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胜[1]2003年在《非法移民产生机制的研究——以福建省为例》文中提出非法移民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困扰世界各国，让世界难以回避的一个世界性难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福建个案为例，进一步探讨非法移民的产生机制，以希望对非法移民有更深刻的理解。本文提出，非法移民之所以大规模发生，既受动力因素和地区性因素等结构性因素影响，又受个人因素左右。由这叁个因素形成非法移民的产生机制，并在非法移民产生过程的不同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
林丹鸿[2]2016年在《福建沿海地区非法移民综合治理研究》文中认为非法移民是指处于经济、家庭团聚等目的考虑,非法出境或合法出境、非法逾期滞留在外国居住、工作,直至取得合法身份或未取得合法身份但已达到出境目的的非该国合法居留者,本文特指中国人。福建是中国着名的侨乡,却也是非法移民的重灾区。这种现象由来久矣,持续性之强、规模之大,几乎已成为当地特有的经济发展方式。非法移民使得当地人口锐减、外来人口增多、性别比例失调、中青年断层,带来许多社会隐患。多年来,不断有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学者围绕“非法移民”进行研究,从“偷渡”到“非法移民”再到“无证移民”,学界研究成果在不断刷新着研究记录,然而时代在进步,非法移民的方式也随之千变万化。曾经躲藏在甲板下漂洋过海的方式早已被飞机旅行所代替,翻山越岭的非法入境也早已被持假证鱼目混珠所取代,假结婚、假留学、假旅游等名目众多的非法移民方式屡见不鲜。非法移民不再是一项考验身体的体力活,而是转变成了考验智商的脑力活。传统的拦截方式形同虚设,适应新形势的治理方式亟待商筹。纵向上,在国内治理非法移民的实践中,边防部队既是治理的先遣队也是主力军,公安起到了维稳和保障的作用,而司法的治理实践则是极具威慑力的秋后问斩。在此严格的程序下,国内的综合治理仍存在诸多问题:立法不健全;政府相关部门监管缺位;多头管理,协调机制不完善;地方政府错误的经济发展导向。横向上,综观世界,在非法移民流出国中,墨西哥采取默认方式变相支持国民外流美国,近年来在回迁移民的养老问题上加紧与美磋商;越南采取对非法移民注销国籍等政策,拒绝国际合作。综上分析,政府治理困境如何突破,可以借助演化博弈的精髓,通过构造博弈论模型进行外生变量分析与宏观分析。研究发现,非法移民的治理既需要与时俱进,也需要多方面、多部门的共同配合才能达到治标治本的理想效果。因而可得主要结论:政治领域内,国家层面加快立法进程,加大惩罚力度等;地方层面建立跨省跨部合作机制,量化指标;经济领域,发展福利,树立正确经济发展观;社会领域,从衍生行业入手,打击非法移民组织策划集团;文化领域,开展宣传、注重实效、长期性与临时性相结合等。
程鹰[3]2006年在《山区农村海外新移民与侨乡社会变迁》文中提出本文采取宏观考察和个案研究的方法，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手段，结合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具体探析苦竹坪村海外新移民产生、发展的过程，以及由海外新移民所引发的山区农村社会变迁。 文中主要关注两个关键问题。一、改革开放后海外新移民如何在山区农村社会中孕育、发展。通过对亲属移民网络、海外新移民资金网络和连锁移民网络的分析，揭示海外新移民的发展轨迹和运行机制。二、海外新移民和侨乡社会错综交杂的海外移民网络对山区农村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山区农村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这其中即蕴含发展的机遇，也存在引人深思的问题。如何利用海外新移民资金、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优势促进山区农村社会和谐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林胜[4]2002年在《非法移民产生机制的研究——以福建个案调查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非法移民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本文作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以福建个案为例 ,集中探讨了非法移民产生的机制。
孟庆梓[5]2005年在《改革开放后海外新移民与农村社会变迁》文中指出本文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在历史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指导下,采取宏观考察和个案研究之方式,具体研究江兜村海外新移民及其引发的当地社会变迁状况,进而探讨中国海外新移民与农村社会变迁的辨证关系。 文中指出当代农村海外新移民的产生与发展是国内外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农村海外新移民的迁移方式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逻辑性的机制,并且这种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呈现出若干规律性特征。另一方面,海外新移民在发展过程中对孕育其产生的原有社会“土壤”也发生了巨大的反作用,从而推动着当地农村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对于农村社会发展而言,这种变迁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如何尽快调整我们的应对之策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何明丽[6]2008年在《福州地区旅日新移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改革开放以来福州地区旅日新移民,特别是福清旅日新移民进行了考察。发现改革开放后的福州人大致经历了贫穷——出国——相对富裕——仍然出国的过程,即经历了从乞求生存到谋求发展的过程。本文第一章叙述了中国旅日新移民和福州新移民的整体情况,认为福清旅日新移民在其中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第二章从政治经济因素、历史传统、移民文化和移民网络等角度对旅日新移民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以期合理解读其移民行为。第叁章对福州旅日新移民的移民方式进行分门别类的分析,并重点论述了以就学为形式的迁移方式。第四章对福州新移民在日本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比较了福州两代新移民的异同点,发现第二代新移民的处境和发展前景远好于第一代。又对新移民眼中的日本和日本人进行分析,以期更好地加强中日间的沟通和交流。第五章从微观角度探讨了移民对家庭产生的至关重要的正负面的影响。第六章分析了福州旅日新移民总量继续增加但增幅呈降低的趋势及其原因。总之,文章旨在合理解读福州旅日新移民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希望有关部门给予重视,增加对新移民特别是非正常渠道移民的人文关怀,使移民行为合理有序地进行,最终实现移民者个人、中国和日本利益共赢。
林丹鸿, 石火学[7]2015年在《非法移民的政府治理问题与对策——以福建省S镇为例》文中指出福建省S镇是我国着名的侨乡。然而,在侨乡身份所带来的经济光环下,许多人都忽视了它延续至今的非法移民现象。非法移民导致许多政治与社会问题,其根源除了经济和社会风气因素外,政府监管的漏洞不可小觑。其对策应从立法、普法入手,完善行政与司法管理机制,同时加强经济引导。
张芸[8]2012年在《改革开放后山区农村人口跨境迁移的地理学分析：基于福建省明溪县沙溪村的调查》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口流动或迁移日渐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建省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就是人口跨境迁移的主要省份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福建人口跨境迁移的迁出地呈现出从南向北、从东向西、从沿海向内陆地区延伸的趋势,突出地表现为在福清、长乐、连江等闽东南沿海地区出国潮继续发展的同时,南平、叁明等内陆山区也开始出现人口的跨国迁移。而迁入地也从传统的东南亚地区转向欧美发达国家。作为当代农村人口流动的新现象,改革开放后山区人口的跨境迁移更加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然而,纵观国内外学术界对农村人口跨境迁移的研究时却发现,对于农村人口跨境迁移所引发的迁出地社会文化的变化是相关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环节,更少有研究涉及迁出地的文化景观变迁。本论文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采取宏观考察与个案研究方法,并结合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探究福建明溪县沙溪村人口跨境迁移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山区农村社会文化景观的变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山区农村人口跨境迁移的发生是国内外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在发展过程中,农村人口跨境迁移方式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逻辑性的机制,并呈现出地域和社会性规律等特征。人口跨境迁移是在迁移者个人选择和信息获取前提下,通过移民网络逐步形成和发展。改革开放后山区农村人口跨境迁移以欧洲等发达国家为主要迁入地,而迁移者多是文化程度较低的青壮年劳动力,男性居多。此外,当人口跨境迁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对迁出地社会产生影响,改变了当地文化景观的原始形态。无论是土地、聚落和建筑等物质文化景观,还是信仰、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文化景观皆在人口跨境迁移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些对于山区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双面效应。如何看待山区农村人口的跨境迁移,需认真面对；而如何利用人口跨境迁移过程中带来的优势资源促进山区农村的发展,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余昌颖[9]2015年在《新时期福建省社会组织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板结化的“总体性”社会逐步瓦解,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方略开始发生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城乡经济社会生活中涌现出形态各异的社会组织,如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国家治理、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围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党建等方面就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提出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强社会组织立法,规范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这体现了党中央对社会组织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殷切期望,同时也为社会组织发展指明了方向。福建省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服务祖国统一大业的前沿平台。福建省的社会组织是扩大对外开放和发展两岸关系的一支不可多得的重要力量。因此,系统分析新时期福建省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面临的机遇优势,积极借鉴发达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经验,进一步探索福建省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社会组织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理论,社会组织的发展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社会组织是推进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这为福建省社会组织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对社会组织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福建省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除此之外,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第叁部门理论、社会治理理论,为研究福建省社会组织发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福建省社会组织如何发展,既要遵循社会组织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根据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体现福建省社会组织发展的特殊性。当前,福建省社会组织存在发展滞后、行政依赖严重、志愿失灵、政策法规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不科学、专业人才缺乏等发展局限。同时,也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对台优势、侨乡优势、经济优势。如何趋利避害,在比较中赢得发展思路、在发展中趟出一条符合福建省情的社会组织发展新路,是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围绕这一目标,在充分借鉴广东、台湾社会组织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本文从科学定位社会组织与党和政府的关系、明确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定位、加强社会组织中党的建设等叁个层面,框定福建省社会组织发展的总体战略;从加快福建省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完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社会监督体系、构建闽台社会组织合作交流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实践方略,以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为福建省社会组织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支持。
陈晗婧[10]2005年在《福州沿海偷渡多发地区的社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偷渡是非法移民活动在中国的俗称。世界非法移民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引起许多学者对非法移民问题的关注,国内外都有大量的研究论述,各家各派是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进行讨论,本文将非法移民的偷渡活动视为越轨行为,将从越轨社会学的亚文化理论视角来探讨福州沿海地区的偷渡问题。福州沿海偷渡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与时代大背景。福州地处东南沿海,从汉代起就作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而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虽然明清时期经历了若干次“海禁”仍然阻挡不了福州人出国的脚步。在国际非法移民浪潮与国内出国热的推动下,福州沿海农村地区的人们演绎着非精英群体的跨海大迁移。由于已有的关于偷渡问题的研究中极少有关于偷渡多发地区的专门研究,本文试图对偷渡多发地区由偷渡活动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这个研究方向有着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意义。本文运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法来收集资料。持续多年的频繁偷渡活动使福州沿海偷渡活动多发地区的社会形成了特有的区域亚文化,在不良的亚文化氛围中产生出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社会问题。在微观方面:家庭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由此引起家庭成员中夫妻关系问题、老人生活赡养问题、子女的抚养教育与婚恋问题,偷渡带来不就业问题与闲人群体的出现; 在宏观方面:在偷渡亚文化下群体价值观与追求发生了偏差,地方教育随波逐流发生转型,地方权力部门对待偷渡问题存在着矛盾的态度与做法,丰富的民间资金得不到有效地利用、不能成为推动地区发展的动力,基层政府组织勉强维持着权威与职能。本文末尾提出四点对策与建议:通过国际合作开拓正规海外劳务市场,发展教育、提高当地人口素质,政策引导民间资本进行有效的投资利用,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与文明环境。希望这些引导性政策作为社会软控制手段辅以社会硬控制手段有助于偷渡亚文化下社会问题的消除以及这些地区的和谐有序。
参考文献：
[1]. 非法移民产生机制的研究——以福建省为例[D]. 林胜.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2]. 福建沿海地区非法移民综合治理研究[D]. 林丹鸿. 福州大学. 2016
[3]. 山区农村海外新移民与侨乡社会变迁[D]. 程鹰. 福建师范大学. 2006
[4]. 非法移民产生机制的研究——以福建个案调查为例[J]. 林胜. 青年研究. 2002
[5]. 改革开放后海外新移民与农村社会变迁[D]. 孟庆梓. 福建师范大学. 2005
[6]. 福州地区旅日新移民研究[D]. 何明丽. 厦门大学. 2008
[7]. 非法移民的政府治理问题与对策——以福建省S镇为例[J]. 林丹鸿, 石火学. 人力资源管理. 2015
[8]. 改革开放后山区农村人口跨境迁移的地理学分析：基于福建省明溪县沙溪村的调查[D]. 张芸.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9]. 新时期福建省社会组织发展研究[D]. 余昌颖. 华侨大学. 2015
[10]. 福州沿海偷渡多发地区的社会问题研究[D]. 陈晗婧. 福州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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