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与中国经济学之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改革开放以来，处于过渡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引发出中国经济研究的空前繁荣局面。但稍加审视就发现在表层的繁荣之下，中国的经济学却都正在为基础理论经济学在事实上的缺位而困扰，形成了“繁荣中的窘困”现象，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经济学工作者的关注与思考，回顾和反思新中国成立以后理论经济学在中国的演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我们深深地感到学习与借鉴各种理论和分析方法固然重要，但根植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才是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关键所在。
一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建国初到7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从90年代初起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理论研究中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奉为圭臬，并结合中国的政策纲领，进行规范分析，为制度的优越性进行论证（其实是论而不证），研究中存在许多不能逾越的雷池。第二阶段的特点是对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对现代经济学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并真正地实证研究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一阶段理论经济学在中国有了真正的进步。第三阶段开始的标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针及其观点的确立，这一思路的确立打破了许多束缚人们思想的教条，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加之实践发展的需要，建立一套体系完整、逻辑一致，符合实际并能为改革和发展提供指导的经济理论成为当务之急。回顾这三个阶段中理论经济学的状况，我们可以发现理论创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缺乏创新的阶段，理论经济学僵化空泛，令人窒息；富于创新的阶段，理论经济学则显得生机勃勃，充满朝气。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之所以能取得的巨大成绩就是在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积极务实地利用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出发，不断地进行总结研究和理论创新的结果。
在认识到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和它对中国经济学的贡献的同时，我们又不能不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现状感到深深的忧虑。目前，在学术界存在着“创新缺乏症”，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无创无新”。现在中国经济类杂志和刊物不下数百种，但就其内容而言，许多文章完全是他人观点的汇集整理，并无创新可言。比如，当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现实经济问题时，引起争论的往往是从对经典著作中一些个别论断的不同理解开始，论证的最终结果充其量也只能是各自对经典理论的不同理解，而对于一些新的理论假说往往只是从现有理论的结论中去寻找批判的根据，而不是讨论其是否在逻辑上能够成立和能否更科学地解释现实中的问题，最终的结局则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论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地被重复而难以取得进展。二是“有创无新”。由于缺乏对前人观点的系统整理和理论上的继承性，在学者之间又缺乏广泛交流观点的机制和条件，从而使许多研究者的研究都不是从某一领域的最前沿做起，而只能是从较低的起点开始，浪费了大量时间精力，皓首穷经，自以为可成一家之言，但其结果却往往是“创”而不新，许多观点其实前人和别人早已说过。这是对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极大浪费。三是“有新无创”。一些人从西方经济学中引入某些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看似新鲜，但由于对原有理论在理解上生吞活剥，使用上生搬硬套，没有在区分经济运行的不同背景以及理论的适用性上下功夫进行研究和改造，结果要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话，要么是毫无实际意义的新鲜名词的堆积。
这种“创新缺乏症”使得在目前的经济学研究中“低水平重复制造”的情况非常严重，极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
科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轨迹，它的任何进步都是在前人基础上通过点点滴滴的创新所取得的。而这些创新又必须根植于实践的土壤中，是适应于实践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持续发展，整个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提出之后，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许多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情况和新矛盾，比如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如何处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如何加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已有的理论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从而也就可以成为推动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中最重要的不是急于构建宏大的理论框架，提出各种各样的体系（有人戏称每个中国经济学家都是一个宇宙、有一个自己的体系），而是要在学习和借鉴各种理论的基础上，从中国的新经济实践出发，进行那怕是微小的然而是创新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对于理论创新的问题，我们认为，首先，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至少可以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在对同一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时，验证传统理论的逻辑前提或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是否一致进而提出新的理论假说，并以经验事实为基础进一步证明其逻辑一致性，如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对于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和发展；又如现代社会主义理论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否定和发展；再如，有限理性对理性行为的否定与发展等；二是经济学原理被扩大适应范围，应用于新研究领域并做出符合实际、逻辑一致的理论解释，如公共选择理论之对于理性行为理论，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经济分析之对于微观经济学理论；三是当现有经济理论解释不了新出现的经济现象而需要提出新的理论进行解释，如发展经济学之对于经济增长理论，如当前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理论研究之对于原有的经济学理论等。总之，对于经济理论创新不宜作过于狭隘的理解。既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已超出了现存经济学理论所能够解释和解决的范围，那就必然有赖于经济学家从实际出发，检验现存理论的有效性，并通过深入研究提炼出新的理论来。
从历史的角度看，作为舶来品的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现实总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在上述中国经济学理论史中，努力将外来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并试图加以某些修正和发展始终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主流，这是不奇怪的。尽管这种“创新”在后人看来可能不够成熟，甚或是幼稚可笑的，但只要研究者是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积极的探索，就是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的有益尝试。正是本着这样一种探索精神，才会有三四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大调查、大辩论，才会产生以张培刚先生那篇被称作发展经济学奠基之作的博士论文为代表的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论著问世。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探索精神，才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突破苏联教科书的范畴体系的束缚，根据我国实践发展的要求重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尝试，也才有一系列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论著问世。
其次，至于理论创新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立，那除了要看这种理论是否是对已有理论的前提、适用范围或在新问题研究上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而且还要看这种理论在逻辑上是否能够一贯到底自圆其说，其逻辑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符。理论批评、争论、接受、修正、摒弃也只有由此出发才能形成规范化的理论发展机制。
其三，至于经过创新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社会所接纳并成为主流经济理论，则主要取决于这一理论所抽象出的分析变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及其政策性推论对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有用性如何。由于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所抽象的变量不同或进行不同的组合，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学派之争，然而这并不可怕，相反的它往往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因为，一方面有争论就意味着有竞争和比较，都试图影响社会生活、影响政府决策，因而都必须先完善自身的理论，以便形成一个理论和政策分析的“卖方市场”，这对社会选择和政府选择无疑会起积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真理不可能被某一理论所穷尽，相互争论有利于发现对方之长和己方之短，也有利于修正和完善自己已有的理论，对经济科学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以上三个方面是推动理论创新的基本要求，在实际中，“创新缺乏症”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理论假说、批评、争论、接受、修正、摒弃的创新发展机制和各种理论进行平等竞争的机制。同时也与没有找到理论创新的突破口有关，这种状况需要我们经济学工作者共同努力来改变。
三
积极探索，实现理论创新，重建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学是迈向21世纪中国经济学家的光荣使命，但这项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较长时期的艰苦劳动的过程。
因为就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逻辑来看，社会实践的需要，经济运行与发展过程的内在矛盾暴露的程度和理论积累是经济学实现较大创新的三个基本前提。中国经济学理论落后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的现实已经提出了经济学在中国要实现理论体系、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创新的任务。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毕竟还未充分发育，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许多矛盾也不可能显露得十分充分，转轨过渡时期的经济运行中新旧体制之间的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规律和机制又很难在短期内获得一个清晰和全面的认识，再加上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既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又有后天失调的弱点，亟需一个再学习、再调整的过程。所以，全面的理论创新在短期内是难以完成的，这将是跨世纪的任务。然而这并不排斥我们现在可以进行力所能及的工作。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进行理论创新的突破点可以集中于两个方面：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制度是影响人类经济行为、资源配置与经济绩效的最基本变量。人类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某种特定的制度环境中，依据各种具体的制度安排，对赢利机会所做出的反应。因此，制度分析是经济学分析的基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建立在制度分析基础之上的，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财产制度、分配制度，指出其存在的内在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的运动规律，从而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因而马克思被认为是一位真正的制度经济学家。西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已有100 多年的历史，它的创立者凡勃伦和康芒斯认为应当从整体的、演进的角度，通过分析制度并将其作为一个变量加以处理，从而来理解和把握人类行为和提出政策性建议。六七十年代，舒尔茨、诺斯等人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分析制度，对制度的基本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作出不同制度安排选择的原因，以及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等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将原本被认为是外生变量的制度纳入了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创立了新制度学派。
西方经济学中之所以长期忽视对制度的研究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竞争性的市场制度是基本稳定的，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的发生并不频繁和剧烈，因而也就较少被人关注。而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可以预计在今后的几十年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断加快，必将伴随着一个制度创新浪潮的掀起。处在这一浪潮中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既有丰富的材料和案例可供研究，又有大量前人的理论可供借鉴，因此完全可以期待在这一过程中会有大量的理论创新涌现出来。目前，中国经济学界中已经初具规模的关于过渡经济学的研究就是这些创新的发韧。从国际上看，迄今还没有一个国家顺利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的大国，其制度变迁的经验无疑将具有世界性意义，而从这些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新理论也将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另一个生长点是经济发展研究。“发展是硬道理”。实现经济高效快速发展是当前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活动中的主线，改革说到底也是为了促进经济的迅速增长。因而抓住了发展问题，就抓住了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同样，抓住经济发展研究也就抓住了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生长点。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它的研究领域涉及到发展中国家各方面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增长、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劳动力流动、对外贸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等。这些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同时，由于发展经济学多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而得出的各种理论结论和政策建议，其最致命的弱点是许多理论脱离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往往是一厢情愿地构造空中楼阁，其结果是有些理论在实践上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因而，西方发展经济学正面临日益困窘的境地。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却是蕴藏着新理论的“富矿”，生于斯长于斯的经济学家们完全应该而且有可能在借鉴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特殊的研究对象，在探寻中国摆脱贫困，加速实现工业化，提高人均收入的道路上，做出理论上的创新，从而为发展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国际影响的逐步增大，在发展问题上的理论创新也将为理论经济学在中国的前进提供丰富的营养。
总之，时代呼唤着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们面临的神圣使命。只要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吸收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一点一滴地积累总结经验，在理论创新上既不要“唯洋人之马首是瞻”而妄自菲薄，又要避免盲目的妄自尊大和拒绝接受世界学术发展的有益营养，那么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学的全面繁荣与发展就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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