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象论文,国家论文,国际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国际新闻传播在塑造国家形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平衡的国际新闻流动会导致错误的或消极的国家形象和国际间的误解。而错误的国家形象和由于不平衡的和不公平的国际新闻流动所造成的国际间的误解，会影响各国政府、组织和人民的关系、理解和交流，甚至引起国际间的冲突。本文以国际新闻传播文献中有关国家形象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为框架，以中美两国新闻媒介中的对方国家形象问题对比研究为例，探讨造成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的原因和影响以及解决办法。
国际新闻传播塑造了各国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论是完整的还是片面的，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影响国际关系，影响各国对外政策，也影响各国组织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往。本文以国际新闻传播文献中有关国家形象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为框架，以中美两国在各自新闻媒介中的形象问题对比研究为例，探讨国际新闻传播中存在的国家形象问题、原因和影响。
一、国际新闻流动中的国家形象
本文所探讨的“国家形象”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指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和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当然一个国家的形象不仅仅是由新闻媒介的新闻和言论报道所形成的，也可以由娱乐媒体、广告和公共关系所形成，但是，国际新闻流动在国家形象形成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国际新闻流动是形成国家形象的主要因素。
许多国际新闻传播研究表明，国际新闻流动所形成的国家形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新闻媒介中的国家形象，往往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偏见的、不现实的，甚至是被扭曲的。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国际间的传播、理解和交流。
由于国家形象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关心他们各自在国际新闻流动中的国家形象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媒介评论家指控西方媒介歪曲地报道发展中国家，进行过多的揭露性报道和耸人听闻报道，在全球新闻流动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新闻报道量非常有限并且过于简单化，而且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新闻报道大多是消极的。[1]即便是积极的新闻报道，如果没有足够的新闻流量， 也会影响对国家的准确了解，进而导致模式化的国家形象。[2] 西方新闻媒介往往侧重报道非常事件而忽略虽然“新闻价值不大”但是有代表性的事件，这也是造成对他国的错误的理解和印象的原因。[3] 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的原因还包括不准确、不连贯、不及时或内容失实的新闻和言论报道。
国家形象在国际关系中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能确定各国政府、组织和人民如何交往，而且也能决定国家的外交政策。这些是国家形象积极影响的一面。当然，国家形象也有它消极影响的一面，那就是片面消极或误导的国家形象会引起误解和国际冲突，有时还会影响世界的稳定。
通过大众媒介形成的国家形象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形象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形象，布尔丁说，在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中非常重要。他深信社会充满各种政治角色的形象。政治角色存在于所有的组织，即便像家庭那样小的组织。在这些组织里每人不仅都有自己角色的形象，而且还有许多可能要扮演因事而变的角色形象。这些形象经常被接收到的讯息所改变或巩固。[4]
政治形象不仅包括角色期望的具体形象，而且还包括机构的象征性形象。一个象征性形象可以定义为许多复杂角色形象的标志。这些象征性形象在国际关系中尤为重要。大众媒介不断地把国家角色的形象作为具有“真的”个性的形象巩固起来，如狮子、熊和鹰，爱和恨，拥抱和遗弃。[5]
国家的象征性形象也是理解安全和不安全的重要因素。1969年布尔丁说由于前苏联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咄咄逼人不断扩展的大国，美国人感到非常不安全，因此导致美国制定一些对付苏联的政策。然而这些政策使得苏联人把美国人看作是咄咄逼人不断扩展的大国。由此可见，一国的形象可以促使他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在分析形象如何在政治过程中形成时，布尔丁说，过去的形象会导致现在和将来的形象。[6]
有关国际关系中形象问题的学术研究揭示了形象的重要性，形象能确定各国的人如何看待他国的人。弗雷德里克·巴格洪恩在1950年曾描述过一国政府如何通过控制其国民对另一国的形象来操纵舆论。他举例说明了苏联如何根据国家的需要通过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介的宣传来改变苏联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7]
在对国际新闻传播和国家形象关系的研究里，麦克内莉和伊茨卡雷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闻报道的阅读、收看和收听与国家是否受人喜欢和判断他们是否成功有着紧密的关系。
二、中美两国新闻媒介中的国家形象
新闻媒介中的中国形象
美国新闻媒介中的中国形象在不同时期经历了重要的变化。苏尚明（音译）在她1991年的博士论文里，调查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所呈现的变化中的中国形象。她从上述三大报纸中选出508篇描述性的新闻稿进行内容分析。 这些新闻稿包括1972年尼克松访华至1986年14年期间社会和经济情况，年轻人和教育，艺术和娱乐及其他重大事件。
她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这14年期间美国记者对中国的了解有了改进。1972—1975年期间美国记者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不确定并带有不现实的观点”。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美国新闻媒介对中国人的心情和期望作了准确的报道。在1978—1985年期间，美国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缺乏足够的社会背景并过分强调了改革的积极面。其结果是，中国整体的形象被扭曲了。美国新闻媒介倾向于报道显著而又易接近的事件，忽略了报道重要的社会趋势。 她的研究还揭示了这样的事实， 即70年代上述三大报纸和中国问题专家之间就中国形象问题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中国问题专家认为70年代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积极的，而报纸所传播的讯息却是消极的。[8]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发生期间中国形象发生了最为显著的变化。在批评美国新闻媒介对中国政府行动的报道时，马丁·L ·李和诺曼·所罗门说：“美国记者通霄达旦地追踪报道，记录了所发生的事件。但是，美国新闻媒介尽管作了极为详细的描述，但是未能令人信服地分析为什么中国突然陷入危机……记者未能探索在中国的背景里民主意味着什么，同时也未能从历史的角度来报道这次运动。”[9]
美国新闻媒介对1989年事件的报道也曾一度改变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心目中的祖国形象。何周和祝建华（音译）在《“美国之音”和中国：对准天安门广场》一文里说，通过美国之音的诸如“对示威者进行粗暴残忍的军事镇压”和“全副武装部队残杀手无寸铁的群众”的报道，“美国之音”影响了或巩固了学生和公众的反政府态度。[10]
在报道和解释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时，民族自我中心左右着美国新闻媒介的对华报道。当中国接近美国时，这些变化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的失败。当中国看来要疏远美国时，这种变化就被认为是荒谬的和极权主义的。[11]
沃麦克说，80年代美国的民族自我中心导致一个严重的曲解，也就是把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的失败。中国的新政策的确是为了解决过度的中央集权化和教条的制度所带来的危机，同时这些新政策也建立在过去30多年的成就之上。即便是激进的改革者也不想放弃共产主义去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要求的是共产主义制度内部的变革。由于美国带有成见地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刻板的、极权的、反民众的，中国的改革就被看作是对共产主义的疏远。[12]
中国新闻媒介中的美国形象
中国新闻媒介中的美国形象同样也受到中美两国关系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人员刘力群研究了自1979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在中国新闻媒介中的美国形象。
在《当代中国的美国形象》一文中，他分别对1987年5月、1988 年5月和1989年5月的《人民日报》的新闻稿进行了内容分析。他的结论是，中国主要报纸为他们的受众提供了关于美国的相对准确、平衡及有利的报道。
刘力群把这归功于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奉行的开放政策。他认为这种政策是中美之间增加交往和传播的主要原因，也导致两国之间关系和形象的改进。
在描绘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时，刘力群说：“年轻一代（中国人）往往把美国看成是一个富有、现代、开放和民主的国家。它的人民是勤劳、独立、开朗、无忧无虑、悠闲。而老一代则不这样认为，于是有时两代人之间就会爆发激烈的争论。”[13]
中美主要报纸新闻报道中的国家形象比较
中美两国的国家形象问题还可以通过直接比较研究中美主要报纸在同一时期里有关对方国家的新闻报道得到进一步的探讨。
笔者1994年就中美两国主要报纸在1993年1月1日至6月30 日期间如何报道对方国家进行了比较内容分析。笔者选择中美两国各三大报纸作为比较研究样本。在中国，《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最具有影响力。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报纸《光明日报》和以中国年轻人为主要读者的《中国青年报》也非常有影响力。这3 家报纸是中国公民了解美国的主要渠道。在美国，《纽约时报》是公认的具有深度报道和有影响力的报纸。《华盛顿邮报》是美国首都的主要大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则以广泛报道国际事务而闻名。
从1993年1月1日至6月30日。这段时期经历了克林顿当选总统、 中国第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中美之间有关人权和贸易问题的舌战；然而中美关系在这6个月中还是比较平静的，1993年上半年， 中美之间没有激烈的冲突，也没有密切的合作，因此，这段时期比较适合研究中美两国的新闻报道和新闻流动。
笔者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为新闻和言论报道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数据框架。而定性分析则为新闻报道的比较研究提供了质的分析。
笔者采用经波特[14]修改后的巴古恩、巴古恩和威尔金森的内容分类法。[15]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中美主要报纸新闻报道的实际情况，本文把政府、经济、耸人听闻事件、科技和通俗这些主分类进行再次分类。
比较分析单位是中美主要报纸有关对方国家的新闻报道中的任何一篇新闻和言论。[16]内容分析总量是1866篇新闻和言论。所有稿件的分类都经严格的检验，确保分类的准确性。
为确保分类的可靠性，笔者和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大众传播学院院长、传播学教授保罗·帕森斯博士对中美六大报纸随机抽样了50篇稿子进行分类。采用1969年由赫尔斯丁发明的分类可靠性的公式[17]来检验两人分类可靠性的结果是：主分类的可靠性是89%，次分类的可靠性是78%。采用斯科特的公式pi来检验分类可靠性的结果是：主分类的可靠性是85.9%，次分类的可靠性是77%。按斯科特的pi公式，威尔莫和多米尼克建议内容分析的分类可靠性必须达到75%以上。[18]因此，本研究的分类可靠性达到了内容分析的技术指标。
研究结果表明，中美两国主要报纸有关对方国家的新闻和言论报道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一）新闻流量
就新闻流量而言，中美之间的新闻流动是不平衡的。如表1所示， 中国三大主要报纸对美国的报道（1468篇）在数量上是美国三大主要报纸对中国的报道（366篇）的四倍。相反地， 美国报纸评论中国的言论（24篇）是中国报纸评论美国的言论（8篇）的三倍。[19]总体上说， 中国三大主要报纸对美国的报道累计平均每天达8.1 篇——平均每天每份报纸3篇。美国三大主要报纸对中国的报道累计平均每天达2.1篇——平均每天每份报纸不到1篇。
表1：中美主要报纸新闻和言论报道主分类比较
分类 中国报纸对美国 美国报纸对中国
的报道 的报道
新闻报道
1468(99.5%) 366(93.9%)
政府
520(35.2%) 81(20.8%)
经济
284(19.3%) 94(24.1%)
耸人听闻事件
258(17.5%) 114(29.2%)
科技
145(9.8%)
12(3.1%)
通俗
261(17.7%) 65(16.7%)
言论
8(0.5%) 24(6.1%)
总计
1476(100%) 390(100%)
（二）报道内容
如表2所示，中美主要报纸有关对方国家的报道重点完全不同。
表2 中美主要报纸新闻报道的次分类比较
次分类 中国报纸对
美国报纸对
美国的报道
中国的报道
政府报道 520
18
中美关系缓和 649
中美关系紧张 9 6
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231
28
人道援助/和平会谈 925
国内政治和政策124
33
经济报道 284
94
中美贸易关系 5849
与其他国家贸易关系105
16
国家经济计划和统计9524
私人企业、劳工、消费者265
耸人听闻事件报道 258
114
犯罪、暴力和审判 7150
事故和自然灾害274
军事行动和战争150
9
人权和歧视1051
科技报道 145
12
卫生和医学562
环境问题 7 3
交通、航空和能源 592
教育和培训235
通俗报道 261
65
娱乐 101
1
文化、宗教和艺术 6727
人情味9338
总计 1468 366
中国报纸，重视报道美国政府新闻，其政府新闻报道量（35.2%）是新闻报道总量的三分之一，占首位；其次是经济报道（19.3%）、通俗报道（17.7%）、耸人听闻新闻报道（17.5%）和科技报道（9.85%）。
美国报纸则非常重视所谓“耸人听闻”新闻（29.2%）；其次是报道迅速发展的经济改革（24.1%）、政府新闻（20.8%）、通俗报道（16.7%）和科技报道（3.1%）。
为了便于更深入的研究，本文将上述的主分类进行再次分类。 表2是再次分类后定量分析的测定结果。
以下本文具体比较中美主要报纸在政府报道、经济报道、耸人听闻报道、科技报道、通俗报道和言论报道上的区别。
1.政府报道
中国报纸重视报道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活动（231篇，占政府报道总量的44%）。而美国报纸则重视中国的国内政治的报道（33篇，占政府报道总量的41%）。这些数据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中国报纸在报道美国政府时重点放在美国政府做了什么，如会晤、会议和公告，而美国报纸则把中国国内政治作为秘密和神秘的政治来报道，重点在对问题的探索。
在中国报纸对美国政府的报道中，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其国家形象是积极的，而在美国报纸对中国政府的报道中，中国并不是同样积极的和活跃的。他们很少报道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在中美报纸关于对方政府报道领域里，中国报纸一般只作事实报道，而美国报纸则带有政治色彩并作很多政治上的解释。
2.经济报道
中国报纸把美国描绘成为一个全球的贸易强国（105篇，占经济报道总量的37%），报道重点在美国与日本、法国及其他同盟国的贸易摩擦和协定，[20]而美国报纸报道中国经济时则重点报道美中贸易关系（49篇，占经济报道总量的52%）。在报道美中贸易关系时，美国报纸又始终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而中国报纸则着重报道美国公司对巨大中国市场的兴趣和美国公众呼吁无附加条件地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3.耸人听闻报道 尽管中美报纸关于对方国的犯罪和暴力都作了很多的报道，但是关于耸人听闻事件的报道对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在美国是军事行动。在本研究的21项新闻报道领域分类中，美国报纸发表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新闻稿最多（51篇，占耸人听闻报道总量的40%）。中国报纸则重点报道美国军事行动（150篇， 占耸人听闻报道总量的58%）。
4.科技报道 中国报纸关于美国的报道中，十分之一的新闻稿是关于美国科技的，其重点在美国的航天技术、电脑和新药物的发明，而在美国报纸里，只有三十分之一的新闻稿是关于中国的科技。但是对于教育，中美报纸都有长篇并带有分析的报道。
5.通俗报道 通俗报道分别只占中国报纸对美国报道总量和美国报纸对中国报道总量的六分之一。中国报纸有关美国的通俗报道的主要内容是娱乐。但是美国报纸在报道中国文化、娱乐，人及人情味很浓的生活时，往往渗入政治问题和解释。
（三）、言论
如表3所示，美国主要报纸对中国的言论报道（24 篇）是中国主要报纸对美国的言论报道（8篇）的3倍。但是跟新闻报道比较，从定量上讲，言论报道在报道总量里占少数。美国报纸每15篇新闻稿中就有1 篇社论，而中国报纸每183篇新闻稿中才有1篇。
表3 中美主要报纸的言论比较
分类中国报纸对美国报纸对
美国的报道中国的报道
言论824
社论2 9
意见专栏615
毫不奇怪的是，人权和最惠国待遇是美国关于中国的言论中的主调，而中国关于美国的言论却没有固定的基调。中美主要报纸有关对方国家的言论报道的方法有天壤之别，中国报纸的言论注重事实并且格调温和，而美国报纸的言论则往往偏离事实肆意评判。
（四）、结论和分析
通过对中美主要报纸关于对方国的新闻和言论报道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有以下几个结论：
1.中国主要报纸关于美国的新闻报道多于美国对中国的报道
如果就报道量来说的话。中国主要报纸关于美国的新闻报道是美国主要报纸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的4倍。 中国读者每天都可以接收到关于美国的新闻报道。他们不仅了解到克林顿的经济政策和美日之间的贸易会谈，而且还了解到校园持枪问题和公共场所禁烟运动。
期待每日能了解中国的美国读者会大失所望。《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不是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
中美两国之间的新闻流向很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反映了不同的读者兴趣。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娱乐和文化有很大的好奇心，相反地是，由于美国是在国际事务上起着重要作用的经济强国，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对国界以外的其他国家不感兴趣。结果是，中国受众对来自美国的新闻的兴趣比美国受众对来自中国的新闻的兴趣更大。
但是对新闻流动的研究如果仅仅局限于新闻稿的流动频率是片面的。美国报纸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尽管分散零星，但是篇幅较长、具体且有深度。而中国报纸有关美国的新闻报道往往篇幅较短、缺少深度和具体的报道。
2.中美两国主要报纸在报道对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耸人听闻事件上的区别
中国报纸对美国的报道侧重政府报道，而美国报纸对中国的报道则侧重耸人听闻事件和经济的报道。这一发现说明中美报纸采用不同的新闻来源。中国报纸对美国的报道大多依赖官方的新闻来源，如政府的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和政府研究。在这种新闻报道机制里，中国记者缺乏调查性报道的主动性。
美国驻华记者则只在必要时才引用官方新闻来源。他们采访普通人、年轻的企业家、“持不同政见者”以及任何能反映变化中的中国的人。美国记者往往轻视政府，认为政府约束人民的言论并不愿与媒介合作。
从报道量上看，中国报纸关于美国的报道最多的次分类按以下由多到少的顺序排列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美国海外军事行动、美国国内政治和政策、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这些次分类报道的新闻来源自然大多是官方的。
美国报纸关于中国的报道最多的次分类按由多到少的顺序则是，人权、犯罪和暴力、美中贸易关系、人民和人情味。这些次分类的报道的新闻来源自然大多是非官方的，如“持不同政见者”、在华的美国商人，年轻的企业家、普通人等。
3.中国主要报纸不热衷报道美国社会生活中的耸人听闻事件
尽管中国报纸确实刊登关于无家可归的人及其他美国社会问题，但是从总体报道上看，对犯罪和暴力的报道占报道总量的17.5%。
即便是在耸人听闻事件报道的次分类里，军事行动和战争报道占此类总量的58.1%，这也并不难令人理解，因为在本文研究内容所涉及到的6个月时间内，美国介入了索马里危机和波黑冲突。
4.美国主要报纸注重报道中国社会生活中诸如人权这样的耸人听闻事件
人权问题主宰美国新闻媒介对中国的报道。每7 篇新闻稿就有一篇是有关人权问题的。有关中国国内政治问题而没有与人权问题挂钩的新闻报道几乎没有，并且所有关于美中贸易报道也都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即便是经济报道也往往注重对进入私人企业经商的前“持不同政见者”的报道，甚至在特稿里人权问题也时常成为主题。
5.双方的言论有不同特点
中国报纸很少对美国进行评论，如果评论，也是谨慎温和。中国报纸不会违反政府政策去对另一个国家的内政评头论足。相反，美国报纸评论中国政府和所谓人权问题时苛刻尖锐，措辞严厉。他们对中国政府的严厉批评就像对他们自己国家一样。美国报纸的言论对中国都是持批评态度，几乎没有一篇社论是赞扬中国的。
三、影响中美新闻中对方国家形象的主要因素
（一）不同的新闻报道方针和技巧
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发现中美主要报纸的新闻和言论报道有以下三大区别。这些报道方针和技巧上的区别也是导致中美在各自新闻媒介中的国家形象问题的因素。
1.事件与问题 中国新闻媒介注重事件的报道。例如，中国报纸例行公事地报道美国贸易代表与欧共体官员的会晤和中国高级官员与美国访问团的会晤。这些事件报道常常以“标签式”的导语开始，没有具体细节，只通告中国受众某件事发生了。即便是在国际报道里，中国报纸也注重表面事件的报道，如克林顿总统的就职仪式。
美国报纸的新闻报道侧重问题的报道。在报道江泽民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时，美国报纸没有只提供事实，它们还提供了背景材料和分析。美国驻华记者经常用“分析家”和其他匿名的新闻来源，来发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和见解。
2.什么与为什么 由于中国记者侧重事件报道，他们满足于写能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的新闻报道，而美国记者对中国的报道时则往往试图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拿一场大火为例，中国报纸对这场大火进行纯事实的报道，附带死伤人数。而美国新闻报道则往往把“为什么”放到一个揭示问题根源的框架里，因而，一篇火灾报道涉及到了对疏忽防火标准和建设速度的联系这个问题的审视，通过事件，揭示潜在的问题根源。
3.大众与个人 占世界人口21%的中国把大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种大众利益优先权在新闻实践里也适用。中国记者注重社会整体的利益，不大谈个人的利益。他们认为孤立的某一事件不能反映社会的整体情况，因此，如果他们认为某一事件没有代表性，他们就不会去报道它。
在美国，个人在其文化里深受重视，因此他们就有了重视个人的新闻报道。美国记者往往要在他们的新闻报道里突出个人。他们深信重视个人的新闻报道最能反映社会现实。
不同的新闻报道的侧重面导致了不同的写作风格。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中国失业问题的新闻稿从叙述一个扎辫子的腼腆的30岁妇女如何失去了铁饭碗开始，然后深入报道引起她失业的更大的社会问题。但是，在报道美国失业的问题时，中国报纸不报道底特律的失业汽车工人，而是报道了政府的失业统计数据，因为政府统计数据能反映社会的总体情况，而任何个人情况只是部分真实。
（二）不同的新闻体制
中美两国的新闻体制也有很大的区别。在中国，新闻媒介是在“发展新闻学”的模式下运作的。新闻媒介作为国家建设的舆论工具是用来帮助建设国家的。新闻媒介努力与政府的立场保持高度一致：在美国，新闻媒介是在“发达新闻学”模式下运作的，是“监督政府的看家狗”。新闻媒介脱离政府，对政府没有任何义务，其宗旨在于以满足受众的需求来盈利，但是受到大财团和广告商的驱使和控制。
依赖官方的新闻来源，中国报纸给他们的读者提供关于美国的相对有利和积极的报道。中国报纸是外交战线的先头兵。它们并没有批评当选前后的克林顿，尽管他曾多次严厉地批评过中国，因为中国报纸是政府的信使，要传送中国政府避免冲突、改善中美关系的讯息。为了传送另一类讯息，即美国并不是像许多中国年轻人想象的那样完美，中国报纸也对美国诸如失业、犯罪、无家可归及干涉他国内政等消极方面进行了报道，以期平衡他们关于美国的其他报道。
美国记者在判断新闻价值时更有独立性，美国新闻的本性就是挑剔和怀疑。美国记者的职业特征就是对任何事件都持怀疑态度。美国是发达国家，其公众期望社会顺利运转，因而，出乎意料的和反常的也就成为新闻。
总而言之，在“发展新闻学”模式下运作的中国报纸对美国的报道基于官方新闻来源，重视固定的日常新闻传播。他们着重报道事件、新闻报道“什么”因素。他们给受众提供通常是积极的有利的有关美国的报道。美国报纸则是在“发达新闻学”模式下运作，在不定期地报道中国时，他们着重报道问题，解释事件中的“为什么”，注重报道个人问题，对中国的报道通常更具有批评性。
（三）影响美国媒介中中国形象的其他因素
中美主要报纸新闻报道比较研究验证了这样的研究结果，即中国在美国新闻媒介里的形象是消极的、不利的和不平衡的，而美国在中国新闻媒介里的形象却是有利和平衡的。
有关美国新闻媒介中的中国形象问题，美国传播学者爱德华·法尔姆认为美国新闻媒介在塑造真实的中国形象面临着3大难题：1.难以理解中国；2.难以报道中国；3.中国的巨大变化给真实地报道中国增加了难度。
法尔姆认为难以理解中国主要由于中国的封闭社会、文化差异以及感情和意识形态的联系所造成的。中国信息的封锁和中美之间的文化冲突给美国记者对中国的报道带来很大的难度。在他们的报道中注重文化差异的观察、描述和解释。[20]决定媒介报道什么和如何报道的媒介政策就是文化差异之一。在美国，媒介不受政府控制。记者通常按他们的新闻价值观和判断力来进行报道。而在中国新闻媒介是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往往注重正面报道和道德和政治健康的内容。[21]阻挠美国人理解中国的因素还有他们的感情和意识形态的联系。这给记者准确地全面地报道现实造成了困难。在两国关系紧张和敌对时，公众不愿接受有关敌方的积极报道。在和平时期，公众对黑暗面的报道则不感兴趣。可以理解的是记者所关心的是什么新闻稿可以刊登并被受众所接受。[22]
根据法尔姆的分析，报道中国的难题主要表现在难以进入中国和中国政府对外国记者的限制和控制。认为美国记者在中国旅游和活动都受到中国政府有关规定的限制，他们与中国人之间始终有一堵无形的墙。在中国许多特意安排的媒介事件中，对记者提问的回答也是事先准备的。因此，真实准确地报道中国对美国记者来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不足以使他们能够真实地报道中国。此外，由于语言不同的限制，他们不得不依赖翻译。[23]
法尔姆列举的第三大难题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包括中国对外关系以及文化的变化给真实地报道中国增加了难度。有关中国的信息的日益增加使得驻华外国记者感到人手不够。文化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的变化。有多少人在做什么？有多少人不在做什么？如何量化、评估和解释？所有这些都给报道中国增加了很大的难度。[24]
法尔姆列举了报道难题中的一个例子说，美国人会认为中国人采用的同一个词或采取同一类行为意味着具有同样的意义。但是，法尔姆说当中国人说“民主”时，他们并不是指带有竞选、游说和地方自治权的有代表性的多党制政府。相反地，他们是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尽管中国经历了文化变化，但是中国的民主定义仍然没变。因此，法尔姆说：“记者的任务就是要倾听中国人的声音并从这些声音里筛选出基本事实，然后用美国英语对中国的现实进行解释”。[25]
正如所有国际报道一样，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也受到国家利益、危机报道、外国审查和驻外记者队伍缩小等因素的限制和决定。
不同的新闻价值观也是影响国际新闻中国家形象的因素。中国的新闻是在“发展新闻学”的框架下运作的，其目的是帮助建设国家。媒介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结果是新闻定义为有利社会的积极的和进步的言词和形象。在中国，新闻稿往往是为了传递某种宣传讯息。
在美国，新闻不是国家的建设者而是商品。美国新闻媒介对政府不承担任何义务，因此，美国新闻媒介只是为了满足受众的需要和愿望。但是以受众为中心的新闻会导致注重轰动效应和否定一切的新闻，从而导致对他国形象的扭曲报道。
一项有关国际新闻流动的研究表明，国家等级（如国家面积、人口、经济发展状况、历史等因素构成的等级）、文化联系（国际间的共同语言、移民和旅游流动量传统关系）和经济关系（国际贸易、外国援助以及两国之间的投资量）都是影响国际新闻流动的主要因素。[26]中美两国在这些项目上的关系不在本论文研究范围之内，但笔者认为，这些确是值得重视的因素。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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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ouldin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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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体育稿、股票市场行情、天气预报和一句话新闻省略，不作为本研究的分析单位。
[19] Ibid.,180.
[20] Roger D.Wimmer and Joseph R.Dominick, Mass MediaResearch:An Introduction, 4th ed. ( Belmont: WadsworthPublishing Company,1994),179.
[21] 《人民日报》，1993年2月15日，3月3、9、21日，5月23、 29日，6月5日；《光明日报》，1993年3月25、31日，5月20日， 6月11、22、25、30日。
[22] Galtung and Vincent,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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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Farmer,24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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