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话语与大屠杀记忆：以美国、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为例
陈紫竹
内容摘要 战后以来，纳粹大屠杀记忆在世界范围的生产和扩散是一个为世人瞩目的现象，在世界各地先后设立的大屠杀纪念机构则是推动纳粹大屠杀记忆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在这些纪念机构中，分别建立在以色列和美国的两座国家级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尤其引人注意。两座纪念馆通过对各自艺术呈现、叙事结构、叙事技巧的差异化处理，分别塑造出全球史和犹太史两个维度的历史叙事，进而演绎出警惕极权主义和省思反犹主义两种寓意的政治话语，拓展了纳粹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叙事深度和意蕴广度，确立了当代社会叙述以及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基本范式，同时也给类似主题纪念馆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纳粹屠犹 大屠杀纪念馆 叙事话语 南京大屠杀
对纳粹大屠杀的叙述和诠释，是一项自战后以来从未搁置的全球性议题。纳粹大屠杀历史化(historicization )与记忆化(memorialization )的方式和成果，对于各地大屠杀记忆的塑造都具有奠基性和范式性的意义。纳粹大屠杀记忆在全球视野下之所以能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得益于全世界各类纪念机构的大力推动，其中具有代表性[注] 除了美国、以色列的两座国家级纳粹大屠杀主题纪念馆外，位于波兰南部的前纳粹德国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遗址纪念馆(Auschwitz Birkenau German Nazi Concentration and Extermination Camp (1940-1945))也是大屠杀记忆领域中不可忽视的存在。一方面该纪念馆是“警示性遗产”，属于遗址类博物馆，在大屠杀记忆场域，和美、以两馆相比更显重要。另一方面，该纪念馆在波兰共产党执政时期，作为反法西斯教育基地开设，与国际社会接触不多；东欧剧变后，波兰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天主教势力复兴，反犹主义现象略有抬头。奥斯维辛遗址的开设、展陈乃至命名都受到波兰—犹太关系、波兰—俄罗斯关系以及波兰天主教—犹太教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情况极为复杂，地位至为特殊，难以将其放在美国、以色列同类纪念机构的框架下进行考察，有待另文专述。当然，波兰奥斯维辛遗址纪念馆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具有相同的遗址性质和类似的历史脉络，极具研究价值，值得再作研究。关于波兰奥斯维辛遗址纪念馆70多年来的历史嬗变，比较权威的论述有James E. Young, The Texture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13-185.以及近年出版的Lehrer E, Meng M, Jewish Space in Contemporary Pola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5 , pp.16-45. 的是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注] 美国纳粹大屠杀主题纪念机构数量众多，上至华府中心，下至田纳西州乡村中学，都有此类纪念设施的存在。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由美国联邦政府于1993年批准创立，坐落于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截至2017年，来馆参观人数已逾4000万人次，其中包括99位国家首脑和1000多万名学龄青少年。美国较有影响的大屠杀主题纪念机构除了位于首府的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外，还有位于西岸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位于南方的休斯顿纳粹大屠杀纪念馆(Holocaust Museum Houston),以及位于纽约的犹太遗址博物馆(The Museum of Jewish Heritage)。四馆风格不同，各有千秋。本文以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为切入点，因其是美国惟一的纳粹大屠杀国家纪念机构，最能够反映美国社会对纳粹大屠杀最主流的叙述、解释和评价，同时该馆也是惟一有资格与同为国家纪念馆的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进行参照对比的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单位。 和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Yad Vashem)。[注] 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由以色列政府于1953年在耶路撒冷西郊开山立馆，1961年投入使用，其主体展馆于2005年扩建。该馆不但每天接待数千海内外游客参观，且每年对超过350万学龄儿童、高校学生、军公教人员及外国教师进行大屠杀教育。
纪念馆是生产及传播公共记忆的重要平台。美、以两国大屠杀纪念馆在保存记忆的同时，通过差异化的展陈策略，将这段记忆塑造为两套叙事，赋予纳粹大屠杀记忆的理论深度和关涉广度，为历史记忆的政治化运用提供了话语基础。关于美、以两国大屠杀纪念馆之间的比较，虽于上世纪90年代就有成果，[注] 如Bartov Omer，Chambers of Horror: Holocaust Museums in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Studies, 1997, vol. 2, no. 2, pp. 66-87. 但鉴于20多年来两座纪念馆皆变化甚大，故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另外艾仁贵和娜塔莉·戈德曼分别从政治史和艺术史探究了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的立馆过程及展览理念，对于深入了解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的发展脉络甚有助益。[注] 参见艾仁贵《亚德·瓦谢姆纪念馆与以色列国家记忆场所的形成》，《史林》2014年第3期。Goldman N, Israeli Holocaust Memorial Strategies at Yad Vashem: From Silence to Recognition, Art Journal, 2006, Vol.65, No.2, pp.102-122. 本文即在此研究基础上，结合本人在两所纪念馆的亲历体验[注] 作者曾于2015年11月赴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进行为期半月的学习，后于2016年11月赴美国短期访学，对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进行参观考察。 ，探析美、以两馆在展览主题、艺术呈现和叙事技巧上的相通与相异之处，考察这些异同背后的时代背景与政治因素。
一、纪念馆的艺术呈现
纳粹大屠杀是20世纪工业文明的负面产物，承载这种题材的场所必与传统博物馆有所不同。传统博物馆是一幅文明的画卷，通过展示人类文明的物质形态、文化成果，让公众欣赏文明的秩序和美感，进而提高公众的文化(enculturation)程度。大屠杀纪念馆则是一个历史的文本，以陈列为文字，以空间为载体，以设计为表述，意在构建一个形象生动的大屠杀叙事，从而建构集体记忆，大屠杀纪念馆是叙事博物馆。
具体而言，以这两座纪念馆为例，在参观路线方面，为保证叙事线索的完整连贯，它们都采用了通道+串联式的通行线路设计。参观者须按既定次序逐一走过各个展厅。[注] 参见Jeshajahu Weinberg, The Holocaust Museum in Washington,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95, p.51. Dorit Harel, Facts and Feelings: Dilemmas in Designing the Yad Vashem Holocaust History Museum, Jerusalem, Yad Vashem Publications, 2010, p.51. 与之相比，传统博物馆则往往采用以放射式为主体的通行线路设计，让参观者自由选择参观的内容和顺序。至于大屠杀纪念馆的陈列，其既要作为叙事的基本素材，也要作为历史事件的一手证据。故而展览策划方必须选择紧贴展览主题兼具较强叙事功能的实物和影像作为陈列元素。对于传统博物馆所关注的展品的艺术性，大屠杀纪念馆并不强调。同时，与传统博物馆刻意追求展品材质的原始性不同，复制品和真品在大屠杀纪念馆中同样重要。大屠杀纪念馆更关切的是展品所传递信息的真实性。可以说，传统博物馆的陈列是基于藏品的(collection-based)[注] 参见Jeshajahu Weinberg, The Holocaust Museum in Washington,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95, p.50. ，而大屠杀纪念馆的陈列则是基于叙事的。
然而，就大屠杀纪念馆整体而言，其并未因对叙事价值(narrative value)的强调而舍弃对美学价值的追求。就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为例，该馆专设艺术展馆，用以陈列各类与纳粹屠犹有关的绘画作品。更多的艺术内容被纳入纪念馆的记忆空间。在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开放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先后有一系列纪念场所落成，其中主要有纪念大厅、姓名大厅、义人花园、社区山谷、犹太会堂等。它们各具主题，风格迥异，占据了馆区的大量空间。纪念馆定期利用这些场所举办艺术活动。[注] 自2009年至今，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每年8月举办一场名为“风兮雨兮——从采法特到耶路撒冷”(Mashiv Haruach —— From Safed to Jerusalem)的犹太灵魂音乐会(Jewish Soul Music)，演出地点在社区山谷或犹太抗纳粹义勇军纪念碑广场(Monument to the Jewish Soldiers and Partisans who fought against Nazi Germany)。具体参见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官方网站http://www.yadvashem.org/events。 此外，还有大量景观作品分布在纪念馆庭院内[注] 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的景观作品主要分为纪念碑、雕塑，其中纪念碑有：英雄之柱(Pillar of Heroism)、犹太抗纳粹义勇军纪念碑、利尼翁河畔勒尚邦义人纪念碑(Monument to Le Chambon-sur-Lignon)、尼乌兰德义人纪念碑(Nieuwlande Monument)，雕塑有：《雅努什·科尔恰克和孩子们》(Janusz Korczak and the Children)、《游击队之树》(Partisans’ Panorama)、《华沙起义》(The Warsaw Ghetto Uprising)、 《末日行军》(The Last March)、家庭广场雕像(The Sculpture of Family Plaza)、《从浩劫到新生》(From Holocaust to Rebirth)，另外还有一组著名的装置作品(Installation Art)：《家畜车——被押运者的纪念》(Cattle Car —— Memorial to the Deportees)。 ，供游人欣赏、凭吊。总之，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艺术氛围浓厚，艺术内容丰富，其地位和数量甚至超过了历史陈列。与之相比，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虽也不乏纪念场所[注] 主要有纪念大厅(Hall of Remembrance)、见证大厅(Hall of Witness)、纪念之墙(Wall of Remembrance)和面孔之塔(Tower of Faces)等。 ，但馆内的艺术作品就要单薄许多，仅有四组景观作品[注] 四组作品分别为：雕塑《重》(Gravity)、《纪念》(Memorial)和《毁灭和重生》(Loss and Regeneration)，墙画《后果》(Consequence)。 。这种反差，一方面来自于两馆体量的巨大差异[注] 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占地约44.9英亩(约272.6亩)，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占地约1.9英亩(约11.6亩)。 ，一方面也反映了两馆对于艺术展示的不同态度。
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对艺术内容的使用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展览策划方的一个基本设计原则是：不将任何艺术内容加入历史馆之中。展览策划方认为，展厅内所有的陈列都应该是真实的和历史的，以免被别有用心者窃据为否认大屠杀的口实。展览策划方也担心，艺术的加工和升华，会淡化和模糊化大屠杀应有的严酷性和恐怖性而损害历史的本真性。所以，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不在历史馆中安置任何艺术品陈列[注] 在实际展览中，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还是在展厅内加入了三幅集中营犯人的画作和一些隔离区儿童的作品。策展方承认这种做法打破了原有的设计原则，但也强调这些绘画作品具有历史文物和艺术作品的双重属性。参见Jeshajahu Weinberg, The Holocaust Museum in Washington,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95, p.66. ，仅有的四组景观作品皆置于公共区域，巧妙地拼贴在过道、门厅和广场之中，与主体建筑融为一体，起到衔接场馆和展厅的作用[注] 对于这一点，策展方称：“(纪念馆内的景观艺术)是建筑流线(architectural circulation)的一部分而非展陈流线(exhibition circulation)的一部分。”(Jeshajahu Weinberg, The Holocaust Museum in Washington,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95, pp.29-30.) 同时，《重》的创作者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也坦言，在创作中他的主要兴趣在于作品与建筑文脉(architectural context)的契合，并未考虑作品与纳粹大屠杀主题的联系。参见Ken Johnson, Art and Memory, Art in America, Vol. 81, no. 11 (November 1993), p.95. 。这四组作品在风格上也尽量取极少主义(minimalism)和抽象主义。由于这些作品抽象极简的风格，其主题也极尽模糊隐晦，大部分观者难以品察出作品中的象征含义，更多的是从中获得一些美学的慰藉[注] 例如一位艺评人对馆内雕塑《纪念》的解读：“(作品)营造了一种平和且光明的气氛，极好地释缓了参观者从之前展陈中带来的黑暗、压抑乃至幽闭的情绪。这组作品也使人产生了一种具有安慰喻意的解读：作品中的三联窗好像一组仪式性、象征性的装置(可能是墓碑)，同时作品中上扬的翼状镶板也暗示着某种超验性的意涵。其几乎是下意识地传达了这样一个含蓄的暗示：‘普遍仁慈的宇宙秩序超越了人类历史某些恐怖角落。’这组作品或者可以看作是一次简化形式主义(reductive formalism)的实践。在这样的语境中，作品成为一种希望的象征，暗示着纳粹大屠杀中的所有死亡最终都不是没有意义的。”Ken Johnson, Art and Memory, Art in America, Vol. 81, no. 11 (November 1993), p.93. 。总之，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的景观作品本质上是用于修饰空间、渲染气氛的场域特定艺术。
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的景观作品则更具主体性。在该馆，纪念碑、雕塑往往是一块公共区域的核心景观，纪念广场围绕纪念碑、雕塑而设立[注] 以犹太抗纳粹义勇军纪念碑和雕塑《华沙起义》为例，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内十分重要的两个纪念广场：华沙隔离区广场(Warsaw Ghetto Square)和犹太抗纳粹义勇军纪念碑广场即以这两组景观作品为中心设立。 。这些景观作品，无论抽象或具象，皆有鲜明的主题，从而为以其为中心的纪念广场赋予了内容。故此，景观作品在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的形貌塑造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浮雕《华沙起义》为例，直到1990年，该作品都是整座纪念馆的标志景观。1967年至1980年，其照片一直被刊于该馆导览手册封面[注] Goldman N, Israeli Holocaust Memorial Strategies at Yad Vashem: From Silence to Recognition, Art Journal, 2006, Vol.65, No.2, p.105. 。总之，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的景观作品是形式导向的，主要用于烘托气氛。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的景观作品则是内容导向的，具有重要的叙述功能。
另外，在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由大屠杀亲历者创作的艺术作品，不但陈列于艺术馆，也大量出现在历史馆。展览策划方认为：这些作品不但具有历史证言的本真性，其叙事价值尤胜于文字资料，并宣称：“本馆陈列的特色，即通过艺术呈现，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注] Dorit Harel, Facts and Feelings: Dilemmas in Designing the Yad Vashem Holocaust History Museum, Jerusalem, Yad Vashem Publications, 2010, p.45. “大量的艺术展品提供了一个了解纳粹屠犹的新视角，即基于个人经验的视角。这种视角不仅来自理性，更诉诸心灵。”[注] http://www.yadvashem.org/museum/museum-complex/art-museum. 2017年8月20日访问。
综上所述，作为注重公民心性教育的历史主题博物馆，美、以两馆在对叙事价值的追求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故都采用了同样的线性流线设计和陈列选取标准。而对于艺术品的运用，两馆的设计理念却大相径庭。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尽量少放置艺术展品，以免其削弱历史陈列的本真性和中立性，授别有用心者以口实。景观艺术在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处于边缘地位，仅作为建筑的补充，烘托展厅的气氛。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则较为直露地在展厅内外展现艺术内容，以求艺术能带给观众超然于历史经验的时代感。这种展示策略的相异性，不但表现在两馆取舍艺术内容的标准之中，也体现在两馆铺排展览的技巧之上。
144 Preparation and in vitro evaluation of redox-sensitive polypeptide vector forco-delivery of gene and chemotherapeutic drugs
二、纪念馆的叙事方式
历史陈列是构建大屠杀纪念馆主题叙事的基本要素，采用不同的陈列设计方式，就会呈现出迥异的叙事旨趣。在这一点上，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的策略是，用丰富的文字、音像、实物素材，搭建出一个充盈着故事和细节的展示空间，力求描绘出一幅生动形象的历史图景。而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则相反，其更多是用视觉语言和建筑语言表现一个主题，充满隐喻和象征，历史叙事被隐没在陈列设计之后。
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对于美国而言有两层意义：大屠杀这一主题表现了对战后秩序和美国价值的肯定，犹太人这一主体则隐含了对多元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呼应。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的观众来自世界各地，其展览在世界的关注之下，肩负着驳斥纳粹大屠杀否定派的责任，故该馆多展出史料，少展示艺术品，以彰显展陈的中立、客观、真实、严谨。同时，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受到美国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必须照顾纳粹大屠杀各类受害人群的心理需求，表现受害者中非犹太族群的遭遇。这也是该馆艺术作品风格偏向抽象的原因，以免因为艺术作品过于侧重某一族群的大屠杀受害者而受到其他团体的批评。[注] Ken Johnson, Art and Memory, Art in America, Vol. 81, no. 11 (November 1993), p. 95.
篷车在积雪的树林里走了很长一段路才来到丕平镇。玛丽和劳拉以前曾来过这儿一次，不过现在看上去却不一样了。商店的门以及所有房屋的门都关着，树墩上落着厚厚的积雪，没有一个小孩在外面玩，只有两三个脚蹬皮靴、头戴皮帽、身穿色彩鲜艳的方格花呢外套的男人在外边走动。
(2)含混，含混又称之为“晦涩”等，与明晰是相对的。部分文学作品给读者一种含混的感觉都不是作者刻意为之，一般构成这种含混的原因是语言过于简短、语序颠倒、多义词的使用。燕卜逊通过大量的研究和分析表明，读者对一首诗的解读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并认为含混是优秀诗歌的特征。因此他针对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含混现象进行了归类总结，写成了《含混的七种类型》，后面也会用到其中的一些方法来解读李商隐的诗歌。
纳粹大屠杀中的儿童受难者是一个游离于主体叙事却让人难以忽视的群体。因为展示儿童遭遇兼具教育幼年观众和警示成年观众的二重作用，故在大屠杀纪念的发展过程中，这类题材的陈列越来越受到重视。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早于1987年即建立了单独的儿童纪念馆[注] Goldman N, Israeli Holocaust Memorial Strategies at Yad Vashem: From Silence to Recognition, Art Journal, 2006, Vol.65, No.2, pp.112-113. ，2015年还增加了特展：“难瞑之星——纳粹屠犹中的儿童”[注] Leah Goldstein, New Exhibition: Stars without a Heaven-Children in the holocaust, Yad Vashem Jerusalem, Vol.77 (May 2015), pp.16-17. 。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的儿童主题展“丹尼尔的故事”，则早在主馆落成前便先行在全美巡展，后来更荣膺1994年美国博物馆年会优秀设计奖。[注] 参见Jeshajahu Weinberg, The Holocaust Museum in Washington,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95, pp.179-182. 正因儿童主题展在两馆都极具分量，所以儿童主题展也能典型地反映出两座纪念馆不同的叙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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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内的“丹尼尔的故事”展厅由三组场景组成：纳粹上台前丹尼尔在德国的家、丹尼尔一家在波兰洛兹隔离区的居所以及奥斯维辛的一栋营房。三组场景勾连起一个德裔犹太中产阶级家庭由城市生活而至隔离区受难，又终至集中毁灭的悲惨故事。丹尼尔的故事虽为虚构，但以真人真事为依托，展览中的各种细节也与当时的历史情境相吻合。参观者走进展厅，就如同走进一个经过详细考证的历史主题公园之中，他们可以看到丹尼尔房间里的球拍和玩具，可以看到隔离区围墙上写有“犹太人禁止”的木栅栏及标满了工作日记号的意第绪语日历，可以看到集中营的黑烟、营房和铁丝网。三组场景中各有一段背景音乐，伴以丹尼尔的旁白。场景中的文字说明则以丹尼尔日记册页的形式表现出来。行走在展厅中，参观者可以感受到场景的环境和色彩由明丽到压抑，音乐和旁白由轻快到沉重。“丹尼尔的故事”将纳粹大屠杀的主要符号都浓缩在一个故事之中，并以丰满的内容填充故事，让观众身临其境。这种“角色扮演”的设计理念，在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的另一个环节也有体现：参观者走进历史馆时，会收到一张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身份证”，其中记述了证件主人的姓名、生日和受难经历。“临时身份证”给予参观者一种心理暗示，即其角色已由“馆外”时空的见证者变为“馆内”时空的亲历者。
通过对以上两段展览的考察，可以看出：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设计陈列的要义在于“用展品讲故事”，即通过大量地、密集地、按时序地排布展品，使一连串紧凑、连贯、富于情节张力和真实感的叙述单元先后呈现在前台之上，汇成一本用博物馆语言书写的悲剧史诗。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则秉持“情感驱动”[注] Dorit Harel, Facts and Feelings: Dilemmas in Designing the Yad Vashem Holocaust History Museum, Jerusalem, Yad Vashem Publications, 2010, p.26. 和设计导向的理念，馆中展品以抽象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经过剪裁拼接，放置于空阔的展厅之中，组成一系列意蕴纷繁的装置作品，展品本身的信息倒退居于背景之后。加之馆内宗教符号的大量运用，更为展览提供了许多文化意涵和诠释空间，使其如同一本用博物馆语言书写的宗教哀歌。
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的集中营主题展览分布于馆内最大的第六展厅及与之相邻的第八展厅。在两个展厅之间，展览策划方刻意插入一个表现国际救援和犹太人游击队的第七展厅，将集中营叙事的线索扩展为：“最终解决”方案出台——隔离区起义——遣送犹太人——国际救援与犹太人抵抗运动——犹太人在集中营的遭遇。可见，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并无意于从微观层面讲述一个清晰完整、细致入微的犹太人受难史，而更倾向从宏观层面表现犹太人在灾难面前的能动性和在压迫面前的战斗性，其英雄主义立场不言自明。同时，在细部的陈列设计方面，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虽也采用了与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类似的比尔克瑙集中营大门照片、集中营焚化炉、押运车车厢等素材，却表现出与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同类陈列完全不同的设计风格。如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在表现“遣送犹太人”这一主题时，就将押运车厢一劈两半，只保留一个侧部，以一个斜角置于墙边，营造出列车驶进站台的运动感。另有一幅展板置于车厢前部，与之垂直。展板两面均为比尔克瑙集中营大门照片，参观者从“列车驶向”的方向望去，是当代摄影师从营外拍摄的彩色照片，象征今人(参观者)对逝者的追思；另一面则是原版的从营内拍摄的黑白照片，象征逝者难以磨灭的苦难。在这样的呈现之下，遣送犹太人的具体叙事变成了一种沟通今昔的抒情性表现。这种今昔对照也赋予了集中营形象一种“另一个星球”[注] Dorit Harel, Facts and Feelings: Dilemmas in Designing the Yad Vashem Holocaust History Museum, Jerusalem, Yad Vashem Publications, 2010, p.35. 般的疏离感。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在布置“最终解决”展览单元时，特意给出了很多空隙和留白，让参观者在游览时得以一瞥附近展厅的展览品，达到前后互证的效果，策展方也意在用空旷、苍白、规整、冰冷的室内空间暗示纳粹屠犹的工业化特征[注] Dorit Harel, Facts and Feelings: Dilemmas in Designing the Yad Vashem Holocaust History Museum, Jerusalem, Yad Vashem Publications, 2010, p.83. 。
如果说展馆的整体布局勾勒出了纳粹屠犹的叙事主线，那么馆内的蜡烛——镜面装置则表征了儿童受难的叙事主题。蜡烛是犹太人传统祭祖仪式的重要道具，象征着亲人的灵魂。设计师摩西·萨夫迪(Moshe Safdie)将这一宗教符号化用在展览之中，指称烛光代表“孩子的灵魂”[注] Goldman N, Israeli Holocaust Memorial Strategies at Yad Vashem: From Silence to Recognition, Art Journal, 2006, Vol.65, No.2, p. 113. 。而在犹太教语境中，死者如未入葬，其灵魂将永不安息，在宇宙中游荡。显然，展馆中如同星海一般的烛光，无疑以一种当代视觉语言的方式，呼应了古老的宗教文本。[注] 参见Goldman N, Israeli Holocaust Memorial Strategies at Yad Vashem: From Silence to Recognition, Art Journal, 2006, Vol.65, No.2, p. 114. 可见，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的儿童纪念馆中的叙事是一种宗教叙事。这一宗教叙事的特点在于，所有的时空与数量都消散了：150万死难者约化为数百万乃至“无尽”的烛光，代表苦难之深；屠戮之地约化为不可捉摸的黑暗环境，代表苦难之广；屠杀的具体时序约化为馆内馆外的今昔之分，象征光与暗的永恒斗争。毕竟，在宗教语境下，在永恒的灵魂和宇宙面前，一切速朽之物都是次要的。此外，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的两段展览都意在制造出一个“陌生星球”。这背后的潜台词是：纳粹屠犹是不可理解的。这种不可理解存在于两个方面：纳粹屠犹只能以感性，而不可以理性认识；只能为亲历者(及其后代)，而不可为外人真正认识。这两者共同强调了大屠杀的犹太性。
该区域大面积分布的水稻土、砖红壤性红壤(赤红壤)有利于粮食作物、林木作物生长，要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保证此区域的高质优产。县城西南部土壤为河流冲积物，土壤剖面均为砂质粉沙状，部分区域土层平均厚度达1 m左右。土体通气透水性能好，植物扎根容易，不易受涝。但由于沙多泥少，蓄水保水能力差，易漏水漏肥，较干旱。应采取改良培肥措施，综合治理沙土。
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的儿童纪念馆位于馆区东北角，凿洞而建。馆内陈列极为简单，陈设却非常精巧。展馆前部是一堵玻璃幕墙，陈列了一组儿童受难者的巨幅照片。这些儿童的相关信息则通过不断重复的旁白陈述出来。展馆中心置有5支蜡烛，配以大量镜子。烛光通过镜面映射在房间各个角落，为展馆提供极为有限的照明。参观者走进几乎全黑的展馆，须手扶栏杆，沿着甬道，缓步行进，加之馆内不断循环的机械人声和无调性音乐，让参观者感受到了真切的无力、陌生以及恐怖感。当参观者走出展馆，看到的是耶路撒冷平和明丽的天际线。这种内与外、今与昔、光与暗的对比设置，巧妙地把叙事线索埋藏在展示设计之中。
三、纪念馆的叙事结构
如前所述，美、以两馆的参观线路安排，确立了其展览连贯紧凑的叙事结构。而细观两个展览中题材取舍和详略安排之不同，可以发现各自叙事结构的不同，进而反映出两馆主题与立意的差异。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的历史展览从馆内4楼开始，至2楼结束，3个楼层天然地把整个展区分为3个部分，每个楼层之内亦分若干主题。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则利用隔断把历史馆辟成11个展厅，又将这些展厅划为5个“章节”。具体情形如下表所示：
如若跳出两座纪念馆内部，将视野扩展到纪念馆周边区域，就会发现，两座纪念馆都处于本国公民宗教的核心区域之中。稍有不同的是，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位于华盛顿国家广场的西南角，其选址之时还有争议[注] 关于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选址于华盛顿国家广场的不同意见，一方面来自于筹措建设纪念馆的美国犹太人团体内部，一些犹太裔学者、政要认为美国的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应建在作为美国犹太人生活中心的纽约(参见Judith Miller, “Holocaust Museum: A Troubled Start” New York Times, April 22, 1990. https://www.nytimes.com/1990/04/22/magazine/holocaust—museum-a-troubled-start.html?pagewanted=all 2019年3月27日访问。 Nathan Abrams & David Oettinger, “‘Taming Memory’: Themeing America’s East Coast Holocaust Memorials” 49th Parallel, issue 6. https://fortyninthparalleljournal.files.wordpress.com/2014/07/3-abrams-and-oettinger-taming-memory.pdf ，2019年3月27日访问。另一方面来自于美国非犹太族裔知识精英，他们认为纳粹大屠杀是发生在欧洲的灾难性事件，不应于美国最为尊贵神圣的核心纪念区立馆纪念(参见David L. Worthingto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the Shoah: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Doctoral Dissertation, May 2007, pp.52-53.)。 ，可说偏居美国国家公民宗教神谱的尾端；而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与锡安主义之父赫茨尔陵及以色列国防将士公墓毗邻，可谓位列以色列国家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万神殿的中央。这种定位的相异，也解释了两馆不同的场馆精神和展陈策略。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的定位在于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美国精神表现在普遍主义的历史叙事之中，故其回避艺术呈现，较少感情色彩，始终存在一种理性主义的预设。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所呈现的纳粹屠犹叙事，则是以色列公民宗教的基石。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话语围绕这一叙事展开，现代犹太民族的特殊性和向心力因这一叙事而得以维系，故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用艺术、文学乃至宗教的话语讲述纳粹屠犹，将纳粹大屠杀与犹太人紧紧捆绑在一起，为纳粹大屠杀赋予了难以撼动的犹太性。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两个展览中“战前纳粹时代”内容的占比极不对称。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的“纳粹和犹太人”展览位于第二展厅，仅占其历史展馆总面积的13%。即便这样，策展方还认为该展厅面积过大，明显与其展示主题的重要性不符。[注] Dorit Harel, Facts and Feelings: Dilemmas in Designing the Yad Vashem Holocaust History Museum, Jerusalem, Yad Vashem Publications, 2010, pp.64-69. 而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中的“纳粹来袭1933—1939”展览，则据有馆内四楼一整层空间，面积占整个历史展馆的三分之一尤甚[注] 因为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第二层还包括韦克斯纳学习中心(Wexner Center)，故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的历史展览只占馆内不到3层的空间。 。 仔细考察“纳粹和犹太人”和“纳粹来袭1933—1939”的具体内容安排，可以发现：前者十分简要地从纳粹政权、德裔犹太人及反犹事件三条线索铺成叙事，再辅以一间德裔犹太人书房的复制品和一个关于死于大屠杀的犹太画家兼夏洛特·萨洛蒙(Charlotte Salomon)的独立展区填充展厅空间；后者则不仅更为系统及细致地从纳粹宣传、纳粹社会、纳粹运动及犹太人因应、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因应等多个方面展开叙事，还花了相当篇幅讲述吉普赛人、波兰人、苏联人、耶和华见证者派、德国同性恋群体乃至德国反法西斯团体(“白色玫瑰”组织)遭受纳粹迫害的故事。由此可见，“纳粹来袭1933—1939”通过描绘美国政府对纳粹暴行的因应，突出了大屠杀叙事的美国角色，其国族立场十分明显。更为重要的是，该展览把一系列非犹太人的纳粹受害者包罗在叙事框架之中，从而还原了纳粹大屠杀的完整历史面貌，淡化了纳粹大屠杀叙事的犹太意涵，增强了其普世意义。更进一步，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在历史展馆之后设置特展馆，开设当代主题的展览(如卢旺达大屠杀、波黑战争等方面的展览)，[注] 关于波黑战争和卢旺达大屠杀的展览，可参考Jeshajahu Weinberg, The Holocaust Museum in Washington,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95, p.59, p.174. 以此将纳粹大屠杀叙事延展至战后人道主义灾难事件中，进一步消解了纳粹大屠杀(holocaust)这一名词的专属意味，使其泛化为种族灭绝(genocide)的代名词。
综观两个展览，可见美、以两馆都对纳粹大屠杀叙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本国化”建构。纳粹大屠杀叙事的以色列化/犹太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确立犹太人的唯一受害者地位，二是强调大屠杀的反犹主义渊源。由此，大屠杀(Holocaust)的语义被简化为专属于犹太民族的浩劫(Shoah)，大屠杀的叙事也被拉入“犹太民族兴衰”的历史脉络之中,既得以关照取材于古代犹太人历史的马萨达叙事，亦能呼应当代犹太人不断强调的反犹主义回潮问题,进而成为以色列政府塑造国家形象，开展公共外交的话语利器。纳粹大屠杀叙事的“美国化”则更为微妙。考虑到美国在二战中的历史角色以及当代的国家定位，将纳粹大屠杀塑造为美利坚民族叙事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意在将大屠杀叙事还原到“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兴亡”的历史主线之中，继之将历史与当下关联，进而把大屠杀议题推上全球史和国际政治的前台，使之成为美国构筑全球话语霸权的又一叙事来源。
2.2 治疗前后两组Try-2、CER及AMY水平对比治疗后研究组Try-2、AMY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而CER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1。
四、结 论
总之，作为注重公民心性教育的叙事博物馆，美、以两馆在对叙事价值的追求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而在表现策略上却呈现出明显的相异性，这与其各自所处的文化土壤及面向的受众群体息息相关。纳粹屠犹记忆是以色列国家奠基神话的起点,是构建现代犹太民族认同的基本叙事。以色列立馆的宗旨，就在于以建筑的样式，通过诗歌化的文字，艺术化的视觉语言，将这一叙事表现出来。相应的，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针对的目标人群是生长于以色列国的新一代犹太人。他们自幼在课本中熟习纳粹屠犹的历史，但缺少对这段历史的感性体验，艺术化风格的展览有效消弭了这种情绪上的陌生感。以色列政府通过制度化地组织本国青年人群参访纳粹屠犹纪念中心，将他们投入到一个富于抒情性和宗教感的建筑文本之中，让他们感受20世纪犹太人的心灵史，从而达到传承民族记忆，塑造国民心性之目的。
以奥斯维辛为代表的集中营主题展览是纳粹大屠杀历史展览的重中之重，美、以两馆都为此配置了巨大的展示空间和众多的主题陈列。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中的集中营主题展览主要由6组陈列构成。首先是一节曾押运过犹太人的车厢，横亘于犹太人居住区(ghetto)展区尾端的参观路径之中，观众须穿过车厢，方可进入“集中营”展区。车厢之后，参观者先后依次可以看到：堆积如山的鞋履、伞柄等各种遗物以及多组囚照，象征着入营者抵站后的最初遭遇；镌有著名的“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的铸铁门头、比尔克瑙集中营大门的巨幅照片以及奥斯维辛幸存者手上的编号，象征着集中营的最终来临；一间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原址移入组装的营房，象征着集中营内的生死挣扎；一件奥斯维辛毒气室的大尺寸模型，再现出集中营的杀戮现场；以及集中营焚化炉的复制品，配以刻写于墙壁上的著名大屠杀主题作品《夜》中的名句，象征了对集中营死难者的悼念。[注] 参见Jeshajahu Weinberg, The Holocaust Museum in Washington,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95, p.59, pp.130-139. 沿着这一参观路径，参观者可以理出一条完整的故事线索：先“坐上”列车，而后目睹受害者被洗劫，又走入营房,听见幸存者的回忆录音，最后置身于种族灭绝的“杀戮现场”。这种陈列安排，让参观者得以完整体验集中营亲历者的全部遭遇，充分了解集中营受害者从生到死的全过程。加之展区中的陈列几乎皆为原物，更为参观者提供了深切的代入感。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的集中营主题展区位于展馆第二层，而国际救援与纳粹占领区抵抗运动方面的展览被放置于展馆第三层，这种空间区隔天然地将“屠杀”和“拯救”两大主题在叙事结构上分割为两个单元，也隐晦地突出了“(犹太)受害者”和“(美国)拯救者”两种角色。纳粹大屠杀记忆的美国化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
上表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乃是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独有的第一展厅和第十一展厅的主题展览。第一展厅以历史展馆入口处的一座名曰“曾经的犹太世界”的巨大影像艺术装置[注] Dorit Harel, Facts and Feelings: Dilemmas in Designing the Yad Vashem Holocaust History Museum, Jerusalem, Yad Vashem Publications, 2010, pp.62-63. 呈现纳粹上台前的欧洲犹太人风貌。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加入这一主题，并非简单地前移纳粹屠犹叙事，而更意在一开始就确定这场大屠杀是“犹太人”和“反犹者”之间的故事，而非泛泛的“加害者”/“受害者”叙事。第十一展厅的主题“艾希曼审判”是一个对于以色列国纳粹屠犹集体记忆之演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而以色列政府对艾希曼的逮捕、审判和处决在国际社会都颇有争议。故对这一主题，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不予展示，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却重点呈现。第一展厅和第十一展厅分列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历史展览的开篇与末尾，皆在强调纳粹屠犹的犹太特性。
在美、以两馆的差异化表现之下，大屠杀记忆形成了两种叙事及两套话语。在叙事方面，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把纳粹大屠杀放在二战史/全球史的框架中，组成历史叙事，并以古观今，将纳粹大屠杀泛化为所有战后人道主义灾难的代名词。以色列纳粹屠犹纪念中心则把纳粹大屠杀放在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语境之中，构成民族叙事，并以点代面，把纳粹大屠杀的整体历史裁剪至纳粹屠犹一点。在话语方面，两个展览都将叙事主旨确定在“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宏大命题上，但对于“现代性之恶”的具体表达，美、以两馆各有侧重。前者着力表现“官僚制极权主义”，后者则更突出“人种学反犹主义”。这两种面向的话语和叙事，使纳粹大屠杀记忆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成为了可能。
2.2.5 综合控制措施 针对面源污染问题美国国家环保局提出了最佳管理体系（BMPs），在英、美等国家率先应用，该方法是目前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最实际和有效的措施[18]。研究资料表明：沟渠生态系统可以作为一项新的BMPs措施，用于控制农业面源污染[19]。因此，通过构建沟渠系统技术控制面源污染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在世界范围内，纳粹大屠杀/纳粹屠犹叙事已然成为人道主义灾难话语场域的主流体系。故当下南京大屠杀叙事在国际的推介，则会遭遇“纳粹屠犹不可比论”的阻击，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体系之外。
考察两馆的大屠杀记忆形塑，对于南京大屠杀叙事的呈现和阐述，可以发现两点启鉴。
一、比照纳粹大屠杀“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叙事主旨，构建南京大屠杀“前现代大屠杀”的平行叙事。具体而言，纳粹大屠杀的现代性表现在三个层面：在社会组织层面，纳粹大屠杀是流水线化的屠宰场式屠杀；在社会观念层面，纳粹当局对灭绝对象采用毒气室的“间接”消灭方式，有保护纳粹军人心理健康的考虑，体现了现代心理卫生观念；在社会思想层面，屠杀犹太人的动机来源于系统化的法西斯理论。总之，纳粹大屠杀反映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人的高度异化以及技术发展的潜在风险。相对的，南京大屠杀的前现代性则表现在两个层面：在组织层面，南京大屠杀采取的是古代战争中常见的屠城方式；在观念层面，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军人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实施了“百人斩”比赛，而使人费解的是，如此野蛮的杀戮游戏，竟然被当时的日本主流媒体引为彰显日军勇武的“佳话”，在日本国内大作宣传。这一事例反映出日本长久以来以杀伐为荣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可上溯自日本中世纪产生的武士道观念。在思想层面，屠杀的驱动力是士兵群体的杀戮欲，间有模糊的种族主义。总之，南京大屠杀反映出的是一种自然的原始暴力，或曰反映出文明的暂时性退化。如此，则可建立一套与纳粹大屠杀叙事迥然不同且相互补充的叙事框架，在增加南京大屠杀叙事国际传播力度的同时，更在于让国际社会意识到现代文明在局部地区发生暂时性退化的可能性，从而防范这类人道主义灾害的发生。同时，这类文明退化现象往往发生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归根究底，是现代帝国主义势力对其他地区进行殖民、破坏和掠夺的恶果。故此，构建前现代性的大屠杀叙事框架，也有助于深刻地揭剖帝国主义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
二、参照美、以两国分别将大屠杀叙事升华为“二战史”和“犹太史”的象征符号，也可将南京大屠杀延展至“日本侵略”的总叙事中，与以抗日战争为代表的“东方主战场”叙事遥相呼应。具体而言，可以使南京大屠杀纵向与抗日战争中日军制造的各大惨案相贯通；横向与日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历次暴行相联结。“日本侵略”总叙事既可充实南京大屠杀叙事的内容丰富度，亦可加强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太各国人民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度，还可使有关日本二战在亚太地区“侵略”和“反侵略”的叙事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从而使亚太地区人民尤其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叙事更加充实、立体。对应到具体的纪念空间，“日本侵略”总叙事的建构，亦可加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之间的天然联系，使两座纪念馆在叙事上成为整体，从而营造出更加宽广的“记忆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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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纳粹大屠杀叙事的呈现和普及，历时悠久，声名远播，是一个在历史叙述层面和记忆传播层面皆极有学习价值的素材库。借鉴海外大屠杀叙事的形塑技巧和传播策略，将域外的经验本土化，有助于加强南京大屠杀的叙事深度，也更有助于进一步说好关于民族、灾难和抗争的中国故事。
〔陈紫竹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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