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物到审美价值:解构主义对电影、电视剧等当代艺术创作的危害_解构主义论文

从人物到审美价值:解构主义对电影、电视剧等当代艺术创作的危害_解构主义论文

从人物到审美价值:“解构主义”对当下影视剧等艺术创作的伤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影视剧论文,艺术创作论文,主义论文,价值论文,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由电视剧《林海雪原》的播出和《红色娘子军》的摄制引发的改编“红色经典”的话题,在多家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以至于4月9日,国家广电总局还专门下发了一个通知,要求从业人员和有关部门“认真对待”。

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只不过是一个时期以来“解构主义”在我国伤害艺术创作尤其是伤害影视剧艺术创作的新的表现而已。

解构,或者叫解构主义,是法国一个地位并不显赫的甚至是位居边缘地带的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1967年创立的一种理论,一种哲学立场,一种政治或思维策略。之后,涌现出一批雅克·德里达的忠实追随者。其中,希利斯·密勒读解了许多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品文本,他就公开宣布,他的方法是随时在每一个文本中新发现“一个最终的绝对反对论”,他的解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寻求的目标”,是“将文本全部解开;或者找到能使整座大厦解体的松动砖石……使文本赖以屹立的基础化为消解状态。”在中国,研究者和介绍者、宣传者们也是围绕着摧毁、解构、否定性等等向度展开的。比如,直到90年代初,在电视剧领域里,还有人说,电视剧只不过是一种“语言自来水”、“形象自来水”、“电子游戏机”、“俄罗斯方块”,“没有深度,只有平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一个个玩的瞬间,人们非常痛快地沉醉在这瞬间里,玩完就算,并不留恋”;这样的电视剧,“性格、典型、思想深度、意境之类都变得失去意义”;这种电视剧的“兴起必然会消蚀、瓦解贵族意识和精英文化意识”;“电视剧编导们不再关心作品的历史感或时代感,艺术性或思想性,终极价值或精神升华”;“这时,作品的深刻意义就不存在了”;“从本质上说,大众文化文本是拒绝解释或无需解释的。人们不再需要由那些教授、批评家来告诉自己电视剧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或许根本就无小朋友知道某一电视剧有什么意义。由于大众文化以快乐愉悦为第一原则,人们注重的是满足当下即刻的感官冲动,寻求现实心理满足,愉悦日常生活,批评家们无休无止地解释一部作品显得特别乏味,特别无聊。”等等。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当着解构或者说解构主义几乎是同仇敌忾地解构或者颠覆传统文化的时候,这种解构或者说解构主义正是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来解读过去的做法。经由它的“偷袭”而受到伤害的,正是我们的艺术创作。

这种伤害,最早在我们国家发生的,就是所谓的“老歌新唱”。首当其冲的就有《南泥湾》《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老的革命歌曲。还有《康定情歌》,甚至《茉莉花》一类的民歌也难幸免。那些老的革命歌曲和民歌被“新唱”成流行歌曲的曲调,演出的时候再添加上扭扭捏捏摇摇晃晃的怪舞,有的还塞进去怪腔怪调震耳欲聋的一些器乐。那,其实就是西方流传过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里的解构主义对传统文化进行“颠覆”或“解构”的第一个浪潮。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意识到那会是一个问题。

随后,在以艺术的名义实施的非艺术的极端行为里,有一种所谓的“波普”,是在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肖像旁边配上俗不可耐、甚至不堪入目的女人照片或者图画,制作成一件“完整”的“作品”,对革命领袖人物肆意亵渎,刻意加以丑化。这是解构主义在拿摄影艺术开刀。这种下三烂的东西还迎合了西方反华势力的需要,能在境外高价卖得美元,所以有人乐此不疲。即使国内有人加以批判,顶多也只是孤军作战,杀伤力不大,他们不怕。别出心裁的是《沙家浜》那样的作品,由“样板戏”改写的小说,荒唐地在阿庆嫂和汉奸胡传魁之间做男女情感的戏。

大量的,则还是伤害了从小说、舞台剧、电影改编成电视剧的创作,或者是由小说、舞台剧改编成电影的创作。按原著的情况,这种改编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对文学名著的改编,像古典文学名著的“三言”“二拍”改编成的《爱情宝典》,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的小说《沉沦》《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迟桂花》《春风沉醉的晚上》改编成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张恨水的同名小说改编成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林语堂的同名小说改编成的《风声鹤唳》,张爱玲的小说《十八春》改编成的《半生缘》及同名小说改编成的《金锁记》,还有从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改编成的《一江春水》,等等。

还有一类是对文学经典著作的改编,像以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孔乙己》《药》为底本加上《故乡》《伤逝》《风波》,甚至《狂人日记》《白光》《祝福》改编成的《阿Q的故事》,老舍的同名小说改编成的《二马》《我这一辈子》以及《月牙儿》《阳光》《微神》改编的《月牙儿与阳光》,曹禺的同名话剧改编成的《雷雨》《日出》和《原野》,等等。

再有一类就是当下正在议论纷纷的对于“红色经典”的改编了。最早是《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青春之歌》《红岩》等等陆续问世。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改编作品,重在用电视剧艺术重新演绎原有作品的故事,即使有一些缺点乃至于问题,倒也还无伤大雅。像《红岩》,还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但近两年的改编“红色经典”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了,这就是《林海雪原》和《红色娘子军》。据说,除了这两部,已经完成或者正在摄制以至还在筹备之中的,还有《小兵张嘎》《烈火金刚》《红日》《红旗谱》《苦菜花》《红灯记》《地道战》《阿庆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版的《烈火金刚》,等等。

在这些电视剧作品里,解构主义对于传统文化现象激进的非历史方式的解读,充满了令人惨不忍睹的颠覆性和否定性。

按照美国解构主义的中坚人物希利斯·密勒的公开宣布,这种令人惨不忍睹的颠覆性和否定性所“寻求”到的“能使整座大厦解体”,并足以“使文本赖以屹立的基础化为消解状态”的第一块也是最重要的一块“松动砖石”,就是原著中的人物。因为,谁都知道,人,是艺术的核心,是作品的要害之所在。人物被“颠覆”了,“否定”了,“砖石”松动了,作品的“大厦”也就解体了。

比如,鲁迅写阿Q,原本是要通过他的遭遇告诉人们,中国的农民处在长期的封建统治和精神奴役下,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和因袭的重担,那“精神胜利法”应该引起疗救的注意。然而,电视剧中,阿Q和孔乙己、夏瑜、子君,还有新加的人物孔乙己的女儿秀儿、子君的父亲县太爷林贵福、从宫里逃出来的两个盗宝的太监,再加上原来作品里有的吴妈、华老栓、“豆腐西施”、康大叔、假洋鬼子、王胡、小D等等,全都卷进了一场莫名其妙的以至荒诞不经的“革命党名册”的风波中。在这场所谓的“血与火”的“活剧”中,阿Q一会儿要当科考官,一会儿顶替夏瑜坐牢,又是兼做人血馒头的生意,又是替官府出门去买杀人的“鬼头刀”,这哪里是原来的阿Q!

又比如小说《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该人物原有的英雄气概已经成了那个时代的标识之一。机智勇敢、浑身是胆的杨子荣,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电视剧《林海雪原》却要把杨子荣从传奇英雄的位置上拉下来。剧中,杨子荣出场时不再是一个精干的侦察英雄,而是一个在军分区司令身边做饭的伙夫,爱吃爱喝也爱唱几句酸曲儿,世故圆滑,甚至有些“痞气”了。

就在所谓的“人性的深度复杂性”的旗号下胡乱改变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同时,一些改编者还大做特做人物的“情爱”以至“性爱”的文章。比如,在《阿Q的故事》里,那个阿Q,虽然想跟吴妈睡觉,却又一心喜欢秀儿,秀儿偏偏只是钟情于夏瑜,可夏瑜心里爱的又是子君。假洋鬼子一直垂涎“豆腐西施”,“豆腐西施”倒是一心要跟阿Q成家过日子。改编者居然还为阿Q设计了两场“准床上戏”。又比如,在《林海雪原》里,杨子荣有了一个初恋的情人槐花,还有威虎山上女土匪“蝴蝶迷”对杨子荣的动情和色诱。再比如,在《红色娘子军》里,洪常青和吴琼花的感情放大了,导演甚至宣称要把这部戏改成“青春偶像剧”,改成一部描写“女人与战争”的作品。

人物这样被解构了,那种令人惨不忍睹的颠覆性和否定性所“寻求”到的“能使整座大厦解体”,并足以“使文本赖以屹立的基础化为消解状态”的第二块“松动砖石”,就是对原著的审美价值进行“解构”。

这在当下“红色经典”的改编里尤其显著。什么叫做“红色经典”?大家现在有一个共识是:“红色经典”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国内解放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为题材的一批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摄影等在内的文学艺术作品。这些作品,诞生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和“文革”前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的创作成果。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作品都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局限性,但是,在总体上,这些作品对于革命战争年代社会生活和革命战士的人生经历的描写,对于革命英雄主义的张扬和革命理想的歌颂,以及大量优秀作品在艺术上获得的成就,使得它们具有了极大的思想震撼力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因而教育、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听众和观众。由此,这一大批文学艺术作品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现象,人们把这批作品称做“红色经典”。它不太强调某一部作品的个体性的“经典”资格,更看重的是这种独特的文学艺术现象,以及这种独特的文学艺术现象中的所有作品群体性共有的“红色”特征。这些“红色经典”作品,已经创造的审美价值是稳定的,已经实现的社会功能是难以抹煞的,这种价值和功能也是不能随意加以改变的。它们的“红色经典”性已经长存在国家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也已经长存在广大受众的“阅读”经历和审美体验之中了。现在,由于改编电视剧的非英雄化,消解崇高与壮美,使“红色经典”的内容惨遭肢解、阉割、戕害和亵渎,那审美价值也就荡然无存了。

审美价值的荡然无存,也就使许多作品原著的艺术性同时被消解。这是解构主义寻找到的第二块“松动砖石”。

最后还想强调的是,作为一种哲学立场、政治或思维策略,解构主义这种理论用非历史的方式来解读过去的做法,其负面的影响,即使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决不只会是发生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要是任其肆意解构下去,其危害之大、之深、之严重,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常言道,未雨绸缪,我们的理论界对此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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