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市场中的过度竞争及其问题
——欲求膨胀、策略性行为和社会资源浪费
朱富强
[河南大学，开封 475004]
摘 要 ：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持的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市场价格信号能够充分披露信息，从而实现合作共赢之完全竞争。但是，这一论断是建立在行为者只关心个人的绝对利益并具有长远理性之基础上的，而现实市场主体却不仅关注其绝对收益，而且还关注相对收益，从而就会导向过度竞争。正是由于市场上的过度竞争滋生了无限膨胀的欲求，欲求的不断膨胀则加剧了相对位置的争夺；进而，相对位置的争夺又引发了策略性行为，策略性行为则导致内生交易费用飙升，并在对私人信息的众多中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
关键词 ：过度竞争；欲求膨胀；策略性行为；资源浪费；租金耗散
一、前 言
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之所以推崇市场，其逻辑基础在于，它不仅将市场主体设定为完全理性的，而且将人类理性仅仅局限为经济理性。显然，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经济理性暗含着，市场主体仅仅关心自己的货币利益或者物质效用最大化，而不关心他人的利益和效用。具有完全理性的市场主体经过长期互动则会“设计”出一系列的信息披露和传达机制，并将这些信息凝结在价格之中，以致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不仅包括了最丰富的信息，而且是最廉价的信息传播机制。正是基于这两大基石，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推衍出了有效市场理论：有效市场上的价格信号不仅能够充分反映过去收益和当前一切可获得的公开信息，同时还对非公开的信息异常敏感，能立刻反映出全部公开和非公开的有关信息。相应地，基于有效市场理论也就得出了有效市场信念：市场机制能够引导孤立个体之间进行自发的合作，促进人尽其才和物尽其用，从而推动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的不断扩展。
然而，现实世界中的市场主体远非经济人所假设的那种相互冷淡的原子个体，不仅它的偏好和行为往往会受他人或集体行为的影响，而且也会关注他人或社会的利益；相应地，受私利激发的市场主体不仅关注自己的绝对收益，而且还关注与他人相比较的相对收益。[注] 朱富强：《逐利行为、市场外部性与社会困局：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及其问题》，《当代经济管理》2019年第1期。 很大程度上，正是对相对收益或相对效用的追求塑造了现代市场的两大特征：(1)导致了人类欲求的无限膨胀，并引发相互倾轧的过度竞争和社会资源的无效配置；(2)导致了信息的匿藏和噪音的制造，并引发扭曲性竞争和内生交易费用的急速上升。显然，只要基于这一前提的推理，我们就可以揭示纯粹市场中的过度竞争及其导致的市场无效性。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信奉的有效市场依赖于一系列条件，满足上述条件的市场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同时，社会互动中还衍生出一种群体心理，由此导向了显著的集体非理性，进而造成社会发展的无序性。显然，这一点已经为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也得到明显的反映。为此，本文从非经济理性的角度来探讨市场主体所追求的真实效用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度竞争，进而剖析过度竞争对市场机制的扭曲和社会资源的浪费等问题。
二、过度竞争引发的人类欲求膨胀
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的效用已经不再仅仅体现在生理的满足，而越来越体现为一种社会效用。譬如，一个人对某种消费的评价往往可能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状况：如果周边朋友都拥有私家车或者iphone，而自己没有，可能就会觉得有失面子，从而萌生出购买的欲望；同时，如果自己先于朋友购买了iphone4可能会觉得很有满足感，而当别人拥有iphone6后则会觉得自己的商品极大地贬值了。为此，凡勃伦写道：“任何现代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所以要在消费上超过物质享受所需要的程度，其近因与其说是有益在外表的消费上争雄斗富，不如说是出于一种愿望——想在所消费的财物的数量与等级方面达到习惯的礼仪标准。”[注] [美]托斯丹·邦德·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7页。 也就是说，人们所追求的越来越主要是相对效用而非绝对效用，这就是消费的外部性。进而，当人们的需要超过了生理本能而进入心理层次，并且所追求的不再局限于真实需要(needs) 的满足时，就产生了不断膨胀的欲求(wants)，体现为无限的要求。
同时，不仅社会效用主要取决于社会竞争中的地位，而且欲求本身也主要为过度竞争所激发。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优胜者和落败者的分化，而优胜者往往可以获得高于其劳动贡献的报酬，落败者则不得不接受基于程序正义的剥削和掠夺。[注] 朱富强：《“蟑螂性生存”还是“优胜劣汰”？基于现实收入分配之决定机制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2期。 为此，在基于市场机制进行分配的社会中，每个市场主体都会努力追求优胜者的地位，从而就会激发出不断升级的过度竞争。同时，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人们也日益注重相对需求的满足，追求那些基于相互攀比、争斗以及压榨的相对效用，从而必然导致不断升级的过度竞争。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对纯粹市场竞争的强调，使得人们追求物质积累的同时，也逐渐将物质积累活动变成了自身的目的，从而引发了欲求的膨胀和金钱的竞赛。因此，这里就过度竞争所引发的欲求膨胀及其对社会福利和社会秩序的影响作一分析。
事实上，在《通论》出版之前6年的1930年，凯恩斯在《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曾预言，大萧条只是短暂的调整期，人类100年内就可以完全解决经济问题，后代将更加富足。确实，当前的生产力已经空前提高，物质产品也已经极大丰富，英国(2030年)的人均收入比100年前远不止提高了凯恩斯所预计的四至八倍。问题是，人们的幸福感似乎并没有多大提高。为什么呢？根本上在于凯恩斯所区分的两类需要：(1)绝对需要，是无论同类人的境况如何，人类都会感觉到的需求；(2)相对需求，是只有在得到满足之后能提升我们的地位，进而能让我们觉得比同类优越的时候，才能感觉到的需要。在凯恩斯看来，绝对需要是可以满足的，即使可能要100年，这样的经济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从而不是人类“永恒的问题”；但是，相对需要却是无法满足的，因为它源自心理冲动和文化意识，从而应该成为人类“永恒的问题”。
不幸的是，在凯恩斯提出这一洞见后的40多年里，经济学界却很少关注这一问题。只是到了1976年，牛津大学的赫希(F.Hirsch)才重新关注这一问题：西方经济增长带来的往往是令人痛苦的失望，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是理想的破灭。赫希将现代市场体系的产出分为两类：(1)物质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那些能满足与消费同类物品和服务的其他人无关的个人欲望的产品(和服务)，这也是满足凯恩斯绝对需要的物品；(2)地位产品(和服务)，它们对于任何个人的价值取决于经济中的其他人消费同样货物和服务的程度，这也是满足凯恩斯相对需要的物品。显然，物质产品的满足直接取决于资源的供给以及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其生产适用于机械化和技术创新，传统经济学也是在这个框架下分析产品供给和经济增长问题；与此不同，地位产品的供给与生产它们所需要的资源却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这种产品的满足恰恰来源于它们的相对稀缺。
“已经摔死了十七个匠人了，”带领他们在舟中引眺的剑南节度使说，“真正凿到佛足，可能还需要一个甲子的工夫。”
上次车子来接她，倒是准时到的。今天等这么久，想必是他自己来接。倒也好，不然在公寓里见面，一到了那里，再出来就又难了。除非本来预备在那里吃晚饭，闹到半夜才走——但是就连第一次也没在那里吃饭。自然要多耽搁一会，出去了就不回来了。怕店打烊，要急死人了，又不能催他快着点，像妓女一样。
与过度竞争相伴随的欲求膨胀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对相对效用的偏好以及对地位产品的争夺，由此就产生了当前福利经济学和消费经济学领域中的位置消费理论。位置消费理论主要是指，人们在社会中的竞争已不再局限于满足物质需求本身，而是努力获得因社会地位和竞争的胜利而产生的被承认感；因此，为了达到这一点，就只能进行更为激烈的竞争，这使得人们变得更为好斗，更不安分，也更不满足。事实上，在自由市场支配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不再追求简单的物质和生理的满足，而是追求相对经济地位，包括相对收入、相对效用、相对炫耀性消费等。正因如此，欲望永远不能满足，而且，新欲望产生的速度几乎与旧欲望得到满足的速度一样快，甚至更快。凡勃伦写道：人们“累积财富时所寻求的目的，是在争取在资力上与社会中其余成员相形之下的优势。一个普通的、正常的人，如果在这样的对比下显然居于劣势地位，他就不免要一直在怨尤中度日，不能满足于当前处境；如果一旦达到了社会的或社会中属于他的那个阶级所谓的正常的金钱标准，他原有的长期不满情绪将为另一种心情所代替，那时他所片刻难安的将是，怎样使他自己的金钱标准与这个平均的金钱标准之间的差距能够扩大、再扩大。但个人之间的这种歧视性对比的演进是无止境的，在这种对比下的个人绝不会居于那样的有利地位，以致在金钱地位的角逐中，跟他的竞争者相形之下，竟不想再爬高一步”。[注] [美]托斯丹·邦德·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6-27页。
可见，尽管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往往强调，市场竞争可以更好地满足个体的效用，但实际上，过度竞争使得人们所追求的是相对效用，而相对效用则根本上是无法满足的。凡勃伦指出，人们消费所依据的“标准是由伸缩性的，尤其是如果金钱力量有了任何增长，只要有足够时间使人得以习惯于这种增势，使人在随此增势而来的新的、规模更大的消费中获得了便利，标准是可以无限制提高的”。[注] [美]托斯丹·邦德·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76页。 同样，哈耶克也指出：“一个人为之努力的即时性目的，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中，都在于获取某些可以被用来满足位置的未来需求的手段——在一个发达的社会里，人们最频繁使用的那种能够有助于实现其大多数特定目的的普遍手段就是金钱。”[注] [英]费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3卷)，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即时性目的的追求，市场竞争的结果导致了人的欲求的膨胀；同时，市场经济对金钱货币的大肆引入，又使得人类社会中把人类劳动满足自身需求的原初动机逐渐转变成了对货币的追求。这样，随着商业主义的发展以及相应社会制度系统的形成，人们的日常生活就被扭曲了，越来越金钱化和官僚体制化，越来越不以语言媒体而以金钱和权利为媒介进行交往。
三、欲求膨胀引发的相对位置争夺
相应地，赫希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指物质产品的增加，而这种经济增长同时会衍生出新的问题。究其原因，更多的产出意味着更高的收入，而更高的收入为人们带来了增加和扩大他们的消费范围的机会，以致人们的消费模式就会从物质产品转向地位产品。这种转变又带来两种后果：(1)那些以纯粹的社会稀缺为特征的地位产品，因为供给上受到绝对限制而使得价格必然提高，大多数人对此只能望洋兴叹。(2)那些因扩大使用而导致稀缺的地位产品，随着因收入提高而导致需求的增加，就会出现消费“拥挤”现象，更多人消费这种地位产品时获得的满足感也就会下降。因此，赫希认为，物质经济增长尽管提高了凯恩斯意义上的绝对需要的满足，但它与欲望的满足转向地位产品的需要相结合，却带来了无法实现的预期，不断增加的物质丰裕将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幸福和更满意的生活这一传统信念是虚幻的。[注] [美]华莱士·C·彼得森：“权力与经济绩效”，载[美]马克·R·图尔、沃伦·J·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张荐华、邓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9-124页。
这里，凡勃伦先驱性地把从消费中获得的物质满足称为第一级效用，而把从争名、显示财富以及炫耀性消费中获得的满足称为第二级效用。而且，凡勃伦将进行位置博弈而实施的手段归结为两种：(1)通过破坏他人的财产，如偷、抢、骗、砸等，从而降低他人的财产、收入和消费量来相对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这就是所谓的内耗。(2)通过竞争，如加班加点、各国通过掠夺性开发资源来提高GDP等，从而使自己的收入和财富增加来达到相对地位提高的目的，这也就是所谓的外耗。显然，对产生第二等级效用的炫耀性消费的追求将导致社会的极大浪费，因为一个人从炫耀性消费上得到效用必然是另一个人第二等级的效用的丧失，它们是相互抵消的，即对第二等级效用的追求是个零和博弈。因此，在相对效用的追求过程中，斯密倡导的“无形的手”就失去了它的魅力，“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也日益枯萎；相反，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往往会不惜损害他人或共同的利益，而且还可能因为拥挤及为保持地位优势而使防御性开支不断增加。
白菜白斑病是秋季对白菜危害较大的病害，大片发生时田间白菜外叶常发黄枯死，严重影响白菜的品质和产量。对种子进行处理是目前生产上防治病害的一种方法，温汤浸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植株的抗病性，同时对种子进行药剂拌种处理，例如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可以预防白菜苗期病害。化学防治是田间防治病害见效最快的方法，也是目前对于病害常采用的防治方法。病害未发生时可用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用64%杀毒矾可湿性粉剂600倍液喷雾，每隔10天左右喷1次药，连喷2～3次，能起到较好的防治效果，提早防治既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减少经济投入也可以减轻病害的发生。
通过设计实验课程体系，与知名企业进行合作，开展烹饪文化研究，多方面开阔视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各种烹饪大赛设计活动，使学生掌握科学的制作方法，从而提高学生独立操作和探索的能力。
（四）摄影藏品“罗苏文摄李铁夫像”，尺寸较大（高83.5厘米，宽55.7厘米），相片右下角有香港著名摄影师罗苏文先生英文签名及“48”二字，是李铁夫晚年形象的经典写照（图17）。
其次，在相对效用的追求中，社会利益往往遭到更大的损失。事实上，由于第二等级的社会总效用是不变的，当大量的资源和精力从物质领域转移到第二等级领域时，也就降低了第一等级的社会总效用，从而造成社会总体福利的下降，这实质上也就是一个“抢瓷器”的过程。特别是考虑到社会本来就存在着等级差距，这样一轮接一轮的恶性的竞争，将促使社会进入一个“低水平福利的恶性争夺陷阱”。显然，图1所示的位置消费博弈矩阵表明：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追名逐利的风气比较淡薄，社会以有序的方式发展，这时处于社会上层的甲得到10单位相对效用，而处于社会下层的乙得到5单位相对效用，此时整个社会的总效用是15。一般地，如果处于一个攀比功利的社会，我们首先假定乙安于现状，而上层的甲则追求更多效用差距，他就可能努力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致使乙的相对效用大大下降，而社会总效用也下降到13。相反，如果甲逍遥自在，而乙则由于对甲充满嫉妒而进行攀比，他就会不惜耗费更多的社会资源甚至是破坏性行为，以缩小与甲的差距，这样导致整个社会的总效用下降得更大，为12。进一步地，如果这种相互的攀比、破坏进一步升级，则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损失更大，整个社会的总效用只有11了。
图 1位置消费博弈
可见，位置消费理论清楚地揭示了市场上为追求相对效用而进行过度竞争的现实。有经济学家就曾对哈佛大学学生做过一个简单调查，被调查者要求在两种方案中做出选择：在A方案中，你赚5万美元，其他人赚2.5万美元；在B方案中，你赚10万美元，其他人赚25万美元。结果，多数人选择了A，即少赚钱但比身边人赚的多。而且，由于位置争夺是一种零和博弈，由此主导的市场竞争秩序就必然会日趋恶化，乃至丧失互惠合作的社会基础。不幸的是，自边际效用学派以降，尤其凯恩斯倡导提高有效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开始，经济学就一直在努力营造这种促使欲求膨胀的心理和社会氛围：铺天盖地的广告怂恿人们不断喜新厌旧，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多么地落后于潮流。正是受物质主义的影响，现代社会中生产组织本身的使命也被视为不断创新，不断创造新需求。例如，通用汽车公司的副总裁凯特林就宣称：“经济繁荣的关键是有组织地创造不满足感。”[注] [美]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林季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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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对效用争夺引发的策略性行为
市场竞争根本上是力量的博弈，市场竞争的结果根本上也取决于互动双方的力量对比；相应地，优胜者也就是市场竞争中的强势者，由此也获得了更大比例的市场收入，而收入又会进一步增加它的竞争优势，由此就滋生出市场收入分配中的马太效应。这样，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胜，每一方都会努力提升自身的势力而削弱对方的势力。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竞争本身不仅体现了力量，而且滋生了权力。相应地，由追求相对效用所引发的过度竞争主要激发一种征服欲、扩张心而不是生产力和合作情，尤其是，商业经济的发展更是促使人们将对权力的欲求转变成了“曲线”式的对金钱的追求。
在某种意义上，内生交易费用也就是人们争夺分工利益时产生的费用，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狭义内生交易费用是指交易中人们争夺分工的利益，每个人都希望分得更多的利益，而不惜减少别人从分工中得到的利益，从而导致分工利益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产生资源配置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扭曲；广义内生交易费用则是指凡是在决策的交互作用发生后产生，超过现有技术最佳运用所需成本以外的额外费用。显然，从广义交易费用的角度，在互动的社会中，各自不相协调的行为所造成的超过相互合作所需的额外费用都可以被视为内生交易费用；同时，不确定是合作无法达成的关键，而不确定又与信息的不对称和伦理的不信任有关。例如，巴泽尔在1985年的《交易费用：仅仅是成本吗？》一文中，用买草莓时因挑选而损害一些好草莓的例子，说明由于存在不信任引发“过分选择”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同时，他利用挑选草莓的例子将交易费用定义为：一些人能够让另外一些人支付成本而自己得好处，所有的人付出的成本减去技术成本就是交易费用。[注] 参见汪丁丁：《制度研究框架漫谈》，载张志雄主编：《中国经济学的寻根和发展》，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
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总交易费用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例如，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等人的考证资料表明，美国从1870年到1970年期间的交易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由25%上升到60%。[注] [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载[法]克劳德·梅纳尔：《制度、契约与组织》，刘刚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 之所以如此，这与社会信息机制产生的外生交易费用以及由道德伦理因素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有关。一方面，技术不断进步、市场逐渐完善、商品日益繁多等都会使得信息机制越来越发达和信息成本逐渐下降，从而降低单位的外生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市场竞争的加剧强化了工具理性之间的冲突，促生了大量的策略性行为，从而提高了单位的内生交易成本。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内生交易成本。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姆森就指出，交易成本的存在取决于三个因素：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威廉姆森这里所讲的交易成本主要就是内生交易成本。事实上，威廉姆森对机会主义下的定义就是：信息的不完全的或受到歪曲的透露，尤其是指信息方面的误导、歪曲、掩盖、搅乱或混淆的蓄意行为，它是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实际条件或人为条件的原因，这种情况使得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注] Williamson O.E.,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 ,Relational Contracting . New York: Free Press,1985，pp.47-48.
3)文中所指主干航线是指运往港口群以外港口的航线，支线航线则是指在港口群内分配的主干航线货物的运输支线。
为了认识内生交易费用，我们可以剖析两类行为：(1)非策略行为。指人们不直接对别人的自利行为做出反应，而根据自己的一定方式追求自利的行为，它主要是行为者根据自己所拥有的信息相对于自然采取行动。显然，这也就是罗尔斯所推崇的相互冷淡的人的行为。但是，基于相互冷淡的自利基础上的行动往往也会陷入“理性的陷阱”，使得真正的、长期的利益难以达致，囚徒困境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非策略性行为也会产生高昂的内生交易费用。(2)策略行为，则是指在人们的自利行为之间发生直接的交互作用中追求自利的行为。对策行为又可以分为两种：Ⅰ.非机会主义对策行为，即利己不损人或通过利他来达到为己的目的，在这种动机下，往往可以达成合作均衡，因而常常可以抑制内生交易费用的产生；Ⅱ.机会主义对策行为，即只为利己而不惜损人的行为，特别是在追求相对效用的社会中，有时甚至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这种动机和行为显然会造成更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和更高的交易费用，因而是内生交易费用中值得特别关注以及应该首先抑制的部分。
同时，社会力量对比本身往往取决于当事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对市场信息的掌控程度，相应地，每一方都会努力隐藏其信息以获得更具优势的谈判，并以此采取策略性行为。因此，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往往并不是信息的传播，而是信息的压制，不是信息的完全化，而是偏在化，这也是过度竞争的基本特征。相应地，市场过度竞争的结果往往也不是逐渐降低而是提高了交易费用，尤其是提高了内生交易费用。究其原因，交易费用往往与信息和信任度有关，但是，(1)纯粹市场竞争并不能提供完全信息，反而可能促进信息的偏在。(2)纯粹市场竞争并不能强化社会合作，反而会滋生不信任。
首先，在相对效用的追求中，个人的幸福往往不会获得增加。一般地，由于这些位置商品往往是数量有限的，因而就不是人人都能获得的。哈罗德为此创造了“寡头财富”来描述这一类型的产品。在现实生活中，诸如高级住宅区的住房、在最好的餐馆里订的座位以及最具身份的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资格等都属于“寡头财富”。显然，如果更多的人希望获得这些寡头财富，那么，就会出现两种情形：(1)这些标志地位的商品的相对价格被提高到保持其精英特点的水平。事实上，除了特定的具有绝对固定数量的商品(如职位)之外，当更多的人来竞争这些数量稀少的象征地位的商品时，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会被抬高到更高的水平。(2)这些商品被过多的人拥有而失去其精英的地位。事实上，随着使用这种有身份商品的人数的增加，其带来的享受可能在繁荣现象的早期较大；但在越过一个特定临界点后，需求的扩展最终会破坏标志身份的商品本身的特性，使它贬值为大众化的东西，从而使得人的效用下降。
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信息越不对称、市场越不发达、道德伦理越衰落、社会信任度越低下，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就越严重，亨廷顿所描述的“普力夺社会”就是如此。[注] [美]萨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外生交易费用越来越小，而与市场伦理相关的内生交易费用则越来越凸显。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写道：“我们确实已经拥有了非常出色的信息加工和信息传输技术，但是，现代金融世界令人肃然起敬的专门加工即使只是进一步降低了已经非常低、从宏观经济上看已无足轻重的交易成本。同时，与从原理上看可行的程度相比，过去技术的实际使用状况令人失望。我们祖先用账本和电报创造了一个比我们用计算机和卫星更广泛的资本市场。另外，虽然现代资本市场可以加工含有比过去更多的信息的指示，但在使用信息方面——也就是说，根据已有的事实做出合理的判断——在80年代却比任何人期望的都更糟。”[注] [美]保罗·罗宾·克鲁格曼：《汇率的不稳定性》，张兆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5-76页。
可见，为了在相对效用和地位产品的争夺中取胜，参与竞争的每一方都会努力采取策略性行为，从而必然就带来了内生交易费用。这意味着，市场竞争并不必然降低交易费用，反而会导致交易费用的攀升。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尽管市场交换越来越发达，但主要体现内生性交易费用的经济运行摩擦度却越来越高。这正说明了纯粹的自由市场本身存在缺陷，纯粹的市场是机会主义的温床。而且，越是推崇市场活动中的经济人行为，机会主义取向就越泛滥，因为机会主义本身就是经济人的一个基本特征。譬如，威廉姆森就指出：“由于在文化方面和制度方面对机会主义抑制的原因，在日本，贸易危险要比在美国较不严重。”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则认为，责任感、忠诚和友善这些偏离自利行为的伦理考虑在日本工业的成功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注] Williamson O.E.,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Free Press,1985,p.122.由不信任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由此衍生的内生交易费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中国古代为例，如秦国的大将白起诱降并活埋赵军40万，虽然暂时削弱了对方对抗的实力，却反而致使秦国统一六国的时间大大向后推迟了。[注] [印度]阿马蒂亚·森：《经济学和伦理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4页。 当然，这并不是说，市场在降低交易费用方面是不重要的，甚至说应该由计划来取代市场。事实上，张五常等人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交易费用就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主要是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信息很不对称和市场极不发达的缘故。[注] 张五常：《关于新制度经济学》，载《契约经济学》，李凤圣主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这里主要说明，所谓的纯粹市场机制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交易费用不断攀升的问题，从而不能完全依赖它，而是要寻求对其固有问题的修补。
在赫希看来，地位产品对应的主要是社会的稀缺而非物质的稀缺。这有两层含义：(1)一些地位产品具有“纯”的社会稀缺性，它具有物质供给上的绝对限制，因而市场不能通过把物质稀缺的特定方面简单地加入到更为宽泛的“社会稀缺”中来。例如，即使珍品画作和古董家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市场依然无法通过投入资源或提高生产率来生产出更多数量。(2)有些地位产品涉及到产品的可利用和普遍使用的程度，越是广泛使用或容易得到的地位产品，拥有者的优势就越小，因而地位产品的数量和最终价值就由社会考虑而不是物质经济资源及其可得性来决定。例如，当只有少数人拥有海外留学经历或文凭时，他在竞争一个职位时就有很大优势；但是，如果很多人都拥有了海外学位，其优势也就消失了。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强调，这些内生交易费用的付出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是不可省略的。例如，有学者就提出，“我们的全部问题乃在于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不断地犯错误。”[注] 转引自邓正来：《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0页。 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依旧推崇自由市场竞争，把市场机制视为有效配置稀缺性资源并实现效率最大化的根本机制。譬如，斯蒂格勒就指出:“从社会地观点看，对信息投资的报酬是劳动力更有效的配置：劳动市场的信息越充分，在任一给定时间，每个劳动者的(边际)产品越接近极大。从这个观点看，信息的作用是阻止低效率的雇主获得劳力供给，而使无效率的劳动者不能得到较好的工作。在闭塞的制度中，恩里科·费米只能是一个花匠，冯·诺伊曼则会是个药铺的收款员。”[注] [美]乔治·斯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潘振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12页。 问题是，浪费就是浪费，是资源的无效配置；相应地，作为一个具有高度使命感和责任心的学者，就应该致力于探究如何尽可能地降低资源的浪费性支出以构建出一个良好的社会组织。有鉴于此，这里继续就过度竞争引发的资源无效配置问题作一剖析。
五、策略性行为引发的社会资源浪费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市场主体为了实行具有优势的策略性行为，一方面会尽可能地隐藏私人信息，另一方面会努力去获取其他人的私人信息。而且，为了获得这种博弈优势，各方都会不惜代价地投入巨大资源。结果，相互间的策略性行为就不仅导致内生交易费用的不断攀升，而且还导致大量资源的无效配置和浪费。例如，在加多宝和王老吉的竞争中，加多宝一年的广告费就超过10亿元，王老吉也随后开展一系列大手笔的广告营销投入。
再者，在实施过程中海洋公园面临各种自然与人为威胁，需要管理者有一定管理工作基础，并制定完善的管理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这取决于管理效率与保护目标的实现与否。最后，海洋公园应具有一定的管理基础保障，建立管理机构，加强综合管理，必要时可以在管理机构内设立中国海监机构，并接受管理和指导，履行海洋执法职责。
关于市场竞争中资源的浪费性支出，这里以广告为例加以说明。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广告是市场发挥行为协调和资源配置功能的一个重要机制，它推动了信息的传播，因而是“发现买主和卖主的方式，特别是分类广告，它是买卖双方相遇的场所”。为支持广告这种有效促进市场协调的机制，Benham论证说，在美国禁止广告的地方，眼镜的价格显著地高于其他地方。[注] Benham L.,The Effects of Advertising on the Price of Eyeglasse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2,15 (2): 337-352.确实，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广告的现实意义：它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有利于经济运行。但是，我们也完全不能否定，从社会角度看，广告费用又确实是一种资源浪费，它往往是恶性竞争引发的不必要开支。斯蒂格勒就承认:“广告本身是一种开支，而且本质上独立于所宣传的物品的价值。”[注] [美]乔治·斯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潘振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79页。 Nichos关于香烟工业的研究则表明，自1920年以来，香烟制造商一直通过做广告和增加品牌来进行竞争，而不是通过削价或提高质量来进行竞争。[注] Nichos W.,Price Policies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51.事实上，正是由于广告所支付的巨额成本，我们再也没有以前那种便宜的产品，以前1元钱的牙膏、牙刷、毛巾、护手霜以及洗面奶等现在几乎都涨价了10倍，以前几元一斤的烧酒再也不可得了。
同时，尽管广告被现代主流经济学视为市场中最基本的信息传递机制，但它并不是在任何领域、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的。究其原因，广告也存在着信息型和劝说型两种类型：信息型广告固然对传递真实信息非常重要，但劝说型的广告却常常传递着虚假信息。而且，受市场崇尚的追求自利的动机支配下，劝说型的广告越来越普遍，乃至广告已经主导了消费行为。显然，这也正是加尔布雷思很早就提出的“生产者主权说”。例如，罗宾斯就指出，美国人错误的饮食知识完全是受美国食品业者宣传所致。何宗武指出，台湾目前几乎每个青年人都有手机，而这也完全是财团利用媒体宣传所致。[注] 何宗武：《经济理论的人文反思》，载黄瑞祺、罗晓南主编：《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台北：松慧文化，2005年，第417-472页。 同样，当前中国社会大众热衷于购买房地产，也主要是那些房地产大鳄不断渲染和鼓动的结果。
一般地，纯粹市场机制的运行必然会导致过度竞争，过度竞争又会引发策略性费用的支出和重复性投资和建设，从而必然会造成自然和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从这个角度上说，纯粹市场竞争所主导的社会发展往往是以巨大代价为前提的，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往往缺乏稳定性乃至时常会发生经济波动和资源浪费的基本原因。正因如此，熊彼特强调，资本主义问题的关键不是管理现存结构，而是如何创造和毁灭它们，也就是所谓的“创造性毁灭”，这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而且，如果说重复投资和建设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在资力社会的物质生产中表现得还不很明显的话，那么，在智力社会的知识生产中，这种浪费就愈发凸显了。究其原因，有形物质产品的消费具有排他性，它的重复制造可供不同的人享受，因而较少浪费性。与此不同，知识产品则是无形的，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而且它的转让成本往往很低。因此，知识产品的重复制造并不能增加多大的效用，而投入的成本却很高。[注] 朱富强：《深刻理解互联网经济：特征、瓶颈和困境》，《福建论坛》2016年第5期。
甚至自由市场的积极倡导者哈耶克也指出：“物质产品的所有权引导稀缺资料用于最重要的用途，而在非物质产品的情况下，例如文学作品和技术发明，生产能力虽然也受到限制，不过一旦它们出现，就可以对它们进行无限复制；只有法律能让它们变得稀缺，这是为了刺激人们生产这类思想。但是，这种强制性的稀缺是不是激励人类创造过程的最有效的办法，并不那么显而易见。如果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作者没有得到惟一的版权，我们是否便不可能拥有哪怕一部这样的作品，我对此表示怀疑。我认为，赞成版权必须几乎完全视情况而定”；“并没有证明发明专利的获得确实加快了新技术知识的产出，而不是导致人们极力研究那些可以预见近期就能找到解决办法的问题而造成的浪费。因为根据法律，只要有人在找出解决办法上碰巧比别人早了几分钟，他便获得了长期专用权。”[注] [英]费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遗憾的是，众多经济学人却乐于为市场中浪费性支出进行辩护，将这种支出视为推动社会发展所必须的和有利的。
当然，流行观点还得到两方面的理论支持，因而这里作一审视。(1)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市场竞争所引发的一切活动以及相应的费用支出都视为是合理的，由此获得所有报酬也是公正的，这是有效市场的基本命题。但也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就看不到不同类型的消费支出在性质上的差异，反而极力鼓吹那些奢侈性消费，甚至将之视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引擎。关于奢侈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危害，《经济增长的逻辑》一书有系统而全面的阐释。[注] 朱富强：《经济增长的逻辑：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章。 (2)按照传统劳动价值理论，价值是由投入劳动创造的，以致人们往往过分关注劳动的投入而忽视劳动的效率，甚至忽视了一些根本不创造价值的劳动。正因如此，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倾向于通过不断增加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使得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粗放性，乃至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境地。更为甚者，传统体制不但没有把那些负劳动所创造的负价值从GDP中扣除，反而将为此所作的任何努力都进一步计算到GDP中去；结果，形成了GDP数字无限增长而社会福利则不断下降的局限。为此，有效劳动价值说就强调，只有那些直接的生产型劳动以及提高生产性劳动之有效性的活动才是创造价值的，而社会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最佳地配置人类社会的稀缺性劳动，如何使得各类社会劳动之间更为协调。[注] 朱富强：《有效劳动价值论：以协调洞悉劳动配置》，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
从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到，部分教师素质能力的缺乏也是造成旅游英语专业跨文化交际能力较低的原因之一，因此，除了进行有效的教学设计之外，还应采取有效措施对旅游英语专业教师队伍的综合文化知识的素质及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提升，为旅游英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其次，学校还应从师资队伍的合理化配置、科学化、国际化构成实际出发，聘用一定的外教人员，为学生学习纯正的国际语言学习创造国际化的环境和国际化的文化氛围。[5]
可见，过度竞争往往会大量增加广告费用等社会资源的支出，这些费用尽管对个体来说是有用的，但对社会来说却是浪费。这体现了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间的不一致性，也就是劳德代尔悖论。布隆克就指出：“装防盗铃、闭路电视摄像机，以及在每个门窗安上锁可以增加购买、使用者的安全感，对日益增加的犯罪的害怕可以减少。但是这些东西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只是用来(部分地)防止犯罪率上升的有害影响，而犯罪率的上升又是由于我们后工业社会和日益不平等的社会社区的迅速崩溃，以及非技术人员工作机会的不断减少造成的。”[注] [美]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林季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6页。 显然，劳德代尔悖论唤起了我们对市场迷恋的反思：人们在市场上积极寻求价值的实现果真有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吗？史库森就写道：“注重赚取货币而不管生产产品，会偏离我们改善生活这一目标。有时，赚钱——商业和金融欺诈、偷窃、贪污，以及那些妨碍生产的行为——并不等价于改善生活。在这些情况下，人们是在赚钱，但却没有增进社会福利。”[注] [美]马克·史库森：《经济逻辑：微观经济学视角》，杨培雷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六、结 语
消费外部性滋生出了相对效用，由此引发消费的攀比和炫耀性消费，进而又导致了欲求的膨胀以及欲求与需要的背离。结果，这种追求非但不能带来人们的真正幸福，反而使人类成了“不断的徒劳无益的殉难行为的受害者，在失败和无望的忧虑中磨尽生命之后才认识到真正快乐的获得和增加是有限的”。[注] [美]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林季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很大程度上，导致消费不断膨胀的因素根本上不是源自内心的真实需要，而是源自外来的诱导欲求，源自市场的过度竞争。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根本不考虑有关欲望及其如何决定等问题，而是简单地将人类需求设定为无限；进而，它热衷于为经济增长出谋划策，并鼓吹市场竞争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显然，正是在这种学说的主导下，现代社会的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但与此同时，人们的占有欲也随之增强；同时，在自由市场竞争的鼓吹和推动下，当前世界上无论是最富裕国家还是正在新兴工业国家的国民，都似乎正慢慢地恢复到达尔文所阐述的适者生存的紧张状态。尤其是，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每个人都会努力制造“噪音”，都会采取策略性行为，这导致内生交易费用不断提升，导致社会资源的无效配置。显然，基于相对效用的追求以及由此带来的策略性行为，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认知市场运行机制。
哈耶克等人强调，社会的发展就是要增加机遇，促使个人在天赋和环境间形成某种特别的组合；同时，促使知识(信息)能够迅速地传播给那些能够利用它们的人士，并为他们所用。为了最大化地增加机遇和传播信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诉求的根本途径就是市场。在他们看来，只有市场才能并且必然能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市场机制为市场主体逐利提供了场所，而逐利的个人行为在“无形的手”的引导下又能够且必然能够达致社会的最优。尤其是，基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和消极自由主义信念，西方学者尤其是新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大都非常推崇市场和法制这两个协调行为的基本机制，把由这两大机制保障的市场视为自生自发的，它促使社会分工半径不断伸长，从而由此滋生出的社会秩序具有持久的扩展性。问题在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所有分析都是以完善的市场为参照对象的。诺思就指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是无摩擦的，静态的，没有考虑人类的意向性问题。无摩擦意味着市场运行不受‘外在’的干扰，交易过程不花费任何资源(交易成本为零)；静态意味着新古典不考虑时间维度；研究人类意向性问题也就是要分析人类制定决策的方式。”[注] [美]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邢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事实上，即使在发达国家，市场根本上也是不完善的。究其原因，人类社会的根本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市场所披露的信息也必然是不完善的；因此，真实世界中根本就没有完善的市场，市场本身就处于动态的发展中。事实上，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也就意味着现实市场中交易费用必然是正的。即使是市场神话的积极鼓吹者张五常也承认了这一点：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如果交易制度成本为零，市场就不会出现。[注] 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26-527页。 正因如此，追求私利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就会努力隐藏自身信息和挖掘他人信息，从而就必须投入大量的费用；这些费用往往因不断升级的过度竞争而不断增加，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这种浪费在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盛行的情形下尤为可观。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纯粹市场机制决定的经济增长往往是粗放式的，浪费了大量的自然的或社会的资源，从而也必然无法维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尤其是，市场竞争激发起了人们内心的贪欲，使得欲望和满足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形下，即使经济急速增长，即使物质变得极大丰富，但人们的幸福感却不会有相应的提高。由此，我们对纯粹市场机制就应该抱持谨慎之心。
Excessive competition in the spontaneous market and its problems :Desire for expansion ,strategic behavior and the waste of social resources
ZHU Fu-qia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
Abstract : The efficient markets theory i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s a modern mainstream theory holds that the price signal of the market can disclose all informa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complete competition with win-win cooperation. However, this argument is based on such conditions that the market subjects only care about their own absolute interests and have long-term rationality. On the contrary, the actual market subject not only concerns about his absolute interests, but also concerns about his relative interests, which will lead to the excessive competition. It is exactly due to the excessive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that the desire for infinite expansion occurs. Further, the expansion of desire exacerbates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relative position, the competition of the relative position leads to the strategic behavior, the strategic behavior leads to the rapid rise of endogenous transaction costs, and at last leads to the waste of a lot of social resources in the competition for private information.
Keywords : excessive competition; desire for expansion; strategic behavior; waste of resources; rent dissipation
中图分类号 ：F014.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511(2019)02-0107-09
收稿日期 ：2018-12-18
基金项目 ：广东省创新团队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与政策体系”(项目号：2016WCXTD001)。
作者简介 ：朱富强，经济学博士，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陆继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