一方面,农村城镇化,指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走向小城镇,通过农贸、农工(乡镇企业)的结合,在第二、第三产业重新就业,能较合理地实现农村劳动力由流动到稳定的转移。另一方面,农村城市化的实现可加强农村与城市的联系,促进人口布局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这样,农村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基本脱离农业,在户籍政策许可下成为非农业人口,缓解九亿农村人口束缚在15亿亩耕地上的压力。同时,农业人口减少,促进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和产出水平,有利于农业产业趋于合理化。所以,应广开渠道,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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