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轨迹论文,史研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新群体的“新”问题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指涉农民工中一类特殊群体的学术概念，已经开始被社会广泛接受。人们通常所说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指1980年以后出生、拥有农村户籍的进城务工或经商的青年。现今的社会事实是，在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落叶归根的同时，诞生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他们构成了当今农民工群体的主体。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社会心态、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逻辑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鉴于与第一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显著不同的特征，新生代农民工可以说是城市的一个“新兴群体”。也正因如此，发生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的“问题”及其所暴露的社会含义，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研究所能解答的。
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近年来相关研究也剧增。以往也有一些调查研究涉及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①、越轨和犯罪问题②、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与城市适应等问题③。这些研究刻画了他们的若干群体特征，剖析了由他们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为我们理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尽管如此，目前研究基本上都是对他们静态特征的分析，考察他们的动态特征及其规律的研究较为少见。
我们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围绕农民工研究的主题虽然涉及到外出的动因、流动方式、社会网络、组织化程度、家庭模式、主体意识等诸多方面④，但却几乎未见有直接针对其动态的流动史的研究。而流动显然从农民工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了这一群体最本质、最核心的特征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流动史的研究是一个“老”问题。我们知道，不管是第一代还是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都像候鸟一样地在城乡之间流动。在每年的春运期间，这种印象显得尤为突出和深刻。但是，除了这一简单的意象外，我们对农民工的流动事实上缺乏更深的认识。学界也未曾有人认真地审视、研究过他们具体的流动过程。我们把农民工当作流动人口来看待，但是一直以来却对“流动”这个最基本的事实缺乏应有的重视——实际上，农民工作为流动人口，他们生活的相当部分实质内容就体现在流动过程中。如此，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又构成了一个“新”问题。作为社会流动过程的流动史或者说流动经历，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迁移倾向等相关问题，推进当前的农民工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本文便是一项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史的调查研究，旨在通过定量方法探索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背后的某些群体性特征和规律，以期抛砖引玉，进一步拓展目前相关研究的主题，增进我们对这一群体的认识。
二、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第一作者负责组织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该项调查的对象是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拥有农村户籍、有过在城市打工或经商经历的农村青年，调查的问题涉及到留守经历、外出前状况与现今状况等方面。问卷是在2009年1月至2月期间，由华中师范大学学工部组织发给部分院系家住农村、且能做此次调查的本科生在寒假回家期间完成。本次调查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0份，有效回收率为67.5％。其中，填答了流动史部分的问卷有189份，占有效问卷中的70％。所有有效问卷遍及全国24个省/市，属湖北、湖南和河南的比例最高，分别占31.5％、12.2％和8.1％。需要检讨的是，本次调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抽样，无法保证它完全反映了该群体的总体情况。我们从定量角度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是一项初步的研究尝试，希望通过对这189份填写了详细流动史的问卷，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大致情况。
定性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经历无比地丰富和复杂⑤。由于流动的动态性和过程的复杂性，用结构性的问卷去记录农民工的流动史具有一定的难度。为了尽可能反映流动经历，我们采用了开放式答题的方式，要求被调查对象尽可能详细而完整地将自己从初次流动到现在的整个流动经历都写下来。在这里，“流动”以更换或者辞掉工作为标准，每一次这样的经历即为一次流动经历。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只有少数受访对象无法完整记忆起自己的流动经历，因此该调查结果基本能反映他们的流动情况。
在问卷中，我们主要从何时(流动年龄)、流入何地(流动地)、做什么工作(职业类型)、为什么换工作(流动原因)和通过什么方式获得新工作(求职途径)等5个方面来把握其流动史，我们认为这5项内容大体能反映一次流动经历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每一次流动是都是寻找新的发展机会的尝试，空间流动的背后折射的是其社会流动的轨迹。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尝试分析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的关系来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历程。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1。值得注意的是，就文化程度而言，我们从表2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较其父辈在受教育程度上明显要高得多。他们的父亲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1.6％，母亲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下的占56.6％，没上过学的还分别占到5.4％和15.8％的比例，而新生代农民工都上过学，且只上过小学的仅占3.7％。在代际的文化程度差异上，这个结果符合人们以往的判断。
三、研究发现
(一)流动频率
“流动”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活状态。但流动并不仅仅只表现为他们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往返行走，更体现为他们在不同城市、在同一城市不同工厂之间的工作更换。调查发现，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流动次数最少的是1次，最多的是15次，平均的流动次数是2.72。其中，流动过两次或三次的人居多数，占64％。另外，有将近十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流动了5次及以上。
进一步地，我们用流动频率这一变量来反映这一群体的流动状态。在问卷中，我们首先记录了他们的流动次数，然后用流动次数除以他们在外打工的年数，这一结果即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频率。分析结果发现，被调查对象中最短的平均0.11年就流动一次，也就是说几乎每个月更换一次工作，而最长的也只不过是2年流动一次。这表明他们的流动非常频繁。为了更具体地展现他们的流动状态，我们对流动频率进行了分组，见表3。不难看出，有64.9％的人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就会流动一次，能够坚持一年以上的比例非常低，只有2.7％。虽然没有比较数据，但我们推测他们的流动频次是要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的。根据我们以前做新生代农民工的质性调查的经历和感受，实际的流动频率应该比目前的调查结果要更高。不过，就目前我们所得到的结果来说，它已经非常清晰地表明了这个群体“漂泊”的生活轨迹。
流动频率是否具有性别差异？以往的传统看法倾向于认为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比女性更具冒险精神、更不安分，因而更容易流动。我们的分析结果否定了这一观点。从表4的结果可看出，性别与流动频率并不存在显著性关系(卡方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636)。其中，有过3次及以上流动经历的男性和女性分别为43.7％、43.3％。
(二)流动过程
1.不同流动经历中的流动去向
表5考察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前5次流动过程中的去向。在问卷中，我们列举了四个流动地选项，分别是本乡镇、本县、本省和外省。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时，选择离家较近的本乡镇及本县打工的有着相当大的比例，共占31.7％。不过自第2次流动后，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这一比例明显降低，选择流向外省的比例一直在攀升。这基本上可以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不断地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机会条件脱离他们的籍贯所在地、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另一个较有意思的发现是，到第4至5次流动时，选择本乡镇的比例又有所提高，同时，选择外省的比例则明显地降低了10个百分点。这预示着两种可能的现象：其一是过度而频繁的流动本身反而不利于他们个人的发展，导致逆向选择的现象；其二是由于企业和工厂倒闭、家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等各种原因而出现了部分农民工返乡的现象。这意味着，在新生代农民工多次的流动经历中，可能并不是每一次新的流动都是针对原有起点的提升。而事实可能是，流动次数或流动频率在某个值之内的话，流动或更换工作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发展具有正向意义，但超过这个值时，则对他们的向上流动反而具有负面影响。也就是说，“跳槽”太过于频繁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利的。当然，也有的则可能是由于抱负很大而能力却小的缘故才出现频繁更换工作的情况。不过，我们的访谈也发现，少数被调查者是因为家乡有较好的工作机会而选择返乡的。
2.不同流动经历中的职业
职业是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也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类型非常复杂多样，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对职业进行了归类，分为7种主要的职业类型，这些基本上能涵盖农民工所从事的绝大部分工作类型。从表6可见，初次流动时有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体力型、服务类等相对“低层次”的职业，从事管理类、普通文员、个体户等工作的比例则较低。从事技术型的比例从初次流动开始就一直保持在五分之一以上的比例，这主要是因为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多是从中专技校毕业或通过别的途径学习了专门技术后才进入社会就业的(在这189个样本中，中专技校毕业的比例占15.4％)。因而，就这一亚群体而言，他们的流动即便比较频繁，也大多是同一工种在不同地方和单位之间的变动。表6的结果还显示，在第2次和第3次流动的时候，从事体力型工作的比例迅速下降，而从事技术型工作的比例则在上升。从中我们看到了向上流动的轨迹。与前述发现相类似，当流动到第4次时，却发生了相反的情况，体力型工作迅速上升了10个百分点，而其它较为“体面”的工作类型如技术型、销售型、服务类、管理类、个体户等的比例则都在下降。当然，这只不过是大体的一个趋势。我们推测，整体而言，如果流动的次数非常频繁，则表明他/她可能并没有拥有太多扎实的就业技能，因而容易失去工作，也不得不频繁地去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同时，频繁的流动本身也有可能使他们难以形成就业技能的积累，也不利于维系稳定的社会关系。可见，就业稳定性和连续性的缺乏不利于他们的自身发展。
3.不同流动经历中的流动原因
在问卷中，我们列举了11个离开原有工作的原因，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其整理为5个主要原因。总体的分析结果见表7。从中可以看出，初次流动最主要的原因是收入低，占43％。这个比例在后面两次流动中的重要性迅速降低，表明他们初次工作的机会并不太好，收入也不高，后来往往由于收入低的原因而选择了另外的工作。因而，“有更好的工作机会”的比例在后面两次流动中的重要性也就逐渐上升。但有意思的是，从第4次流动开始，收入低的比重又开始反弹。这与前面的结果形成了呼应，表明流动越多的人越到后来，就业情况越不是很理想。此外，在主要原因中，由于“太辛苦”而离开原有工作的比例一直不低于10％，这表明相当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刻苦耐劳的能力可能并不太理想。而选择“不适应或不喜欢”而离开原有工作的比例在前三次的比例中一直上升，且在所有流动中的比例都超过了17％。之所以“不喜欢”原有的工作，我们在访谈中得知有的是“一个工作做久了，生厌了”，有的是因为原先工作是父母的安排和意愿，而他们自己实际上并不乐意从事那份工作。“不适应”方面有的归结于无法适应工作方式，有的是因为水土不服，有的是感觉自己的价值在原有工作中难以得到体现，还有的是工作单位的人际关系紧张，等等。在问卷中，其它原因包括“公司/工厂倒闭”、“被公司/工厂解雇”、“爱情婚姻因素”、“违反法规纪律”、“辞职参加培训或学技术”、“自己生意不好(针对个体户)”等。值得一提的是，“辞职参加培训或学技术”的比例在前四次流动中分别占2.9％、2.4％、9.4％和6.4％，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较少部分有着不断学习以提升自身能力的行动。事实上，同样有这样想法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实不在少数，但这里的调查结果表明能真正采取行动的人的比例其实并不高。
4.获得新工作的途径
获得新工作的途径这一问题考察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网络运用情况。这些途径主要包括“自己通过中介或劳务市场、家人或亲戚的帮助、老乡、同学或家乡人帮助、在外认识的朋友帮助、政府帮助”等5种。其中，家人或亲戚与老乡、同学或家乡人代表的分别是传统的血缘或地缘关系，在外认识的朋友帮助代表的是他们自己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而自己通过中介或劳务市场找工作体现出来的是主体性作用。获得新工作的不同途径在某种程度上能展现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能力和素质。
表8的分析结果表明，首次离开原有工作之后新工作的获取主要依靠血缘关系与老乡、同学和家乡人等地缘关系，有将近一半的人是在家人或亲戚的帮忙下获得新工作，老乡、同学或家乡人的帮助所占的比重也超过了五分之一。这表明血缘和地缘关系在他们刚开始更换工作时所起的作用很大(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初、高中文化程度，是在本地上学，因而同学关系也可算是地缘关系)。但是，越到后面，新工作的获得途径就越体现出两大特征：其一是主体性增强，自己通过就业中介或劳务市场获得新工作的比重逐渐增大(直到第5次开始下降)；其二是自己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不是血缘和地缘因素在就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体现为在外认识的朋友的帮助呈现出增强趋势(同样到第5次时开始下降)。这表明他们在外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他们的帮助逐步提高。
但这里同样存在一个与前面发现相类似的轨迹，即，从第4次获得新工作开始(也就是他们的第五份工作)，血缘关系的重要性开始保持平稳，并在第5次获得新工作时提高3个百分点，通过地缘关系获得工作的比重则上升迅速，到第5次获得新工作时一下提高了20个百分点。而通过在外认识的朋友的帮助而获得新工作的比重开始下降，到第5次获得新工作时下降得很快，超过了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他们自己通过中介或劳务市场获得新工作的比重也下降了8.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当多次流动后，他们中的相当部分又不得不转而依靠血缘和地缘的社会关系来找新工作。对此我们提出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承接前面的解释逻辑，越是流动次数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越较少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就业资本和就业能力；二是他们的流动越频繁，越不利于建立稳固且对他们有用的社会关系网络。
当然，找工作的行为也许正如格兰诺维特所说，“并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经济过程，而是嵌入于社会过程之中——这种社会过程极大地限制或决定找工作的途径和结果”⑥。也就是说，不断地更换工作并无法说明他们一定是为了更高的经济待遇而这样做，动机更有可能是为了找到更能体现自身价值、自己喜欢的工作。这个结论从表7中可以得到一定的支持，他们第4次离开原有工作的原因中选择“不喜欢和不适应”的比例占17.2％，到第5次提高到31.3％。这个将近三分之一的比例在前5次流动中是最高值，说明在外打工的时间越长，流动的次数越多，他们就越注重工作上除经济待遇以外的其它方面的回报。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通过政府帮助而获得新工作的，全部问卷只有两人/次填过(也就是说只有极个别人)，这表明政府在劳务输出和农民工就业上的实际作为很小。这一点与政府声称的作为情况相悖，值得我们反思。
四、结论与讨论
频繁的流动经历，实际上是两代农民工的重要差别之一。本文使用定量研究方法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发现，流动或者说漂泊是新生代农民工从学校毕业到进入社会至今的一个重要的群体特征。不过，虽然流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断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的过程，也体现出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流动频次与他们的社会流动之间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倒“U”型的曲线关系：在前几次流动中，流动朝向的是更好的工作地点和更好的工种，体现为垂直流动，但到第3或第4次流动之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和寻找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了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轨迹总体上来说表现为一种倒“U”型的发展轨迹，过于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其个人的发展。这同时也说明，越是流动频繁的新生代农民工，越较少具有市场竞争力，也更缺乏从事稳定工作所需的就业技能和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离开校园后的生活史便是努力避免复制父辈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轨迹、争取实现代际的向上社会流动的奋斗史。但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充满艰辛的“漂泊”史。与其上辈相比，相当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已不能安分守己地从事他们认为“没有出息”或太辛苦或不喜欢的工作岗位，不再省吃俭用地攒钱寄往农村老家，也有相当部分不再在挣够钱回乡盖房娶媳妇的生活目标下工作，也更不愿意如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只是作为城市建设的工具而行走于城乡之间。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期望、物质和精神享受的要求等方面都要明显地高于他们的父辈。但他们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却面临着更大的张力。本文对其流动过程的研究结果显示，他们的频繁流动实际上仍然只是一种水平流动，甚至在多次的流动过程中还有向下流动的迹象。但这种频繁的流动，只不过是他们为了缩小他们进城之前的梦想世界与其进城后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即试图缩小想象差异的过程。⑦
由于广泛地接触到了现代文明，城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具有很大的诱惑和吸引力。他们向城市迁移，逐步融入到城市的工作、生活中去，并转化为城市居民的心情会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加迫切。在本次调查中，对于“如果各方面条件允许，您愿意在城市定居吗？”这一问题的回答，选择“愿意”、“不愿意”和“说不清楚”的比例分别占68.3％、14.7％和17％。可见，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还是充满了期望和希望，迫切希望能在城市从业居家。但这种希望的实现却面临诸多困境，尤其是在各种制度约束下谋求自身超越的发展问题。现实是，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因为他们是新生代而走出上一代的阴影，事实上是继续深陷于进退两难的选择困境之中。他们大多仍然摆脱不了城市社会对其父辈的角色定义，无法在城市中找到认同意识或社会归属感，同其上一代一样遭受身份歧视、制度排斥、隐性隔离和不公平的待遇。
新生代农民工处境的改善，一方面有待于国家制度安排做出相应的调整，另一方面，也需要他们自身的不懈努力。目前国家为农民工市民化出台了各种制度政策，提供了良好契机。由于第一代农民工已开始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其中绝大多数已经由于不能胜任城市的繁重工作而回到了农村。所以，从长远来看，如何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内容。但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乃至实现市民化，绝不是简单的空间地理学意义上的位移，而更多的是一次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从心理意愿到制度形态的全方位的转型与变迁。这场人口的流动和变迁不仅是流动人口的生存图景变迁，更是一次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应该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事实上是一柄“双刃剑”，既对促进城乡融合、统筹城乡发展、推动社会转型有着巨大的作用，但也暗含冲突和矛盾、破坏城乡协调发展的种子。深入研究他们怎样才能实现垂直的向上流动、回避向下流动，而不仅仅是频繁的水平流动，无论是从现实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角度考虑，还是从学理的知识生产角度来看，都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注释：
①符平：《法律法规与农民工权益保障》，载江立华等著：《中国农民工权益保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李薇莉，魏宏纯：《论青年农民工群体权益的维护》，《党政干部学刊》2007年第3期；张志胜，2007，《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研究》，《求实》第1期。
②陈星博：《结构挤压与角色错位：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青年农民工群体中的“问题化”倾向研究》，《改革》2003年第4期；李长健、陈占江：《新生代民工犯罪的社会成因及其控制》，《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③符平：《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社会》2006年第2期；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魏晨：《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4期；余晓敏、潘毅：《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④谭深：《农民工流动研究综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1999-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⑤符平：《漂泊与抗争：青年农民工的生存境遇》，《调研世界》2006年第9期。
⑥Granovetter,M.,Getting a Job: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39.
⑦符平、黄莎莎：《在梦想与现实之间——“80后”新生代农民工与“四个世界”关系的研究》，《青年研究》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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