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麟史学理论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理论论文,胡应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应麟（1551—1602年）字元瑞，浙江兰溪人，明代著名文献学家。他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所论多有高识卓见。本文拟就其有关史学理论方面的论述，作一初步探讨。＊ 一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标准问题的讨论，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处于萌芽阶段的先秦时期，孔子即已提出了“良史”这一概念。他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1〕从撰著态度方面揭示了“良史”的标准。汉时，刘向、 扬雄对这一理论范畴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认为“良史”应该是“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此后， 有关史家标准的讨论大都沿袭刘、扬之论，并未作出新的理论突破。直到唐代中期，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才首次阐发了才、学、识史家“三长”论，对向来史家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第一次理论总结，实为千古卓识。但是，才、学、识“三长”是否足以概括史家标准呢？
对此，胡应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左、马恢恢，差无异说；班《书》陈《志》，金粟交关；沈《传》裴《略》，家门互易。史乎！史乎！”〔3〕胡应麟以董狐、南史、 左丘明、司马迁与班固、陈寿、沈约、裴子野等人为正反两方面代表，提出并特别强调了公心、直笔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三长”而无此“二善”，并不足以称其为史家。然而在他看来，古今五者兼之者，唯有孔子一人而已，“三长”不乏而“二善”靡闻倒是常事，这就使他不得不发出了史家难得的慨叹。
胡应麟认为，公心和直笔既有联系，又存在着区别。他说：“直则公，公则直，胡以别也，而或有不尽符焉。张汤、杜周之酷，附见他传，公矣，而笔不能无曲也。裴松、沈璞之文，相讦一时，直矣，而心不能无私也。”〔4〕公心和直笔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但二者有时却不能完全符合，其原因就在于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区别。司马迁虽公心犹存，记述了张汤、杜周的残酷，但他只是将张、杜之酷附记于他传，而在其本传（即《史记·酷吏列传》）中却未予以详细揭露，因此也就不无曲笔之嫌（但并非失实）。至于裴、沈之文，据《南史·裴子野传》载：“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继成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称‘松之后无闻焉’。子野更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沈约父），以其不从义师故也。’约惧，徒跣谢之，请两释焉。”沈约与裴子野的记述均属直笔，但二人心迹却不无相互攻讦之私。可见，有公心并不一定下直笔，而有直笔亦未必就是存公心，二者之间还有着一定的差距。
既如此，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直则公，公则直”呢？胡应麟特别强调了一个“尽”字，指出：“夫直有未尽，则心虽公犹私也；公有未尽，则笔虽直犹曲也。”〔5〕强调必须尽公心以下直笔， 尽直笔以应公心。他以孔子为例，指出：“仲尼谓臧孙不仁三、不智三。然春秋世远出文仲下者，夫子亟称也，而以文仲之贤而弗为少讳，弗几乎刻乎？噫！未可以浅近论也。”〔6〕即不可以“为贤者讳”为借口， 违反对公心和直笔的“尽”的要求。这就从理论上排除了“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之类的说法，要求之严，已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
可以看出，胡应麟的公心、直笔二善论，实际上是对史家在史德方面的要求。他讲公心，要求著述者以“万人之衷”〔7〕为已衷； 讲直笔，要求著述者应有是事而如是书，反对曲笔（虽非失实）。他强调二善的重要，将公心和直笔并列开来，互为补充，互相发明，这就比刘知几单纯讨论直书和曲笔前进了一大步；他强调对二善的“尽”的追求，反对以讳尊、讳亲、讳贤等借口伤害对公心、直笔的要求，这就远远地超越了刘知几以名教换取直道为特征的直笔论〔8〕，做到了后来居上。胡应麟将史家在史德方面的要求，直接纳入到史家标准的理论体系之中，无疑是对刘知几史家三长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二
史书繁简（省）问题，也曾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争论得相当激烈的课题。晋人张辅在评论司马迁与班固优劣时，通过五个方面的对比，扬马抑班，其中第一条即关涉到史书繁简问题。他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繁省不同，不如迁一也。”〔9〕他是以史书包举时间之长短与卷帙之丰约这一对比来衡量史书繁简，并以此论较《史记》与《汉书》的优劣高下。这就提出了有关史书繁简问题的两个基本内容，即何谓繁、简？能否以史书繁简评定其优劣？
对此，刘知几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指出，后世史书繁于前代，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势使之然”，因此，不能以史书的繁简不同来评定其优劣。其次，刘知几指出，论较史书的繁简，“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缺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10〕。这是以“妄载”和“缺书”与否作为考察史书记事繁简的两个基本原则，如果史书叙事既无“妄载”，又未“缺书”，就应属于繁简得当。刘知几虽然主张史文尚简，但其关于繁简标准的讨论却是实事求是的。
在前人的基础上，胡应麟作了比较全面的探索工作。他首先明确了繁简的概念内涵，指出：“史恶繁而尚简，素矣。曷谓繁？丛脞冗阘之谓也，非文多之谓也。曷谓简？峻洁谨严之谓也，非文寡之谓也。……较卷轴之重轻，计年代之近远，纰乎论哉！”〔11〕批驳了张辅关于繁简标准的浅陋认识。在此基础上，胡应麟肯定了“文之繁简可以定史之优劣”的原则，不过，第一，不同史书可能记述同一件史事，切不可以其记述的繁简不同来评定这些史书的优劣高下。他说：“昔人谓《史记》不如《左传》，《左传》不如《檀弓》，似也，而以一事之繁简，定三氏之等差，则非也。夫文固有简者不必工，而繁者不必拙，夫工与拙可以较等差，而较之乎一事，吾犹弗敢也。”〔12〕
第二，胡应麟指出，繁简各有得失，“简之胜繁，以简之得者论也；繁之逊简，以繁之失者论也。要各有攸当焉。繁之得者遇简之得者，则简胜；简之失者遇繁之得者，则繁胜”。至于繁简得失的标准，得当，则“简者约而该，繁者赡而整”；失当，则“繁者猥而冗，简者涩而枯”〔13〕。此论精核圆通，远远超越了张辅、刘知几的论述深度。
第三，胡应麟高明于前人之处，还在于他在以繁简评论史书优劣时，对历史文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极大关注。历史文学，就是指历史记述的文学表现形式。文史结合，本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以文学表述的效果评价史书的优劣高下，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重要方面。胡应麟在以其繁简理论对史书进行评判时，大量引用了有关历史文学的内容，进一步加强和充实了他的讨论。如他比较《史记》和《汉书》时说：“《史记》之于《汉书》，气胜也”，“子长叙事喜驰骋，故其词芜蔓者多，谓繁于孟坚可也，然而胜孟坚者，以其驰骋也；孟坚叙事尚翦裁，故其词芜蔓者寡，谓简于子长可也，然而逊子长者，以其翦裁也。”〔14〕显然，这已经不再是单纯地探讨史书的繁简问题了。
胡应麟的史书繁简理论，既是对前人已有成就的批判继承，又是来源于他读史论史的学术实践，他所做的探讨工作，涵括了史书繁简理论的基本方面，发展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史学评论和史料采择，都是关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胡应麟对这两个方面的论述虽然不多，但确有发前人所未发者，同样值得重视。
关于史学评论，胡应麟主要论及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史书论赞不可苟作。他认为论赞乃“百代劝惩系焉”，“只词之褒贬，天壤流焉，非以万人之衷为一人之衷不可也”。即强调公心，“要在适衷”〔15〕。第二，胡应麟指出：“读书大患，在好诋诃昔人。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昔人所见，岂必皆长？……今偶睹一斑，便为奇货，恐后视今，犹今视昔也。”他提出，一定要“务成曩美，毋薄前修，力求弗合，各申已见可也”；“毋先入，毋迁怒，毋作好，毋徇名，此称物之衡而尚论之极也”〔16〕。清人钱大昕曾有言：“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17〕此语正可借以作为对胡氏意旨的精辟解释。显然，这是一条正确的史学评论原则和史学批评思想。
关于史料采择，胡应麟认为，修史不易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史料采择之难。史家“寸管之搜罗，宇宙备焉，非以万人之识为一人之识不可也”〔18〕。他虽未提出具体的史料采择方法，却强调了这样一个思想：“史百代者，搜罗放轶难矣，而其实易也；史一代者，耳目见闻易矣，而其实难也：予夺褒贬之权异也。”〔19〕即是说，史书涵括的时间越是久远，史料越是难以搜罗，但正因时间久远，史料留传亦是有限，因而搜集和择取也就由难而易；当代为史就不同了，耳闻目见，史料博杂而且易得，但史书所需材料，要受到史书的内容、体例、宗旨和历史思想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因而材料越多，鉴别和取舍的功夫就越是要求严格，史料择取也就由易而难。这就辩证地将时代远近与史料采择的关系剖析明白，实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卓识独见。
四
胡应麟比较重要的史学建树，还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论史尚专家。他说：“司马、班氏，人自为史，其史也，史百代而有余；司马、班氏，合而为史，其史也，史一代而不足，则史非专不可。”〔20〕即提倡史尚专家。胡应麟进一步论述说：唐初官撰正史中，“独《晋》、《隋》群彦所修，而《晋史》（即《晋书》）大为猥杂，《隋史》（即《隋书》）差自精详，以委任异宜，才用乖协故也”〔21〕。“用颜师古等于纪、传，用李淳风等于表、志，唐任人可法者也，而不必尽论其书也；欧阳疏于事而表、志，子京（即宋祁）僻于文而纪、传，宋任人可监者也，而不必尽论其书也：斯各任之准也。夫李延寿尝与修诸史矣，胡以弗《南》、《北》若也？夫欧阳修尝与修《唐书》矣，胡以弗《五代》如也？斯独任之衡也。”〔22〕胡应麟还对历代的修史情况进行了综合性考察，指出：“唐以前史之人一，而其业精，故史无弗成而无弗善。唐以后史之人二（指史馆修史），而其任重，故史有弗善而无弗成。唐之时，史之人杂而其秩轻，其责小而其谤巨，故作者不必成，成者不必善。”〔23〕通过对史书“成”、“善”两个方面的比较，进一步强调史尚专门。
二、论《艺文》必志。他说：“原夫《艺文》之为志也，虽义例仍乎前史，实纪述咸本当时。往代之书，存没非此无以考；今代之蓄，多寡非此无以征。……考文大典，意在斯乎！刘知几《史通》，以为附赘悬疣，雷同一律，而大讥《隋史》之非，此疏卤之谭，匪综合之论。即《后汉》一书，《艺文》无志，而东京一代，典籍茫然，他可概矣。”自注：“刘《史通》论史诸体甚核，独论表、志甚疏，郑渔仲所以讥范晔也。”〔24〕又说：“陆文裕深，著《〈史通〉会要》，辨论甚该，独谓《经籍》不必志，于义未尽。经籍，朝廷之大典，累朝人主，无不究心，岂容无志！”〔25〕批驳了刘知几、陆深等人关于史书不立《艺文志》的偏谬之论。
作为一位封建学者，胡应麟的史学思想中也有着较为严重的局限性，表现为他的名教思想太重。他说：“甚矣，唐人之陋也！刘知几《史通》，称舜囚尧，禹放舜，启诛益，太甲杀伊尹，文王杀季历，成汤伪让，仲尼饰智矜愚。斯数言者，战国有之，然识者亡弗谓虚也，胡子玄骤以为实也？至谓舜、禹、汤、文同于（曹）操、（司马）懿、（刘）裕、（萧）衍，而《尚书》、《春秋》之妄过于沈约、王沈，斯名教之首诛矣。”〔26〕指责刘知几诬诋圣贤，败坏名教。又说：“《史通》之所谓惑，若赤眉积甲，史氏弥文；文鸯飞瓦，委巷鄙说：皆非所惑者也。至《竹书》杀尹，《汲冢》放尧，则当惑而不惑。《史通》之所谓疑，若克明峻德，帝典所传；比屋可封，盛世之象：皆亡可疑者也。而《山海》诡辞，《论衡》邪说，则当疑而弗疑。余谓：刘有史学，无史笔，有史裁，无史识也。”自注：“唐柳璨有《〈史通〉析微》十卷，专驳子玄之谬。宋世尚存，今无刻本。刘书必与此书并行，庶无害名教，不尔，恐所益微，所损大也。”〔27〕胡应麟不满刘知几所为，诋其为“名教之首诛”，并将名教思想贯彻于史笔、史识之中，表现出强烈的史学卫道色彩。不过，瑕不掩瑜，全面来看，胡应麟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做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1〕《左传》宣公二年。
〔2〕《汉书·司马迁传赞》。
〔3〕—〔7〕〔11〕—〔15〕〔18〕—〔23〕〔26〕〔27〕均见《史书占毕一》，载《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
〔8〕《史通·曲笔》。
〔9〕《晋书·张辅传》。
〔10〕《史通·烦省》。
〔16〕《华阳博议下》，载《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九。
〔17〕《廿二史考异·序》。
〔24〕《经籍会通三》，载《少室山房笔丛》卷三。
〔25〕《经籍会通四》，载《少室山房笔丛》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