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次特别会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30周年。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两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许多人知道三中全会，但不知道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何以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真实情况是三中全会前开了一个36天、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间是三中全会的7倍，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以下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见证人、资深学者于光远对这段历史的回顾。
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着重追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为什么我想做这件事呢？请同志们看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这个《公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文件。《公报》一开头在叙述了这次全会的出席者和主持者之后，紧接着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
在这个中央工作会议12月13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做了一个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做了一个注释：“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公报》和《邓小平文选》注释中指出的“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两个问题今天可能许多人不那么了解它的具体内涵。我从头到尾出席了这个中央工作会议，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也非正式地列席了。我认为应该根据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实，把这两点讲明白，或者说对这两点作一个很长的“注脚”。我觉得这是作为历史见证人的我应尽的一个责任。
我有一个看法，那就是：虽然三中全会是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能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
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做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因此我们今天使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说法。但是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公报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准备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到会者中取得共识。
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格是很高的，不但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五位常委)全部到会，而且在十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资格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会的45.4％的人，也参加了这个会。
加上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即现在所说的“三副两高”中的党员，有中央军委常委，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中央直属机关、各中央国家机关、各军委直属机关、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许多重要问题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取得共识，也就意味着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把原先没有通知到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通知到会，就成了中央全会了。
这两个会议，三中全会开得很短，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长，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为三中全会的7倍。但是三中全会是正式的中央委员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只是起为三中全会做好充分准备的作用。
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
追记这个中央工作会议，最好能够介绍这个会议的酝酿和筹备过程。
召开这个会议的历史背景我当时是清楚的：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把他们从党和国家的领导者的地位上拉了下来。除去这一群祸国殃民的邪恶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生打开了道路，这是举国上下高兴的事。但是掌握着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华国锋等人的立场、观点并没有立即转变过来。
华国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深，并囿于自己的水平，没有也不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愿意让邓小平出来领导党和国家，因而在1976年10月到1977年3月近半年的时间内，一方面提出要揭批“四人帮”，集中批判“四人帮”的“极右路线”，一方面在“批邓”事实上已经搞不下去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华国锋依靠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升到党中央重要地位的汪东兴，作为自己最亲密的助手。汪东兴曾参与粉碎“四人帮”的行动，立了功。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上了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还身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兼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兼党委书记等职务。在汪东兴之下还有李鑫和郭玉峰两个小班子，一个管思想政治，一个管组织。
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在实际活动中提出并坚持贯彻“两个凡是”的方针。后来人们知道这“两个凡是”的提法有三个大同小异的版本。最早的一个是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第二个版本是由李鑫和他领导的一个理论学习组的人起草，经过汪东兴多次提意见，做过多次修改，最后由华国锋圈定的，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那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的那个论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讲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是第三个版本。
按照这个方针，邓小平也就不好出来领导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国家，“天安门事件”和许许多多冤案错案也就得不到平反，我们还要继续执行“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那套路线方针政策。
这样一个方针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群众干部其中包括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强烈反对。1977年5月，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信件，局面开始有所转变。
两个多月后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被撤销的所有职务，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又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
十一大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也有了进展。特别是在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期间，大批“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得到平反，回到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由于处理重大案件的大权掌握在中央专案组手中，仍有许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决。
1978年2月举行十一届二中全会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中央全会我列席了，五届人大我是代表)。这时候国务院也得到了改组。许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在国家机关中担任了领导职务。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但是当时思想上受“两个凡是”的禁锢，讲的还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那一套。我参加了五届人大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文件的基本调子改变不了，我只能做到讲一通拨乱反正言论，在起草组内同一些人争论一番，但改变不了他们的观点，只能做到“我讲了，我的灵魂得救了”。
至于揭批“四人帮”中遗留下来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天安门事件”性质问题，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要求平反，但是汪东兴、吴德、张耀祠出来反对，因此不但许多1976年清明节去天安门追悼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青年还在囚禁之中，甚至还有人因为发表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批评吴德的言论而以犯了“恶毒攻击罪”被投入监狱。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继续受到极大的压抑。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党内个人崇拜和个人独断没有受到批判，而吹喇叭、抬轿子者也不乏其人。对粉碎“四人帮”后继续出现的这种局面，广大群众干部当然极不满意。
但是“四人帮”的覆灭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毕竟是一个大解放。人们比以前敢说的话多了，谁也恢复不了“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那种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而人民暂时无可奈何的局面。人们积极行动起来。进入1978年之后，局势有所进步，同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尤其重要的是思想路线尚未端正。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某些人的攻击，在讨论中遇到了颇为顽固的抵制。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张，需要开展一次讨论，让各种思想、各种主张碰撞较量，才能求得一个解决。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高兴地得知有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而且收到了要我出席这个会议的通知。
一个材料和一个考证
在写这篇追记的过程中，我在故纸堆里发现一个有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材料。
这个材料就是1978年10月24日邓小平同韦国清(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谈话记录，那是当时我抄来的材料。韦国清向邓小平请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总政治部准备发一指示，要求在全军干部中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问小平同志的意见。
邓小平答复：“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实事求是很重要，不仅领导机关，就是一个小企业，生产队也应实事求是。……这就是毛主席讲的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思想僵化。……叶帅说，要把这篇东西印发到全国去。”关于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的讲话中也讲到了。
华国锋那天讲话时我听得很清楚，他说在一次中央常委听取1978年7月到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情况汇报时，大家认为那个务虚会开得很成功，叶剑英听了很满意，提议在理论问题上也开那样一个务虚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这件事知道的人比较多，大家认为三中全会后1979年那个理论务虚会就是叶帅提议召开的。其实叶帅提的理论务虚会就是中央工作会议，当然后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内容丰富得多了，但是叶帅想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内容也是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
从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这一点。邓小平说开这个理论务虚会可以起“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个作用。摆开来讲，当谁的面？当然是当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面，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这件事。
韦国清向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能否印发邓小平9月间在东北的讲话。那次讲话是很有名的，是讲真理标准问题的。邓小平的回答是“可以在机关少数干部中先讲一讲，给部队发通知，等一下务虚会”。可见在邓小平的心目中，这个务虚会是很快就要召开的。
邓小平与韦国清谈话的时间，离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只有二十五六天。看来10月14日后不久，中央提出召开中央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举行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10月底11月初就发出了，因此中央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时间，推算起来在10月底，即在这次讲话半个月之内。
这是我对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知道的唯一可靠的材料。
从真理标准讨论到中央工作会议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从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上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在同年11月召开的，两者相距只有半年。它们可以说是有同样的历史背景，但是它们毕竟是两个历史事件，发生在后面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中，就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提出和展开讨论六个月的史实。具体说来，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前提，这个讨论的成果是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指导思想。不仅如此，经过叶剑英和邓小平的努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更促成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
我做出这样的判断是有历史发生的事实为根据的。
第一个事实是：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引起了叶剑英的注意，且赞成文章中的观点。特别在此文发表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立即转载。可是听命于汪东兴的《红旗》杂志，采取“不介入”这一讨论的态度。他们组织了另外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说〉》的文章，文中也提到实践标准这样的问题，但是抹去棱角，不接触反“两个凡是”，因而它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就有人表示反对，提出意见。《红旗》杂志编辑部的负责人把这篇文章送中央审查，到了叶剑英手中。当时受到李先念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的成功的启发，因此在常委会上，叶剑英建议中央召开一个理论务虚会，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别的场合，叶剑英还建议把《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印发。许多人，以前包括我在内，以为他的这个建议在1979年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时得到了实现，其实他的建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实现了。
这一点从中央工作会议前邓小平的言论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起草过程，邓小平最初并不十分清楚。从他两次早一些同我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并不知道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主抓写这篇文章的事情，后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的经过，他也并不很准确地了解。他听说有南京胡福明投稿的事，但他以为投稿者是上海的工作人员。他对这篇文章估量很高。
就在那篇文章发表的当月30日，邓小平有一个在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那个讲话是针对当时总政宣传部长对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两个提法与毛泽东和华国锋的提法用词完全不一致提出异议，要求在总政治部党委会和政治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而做的。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批评道：“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还有一次他和我们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的谈话，谈话准确的时间我的笔记本没有写明，但肯定在五六月间。胡乔木向邓小平反映了张平化找到在北京参加高等教育工作会议的省委书记说，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两种反映，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很重要的文章需用鼻子嗅一嗅，《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不都是准的，回去议一议有什么意见，赞成、反对都可以说，不要压制争论。
邓小平问，这个会是不是各省的书记都来了？胡乔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接着又反映：熊复找到胡耀邦说《红旗》有成绩，理论文章比较慎重，然后对胡耀邦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耀邦不以为然，说提理论问题需要有勇气。胡乔木又反映最近召开的宣传会议，本来报告中有“文化大革命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话，宣传部长们看了之后不同意，等等。
邓小平听了情况介绍后说：“这事好办得很嘛，争就是了嘛，都不要扣帽子，在理论上探讨嘛！从实际出发，不要说空话。”
还有一次邓小平和我们谈话，也没有记下准确时间，可能比前面讲的那次早。邓小平说：“现在风声不小，对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就有不同的意见，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那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常识。常识不应该成为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讲要解决问题，理论上就要站得高些。他对我们说：“社会科学院是个研究理论讲理论的机构。理论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会失去原则。”在这次谈话中，他说自己主张这个问题中央要讨论一下，把问题讲清楚，这就是后来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由来”吧。
当然，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华国锋也有他的需要，也有他的考虑。十一大华国锋做报告，报告中的第二个部分《形势和任务》讲了八个问题，以后开了十一届二中全会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到1978年这些东西他自己感到不能用了，他感到从1979年起应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对于这一点，叶剑英、邓小平和李先念都是同意的，而且在李先念的主持下又开了一个时间很长的国务院务虚会，华国锋既然有这个要求，中央工作会议很快就召开了，而叶、邓的问题，也可以摆开来。
从真理标准问题在学术界、新闻界、各路诸侯和将军们的讨论，到摆上中央会议日程，经历了几个月。叶剑英、邓小平摆开来讲的这个想法，我想不会事先同华国锋讲明白，但华也会明白一些。关于工作会议酝酿和筹备的具体情节，我并不知道，尤其是华国锋那里，我没有听到什么，最后这一段是我在分析后所做的判断，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就要靠更多人的回忆来解决了。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务虚会论文; 华国锋论文; 邓小平论文; 汪东兴论文; 光明日报论文; 叶剑英论文; 公报论文; 红旗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