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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年之交的启示
一个充满着机遇与危机的21世纪即将来临。在此千年更替之际，她对于世人心理上的震撼，是每个世纪之交所带来的效应所无法比拟的。《圣经》中的《启示录》曾预言，此时耶苏将会重新君临地球，这些信念对于基督教文化是至关重要的。作为第三个1000年的开始，她对于每个文明、宗教、哲学而言，都是一次莫大的激励，人们也将更加觉醒。
纵观历史，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文化、经济和政治现象：每个世纪末的90年代，各个社会往往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世纪末的那种机遇与危机、繁荣与衰退、雄心与躁动、希望与危险错综交织的局面。16世纪90年代的西班牙，17世纪90年代的荷兰，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状况。19世纪90年代作为全球主导力量的英国，看到了自己有丧失领导地位的危险；20世纪初的几次战争和革命，都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动乱和恐怖中酝酿的；美国在1893年摆脱了一场重大的金融恐慌，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哥伦布博览会上，使得美国人形成了下一个世纪必定是美国的世纪的信念。
中国亦不例外，18世纪90年代，各地白莲教起义，被清王朝镇压；19世纪90年代，发生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以西太后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取消全部新政。
20世纪90年代，以原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冷战时期结束，世界由二元（两极）对抗，转变为多元对抗。同时金融也产生混乱。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持续增长，香港回归祖国。加上东亚经济的突飞猛进，有可能成为带动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这种状况，引起了世人对东亚的震惊和刮目相看，东亚学者在殚精竭虑东亚经济起飞背后的无形的精神力量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同时，开始摆脱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关注东亚自身传统文化背景和现实状况，以及自身传统文化与经济起飞的关系等等，从而提出了“东亚意识”。
“东亚意识”表征着东亚的主体意识（独立自主意识）、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批判意识、反省意识等的自觉（参见拙作《“东亚意识”何以可能？》载《亚文》）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3—8页）。在当前全球化、国际化的时代，发挥东亚的理念和价值，在文化领域为21世纪的人类的共同利益作出贡献。
二、中国文化如何建设自我
然而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对中国实行侵略，使中国失去了大量资金、市场、原料以及发展条件、机遇，使中华民族陷入屈辱、苦难的深渊。西方列强各国利用侵略中国所取得的权益、巨额赔款、资源劳力、租界割地，来实现或加速其工业化的进程，又使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愈来愈落后于西方。
在中国受西方侵略和殖民的情况下，中国的有识之士所思考的问题和视野，往往是如何救亡图存？如何引进西方的技术和制度？如何赶上西方国家？即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作一被动的、直接的回应。从冯桂芬、郑观应、王韬、马建忠到孙家鼐、张之洞等。他们的基本思路是中国固有的孔子之道是体是本，西方科学技术是用是末。因此，这种学西方是很有限度的。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的破产，说明中体西用的理路和实践，并不能救亡图存。
这就要求人们在更全面、更深刻的层面上学习西方，从戊戌变法的君主立宪、辛亥革命的五权宪法到五四运动的科学民主，都是不断深入学西方，向西方追求真理的过程。当时中国先进分子囿于内因外缘和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他们所思考问题的范围，无论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还是价值观层面，都以西方为楷模，参照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文化、思维来批判、指摘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其批判之激烈，言词之刻薄，情感之痛绝，都是空前的。从“五四”以西方文化中的“德”、“赛”二先生来打倒“孔家店”，到5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又以西方文化为“指导思想”来批倒批臭“孔老二”。以为只有打倒自己，打倒老祖宗及传统文化，才能学西方。尽管“五四”与“文革”是学西方文化中的不同理念层面，但学西方则是其同。
当时中国人所思考的问题，基本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或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中所触及和所思考过的问题，甚至已解决和正在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学术思想的价值取向层面，对西方文化基本上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就是以西方学说为指导，来批判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或把中国学术思想削足适履地套入西方学术思想的框架，以至观念层面的概念、范畴的称谓、释义，也统统拿来。中国固有的概念、范畴几乎废弃不用；并以西方概念、范畴的内涵为内涵，西方的是非标准为是非标准，西方的真理为真理，而不得违反。这样长此以往，使中国文化的自立、自主、自尊、自信的主体性受到挫伤和丧失，民族的独立性、自尊性意识受到损害和削弱。这些又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殖民文化的渗透和殖民文化心理的滋长相表里。于是近现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紧跟西方学术思想之后，以引进、接纳、宣传、解释、消化西方学术思想为任务。
在这种思想理路下，东方和中国近现代的改良家、变法家、革命家，均以西方物质、制度、价值文化为样板，照搬照抄，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西方文化的宣传家、注释家。如果能有所结合本国实际，就算是有所创造了。这样，中国失去了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的问题的关注及相应的回应，在人类所面临的前沿问题上，听不到中国文化应有的声音、主张和设想，中国几乎放弃或者说不自觉地退出了世界文化的舞台，这就助长了西方文化傲视世界的气势，中国文化的独立、平等受到了践蹈。
中国文化在现阶段应如何建设自我？
1.自主精神。中国自汉以来就有对经典文本进行注释的传统，唐代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对汉人的注解进行注疏，思想陈陈相因，不得越雷池一步，窒息了中国思想学术的创造性发展。从1949年到“文革”，学术界亦对马列经典依照“疏不破注”的原则，进行注疏，以“破注”为非法。宋代知识分子起来大破汉唐“传注”，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松动了思想界的重重大山，（参见拙著：《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2页）提出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自作主宰”的自主精神，大大解放了思想，形成了北宋各家异说、学派涌现的学术繁荣的局面，孕育了融合儒、释、道三教为一的宋明理学的产生。现代知识分子亦应该有西方文化（包括马列文化）注我中国文化，我中国文化注西方文化的自主精神，才能建构融合中西古今各种文化为一的新文化。
2.自立精神。中国学术思想不能重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覆辙。“独尊”的结果是排斥、抑制其他学说的发展，以其他学说为“异端邪说”、“离经叛道”。因而有李贽等人之死和清代“文字狱”的产生。“文革”时亦搞“独尊”，稍有异见，便目为“异端邪说”，像李贽那样犯“思想罪”而被处死者何至一人！当前，中国文化应以自己的创造精神，建立新学派、新思维、新体系，复兴先秦百家争鸣的局面，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任何外来的思想学说、价值观念，要想在中国立足和得到发展，必须中国化，如佛教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人提儒家马克思主义）。然而，中国化的佛教仍然是佛教。因而必须建构融合马列文化、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为一的新文化，以挺立自主精神。
3.自强精神。中国文化自身有诸多缺陷，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如重人治而轻法治，讲民本而不讲民主，重道德而轻功利等等，都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理念和价值，很难回应现代工业科技文明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中国文化若要对此挑战作成功的回应，只有敞开胸怀，吸收东西方各种优秀文化的营养，克服自身的缺陷，自强不息。
4.自省精神。自我反省，才能自我批判。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如果没有“吾日三省吾身”的意识，就不能发展进步。从历史上说，中国有夜郎自大意识，以己为华夏，以他国为“夷狄”，或以己为“礼仪之邦”，以他国为“野蛮之地”。这种自足自满意识，蒙蔽了自己，以至报喜不报忧；只讲光明面，不讲丑恶面，不敢揭自己头上的疮疤。即使十年文革，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到了崩溃的边缘，仍然天天“莺歌燕舞”，歌功颂德。因而在各级领导中滋长了浮夸风、欺下瞒上风，以达到保官、升官的目的。在学术思想上，把现代科学发现，都说成中国古己有之，认为《周易》64卦就是64个遗传密码等等。若长此以往，中国文化是没有希望的。只有自省，才能从这种自满自足状态中解放出来，激励自我和实现自我。
5.自律精神。中国强调正心、诚意而修身；强调“求诸己”而不求人；主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要求人人都有从心性出发的道德自觉，从生命体验出发的道德自律。自律才能在人与自然、社会、人际交往活动中事事“中和”，这是天下的“大本”和“达道”，“致中和”，便能位天地，育万物。
自主、自立、自强、自省、自律的五自精神，是中国文化在现阶段应做和可能做到的，只有这样建设自我，才能在现代世界文化之林中争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
三、中国文化如何可能走向未来
中国文化走向未来如何可能？一方面看上述五自精神的建设如何？另一方面还要在方法、价值、体系的建构上进行创新。中国近150 年来，既有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痛苦体验，又有人民大众与其作斗争的经验；既有学西方的经验教训，亦有学前苏联的经验教训，比别的国家复杂。这是缺陷，亦是优势，我们可以在诸多比较中作出自己的选择。
中国文化如何可能走向未来？
1.方法的转换。中国在21世纪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虽有很多机遇和希望，但也存在诸多危机和危险。换言之，中国当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人类共同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社会、人际、人的心灵、不同文明间）的挑战；二是西方文化（科技文化、制度文化、价值文化）的挑战；三是现代化的挑战。中国文化如何、怎样能够回应这三大挑战？就成为中国学人所关注和探讨的课题。
从80年代初以来，大陆出现了“文化热”，它不仅吸引了大陆学界，而且吸引了国外一部分学者参与。其讨论中心是中国文化如何向现代化和世界化转换？就中西体用而言：有主张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中西为体中西为用；就继承传统文化而言：有选择继承，宏观继承，具体继承；就文化创新而言：有创造性解释，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分析地扬弃、综合地创造，以及全盘西化论，儒学第三期发展，复兴儒学论，返本开新说等等。都有其提出的时代与文化背景，有其学术价值和意义。
这些主张的本身，都属于如何和怎样向现代化转换的方法或手段的探讨，这类探讨还可继续，还可提出更多的方法或手段。它与从唐到宋初对儒、释、道三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方法或手段名虽异，作为文化整合的方法或手段实则同。然都没有落到实处。仅仅进行方法和手段的论争，并不能解决问题。北宋把兼容并蓄的方法落实到理学上，开创了理学的时代。我把近100 多年来方法的探讨落实到“和合学”上，作为对世纪一种文化战略的构想。
2.价值的转换。在方法或手段的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即价值观这只手。不同的历史时代、国家民族、宗族信仰、思维方法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他们的利益和需要及对客体可能形式、价值合理形式的理解与诠释都不相同。因此，判断什么是应肯定的、有价值的？什么是体用、本末？什么应继承或批判？什么是创造或创新？都会随上述情况的不同而出现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评价，很难取得一致的、统一的意见。
21世纪是多元文化与文化多元的世纪，亦是多元价值与价值多元的世纪，很难有一种被一致认同的价值观。然而，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关系人类的生命存在和利益。为此东西方学者提出了各种理论、学说和设想。笔者认为，任何理论、学说和设想的生命力，不在于言词的动听，而在于能否化解此五大冲突的现实，即能否适应21世纪人类的需要。若以此为价值标准来审视一切文化，则无所谓东西和古今文化的绝对界限。人们可以转换视角，用一种冲突融合而和合的价值观，即和合而生生新生命、新文化的价值观来思考21世纪人类文化战略问题。
3.冲突的化解。和合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她不仅是中国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亦是东西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以和合来“观”人类21世纪的五大冲突以至种种多元冲突，可获得五大中心价值的共识：一是和生原理，即“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精神；二是和处原理，以“和而不同”的精神相互共处；三是和立原理，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的立己立人的精神；四是和达原理，即“己欲达而达人”的达己达人的精神；五是和爱原理，即“泛爱众”、“兼相爱”的精神。（参见拙著：《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4—590页）这是21世纪人类最大的原理和最高的价值。
4.体系的建构。和合学的建构是给一个世纪来的关于中西古今文化论争及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种种方法、手段探讨的一个落实和安顿，希冀在调适、化解现代“三大挑战”中发挥出巨大的生命智慧，给人类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生命、新事物的总和。和合学是指研究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存在的和合现象，与以和合义理为依归以及既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问。建构“地”（生存世界）、“人”（意义世界）、“天”（可能世界）三界，“境”、“理”、“性”、“命”、“道”、“和”六层和“元”、“己”、“生”、“解”、“物”、“心”、“群”、“和”八维的义理蕴涵。三界八维的“知”、“行”、“修”、“养”、“健”、“顺”的转换机制，与“智能”、“规矩”、“名字”的中介机制，便构成和合学的整体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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