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维汉民族理论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民论文,中国论文,特色论文,理论论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艰难探索，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我国这样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创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了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两次飞跃虽产生于两个不同的时代，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一个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但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即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李维汉同志的民族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产生第一次飞跃时形成的。但同其它方面的理论形成时间相比较，基本上是在建国初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因而他着重阐述了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总方向和基本原则。这一理论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二次飞跃时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础。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密切联系。所以，当我们今天重温李维汉同志30几年前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著作，仍然信感亲切，仍然感受到它对当前民族工作的重要的指导意义。以下从三个方面对李维汉民族理论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密切联系加以简要论述。
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立的重要政治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这一制度的最终建立，李维汉同志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他对在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运用民族自决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制度问题做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合理解释。在他的科学回答之前，我党曾多次片面强调过民族自决权的问题。1949年准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毛泽东同志就民族自决权问题征求李维汉同志的意见，李维汉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建议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制度。他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参看王兆国：《统一战线工作者光辉典范》，1994年8月7日《人民日报》）。在其后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一文中做了系统阐述。他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实施的原则与民族自决权的意义。同时，他更为精彩地论证了在实现自决权问题上“不能不根据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经过不同的具体道路，采取不同的形式”。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实现平等联合，不是经过民族分离和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是从平等联合的革命统一战线到平等联合的统一人民共和国”。回答了为什么在我国必须在统一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制度，而不是像苏联那样实行联邦制。原因是：第一，中国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国各民族必须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第二，中国民主革命是在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其它各种反动势力已基本上被消灭，全国大统一的基础已基本奠定。第三，各族人民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还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态，如果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的汉族帮助，就不可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第四，我国民族关系的特点，诸如少数民族人口少、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等原因，合而有利，分而有害。第五，由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存在，我国各族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起来，才能维护祖国的统一，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总之，“由于这些条件，我国各民族在解放之后，就自然而然地联合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民族大家庭。我国各民族的广大人民根本没有提出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问题。”各民族团结一致，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保证。
李维汉同志在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制度的建议被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纳后，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颁布实施。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明确规定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也就是说，确立了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为单一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从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我国政党制度上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国体上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政体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同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完整内容，建构了新生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制度的框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着手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确立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总方向。强调必须坚持我党在建国初期形成的各项基本制度，现阶段的建设任务并不是将这些基本制度全盘推翻从头开始，而是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然是一项重要内容。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明确指出：“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与《决议》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制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中的地位定下了基调。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在总结贯彻执行基本路线经验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在原则中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党的历史文献上，第一次明确地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定为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也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中的地位。此后，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依据十二条原则，进一步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做了全面论述，其中在政治方面指出：“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爱国统一战线，共同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完整内容，提高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高度。
正是由于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十几年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1984年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各自治地方相继制定出台了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民族法规体系基本形成。到目前为止，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已经建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4个自治县（旗）。此外，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建立了1 700多个民族乡。在我国的55 个少数民族中已有44个民族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以上。李维汉同志建议提出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制度的正确性，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充分证明。
二、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个理论提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即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如邓小平同志阐述的那样：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社会主义时期我党如何制定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和任务指明了方向，其核心思想就是从社会主义时期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如果说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解决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民族问题实际出发的问题，那么李维汉同志则为此做出了历史性的理论贡献。
李维汉同志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位系统阐述中国民族关系的特点也就是中国民族问题基本国情的领导人。他的阐述概括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从而为我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制定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代表作《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阐发中国民族关系的特点是：第一，民族成份十分复杂，但各民族中数量十分不平衡。即汉族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对多数，少数民族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几。第二，少数民族虽然人口很少，但是分布的地区很广，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少数民族一般为大分散小聚居，除了西藏、新疆两自治区和少数县份以外，少数民族在当地人口中都是少数。第三，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汉族社会发展程度最高，虽然封建地主经济仍然占着优势，但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相当发展。而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则还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诸如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封建牧奴制等等。第四，我国各民族早已建立并长期保持着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又在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保留着本民族传统的社会制度。中央王朝对其实行“因俗而制”的统治政策。第五，少数民族大都有很深的宗教信仰，不少民族还保持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的现象，这就使宗教具有民族性。第六，由于民族之间和各民族内部社会发展不平衡，使各民族的革命发展也不十分平衡。从总体上说，汉族比较先进，少数民族相对比较落后。
李维汉同志对中国民族关系特点的系统阐述，虽然形成于六十年代，但却是他在建国初期及建国后主持民族工作，向党和国家提出一系列符合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的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其主要的有三方面：第一，通过对中国民族关系特点的分析，科学解释了如何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提出了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制度的建议（在前面已有论述）。第二，依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通过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分析，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完成民主改革，过渡到社会主义，提出了应采取和平改革方法完成的建议。并对和平改革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平改革的性质、目的，改革的方针、步骤，改革的基本力量和依靠力量，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政治上、经济上的待遇，对拥有武装的集团和武装叛乱的解决办法，都做出了切实可行的论证。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采纳了李维汉同志的建议对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针对各少数民族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而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比如：对社会经济形态与汉族相同或基本相同，即封建地主经济已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采取了与汉族地区相同的做法。但对民族关系宗教关系比较复杂的民族地区则采取了特殊政策和措施；对四川、甘肃、青海等省的藏、彝民族地区，实行的政策更宽，方式更为和缓，即根据群众的意愿，经过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后再去进行；对云南省地处边疆的傣族、哈尼族的封建领主制度则采用和平协商的办法，说服当地民族上层分子，自动放弃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对那些尚处于原始社会制末期、民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尚不明显的少数民族地区，则决定不进行系统的民主改革，采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对待少数民族的广大牧区，针对其生产生活资料与农业地区有重大区别的特点，采取了区别于农业地区民主改革的政策措施，主要是保护牧场、保护畜群，实行牧场公有、放牧自由；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帮助劳动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由于党中央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采取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方针，民主改革得到民族地区各界人士的拥护，除西藏外，到1958年基本完成，为少数民族过渡到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奠定了我党在民族地区从实际出发，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工作原则。
第三，依据马克斯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主义时期的民族理论，结合我国民族实际情况，针对当时民族工作中存在“左”的错误，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方面的总任务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实现这个总任务应当做的主要工作是：1、 首先在思想认识上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阶段不是民族融合和消亡阶段，而是各民族获得彻底解放的阶段，即各民族在平等团结的基础上共同发展与繁荣的阶段，是社会主义民族和民族关系充分发展的阶段”。“各民族之间或者各民族地区之间，除了共同性，还有自己的特点、特殊性，或者叫作个性。这种特殊性或者个性，构成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地区之间的差别。”差别主要表现在不同的语言、风俗、社会结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李维汉同志对民族关系的这一正确认识，成为制定民族工作任务的思想基础。2、加强民族团结， 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当时一些地方大汉族主义思想严重干扰党的各项民族政策落实，或者歧视少数民族，侵犯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或者是忽视民族特点，强迫命令。与此同时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也有所突出，主张按照民族成份划分党组织、排斥其他民族，主张民族语言纯洁化，反对学习汉语文等。甚至最尖锐地表现形式是部分地区反动上层发动了武装叛乱。对于如何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李维汉同志认为：就是要严格地遵守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对于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祖国统一的少数分子属敌我矛盾者，必须坚决加以镇压。3、坚持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必须很好地贯彻执行。应当尊重自治地方的各项自治权利，诸如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治权利；坚持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主；反对党委包办政府工作，及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4、坚持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在我国各少数民族大都有一定的宗教信仰，不少的少数民族还存在着绝大多数人信仰某一种宗教的现象。这使宗教问题具有民族性。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是坚持个人信仰自由，不能强迫。同时，废除宗教中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巩固民主改革的胜利成果。对于利用宗教自由作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荫蔽所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严加惩办。5、大量培养民族干部。 李维汉同志认为“大量培养民族干部，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因而应当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干部路线，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行政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让他们在各条战线和自治地方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时期，我国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李维汉同志对民族问题正确的思想理论认识是分不开的。同时，这些民族工作任务的内容也是今日民族工作重要的方面。
综上所述，李维汉同志关于中国民族关系问题分析的理论，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将马列主义同中国民族问题相结合，既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奠定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导下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出发的理论框架。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关于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对少数及其大分散小聚集分布状态的分析；第二，关于少数民族具有不同社会形态和制度的分析；第三，关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落后于汉族的分析；第四，少数民族与汉族仍然存在着民族差别的分析。这四个方面的分析仍然是今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民族问题制定方针政策的实际出发点。以上所谈到的建立在这一分析基础上的民族工作重要原则和内容，在今日也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三、李维汉民族理论的局限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关键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邓小平同志此做出了科学的回答，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不但从理论上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而且在实践中也指明了整个中华民族振兴发展道路，这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也是他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核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民族工作都是以这一核心理论为指导，获得巨大成功的。
李维汉的民族理论与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相对照，十分显然并不相同。尽管李维汉同志在谈到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时也阐述过应当大力加强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努力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与文化，早日实现现代化，但并不是作为“中心”来论述的。没有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这正是李维汉同志民族理论的局限性。局限性形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来自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不清醒地认识。主要表现为，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比如“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等，与此认识相关的是，对我国所处社会发展阶段认识不清。曾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后来在较长的时间里，又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过渡时期”。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所以，党在制定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时相应地也必然将“阶级斗争”作为中心工作，而不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我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认识，是制定各个方面工作方针政策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李维汉同志作为那个时代的民族理论家，在阐述民族问题时不可能不受这一根本认识的左右和深刻影响。
另外，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一个与我们历史条件、经济文化条件完全不同的国家，怎样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在刚刚探索之中，并没有什么经验可借鉴。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虽几经曲折，将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族主义革命胜利，但却没有历史条件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上取得成功。李维汉同志作为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其民族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同样也必须受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
第二，来自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当时中国是一个亚洲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十分尖锐。尤其少数民族部分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间相对落后于汉族。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煽动群众，挑起事端，发生叛乱。同时，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工作刚刚开始，思想战线上的工作任务极其繁重，需要集中精力进行工作与斗争。在国际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界线分明，相互对峙。境外敌对势力插手中国民族问题，与民族分裂分子勾结，不断加紧分裂中国的活动。这一切都造成一定程度上国际国内形势的紧张状态，成为“八大”以后，党的方针政策背离大力发展生产力正确路线的客观原因，民族理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也自然随之转移。
总之，李维汉民族理论由于受上述思想及客观条件限制，具有局限性。这一局限性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探索过程；另一方面也为今日民族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经验。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就是在总结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中形成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李维汉民族理论的局限与他对中国民族理论的贡献同样有意义，同时也是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联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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