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语言的泛化与技术的伦理定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论文,伦理论文,化与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随着人类生活的世界越来越成为技术化的世界，技术的语言正在改变日常语言的结构，改变人们的习惯与思维，甚至改变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的相互沟通与交流的方式。从根本上讲，它是以改变语言的个性化特征为基础的，同时，它也在很大程度上要求人放弃自己的主观性与任意性，个人的情感与意志在这里无用武之地。你一旦进入技术语言的世界，你就被卷入客观符号的洪流，任其驱使，随其漂流。但这不是说你在技术语言面前无能为力，而是说，你只能运用自己的理性与这种语言打交道，这恰恰与文字、艺术的语言形成鲜明的对照。技术语言是对世界的标准化，人通过这种语言与事物打交道，也被迫使自己适应标准化的要求，他的思想与行事方式也不能不受到标准化的影响。这一过程就是我所说的技术语言的泛化。
技术语言的泛化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恰当地使用反映了人对物理世界的控制能力。技术语言的更新，反映了人对世界操控能力和认识手段的更新。如果事物有目的的话，人仿佛要运用技术语言与外部事物进行交流与沟通，他不仅通过这种语言将自己的想法灌输到对象中去，而且通过这种语言倾听对象的回声。无论是通过探测器收集遥远星体的信息，还是通过声呐搜寻海洋中运动的物体，无论是通过钻探南极冰层来了解气候的变迁，还是基因工程中对动植物基因的测序，无论是古生物学对化石的分析，还是通过岩层的钻探来了解大地的构造，人都是在使用表面上相异而实质上相同的技术语言与自然进行对话，这也是文化与自然的对话。
技术语言既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屏障，从而使自然在某种程度上失真，又使自然更多地打开自己，解除遮蔽，向人传递更多的秘密。技术语言越是丰富，人与自然沟通的途径越是多样化，人影响自然的过程或者说人对自然的文化过程越是明显。技术语言把人的意识带到万物中去，又将事物的信息从深处带到人的面前。随着人类通讯由地球通讯向宇宙通讯过渡，人与自然进行沟通的技术语言将越来越成为人际语言，随着声控计算机和日常语言的机器翻译日臻成熟，自然语言（日常语言）与人工语言（技术语言）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在这样一个技术力量无所不在的时代，技术语言对人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人是向未来开放的存在，因而也是不确定的存在，人的面前的确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人对自己何去何从需要根据人的现实状况和人的最好前景相应地改变自己的定向。技术及其语言正在为人的重新定向创造好坏参半的条件。
一
技术力量正在打破人的绝对本质的神话，也在打破人的绝对完整性的神话。如今，人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受制于技术，人不得不跟着技术奔跑，技术把人纳入到没有尽头的竞争中，它使人意识到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胜利者，失败迟早都在等待个人的到来。于是，人们都被迫把自己扮演成参加竞技的运动员。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得由运动员变成观众。技术的确有分裂人的危险，它甚至影响对人的界定。因为技术丰富人的生活，丰富人的语言，当然也丰富人的内心，但前提条件是人在广泛采用技术的同时没有丧失对技术的控制能力，也没有因技术语言的广泛运用而丧失情感语言、交际语言。黑格尔说过，情感中自有理智不可说明的因素。如果任理智运用的技术语言不断侵占或取代情感语言，如果让情感语言不断技术化，我们就有丧失情感语言的危险，丧失人的丰富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就真有可能出现。毕竟在人类历史上，人的自我认识的成果之一就是确定人有相对完整性，其条件之一是人有相对完整的语言系统，尽管这个系统本身具有开放性。人工语言系统被用于了解自然的奥秘，自然语言系统被用于人与人的交往，并显示人际生活的奥秘。诚然，后者蕴涵着人工语言的起源，并且反过来不断从人工语言中借用新的词汇。譬如，“硬件”与“软件”曾几何时不过是少数电脑专家使用的语言，但近年来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用语，甚至成为一种政治语言；“基因”十多年前还是少数生物学家的用语，如今几乎成了生活语言的一部分。当转基因食品纷纷端上人的餐桌而其安全性并未得到充分验证时，当有些种子公司给种子植入“自杀基因”从而使其失去繁殖能力，使农民们永远要向种子公司购买种子时，欧洲人从这个词中联想到的就不只是这种技术语言所昭示的诱人前景，而是对自身存在的忧虑，对世界生态的忧虑。这的确是一种出自生命本真状态的忧虑，因而也是一种不无道理的忧虑。
然而，我们的确不必因噎废食。毫无疑问，技术因素正越来越多地介入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越来越多地介入人与人的关系。技术工具与技术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日常生活，当然意味着日常语言在某种程度上的技术化，但技术始终是人的技术，人是技术的创造者、使用者，当然应该成为技术的主人。技术本身不承认绝对封闭，绝对完整的东西，技术向人打开自然，它也需要人不断打开自己。因此，技术语言随着技术产品向生活世界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因而反映了人的内在需要。技术本身没有过错，技术毋须为它的不合理运用负责。技术的不合理运用带来的消极后果是人自身造成的。从逻辑上讲，人能用技术的方式弥补技术的缺陷，能用新的完善的技术取代旧的不完善的技术。技术的完善是无止境的，就像人自身的完善是无止境的一样。如果人认为自己达到了绝对完善的状态，那就无异于人的终结。因此，只要人给技术以合理的定向，技术语言就不大可能成为冷冰冰的支配世界的语言。人能为这种合理定向做些什么呢？诚然，人首先要做并且能够做的是为技术语言在生活中的应用设定界限，从而为情感语言留下地盘。由于技术语言的膨胀的确是人的工具理性的膨胀，人其次要做并且能够做的是为工具理性设定界限。由此我们可以真切体会到哲学家康德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划界的意义。
其实，技术语言只能侵蚀或掩盖情感语言，而无法真正取消情感语言，这不仅是因为情感与意志是一种显示人的生命力的活动，而且是因为它们本身有一种冲破藩篱的能力。但技术语言的蚕食可以把情感与意志逼到死角，让它有朝一日以火山般喷发的方式摧毁心灵的防护。因为人的相对完整性要求人不时以情感的声音说话。因此，人需要从技术语言中抽身出来，不时地融入到情感的语言和人际的语言中去。我们与其说是通过技术语言还不如说是通过情感语言与人际语言来勾画人的图景，因而，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被人的情感、意志、理性等等表现出来的完整精神世界中来，落实到人与人的交往世界中来。可以设想，假如我们整天停留于技术的语言中，用技术的语言说话，用技术的语言思考，一年到头都置身于工具世界中而不与人交往，我们是否还能作为完整的人出现？我们是否是在把自己作为自然对象而不是作为人来对待？我们在将世界技术化的同时是否在将自身技术化？
技术力量及其语言使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科学和技术分离的古代，科学探索满足了少数人好奇的需要、求知的需要、求智的需要，但它的绝大部分不是为了直接解决生活的实际问题，也就是说，不是为了实用而科学，而是为了科学而科学。因此，除少数知识精英以外，科学并未成为日常生活的需要，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生活方式。技术的情形却不同。技术在古代被称为技艺，它源于生活的需要并相应地改变了人的生活，但技术发明的主体仍是少数匠人。普通人通过他们发明的工具方便了生活，美化了生活，同时也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技术并未完全把人从自然界分离出来，人仍然要靠天吃饭，靠自然力的赐予，受自然力的摆布，人本身受技术的改变是微乎其微的。到了近代，科学与技术开始结合起来。一方面，科学被技术化，另一方面，技术被科学化。前者是指科学研究越来越仰仗技术手段的发明与创新，因为除基础理论之外，应用科学需要多种技术手段来进行观察、发现、验证、统计、设计、测量、控制等等。没有望远镜，天文学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没有显微镜，生物学就只能停留在非常原始的水平上；没有加速器，微观世界就难以揭示。技术的科学化则是指技术重大发明与创新需要科学的基础理论做后盾。不少发明一开始只是理论构想，技术只是这些构想的具体化，许多技术问题是从理论科学引申而来，一些发现与发明是理论成果的转化，另有一些技术问题的解决需要借助数学来建立理论模型。没有爱因斯坦对质量和能量的转换关系所做的理论研究，就不可能有核能广泛的利用，没有数理逻辑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电子计算机，甚至一些精密仪器的制造，这种看似纯技术性的工作最终也离不开理论问题的解决，更不要说机器人、航天飞机、宇宙探测器、超高速计算机这样一些复杂的技术产品了。
今天科学的技术化和技术的科学化倾向与日俱增。它给人本身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既在于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它们之间的鸿沟已经不再明显，又在于人的智慧和能力越来越依赖知识的进步，也在于人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技术化。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包含科学技术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这首先是因为人的交往与交流不断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人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因为远程通讯和运输手段的发展而改变。相距遥远的人们不仅因技术而且为了技术而走到一起，交往的国际性促进了技术的国际性，技术的国际性反过来巩固了人的国际性、文化的国际性。
但是，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工业化国家的人来说，人简直生活在一个技术的环境中，不仅人的衣食住行越来越离不开技术，人的学习与工作也越来越离不开技术，人本身也越来越成为技术的作品。如果说试管婴儿标志着人制作人的开始，那么，克隆技术的出现为人复制人这一引起可怕想像的人类远景提供了现实条件。一旦克隆人不加限制地成为现实，人的自然生殖就变得没有必要，建立在性爱基础上的传统家庭以及以家庭为细胞的传统社会及其伦理观念将遭到毁灭性破坏。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人可以像制造其他产品那样复制人，一部分人就可以操纵另一部分人，让另一部分人成为工具，生命的价值就可能降低为物的价值，人将不再拥有人的尊严。至于人会不会因为非自然的复制而无法抵抗变性细菌和病毒的侵袭从而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我们今天还很难想像这样的事情。仅有法律的禁止似乎并不足以遏制部分科学家在知识方面的好奇心。只有他们的内在自觉和强烈的人类责任感才可以规范科学家的不合理的尝试。
当然，最能体现人越来越成为技术作品的倾向反映在这样的事实上：人正在试图控制自己的进化过程，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乃至创造“新人类”。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的发展，人正在通过人工选择来代替自然选择，从而打断了自然的进程。毫无疑问，这会导致许多人担忧人类对自然过程的过分干预将会破坏自然界原本脆弱的平衡。但它带来的实际利益和诱人前景始终成为这一工作的巨大推动力。科学家们不仅把自然作为一本大书，而且把人本身作为一本大书来阅读，这本大书是用基因语言写成的，已经完成的国际大型合作科研项目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和基因谱的绘制工作就是要将人类基因的30亿对核酸分子秘密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人能由此掌握生老病死的秘密，而且在于它为人的自我设计和自我改造提供了基本条件。从逻辑上讲，凡是人能想到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众所周知，转基因植物和转基因动物已经大量开发出来，其中以转基因大豆、玉米、棉花最多，并且已批量进入商品市场，它们对环境的长远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的验证，人们是在缺乏足够精神准备的情况下迎接这些新事物的。基因的剪接和重组技术使人类能够将一种植物的基因注入另一种植物，从而打破了植物物种的界限，同时人也能将植物的基因“注入”动物或将动物的基因“注入”植物，从而拆除了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壁垒。这样，人就可以大规模提高动植物的产量并改善动植物的品质。可以设想，假如没有伦理限制，植物和其它动物的基因有可能被用于改造人类自身，因为这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譬如，把花的基因“注入”人体，使人体能散发花的香味，一旦人人都成了“香妃”，香水大概会成为多余的东西。把狗的基因“注入”人体，使人具备狗的听觉与嗅觉；把虎与熊的基因“注入”人体，使人具有虎背熊腰；把鹰的基因“注入”人体，使人具备鹰的视力。这样，古代的千里眼神话、顺风耳神话、狮身人面神话都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愿我的这一大胆想像不会成为现实，因为随着人的统一性、完整性的消失，人作为人已不复存在，随着人具备其他动物的基因，人的体能、形态乃至性格、气质都会发生重大改变，人之为人的尊严将遭到削弱，甚至有可能把人贬低到物的地位。
有人可能会说，我的上述想像如果成为现实，实质上符合人的优生原则。从古至今，人从来都没有放弃成为“超人”的理想。人对自己完善性的追求始终是人类多种努力的最终动因。人的确有许多缺陷，并且有些缺陷（如体能）随着人的智力的进化反而退化了，人需要扭转这一趋势。此外，人还有许多未能治愈的疾病，特别是遗传性疾病几乎决定了人世世代代都有不可逆转的痛苦。基因工程的发展，使我们不仅有可能对这些疾病作出诊断或对一些疾病的出现提供“预警”，从而为疾病的有效预防提供可能，而且能够治愈原来无望治愈的疾病，甚至清除某些致命病的基因，或“修改”人的某些基因使人更不易被一些有害病毒和细菌所侵袭，就像眼下培养的那些抗病虫害的玉米和蔬菜那样。但基因工程给人的远景带来的根本影响仍然在于，它既能纠正病人体内的某些基因缺陷，使他本人受益，也能将新基因“注入”生殖细胞，使他的子孙后代受益从而改变人的进化方向，还能改进人的许多特征。总有一天，人能像改良其它物种那样改良自己的身体与智能，那时，一部分人将成为人类体形设计师，还有一部分人将成为体能设计师，另有一部分人将成为人的智能设计师。
综合了许多人种优势的新人种将有可能产生，这就意味着改良和生产人的工厂有可能出现。我们的生死将有可能重新界定，我们的生死过程也变得更容易操控。现在，确定这样做对人是福还是祸似乎为时尚早。人的自我设计、自我改良、自我塑造不仅取决于技术条件，还取决于人怎样使用这些技术条件，怎样确定合理地使用这些技术的范围、条件和目标。
二
技术并不必然使人变得丑陋，使世界变得不合理。相反，对技术的合理定向可以使人和人的生活充满审美情趣，使人变得更加自由。我们不应当把技术作为宰制人的东西，人应当始终成为技术的主人。人虽然越来越成为技术的作品，但技术归根到底是人的作品，因为，人可以决定创造什么样的技术，也可以决定把已有技术用于为人谋福利还是用于人的自我毁灭。人有能力创造技术，也有能力控制技术的运用，问题取决于这种技术落在什么样的人手里。那种试图通过限制技术的发展来创造一个合理社会的想法，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不利于人类自身的利益。技术从来就可以作两方面的运用，就像一把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于杀人一样，我们不能因为它有可能用于杀人就干脆禁止生产一切刀具。同样，原子能的发现本身没有错误，但究竟是用于制造原子弹还是把它用于发电，这取决于人们的政治意志和军事选择。虽然，人类走错了第一步造出了原子弹，但他还可以防止自己走错第二步，即防止使用原子弹。因此，我们在警惕和防止技术的不合理使用的同时，需要对人类合理地运用技术抱有信心，因为这是我们不放弃任何一项旨在规范人类技术活动的重要动力。今天，我们的确要防止将一切灾难归结为技术本身的倾向演变为对技术发展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唾骂，也要防止技术狂的出现，对技术万能的迷信不但会滋长人的狂妄，而且会妨碍一部分人去发展自己的能力。因为有一些人指望一切都由技术去解决，自己懒得去运用自己的才智。比如，一部分人离开了电脑就无法工作，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计算能力，人的记忆能力也因此得不到锻炼而走向退化。在某些发达国家，我们还可以发现有部分医生甚至懒得提高自己的综合诊断能力，有的人就连简单的处方也得查电脑。人的生活越是技术化，人的工作越是技术化，人越是需要保持对技术的相对独立性，因为，只有这样人才能比较清醒地评估某项技术的价值和前景，寻找合理地运用技术的方式。人对于情感的需要，对于审美的需要，对于道德的需要，使我们不能把自己变成单纯的技术处理对象，否则，人就会把自己变成自然物品，人就会陷入某些哲学家担心的境地：技术对人的全面统治而导致人陷入无家可归的状态。
人不是生理的机器，因此不能用单纯的技术主义眼光来看待。人要过一种温馨的充满亲情的生活，自然不能通过一些早期浪漫主义者所宣扬的那种弃绝科学与技术的方式来实现，而要在迎接技术发展技术的同时把人性的因素注入技术的世界中，从而使技术充满人味与情味。换言之，使每一件技术作品变成符合人的审美情趣的艺术作品，我们发展技术时始终不要忘记关注人的情感需要，技术作品不应成为隔绝人心人情的屏障，而要为人心的亲近，为相互倾注贴己的感觉提供手段。把真的追求与美的观照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目标。这就要求技术人员应当向达·芬奇学习，用艺术的精神，用生气灌注的灵魂融入技术的作品，工程师虽然不一定能具备艺术家的全部素质，但他至少要有艺术的素养，有审美的眼光和美的理想。如果我们把弗洛姆的“无意识”概念换成“审美情感”，他的下面这段话就可以用来说明技术时代人的本性和人的远景：
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本身具有一切潜能；他既是个原始人，又是食肉的动物，既是一个食人者，又是一个偶像崇拜者。同时，他也是一个具有理性、爱情和正义能力的存在。……意识代表了社会的人，代表了个人被抛入的历史状况所造成的偶然局限性。无意识代表了植根于宇宙中的普遍的人，完整的人；它体现了人本身的植物性与动物姓，体现了人的精神；体现了人类的过去到人类生存的策略；体现了人类的未来即人将成为全面的人的那一天的到来，人成为‘自然化’的人，而自然则成为‘人化’的自然。（注：Erich Fromm.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Abacus edition,Sphere Books Ltd,1980 P.120.）
“人化的自然”绝不应当是丑陋的自然，而应是按美的规律来改造，并真正符合美的规律的自然。今天，技术无所不在，婴儿尚未出生就已感受到技术对自己生命过程的干预和监护，而父母也能通过技术与胎儿进行交流。新生的婴儿通过技术方式来到技术世界，在技术的环境中长大。今天的婴儿很早就在观察和学习多种多样器具和五花八门的电器的使用，六七岁的孩子就以极大的好奇心和惊人的模仿能力在摆弄电脑键盘或操纵电视遥控装置，电动或智能玩具，使他们很早就感到技术的产品比现实中的儿童或动物更能给他们带来快乐。这一方面培养和强化了他们的技术意识，另一方面也减弱了他们与人的联系，少数儿童甚至由此生活在一种虚拟的世界中，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反比现实的世界更为真实、更为有趣、更为美丽。然而，有理性的人却不能不阻止这一现象的发生。它给我们提出了技术环境的合理利用问题，也给我们提出了技术的世界是否会让人不断远离人的世界的问题，提出了技术世界是否会变成另一个支配人的意识的自在世界，从而使人丧失自主性的问题。遗憾的是，现在有许多人仍是以技术的方式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要靠人文理想，德性智慧和审美眼光才能综合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技术的创造者不只是把技术作为人的感官的延伸，他也把技术看作显示自然进程，改变自然进行的方式，看作显示人的力量与智慧的符号，看作方便人的生活，减轻人的劳动，因而也使人享受更多闲暇的手段。在这一过程中，省时省力的欲望，或确切些说，人的懒惰反倒推动人想方设法以心力去节省体力，避免操劳。这无疑会使更多的人加入精神财富的创造中去，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比，并使教育与文化活动成为一种泽被四方，惠及万众的普遍事业。也许，总有一天，随着网上免费大学的普及，教师将从社会上消失，或者说，必须改变教师的身份，或改行从事教育软件的设计工作，或成为传统教育思想的检讨者，改进者，成为新的教育理念的创造者，设计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成为新人类的设计者。这是一项比具体的技术工作更为复杂，更富有挑战性，更能表示对人的关怀的事业。技术本身在任何时候只能作为手段或工具服务于人本身这一崇高目标。因此，不应由技术规定我们如何生活，而应根据我们的生活理想去发展和宰制我们的技术。技术不应用作限制人的自由的手段，而是要使人获得比以前更多的自由。这就意味着，技术不应是单一的，而要保持它的多样性，只有创造多样性，人才能有所选择，只有当人面临多种多样的选择并能自主地进行选择时，人才有自由可言。如果我们的面前只有一种可能性，只有一条早巳规定好的生活道路，只有一种发展模式，我们就谈不上选择。当然，也谈不上尊严与自由。因为选择起码意味着两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工作的背景除了要么屈从于既定的命运要么走向死亡就别无选择，我们创造新技术又有什么意义呢？被迫地而不是出于自由的乐趣去创造技术就像自掘坟墓一样使人颤栗。
另一方面，技术的使用者离不开现有的条件，离不开自己置身其中，融身其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他们的价值观有时可以决定朝什么方向去开发技术。从这种意义上讲，技术也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的一种体现。穷兵黩武的国家必然要把最好的技术，最优秀的人才投入到武器系统的开发中去，希特勒德国就是典型例证。在和平时代，国计民生无疑是显示技术力量的舞台，民众从技术的实效和美观中来体会技术的益处和情趣。在一个压抑个性、掩饰情感的地方，兴建的技术设施必然色调单一，造型死板。在一个秉持客户至上的理念的地方，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人员就会仔细研究人的需要，了解人的情趣和审美理想，并千方百计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要求。这样，技术本身就会成为充满生气的工具，成为民众福祉的物质承担者，成为美的巡礼，力的激扬，智的显露。这样的技术就能植根于民众的生活中，给生活带来积极的意义。技术的伟力甚至可以改变人参与社会事务的方式以及社会成员组织的方式。人本质上是喜欢技术的，但开发和使用技术的人需要承担对技术的道德责任，需要内在地确保将技术用于增进人类的福利，而不是用技术伤害人的健康乃至生命。这就是技术文明时代的伦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