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唐代蚕桑丝绸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蚕桑论文,唐代论文,丝绸论文,近十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是我国蚕桑丝绸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唐代蚕桑丝绸的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出版专著（含涉及唐代的蚕桑丝绸专著）有罗瑞林、刘柏茂《中国丝绸史话》（纺织工业出版社1986年6月版），吴淑生、田自秉《中国染织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张保丰《中国丝绸史稿》（学林出版社1989年9月版），朱新予主编《中国丝绸史》（纺织工业出版社1992年2月版）赵丰《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三秦出版社1992年8月版），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10月版），拙著《唐代蚕桑丝绸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等。公开发表论文（含涉及唐代的蚕桑丝绸论文）50多篇。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异采纷呈，特别在以下四个方面成绩更为显著：
一、地理分布
研究蚕桑丝绸地理分布的成果与以前相比，数量有所减少；对产区总格局（划为三大产区：关东区、剑南区、江南区）的认识未见新论，然本期研究，却较以往似更深入，这表现在：
第一，着意瞩目其发展变化和分布特点。如赵丰《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设专章论述产区格局及其发展变化态势，指出在唐代，基本形成黄河下游、巴蜀和东南三足鼎立的局面。黄河下游地区在唐代一直是丝绸主要产区，只是它在全国的主导地位历安史之乱而逐渐丧失；巴蜀地区自成一体，自有其兴衰过程，但始终为唐政府乃至是唐王朝所倚重依赖的地方；东南地区在唐初已经崭露头角，然其能与其它两大区域并驾齐驱则在盛唐和中唐时，尤其是在中庸，其发展之迅猛，居各地区之首，从而导致丝绸重心南移速度的加快。
又如拙著《唐代蚕桑丝绸研究》第一章指出，唐代蚕桑丝绸产地分布有四个鲜明特点：1.产地分布辽阔广远，与皇唐盛大国势交相辉映，并成为盛唐气象中一幅绚丽的画卷；2.地理布局颇不平衡，产地主要集中在平原、盆地、江河两岸、湖泊周边及商路沿线，山地、高原则极少有蚕桑丝绸区；3.重要产地州郡相接，形成以面为主的蚕桑丝绸中心，这与唐以前历代蚕桑丝绸中心仅几个孤立的点形成强烈反差；4.蚕桑丝绸区的分布格局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蚕桑丝绸州不但主要分布于经济发达或较发达区，而且其发展水平的高低，与该区经济开发程度也密切相关，且成正比，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同步。
第二，在资料运用上，除依据贡赋等文献及考古资料外，还广泛利用唐代诗歌，以诗证史，大大开拓了史料来源，丰富了论证角度。如前引二书在论证唐代蚕桑丝绸的地理分布状况时，均引用了很多唐诗。赵著第二章（产区格局）。选引16位诗人的25首诗；卢著全书引用77位诗人240余首诗，仅丝绸产地分布特点研究一章，便引用36位诗人的56首诗作。其中，既有知名度很高的诗人的名篇，也有不太知名诗人的佳作，均为作者论述唐代蚕桑丝绸产地的分布格局和特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另朱新予主编《中国丝绸史》，张保丰《中国丝绸史稿》，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刘柏茂、罗瑞林《中国丝绸史话》，赵丰《唐代蚕桑业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总32期）等，均探讨或涉及到蚕桑丝绸的地理布分问题。
二、区域发展
这是研究的热门课题。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至1985年，发表的有关论文仅13篇；1986年至1996年则为23篇，约占蚕桑丝绸论文总数的43%。从发表的成果看，论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新疆、关中、四川和长江下游地区，而对黄河下游及长江中游的研究则略显沉寂。然就涉及地区言，深度的加强和开始注意对后进地区的研究，则是其新特点。
对著名的丝绸之路中继站之一西州蚕桑丝绸的研究，仍然是晋遍运用吐鲁番文书资料进行的。如韩国磐《从吐鲁番出土文书来看高昌的丝棉织业》（《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版）一文，在对桑树、桑田、蚕种、蚕桑、桑树出租、绢机、丘慈锦的织作、丝织物花色品种进行考察后指出，高昌或西州的丝织业很发达，并且早在公元5世纪初期前后，就已经发展起来了，唐时仍在发展。所以，高昌不仅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同时也是出产丝绸、丝织业很发达的地方。陈良文通过排比分析吐鲁番文书中有关蚕桑丝绸的资料后指出，历史上的吐鲁番不仅是一个丝织品的贸易中心，而且也是我国的一个产丝区。并从高昌王国、唐西州以绢绵为赋锐征纳物、考古实物资料及文书中的随葬衣物疏等多方面进一步作了论证。作者还对蚕桑丝织技术传到高昌的时间和唐西州丝织品的价格问题进行了探讨（《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高昌唐西州的蚕桑丝织业》，《敦煌学集刊》1987年第1期）。武敏《从出土文书看古代高昌地区的蚕丝与纺织》（《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对古代高昌的蚕桑业，丝、绵业，纺织业，织锦业分别进行了鸟瞰，指出至迟在5世纪时，高昌地区已有蚕丝业及相应的丝织物生产，且蚕桑生产普遍发展，不仅能为当地丝织物生产提供充分的原料，还为外销市场提供一定数量的蚕丝商品；高昌不仅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也曾是丝织品产地之一。作者进而对入唐以后，高昌地产织锦在文书中似已消失（出土实物中地产丝织品也日趋罕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原因部分是无法与内地高级丝织物竞争，部分是被日益发展的棉纺织品取代。
对黄河中游地区的研究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关中是否寡蚕桑的争论。
汪狠、王永兴此前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否定性意见，认为关辅是非产丝区或产丝织品很少（参见《隋唐时期丝产地之分布》，载《汪狠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9月版和《试论唐代丝纺织业的地区分布》，载《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徐庆全则进一步论证了其寡蚕桑的原因，他认为关中地区人多地狭，土地不足是导致这一地区不植桑养蚕的根本原因，而对麻布的大量需求，又迫使这一地区必须大量地植麻，又排挤了这一地区种桑养蚕事业的发展，因而使得关中地区形成了寡蚕桑的局面（《唐代关中地区寡蚕桑的原因试探》，《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然而本期同人，多数不同意此说。杨希义指出，所谓“关辅既寡蚕桑”，是与河南、河北以及江南诸道比较而言的，只不过说明当时关中蚕桑和丝织品的数量已经落后于以上诸道，不能完成朝廷所规定的庸调绵绢这数，以致出现“贱粜贵买”现象，决不能以此认为关中的蚕桑丝织业生产就绝迹了。另出现关中市场无土绢交易的现象，可能是受到价值规律的影响，不能由此得出唐代关中不产绵绢的结论（《唐代关中无丝绢说质疑》，《人文杂志》1987年第4期）。史念海对今陕西地区蚕桑业的历史发展作了深入考察，他说唐代长安及其附近各地，到处桑株蔽野，绝不是寡于蚕桑的地方（《陕西地区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河山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
第二，安史之乱后的蚕桑丝绸状况
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前引史念海文指出，唐中叶后，关中西部也曾经有过兵荒马乱的灾害，但不能因此就说蚕桑事业就急剧衰落下去。卢华语则在重点考察了唐后期关辅地区的蚕桑丝绸业后指出，唐后期，渭水中下游畿辅地区的蚕桑丝绸业仍有发展，和北方其他地区相比，其发展速度似较快。在西起陇州，东至华州的整个秦中渭水流域，蚕桑丝绸业十分兴旺发达（《唐代蚕桑丝绸研究》）。前引赵著第二章则认为，唐后期关中地区的丝绸业已大不如前。
关于黄河下游，巫宝三对《朝野佥载》、《太平广记》卷243“何明远”条关于唐代定州丝织商人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这条学界很熟悉的史料，进行了新的解释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1.唐代政治上贱商，但在宦官政治及边境军士与富商大贾相勾结情形下，何明远以经营丝织业而兼驿丞小吏，因而能取得经营与东胡人贸易的特许权，这种情形只是特例，而不能发生在其他地区，这是为什么在唐代其他地区没有类似记载的原因；2.何明远经营的丝织业“家有绫机五百张”，只可能是全州三驿附近五百户农家织机，这五百户与他有合约，其织品归他包销，而不是何明远自有织机五百张。以史料说，何明远的织业时盛时衰，亦可见他并未营建大规模手工工场，从一个以买卖丝织品为主的商人转变为一个以织造丝织品为主的商人兼工场主（《试释关于唐代丝织业商人的一则史料》，《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对长江流域的研究，多集中于上游的四川和下游地区，对中游的研究相对薄弱，然尤以对下游的研究较有新意。范金民、金文在对唐代江南地区前后期贡品中丝织品的品种、数量、色彩等进行对比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唐后期的丝绸业状况，并得出与学界流行观点相左的结论，认为唐代后期江南丝织业仍然屈居于北方和成都地区，以及仍在扬州地区之下，而只是地位较之唐前期有所提高，江南丝绸业要赶上和超过传统地区的丝绸业，还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江南丝绸史》）。拙文《唐代长江下游蚕桑丝织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重点分析了唐代前后期长江下游蚕织业发展的特点，认为唐前期的特点是产地扩大，遍及大江南北和发展深度，规模空前。后期特点为花色品种多，纹饰图案别具特色；产品质量全面提高和产品产量大幅度上升。拙文《唐代长江、黄河流域绫织物的有关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对长江下游绫织物的图案、组织结构等作了分析，指出长江下游绫织物图案以生动的折枝、缠枝花鸟式为主；在传统的平纹类组织流行的同时，已大量采用唐代始兴的斜纹类组织，并有质地较为稀薄的特色。蒋琦亚《湖州丝绸发展的历史思考》（《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陈友益《论湖州丝绸文化》（《湖州师专学报》1993年第4期）等文，均从不同角度对著名丝绸重镇湖州的丝织业作了探讨。
三、丝绸产品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过去较少，然在选题上颇有创新，研究者多以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资料对丝绸纹饰、品种、织造工艺、特色、产量等进行了探讨。
宋伟对甘肃、新疆发现的隋唐丝织品进行了探讨，指出从隋唐时代开始，我国织锦就逐渐采用纬锦的织造方法，盛唐时期几乎全部放弃经锦，专织纬锦。纬锦逐渐代替经锦，是这段时期织锦的发展趋势，从而形成了隋唐时期的特点。宋文还对锦、骑、绢、纱等织品的纹饰、染缬等进行了研究（《北文文物》1986年第3期）。
卢华语对唐后期长江下游的丝绸产量进行了定量分析，她从江南地区的赋税在全国所占比重入手，通过大历元年按亩征收青苗钱总数，推算出江淮地区的耕地面积，又据元和七年令规定“每田一亩，种桑二树”，算出江淮桑树总数，进而推算出江淮丝绸产量为每年不低于3400万匹绢，是天宝年间全国一年庸调绢的4倍多（《唐后期长江下游丝绸产量小议》，《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第2期）。许新国等对都兰出土丝织品的纹样、织造工艺、特色等进行了研究（《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15——16期》吴淑生、田自秉《中国染织史》设专章探讨了隋唐的染织工艺，给读者介绍了丰富多彩的丝绸新品种和新技法。郑学檬等《唐代丝绸图案的民族特色》（《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拙文《浅谈唐代绢和锦的地方特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唐代丝绸艺术的时代特色》（《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等，把经济史与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主要探讨了唐代丝绸的艺术特色及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
王亚蓉《法门寺塔地宫所出纺织品》（《文物》1988年10期）、袁宣萍《唐绫略说》（《浙江丝绸工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等文，或用考古资料，或用文献资料对唐代丝织品进行了研究。
四、贸易与中外交流
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有新的发展。论者更多地注意到中外丝绸文化的交流及其产生的影响，然多流于一般的定性描述，而缺乏定量分析和较深层的探讨。
赵丰通过对敦煌、西州两份物价表中丝绸价格的比较和对练、银、铜竞换比率的计算及对其不同用途的比较后得出结论，认为唐代的大量丝织品（主要是练绢）在丝绸之路上的流通，主要是充当货币，更准确地说是充当硬通货。丝织品在唐代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商品，不如说是货币（《唐代西域的练价与货币竞换比率》，《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他的《古代中朝丝绸文化交流》（《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对汉唐时期的中朝丝绸交流的途径、品种、路线及影响等进行了探讨。朱新予主编《中国丝绸史》第五章第三节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交流与外传”，分别对国内官方丝绸的集散、民间的丝绸交流；对外丝绸的陆路交通、海外交易以及国内外丝绸技术的交流及影响等进行了论述。陈炎《东海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认为，唐宋时期是东海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并对中国丝绸通过东海外传日本、朝鲜的状况及其影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拜根兴《唐长安的丝绸贸易》（“丝绸之路与丝绸文化理论研讨会”交流，1995年5月西安）认为，长安丝绸贸易有赏赐和市场贸易两种形式。杨昌俊《唐代丝绸的生产组织与贸易略述》（出处同前）对古西去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状况进行了概述。武复兴《丝绸之路与唐长安的繁荣》（出处同前）也对唐长安的丝绸贸易进行了介绍。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唐代蚕桑丝绸的研究颇有成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以往的研究从方法上看，主要侧重于单纯就蚕桑丝绸研究蚕桑丝绸，视野欠广，对于相邻学科的方法和成果很少注意，特别对于历史地理学及有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很少注意，虽然部分蚕桑丝绸史的研究中，已出现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但还不够，需要扩大这种这种联系，以使研究工作深化；从内容上看，过去的研究基本集中于蚕桑丝绸产地、生产规模、特点、分布重心、发展水平、生产技术、丝绸贸易、交流等方面，从研究地域上看，又主要集中于丝绸之路沿线、长江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即发达或次发达地区，对后进地区、尤其对民族地区的研究却十分薄弱，均有待于今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