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度”思想的来源及 从“国家—社会”视角超越之可能
石玉昌1,2
(1.龙岩学院 师范教育学院,福建 龙岩 364012;2.华侨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单向度的人》剖析了发达资本主义工业下技术带来的不利影响，它使人丧失个性，淡化了阶级对立，文化日益世俗，思想缺乏批判。马尔库塞一味抨击技术主义，没有从其他视角寻找解决路径，最终走向了单纯的文化批判的道路。但是，他的“单向度”思想仍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当前情况下，在反思技术主义的同时，以“强国家、强社会”为发展的目标，从“国家—社会”的视角审视“单向度”问题，是超越“单向度”的可行之道。
关键词 ：马尔库塞；单向度；“国家—社会”关系
马尔库塞(1898—1979)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著作《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以下简称《单向度的人》)是其众多专著之一,该书自1964年出版以来,很多学者对其赞赏有加,有学者认为该著作让马尔库塞“声名鹊起”[1],译注者刘继在译后记中亦称赞它是马尔库塞最负盛名的一部力作[2]。这本书剖析了作者所处工业社会中的技术给个人、阶级、文化生活和思想领域带来的负面问题,并尝试找出解决的路径。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再次审视这部作品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反思现阶段我国面临的工业背景和技术环境带来的问题,对克服技术带来的弊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国内学者对《单向度的人》研究的简要回顾
国内学者对《单向度的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该书内容的介绍。如李忠尚的《〈单向度的人〉的中心内容是什么?》,他也是第一位介绍这本书的国内学者，除此之外,还有陶渝苏、陈金芳等人。二是谈论现代工业社会中技术对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及其超越路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一个问题，即技术对人的不利影响的表现上,如张曦、陈爱华和陶渝苏等[3-5]；对后一个问题的研究较少,尚有深入讨论的空间和余地。三是将马克思的思想与《单向度的人》中蕴含的思想进行对比。唐圆梦认为马克思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对人进行分析,而马尔库塞则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进行分析。出发点的不同决定了得出的结论亦不尽相同,马克思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废除私有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尔库塞则“退缩”到文化领域,主张文化批判和“文化大拒绝”[6]。四是从非哲学的视角借鉴马尔库塞的“单向度”思想。如研究教育领域中的单向度问题[7-10]。
前人的研究给了我们诸多启示,但仍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探讨和拓展。一方面,前人较少研究马尔库塞思想的来源;另一方面,较少有学者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讨论超越“单向度”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尤其体现于近年来对《单向度的人》这本书的研究相对弱化,鲜见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针对当前我国面对的技术化问题,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社会主义国家能否超越“单向度”?从哪个角度进行突破?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单向度的人》为主要文本,从作者的生活背景和学术志趣切入,探究马尔库塞“单向度”思想的来源,尝试着从“国家—社会”关系这一视角出发,结合我国当前的发展状况,重新审视技术对人造成的“单向度”及其现阶段超越的可能,以期回应现实需要,并对其他研究者提供可能的借鉴思路。
护理前，两组FMA及BI评分比较，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护理前相比，两组患者护理后FMA及BI评分均明显提高，且观察组护理后上述评分改善更为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二、工业社会中“单向度”的表现
《单向度的人》中的“向度”原词为“dimension”,意为“维度”“方面”“面”“某一部分”。有学者将“单向度的人”译为“单面人”,突出其外在表现为“单一的”“某一方面”的特征。马尔库塞基于当时美国工业化浪潮下的社会，即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分析,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先进技术下的人们的生活状况。他抨击先进技术带来的弊端,因为它使人变成了“单向度”，言外之意,按照马尔库塞的理解,人应该是“双向度”甚至是“多向度”的,也就是说,人本来要有对社会批判、反抗的一面而不是一味地顺从,每个人应该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千人一面的趋同。但是,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技术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它使人麻痹,弱化甚至消解了人的批判意识而使人无所知或知道但无能为力。正如他在其著作开篇中所讲的那样:“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2]具体而言,技术造成的“单向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个体间的同质化,使个体失去个性。工业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工人阶级获得的生活资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从纵向上看,资本主义社会早期那种工人同资本家有着天壤之别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渐缩小甚至消失。工人和他的老板能够接收相同的广播和电视,阅读同样的报纸,享受相同的度假方式,打字员可以打扮得与老板的女儿一样漂亮,黑人也能拥有高级轿车[2]。从横向上看,人与人(工人同资本家及工人同工人)之间的生活日益相似或相同,未来的生活品质将失去质的差别,这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以再看到之前那种个体间的明显差异了。那种本来应该具有不同个性的人变得宛如一个个“工业制成品”,展现出了“单向度”的一面。
在实际生活中,分析哲学的思维方式还有挖掘背后意图的意味,“经常散发出委员会进行指责和审查的气氛”。如当我们讲某一件事的时候,用分析哲学的眼光看,就要回答“陈述的目的”。“我们(分析哲学:本文作者注)要教你说你心里所想的,说‘清楚’‘把牌摊开’。当然,我们不强加于你、不干涉你的思想言论自由;你愿意想就想什么。但是,一旦你要讲话,你就得同我们交流思想——用我们的语言或你的语言。”[2]如果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来经营日常生活的话,我们生活的世界将变得越来越复杂,甚至会让很多人不敢讲话或不想讲话了。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和矛盾恐怕要增加很多。这就失去了普通语言应有的功能,因为“真实的普通语言领域是为生存而斗争的领域”[2]。另外，工业社会处于集权时代,这种已确立的日常语言被全面操纵和灌输了。马尔库塞认为,哲学语言分析限制了人的思想,使得将对哲学语言和日常语言这一矛盾的解决置于学术讨论的范围。这样一来,政治生活将远离日常生活,对政治问题的研究也将成为一个“经验问题”,更加造成哲学的单向度。
三是文化同现实的一致,文化世俗化。以艺术为例,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的超越性是对当前生活的批判和对生活本真的追寻。现实生活往往表现得同艺术生活有很大的反差甚至格格不入,正因为如此,艺术形象的某种浪漫色彩才会令人向往。在马尔库塞眼中,艺术家追求的艺术应“拥有真理的标准”,“他们在记忆中重新唤起并加以维护的东西属于未来:将摧毁那个压制它的社会的令人满意的形象”[2]。比如，自由的文学,它本质上应该是伟大的,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曾一度充当东西方竞争的重要项目。马尔库塞认为,文学和艺术的批判性本应体现资产阶级秩序,这种秩序的丰富和发展是对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秩序的“指控”和“否定”,与“商业秩序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2]。马尔库塞称赞这种批判力是合理的认知力量,因为“它揭示了人和自然在现实中受压抑和排斥的向度”[2]。艺术与现实的反差越大,似乎越能体现它对现实生活的巨大冲击力,“艺术无论仪式化与否,都包容着否定的合理性”[2]。但是,在发达的工业社会,艺术再也无法发挥本来具有的功能,这些“异化作品”成为一种商品被出卖,它的“公开保存于艺术异化中的艺术和日常秩序间的重大裂隙,被发达技术社会逐渐弥合了”[2]。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人与自然建立的关系发生了转变,那种之前的对立状态被技术连接在一起了,艺术的异化同其他否定形式屈从了技术的合理性。因此,所谓的艺术的“反社会形象”,所谓的先锋派艺术“为反对被吸入居支配地位的单向性而进行的斗争”就没有了现实基础和发展的空间。艺术的未来形象只能屈从于当下的需要,在现代化社会中不断俗化,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并以广告的形式展示出来。具体到创造文学和艺术的主体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的“反叛”意识消失了。文学和艺术的大多数创造者成了少数人,主要包括远离社会或被社会所抛弃的人如艺术家和反叛诗人等。尽管这些人的形象与现实不符甚至对立,尽管只有这些人才能代表艺术和文学的本来形象,但是在工业社会中,这些人如果要生存,则不得不“改头换面”,成为表面上对现存的已确立的制度的默许。
四是思想领域的一致,批判力丧失。马尔库塞批判思想领域的单向性,首先是从对哲学语言的批判开始的。他认为,哲学语言本应是一种批判性的语言,但在发达工业社会却变成了对现实的抽象的描述。现代社会普遍使用形式逻辑、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而这几种哲学形式均不被马尔库塞看好。
机能实验室重组后，在人员方面仅剩实验室技术人员，而教师负责实验教学，在编制上不属于实验室。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缺少沟通和理解，实验室教学与管理出现了脱轨，工作衔接不上，给日常实验教学顺利进行增加许多困难[6]。实验技术人员必须具有整体观念和团结协作精神，在工作上与教研室教师互相配合，遇到问题及时沟通、商讨，凡事从整体利益出发，保证工作顺利进行。实验技术人员和教师在专业分工、职业规划、工作价值追求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合理地对待这种差异，用平等的态度看待彼此的工作，有利于营造全体教职人员团结和谐的工作氛围，符合整个学校教学体系建设的初衷。
对于分析哲学,马尔库塞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大有轻蔑的意味。他认为,“引导这种分析的往往并不是普通语言,而是发达了的语言原子、无聊的言语片段,听起来就像幼儿说的话一样”[2]。他不否认这种分析方式的精确性和明晰性,但在现实生活中,明晰和精确并非是语言的必需,事实也证明“哲学中的精确性和明晰性不能在日常话语范围内达到”[2]。他举的例子或许能非常形象地说明这一点。比如当某个人说“我的扫帚在角落”时,他可能面对的是这样的场景:存在另外一个人问扫帚在哪儿,正准备取走或者留下。也就是说,我们在讲话前先要仔细考虑讲话的目的和语境,力争语言的精确和明晰,不然所讲的话便失去了意义。马尔库塞以此为例批判了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行为“简直是自我虐待地把言语降低为不起眼的、普通的语言,还把这种语言说成是一种纲领”[2]。他进而怀疑分析哲学在哲学中的地位,“对品尝某种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菠萝滋味的东西加以最精确、最明晰的描述,难道真能促进哲学认识的发展吗”[2]?在马尔库塞看来,分析哲学在政治术语上的应用亦体现了这种抽象性,分析哲学的方法“能够解释许多歧义、困惑和怪癖,但它们又都处于同样的语言游戏和学术胡诌的范围之内”[2]。
高校教学资源库平台在实际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需要满足系统管理、资源管理、学生培养计划管理、访问用户的权限管理等多个方面的功能性需求。系统需要根据用户的等级，对其访问的权限进行规划和限定，从而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高校教学资源库平台在对资源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主要是对系统内部的教师授课计划、课程信息、课程标准、教学课件、微课视频等多项信息和资源进行管理。并以此为基础，为学生们制定出更为科学和具有针对性的培养管理计划，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总之,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对人的影响既有物质层面上的,也有精神层面上的,还有政治层面上的,这种不合理以“合理”的形式展现出来,但归根到底,“这种合理的成就掩藏着整体的不合理”[2]。
二是工人阶级反抗的乏力,阶级对立消失。发达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那种残酷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非常少见。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随着技术尤其是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变得越来越隐蔽化,“机械化不断地降低着在劳动中所消费的体力的数量和强度”[2]。这就给工人造成了一种错觉,即自己所受到的剥削程度减轻了,尤其是脑力劳动在劳动中所占的比例的不断增加、蓝领工人的数量逐渐减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随着产品技术含量的增加,有些产品直接体现为“智力的凝结物”，如某一款“软件”;随着技术化程度的提高,“蓝领工人”越来越少,职层不再固化,“蓝领工人”有更多的机会成为公司的管理者，即“白领工人”;现代公司经营模式的多样化,如“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层管理者甚至普通工人都能持有公司的股份,理论上成为公司的股东之一；工人和公司之间由原来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变成了“合伙人”的关系,工人和公司“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工人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资本社会早期的那种与资本家对抗、处于社会底层的状态得到了根本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也造成了“工人无能为力和听天由命思想的增长”[2]。如果说此时的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缺失的话,难免有夸大之嫌,但对于大多数的工人来讲,往往处于两难之境。如果反抗资本家,势必要团结一致,但是此时工人阶级已经再也不是“铁板一块”了,工人阶级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因为他们有的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公司的管理层,反抗资本家的后果意味着自身利益的受损。每个人都有自己利益的考量,思想就难以统一,更不要渴望有统一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除了服从和安于现状,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通过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的程度大大弱化,往往不再以资产阶级强大对立面的形式出现，即便是现代社会中偶尔出现工人示威游行等反抗资本家的活动,也大都被人们理解为一种“行为艺术”,总体上表现出工人阶级无奈和乏力的一面。
（c）I borrowed the book from the library， I can keep for a week.
对于形式逻辑,马尔库塞认为这种“S是P”的形式化表达方式命题掩盖了对事实和价值的判断。当我们讲“S是P”且这是一个真命题时,马尔库塞认为,“‘系动词’‘是’就表明一种‘应当’,一种迫切的需要”[2]；而形式逻辑只考虑形式上的正确性即“是”,至于内容即“应当”如何,这不在它考虑的范围内,这就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分割开来,违背了我们的一般认知。对于科学哲学,马尔库塞认为,科学的量化思维把对事物本质的理解限制在数学的框架内,“把现实与一切固有的目的分离开来;进而又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学分离开来”[2]。这种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忽略了主体的作用,忽略了社会底层的需要和愿望,更忽略了存在于科学世界之外的价值世界,那种从客观世界中剥离出来的价值变成了主观唯心的东西。他批判这种做法,认为“把混混沌沌的事物加以净化,即是使客观世界失去它那‘不令人愉快’的特征,失去它那和主体相对立的特征”[2]。这种处于数字和符号背后的主体被忽视了,而这些才是应当加以关注的。
三、马尔库塞观点之缺陷及原因探析
马尔库塞对现代技术的批判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它的“单向度”思想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不难发现,他对现代技术的描述及其带来的后果都表现出极度的悲观,似乎因技术造成的“单向度”根本无法避免,更无法消除一样,其著作大有一种绝对论的意味。其实,对现代技术给人带来的挑战即技术异化问题,要从正反两个角度认识和把握。
从其治学志趣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逝世,马尔库塞基本上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但他并非一直沉浸于书斋,而是极其热衷于现实政治。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曾爆发了两次影响深远的学生运动，主要是1968年发生于美国的“哥大学生运动”和1968年5月发生于法国的“五月风暴”。这两次运动成因复杂，其爆发原因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两次运动的主体都是学生。这引起了马尔库塞的极大关注，他对此“倾注了巨大热情”，“被公认为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青年造反者之父’‘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3]。由此可见他的学术影响在青年学生中受欢迎的程度。《单向度的人》成书于1964年,距离学生运动的爆发只有4年左右的时间,马尔库塞在书中所描述的情景在现实中得到了展现。他充满感情地写道:“当他们为了争取最基本的公民权聚集起来走上街头的时候,没有武器、没有保护,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着警犬、石头和炸弹、监狱、集中营甚至死亡。他们的力量是每一次为法律和秩序的受害者举行政治示威的后盾。”[2]马尔库塞的观点曾一度受到包括学生在内的大批美国青年的青睐,助长了学生的反抗精神。难怪有学者认为“‘青年人造反’(Youth Reberllion)几乎成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现象的代名词”[14]。这些青年深受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曾以极端的方式如吸毒展示个性,发泄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但是这种方式并没有让这个社会变成他们想象的样子,相反出现了毒品交易增多、社会治安现象混乱等社会乱象。可见这种反叛的行为并非益事,更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
对照组接受常规夹脊穴深刺治疗，采用针灸穴位图选取治疗穴位，如夹脊穴、环跳、委中、阳陵泉等穴位进行治疗，治疗方法同上。
从其生活环境看。马尔库塞在希特勒执政时期逃亡瑞士,不久移居美国,并于1940年在美国定居。他先是经历了战争的磨难和经济的萧条,然后来到了一个和平的、经济迅猛发展的国家,现实生活是他的思想转变的物质基础。面对美国社会先进技术对个人、政治乃至哲学上的冲击进而表现出对科技带来的弊端的忧虑,这是可以谅解的。
式中，ωi为土地利用社会效益系数，将其定义为单位用地面积在岗职工工资额的多年平均值，用以表征不同行业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程度，即ωi=(187.006,1.591,0)，单位为万元 /hm2。
一方面,技术确实给人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从个体角度讲,技术只是进入了个人生活的主要领域而并非全部领域;对全部人群来说,技术异化并没有对所有人造成“不利”的影响,生活中不乏一些人因为各种原因对技术有着相对清晰的“界限”意识,如在电子产业极其发达的今天,仍旧有很多人远离电子游戏、保持着阅读纸质报刊的习惯。也就是说,技术异化是部分而非全部的。马尔库塞极力反对和批判现代技术,认为它遏制了人的反抗意识,但是他写出的《单向度的人》的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了他的反抗意识并没有被抹杀掉,或者至少是没有完全抹杀掉。另一方面,更应当看到科技给人带来的益处。科技让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饥饿、减轻了病痛,让人们有更多的闲暇进行精神活动,包括批判活动。马尔库塞作为学者,不可能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他或许混淆了“技术”与“技术化”之间的区别。我们反对的是技术化而不是技术。如果坚决反对技术,人类的进步就无从谈起,文明也就没有被创造的可能了。如果我们惧怕技术带来的不利的一面进而摒弃它的话,如同“在泼水时把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一样,这是荒谬可笑的。
从其写作方法上看。马尔库塞写《单向度的人》时,正如他在导言中所描述的那样:“本书的材料是大量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所收集和叙述过的”,“这些作品由于缺乏理论的分析而使所描述的根源被掩盖和保护起来”[2]。也就是说,马尔库塞囿于材料所限,没有对理论进行系统的构架,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对马尔库塞提出过严厉的批判,认为他“在逻辑方面的表现是盲目的和无知的”，“在他对语言分析哲学的批判中,许多地方露出牵强附会的痕迹”[15]。
从其个性特质上看。马尔库塞“是一个具有彻底批判精神的理论家”,年轻时在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直到纳粹德国战败;20世纪50年代撰写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批判苏联的官僚体制、意识形态、文化和价值观;20世纪60年代不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撰写了《单向度的人》,积极参加反对美国进行越战的抗议活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及时联合多名哲学家一起发表谴责声明;20世纪70年代还身体力行,给欧洲和美国的左翼做演讲[1]。他的老师海德格尔早期曾拥护希特勒,后对纳粹政权保持沉默,其人格因此饱受争议。鉴于海德格尔的政治态度,马尔库塞断然与之决裂。这种精神大有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遗风。这些都说明《单向度中的人》的学术观点值得进一步探讨。
另外,如果从学术发展道路的视角进行分析的话,我们不禁要问:此时的马尔库塞的思想是否处于转折期[注] 本文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假设，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第一，《单向度的人》出版于1964年,此时的马尔库塞66岁。在此之前,马尔库塞出版了《理性与革命》(1941年)、《现代技术的一些社会涵义》(1941年)、《爱欲与文明》(1955年)、《苏联马克思主义》(1958年)等4部著作。在此之后,出版了《文化和社会》(1965年)、《革命伦理学》(1966年)、《否定》(1968年)、《论解放》(1969年)、《从富裕社会中解放出来》(1969年)、《从路德到波普尔》(1972年)、《反革命与造反》(1972年)、《审美之度》(1977年)等8部作品。本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其作品加以罗列，就是为了说明《单向度的人》只是其众多作品中较早出版(最多只能算到中期靠前)的作品,其思想成熟的程度值得商榷。第二，有学者认为,马尔库塞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辩证循环。它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方面表现为“理论—实践—理论”的形式；另一方面表现为“哲学—批判理论—美学”的形式。(参见：李遥,耿刘从.马尔库塞美学思想论[J].北京社会科学,1988(1)：116-124.)本文的疑问是,《单向度的人》的出版是否处于“实践”或者“批判理论阶段”？第三，1968年10月,马尔库塞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其标题为 《超越单向度的人》,从中可看出他超越现存社会制度的期盼和学术思考。由此可以证明马尔库塞的“科技悲观论”并非是一贯的。(参见：李桂花,张媛媛.超越单向度的人——论马尔库塞的科技异化批判理论[J].社会科学战线,2012(7)：30-32.)当然,是否如此，尚需大方之家指教。 ?我们有理由相信,同任何一个学者一样,转折期的思想因各种原因出现思考不周全、结论不成熟,甚至后期的主张彻底否定了前期的主张(也可以理解为“扬弃”)等，这些情况完全有可能,也是可以谅解的。因为我们不能苛求一个学者的思想自始至终都是成熟甚至无可挑剔。事实也证明,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马尔库塞日渐沉稳老道,其思想日臻完善和成熟,这体现在他的后期的作品中。
马尔库塞在面对发达工业的现状时展现了极其悲观的一面,他没有给出解决之策,只能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批判,走了一条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学者相同的路径。“他离开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区别,离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抽象地谈论科学技术对现代人的奴役和统治,实际上无形中赋予了技术以自在、自为的独立性。”[11]这种脱离了现实基础的批判注定会陷入“经院哲学”的思辨方式中,无益于解决实际问题。“马尔库塞不了解对于社会与历史中行动着的人来说,他的需要也是现实的、历史地发展的。”[12]因此这种批判是空洞的,显示出其思想虚无缥缈的一面,这与马尔库塞本人的生活阅历密切相关。
其实,青年马克思已经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进行了批判,突出体现在他的“劳动异化”思想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剖析了劳动同人的对立问题。马克思将劳动异化的表现概括为四个方面: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与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与人类的本质相异化及人同人相异化。其实,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涵盖了马尔库塞的“单向度”思想,或者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必然导致马尔库塞的“单向度”问题。那么,同样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进行批判,“劳动异化”思想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思想有哪些不同呢?我们认为,两者最大的不同就体现在其立足点上。前者从实实在在的“人的劳动”出发,而后者则从“单向度”的表现着手；即马克思对前提进行批判,马尔库塞则对现象进行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劳动异化是由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引起的,其背后是资本在起作用。对劳动者与劳动相异化的揭示,直接导致对资本的剖析。因此,马克思将毕生精力用于《资本论》的写作,对资本进行无情地批判。在《资本论》中,尽管马克思较少使用“异化”这一表述方式,而是用“对象化”予以代替,但劳动的异化思想暗含其中。马克思指出,解决劳动异化的历史难题必然需要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实现。而马尔库塞的“单向度”思想的背后是技术,他仅停留在对技术这一层面的批判上,没有往前再跨越一步,没有看到隐藏在技术背后的资本问题。关于如何解决“单向度”问题,他认为依靠现有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已经没有可能,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艺术家和反叛诗人等群体身上,进而走向文化批判这一道路,暴露出其思想的不彻底性,因此注定无法解决现实问题。
四、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探讨超越“单向度”之可能
马尔库塞对美国工业社会中的技术批判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其理论存有一定的缺陷。他写《单向度的人》的背景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时期,美国经济欣欣向荣,势头一片大好。当前,我国尽管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但同美国的经济进行对比,就会发现面临的差距,尤其是人均收入差距明显。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是经济的直观反映,它对人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从目前来看,马尔库塞的担忧有其前瞻性和必要性,但未免有夸大之嫌。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同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我们具有管控现代技术的能力和潜力。而《单向度的人》较少讨论政府对产生“单向度”背后的资本(在他看来,资本以技术的方式呈现出来)进行干预的问题。从“国家—社会”关系出发,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强弱”维度展开论述,或许能够为解决“单向度”问题提供一些思路。
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由来已久,其“本质是社会普遍利益与社会特殊利益之间冲突、协调与整合的复杂过程与状态,表现形式与途径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影响、渗透与掌控”[16]。把“权利”看作处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核心要素,则抓住了问题的重点。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中,都可以粗略地将两者的关系划分为“强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弱社会”四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第二种模式的代表为我国的封建国家,第三种模式主要是部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早期),第四种模式主要是一些经济极度不发达国家。当然,从各国的实践探索中,不难发现,第一种模式是各国尤其是现代国家追求的方向。现代意义上的强国家的典型标志是“强大而有效”,“强大”表现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民间组织上,“是一个自主性强、组织化程度高、社会服务能力强、具有创新活力、对国家政治生活参与程度高，富裕、和谐、民主的法治社会”,“有效”表现在它是一个“制度健全、职能适中、经济富裕、社会凝聚力强、国际影响力大、文化教育发达，高度民主、文明的法治国家”[17]。当然,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有时甚至非常微妙,具体到我国也是如此。从整体上看,除了个别时期外,国家均处于较为强势的地位,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一直是封建国家的传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国家本位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18]现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就是要实现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的相对规范,进而实现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协调发展,在最大限度内保障公众利益,也可以理解为体现“人民性”。
首先,从政治层面看,我们拥有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有完善和成熟的政府体制,能够进行稳妥的宏观调控和中观调整。如果加入“技术”(当然,这里的技术主要指由资本自由主导而并非人为刻意管控下的技术)这一变量,情况就显得相对复杂。理论上讲,尽管资本的趋利性能够使其进入任何领域,但在我国,政府能够做到对技术背后的资本进行把控而不是任其随意发展,特别是针对涉及国计民生领域的技术。“垂直”的行政体制能够保证中央政策的及时落实而不会出现掣肘问题,从而在最大范围内保证公众权益,这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的态度。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的不同态度是由其阶级属性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当然并非完全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但其背后的对重大问题的经济考量仍旧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实施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重大问题上,要以人民利益为重而不是经济利益,不论这个经济利益是长远的还是暂时的。在对资本和利益进行的考量时,我们始终将公众利益放在首位。说到底,资本主义国家维护的是资本家、大财团的利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利益至上。同时,我们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能够看到发达国家在面对先进技术和资本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我们合理管控资本带来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次,在对文化的管控方面,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的出发点、原则和途径根本不同。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源自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19]我们的文化作品所反映的主体是人民,或者说是广义的劳动人民即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文化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体现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这就保证了文化的发展和前进方向,保证了主流文化只能是对人民主体地位和时代主旋律的弘扬。二是文化为了人民。文化的存在前提是人民的需要,这既体现在丰富人民日常生活上,更体现在引领社会风气、振奋民族情感、提升爱国热情等精神引领上。反之,如果既不能丰富生活,又无法引领精神生活,那么这种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三是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就是要保障文化能够体现人民性,各级政府必须贯彻制定文化方针,保证文艺作品服务人民的“初心”。《单向度的人》中技术对文化领域的侵蚀,对文化领域造成了“单向度”,当初美国政府对文化领域的较少干预导致了文化领域的乱象,这是应当引起我们的极度清醒和高度关注。进一步讲,文化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如果不对文化加以管控,势必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
再次,我们要更加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解决弱势群体如贫困人口的民生尤其关键,如果他们不能享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共同成果,则会被社会“边缘化”,势必敌视社会,甚至出现过激行为,展现出“反叛”的一面。当然,这些并非因科技直接导致,而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因此,尤其要注重对贫困人口的关注。我们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地域辽阔,贫困人口分布范围广,成因复杂。近年来,中央连续出台了多项因地制宜的扶贫政策,建立了规范的扶贫工作机制,对扶贫工作进行科学考核,对监督和评估机制不断完善,这些做法的综合运用就是要实现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到2020年全面进入小康”“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努力下,全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底的9 899万人减少到2017年底的3 046万人[20]。2019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在过去的一年中,“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 386万,易地扶贫搬迁280万人”[21]，但是也应当看到,在贫困治理上还有很重的任务需要完成，“未来3年,还有3 000万左右农村贫困人口需要脱贫。”[22]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2年里每年要确保2 000万人口脱贫才能实现整体目标。党中央、国务院针对当前扶贫工作的整体开展情况,在总结贫困治理方面所取得的经验、面对出现的新问题和长期存在的“硬骨头”,2018年上半年又出台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从“全面把握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总体要求”等八个方面对扶贫工作做出了具体的要求,确保贫困治理目标的实现。而如何巩固贫困治理的成果,如何解决返贫问题,如何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开展脱贫工作,这些新问题都是我们将要面对的挑战。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和完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点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从本质上看,我们更有管控资本,包括管控资本的外在表现——技术和文化，但又不仅限于二者的可能性。事实也证明,我们正是在处理“国家—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马尔库塞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让我们看到了技术的另一面,这对我国当前的发展具有警示意义。现阶段,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政府为主导,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建设“强社会—强国家”为努力方向,探索出一条应对现代技术、超越“单向度”的特色之路。
1.2 节点通讯方式 在数据采集模块中安装了GPRS DTU设备，将监测终端的IP地址配置到GPRS DTU设备上，并设置一个TCP协议公用通讯端口，端口号为5002。然后GPRS DTU设备就会通过安装在它里面的SIM卡访问互联网，将数据采集模块采集到的昆虫生境数据发送到对应IP地址的监测终端。在监测终端处理原始数据并上传至Bmob后端云数据库，安卓移动监测终端可以随时随地通过2G、3G、4G或者Wi-Fi上网，从Bmob后端云上获取昆虫生境数据并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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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ological Origin of “One Dimension ”and Possibility to Transc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ntry -Society ”
SHI Yu-chang1，2
(1.College of Normal Education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 Fujian 364012,China ；2.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China )
Abstract ：One -dimensional Man analyzes the adverse impact brought by technology to people under developed capitalist industry, which makes individuals lose their individuality, class opposition fades, culture becomes increasingly secular, and lacks of critical power. Marcuse blindly attacked the technicalism, but did not search for the solution from other perspectives, and finally found the road of pure cultural criticism. However, his “one - dimension” ideology has some warning significances to us. It is feasible to go beyond “one-dime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ntry-society” with the goal of “strong state, strong society” while reflecting on the technology at present.
Key words ：Marcuse; one-dimension; “country-society” relationship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37(2019)03-0041-08
*收稿日期 ：2019-03-18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闽西苏区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当代启示”(FJ2017C045)
作者简介 ：石玉昌(1985- )，男,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人,龙岩学院讲师,华侨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政治哲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编辑：张文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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