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使世界挨饿吗？——谈中国未来的粮食供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将使论文,粮食论文,未来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篇具有争议性的题目“谁来养活中国？”①的文章中，莱斯特·布朗得出一个耸人听闻又疑窦丛生的结论：中国对世界的粮食供应构成威肋。他声称，到2030年，中国粮食产量至少会比目前水平减少1/5。仅人口增长一项就将增加1.44亿吨粮食消费量，加上减产的6000万吨粮食，中国在2030年将需进口2.16亿吨粮食。但如果人均粮食消费量从300公斤上升到350公斤，“那么，需要通过进口来弥补的供需缺口将高达3.05亿吨。”(P46)②
布朗没有向读者说明，他并未使用中国的粮食概念（即：包括马铃薯、大豆和豆类以及谷物，其中稻米以稻谷计算），相反，他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的资料估计，1990年中国粮食产量为3.29亿吨，其中只包括谷物，而且稻米是脱壳的。而在其他地方，他却引用美国农业部的资料，所给出的稻米是按原粮而不是按贸易粮统计的。1990年中国粮食产量的官方估计数为4.4亿吨。这两个数据之间的巨大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稍稍解释一下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那么，这对许多读者来讲也许会很有帮助。
他得出骇人听闻的结论，靠的是类推、对短期变化的武断解释以及颇费心机地选择基期和比较期年份。他所做的工作不能被称为系统的分析，他的结论是明显错误的。中国无论现在，还是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对世界粮食供应构成威胁。
布朗用于预测的根据
让我们来看看布朗最重要的预测是怎样得出的。他那些惊人的结论主要源于对粮食产量的预测。尽管由于没有使用中国的“粮食”概念，他忽略了饲料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他对于粮食消费量的预测尚可接受。恰恰是人均畜产品消费的增加，将会增加人均粮食消费量。目前，在中国城镇地区，口粮的人均消费量呈下降趋势，而近年来在农村地区，人均口粮消费量增长甚微。
到2030年，粮食产量将下降20%，这一项预测的依据是什么？首先，根据对近年来农田转为非农用地的估计，到2030年农田和/或粮田将会剧减，但令人奇怪的是，布朗并未指出要减少多少。他给出两点暗示：其一，在过去3年中，农田平均每年减少100万公顷。(P44)如果把这个数字用于对40年后情况的预测，这意味着中国将减少4000万公顷农田，或者按官方估计的农田数字，中国要丧失的农田远不止40%。或者，如果农田以每年1%的速度递减，中国将减少1/3或3000万公顷农田。他以类推来证实他的预测，即：日本、韩国和台湾粮田的减少，其减少比例从高达52%到低至35%不等。(P44)他把这些变化称作是“将粮田转为非农用地”，但又以括号把这种变化限定为：在较小程度上，这些粮田转用于种植水果和蔬菜。
其次，他断言，生产能力或单产的提高不会弥补农田减少所造成的损失——这就是说，生产能力会降低。他列举了造成生产能力下降的一些原因：中国的稻米单产已接近日本，而日本的稻米单产在最近几年始终徘徊不前。他声称，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使稻米单产超过每公顷5吨。(P45)他的引文既无日期又无出处：“自1966年推出高产品种以来，稻米的基因增产潜力并无显著提高”。(P45)而后，根据一条来自某位权威人士日期不明的引文，他又告诉我们，不要指望在生物技术方面有任何突破。通过精心挑选用于比较的起迄日期，他发现，小麦单产提高的希望也很渺茫——在1984年之前的7年间增产了83%（每年9%），而在这以后的1984-1993年间“只增产了16%”。他并未提及1984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即使不考虑1984年有利的气候条件，肆意贬低小麦单产1.9%的年增长幅度也是轻率的。该增产幅度恰恰高于1990年到2030年中国人口的低于1%的中期预测年增长率。
他以对环境恶化的不良后果的解释，喋喋不休地继续论述影响粮食产量的不利因素。他描述了各种各样的环境灾难——土壤的侵蚀、盐碱化及水涝、空气污染——但他并未正确地指出预期的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只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来自美国农业部的估计，即：空气污染使美国的收成减少“至少5%”，以及“我们必须关注更为严重的空气污染将给中国粮食产量带来的巨大灾难，”(P46)还有“无法计算却潜伏着极大危害的全球变暖问题”。(P46）并非所有的全球变暖效应，如二氧化硫，都是有害的。事实上，近期对全球变暖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的种种估计表明，当某些地区的产量遭受不良影响时，另一些地区的产量则受到有利影响。因而，虽然粮食产量在一定的合理限度内会降低，但环境恶化对粮食产量的总体影响似乎并不显著。
如上所述，布朗从未告诉读者，到2030年中国的农田或粮田将会减少多少，也许就连他本人也不能仅仅凭3年的统计数字就对将近40年后的情形做出推测！因此，人们不可能判定，他是否排除了任何提高粮食单产的可能性，或者是否还有什么可以弥补粮田面积减少所造成的损失的可能性。假如粮田面积减少33%（每年1%），那么他的预测可能是，在未来40年间粮食单产将增长20%（每年0.5%）。对此，他未明确指出。下功夫对此做进一步的猜测看来没有价值。按照布朗的道理，不管是归咎于土地丧失，还是单产没有或者缓慢的提高，反正粮食产量会下降；而且，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倘若布朗的预测能够站得住脚，中国农民及政府都只能表现出束手无策。
布朗给出的暗示昭然若揭：灾难已经降临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随着近年粮食产量徘徊不前，1994年粮食产量又减少了1%或更多，则长期的减产可能开始了。”(P46）表1给出了1983-1993年粮食产量、面积及单产数据，我把它留给读者去判断，此表揭示的是否是“产量徘徊不前”。根据美国粮食产量及单产数据，布朗应该知道，多年以来，在一年高产或丰收之后，会有一个4年左右的周期出现，粮食产量在此间“徘徊不前”，然后开始攀升，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中国——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4.07亿吨之后，一直徘徊于3.79亿—4.08亿吨之间，直到1990达到4.46亿吨（中国概念），然后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中国1994年粮食产量为4.45亿吨。
表1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播种面积、产量及单产（1983-1993年）
年份粮食播种面积(百万公顷) 粮食产量(百万吨) 粮食单产(公斤/公顷)
1983
114.0387.3 3400
1984
112.9407.3 3600
1985
108.8379.4 3500
1986
110.9391.5 3500
1987
111.3403.0 3600
1988
110.1394.1 3600
1989
112.2407.6 3600
1990
113.5446.2 3900
1991
112.3435.3 3900
1992
110.6442.7 4000
1993
110.5456.5 4100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第329，342页。
对布朗预测的评论
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去反驳布朗惊人的预测。如果我们认为，这些预测或许是对的，我们就不能忽视其中几处事实错误，如：布朗声称的转为非农使用的土地数量，没有哪个国家的稻米单产能超过每公顷5吨；或不该忽略的地方，如：在谈到稻米播种面积减少时，忽略了日本所采取的休耕稻田政策。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所谓的农田丧失。用以支持土地剧减的预测的力证是什么？他对耕地减少的估计或许依据了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耕地减少”栏目下的一系列数字。这些数字表明，1991-1993年耕地分别减少48.8万、73.9万和73.2万公顷。这些数字虽很庞大，但平均起来远远达不到“几乎百万公顷”。然而，他却忽略了来源相同的年终耕地总面积这个有用的数字。表2列举了1983-1993年耕地面积、播种面积及粮食播种面积。总耕地面积的确净减少了，但远低于耕地减少的单项统计数，更低于布朗所称的幅度——1983-1993年年均耕地净减少32.5万公顷，且多发生在1987年之前。自1987年以后，每年耕地减少不足80万公顷。布朗忽略了中国连续不断的垦荒，这弥补了一大部分转为他用的农田。值得注意的是，减少的耕地中有1/3用于在农田上搞建筑，这是他注意的焦点。(P46)耕地的减少包括把耕地用于建果园及鱼塘。
表2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面积、播种面积、耕地面积减少及原因（1983-1993年）（千公顷）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第329，432页。
1983-1993年间总播种面积的确有所增加，这可能是多熟制以及减少休耕土地面积的结果。表1中粮食播种面积在此期间确有下降，但即便如此，1993年粮食播种面积也超过1985年，而且仅比1984年减少2%。显然，如果我们认可超过3年的官方统计数字，那么这些统计数字并不能够证实布朗所声称的农田大幅度减少的论点。
然而，有案可稽的事实证明，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农田面积官方统计数字至少比实际面积低1/4。实际耕地面积不是9800万公顷，而可能是远远大于该数字的约1.39亿公顷，尽管更可能是接近1.25亿公顷。粮田面积也以大约相同的比例被低估。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农田与粮田这两个数据的区别是众所周知的，布朗却一无所知。看来，他过份地依赖于美国农业部所公布的数据和资料。最近，不断有文章证实，官方的土地数字是被低估的。我认为，布朗及其同事不大可能没有看到它们。几年来，《中国统计年鉴》一直载有这样的注释：耕地面积被低估，有待校正。
耕种面积一直被低估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许多垦荒从未被公开报告过；如果开垦的荒地被上报，税收及上缴粮食量就会增加。他的文章并未提及一直并且仍在进行的土地开垦。目前，中国的耕地面积很有可能比二、三十年前多很多。
他对日本、韩国和台湾粮食单产的变化有选择地加以运用，只能被看作是既草率又容易引人误入歧途的。如上所述，他将这三个国家目前的粮食产量比作其1960年以来的最高产量。如果剔除日本1993年稻米欠收，或者布朗将1994年的数据（1994年产量恢复到或者超过趋势产量水平）包括进去，根据这三个国家粮食产量的合计数所绘的图并不表明1960年以来粮食大幅度减产。文章中只字未提，20年来日本休耕了大面积稻田，以把产量限制在只满足国内消费之内。近年来，日本闲置了近1/4的稻田，这项政策一直是导致粮食面积大幅度减少的主要原因，而这种减少正是布朗所强调的。他是否有意引导读者去认为，闲置的土地被转为，也许不可挽回地被转为非农使用？只有他知道。
长期以来，日本中央政府对旨在提高稻米单产的研究兴趣越来越小，这么说可能并非不妥，而且近1/4世纪以来的确如此。完全有理由认为，在稻米价格昂贵，加之限制产量只满足国内需求的条件下，举例来讲，稻米单产如果提高10%，就可能意味着将会有10%以上的稻米不得不以高昂的代价被闲置起来。地方政府一直在进行着稻米方面的研究，因为他们并不承担研究费用，但为了适应稻米价格政策，整体研究力度降低了。因此，日本没能提高稻米单产自有其原因，而非布朗所说的，是粮食生产能力已被消耗殆尽。
种植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全部或几乎全部实现了吗？（畜牧业生产能力完全被布朗忽略了。）布朗对中国粮食单产做了一系列高水平估计，结论是再无增产的可能了。现有证据表明，公布的单产是对实际单产的过高估计。假设中国国家统计局准确地估计了粮食产量，这是合乎情理的，而粮食面积是低估的，以低估的面积去除产量而得的单产也就被高估了。如果我的观点正确，即：粮食产量被低估了10%，那么从总体上说，粮食单产被高估的程度不会像粮田面积被低估的程度那样大。被低估最严重的可能是玉米产量。如果这样，被高估的单产就集中于稻米和小麦，结果是，这两种主要粮食作物单产的增加余地就要比布朗所说的大得多。
引人注目的是，布朗声称，至少对稻米来讲，将来单产的提高要比过去大为缓慢。他的引文“……自从1966年推出了高产品种以来，稻米的基因增产潜力并无显著提高”，不知出于何处何时。大概就在布朗发出“中国将使世界挨饿”的惊人论调的同时，国际水稻研究所宣布，现已开发出稻米新品种，可比现有品种增产25%。还需要2-3年的时间去检测并在必要时培育其抵抗病虫害的能力。所以，布朗过早地断言了农业科研成果所能达到的极限。
对可用信息的视而不见充斥了整篇文章。有例为证：“直到1984年，不论日本还是其他国家，一直都没能使稻米单产超过每公顷5吨”。恰在10年之后，日本稻米单产超过了每公顷5吨。但还不止这些。1985年以来，美国稻米单产超过了每公顷6吨，澳大利亚稻米单产超过了每公顷8吨，而韩国的稻米单产目前已超过了每公顷6吨，正向每公顷7吨逼近。
布朗及其他粮食供应悲观论者似乎假定，提高单产及生产能力的唯一途径是基因研究——提高作物的单产潜力。生产能力的提高多是通过一系列细微的改进来提高单产，而单产的提高又与增产潜力有关。当初，当杂交玉米推出时，它的单产超过了它所替代的自然授粉玉米，每公顷只增产15%，即310公斤。但是，由于许多看似细微的变化——不断提高每公顷种植密度，改进定时定点施肥，使用除草剂，控制玉米螟——以及对杂交玉米的深入研究，包括使其适应小气候，美国玉米单产逐渐从刚刚采用杂交玉米时的每公顷2.5吨，增至现在的每公顷7.5吨。凭藉卫星及计算机技术，人们可以在大田里不断地根据地力、土壤湿度及其他环境因素确定最佳播种量、最佳化肥和除草剂施用量，这个重大突破已经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
我祝贺中国农民所取得的成绩，但中国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及单产方面仍有广泛而巨大的潜力，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仅举几例：首先，在北方地区扩大塑料薄膜的使用以延长生长季节并保持湿度。据估计，目前有400万公顷的土地全年或一年部分时间在薄膜的覆盖之下。其次，肥料的质量与效力仍有待于提高。现有氮肥生产设备的将近一半需要更新，这些设备生产的化肥（碳酸氢铵）在储运及施用过程中极易大量损耗。再次，植物的养分平衡远未达到最佳水平。如果肥料施用更合比例，那么，提高施肥效果还大有潜力可挖。此外，磷肥和钾肥供应不足。
现行土地所有制结构不能鼓励农民在土壤改良方面投资。如果允许农民拥有其所耕种的土地，那么，旨在提高土地质量及生产能力的投入就会大幅度增加。最近几年，社会和农民自己在改良土壤方面的投入始终微乎其微。如果取消所有价格控制，包括禁止粮食运销出境等间接控制，并废除政府部门的硬性征购定额，农民会乐意生产更多的粮食。这里并不是说要取消政府征购，只不过是说，征购应按市场价格，而且农民要心甘情愿。由于中国农业正向市场经济全面过渡，政府到底是应该在粮食收购方面，还是在储备现在那样多的粮食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仍是不明确的。中国现在拥有大量粮食储备。根据农户调查，1991年底农户粮食储备量将近3.5亿吨①。政府目前仍拥有大量粮食储备，据估计超过1亿吨。
结论
“谁来养活中国？”当然是中国！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粮食生产上会完全自给——阿根廷、澳大利亚、美国，没有哪个国家如此。一个国家如果有效地利用其资源，那么不必也不可能在粮食上自给自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很可能会进口大量粮食，尽管其数量并非如布朗所预言的那样。世界市场粮价低廉——很少有产品的价格比粮价还低。我的意思并不在于中国将进口巨额粮食——我只是说，如果中国进口粮食，不会有灾难降临。
如布朗所注意到的，世界粮食出口在过去15年内并未增加。这主要是由于需求增长不旺，而非生产能力不足。实际上，这些年来，国际市场上粮食实际价格锐减。从1977-1979年度到1990-1992年度，小麦实际价格每年下降3.4%，稻米每年下降4.9%，玉米每年下降4%。所以，对于这些年来粮食出口没能增加，我们不必大惊小怪。
假如世界粮价在未来几年大幅度增长，世界也会安然无恙。在世界人口剧增的年代——从1960年的30亿人增加到现在的约56亿人——实际粮价下跌了50%。实际上，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贫困人口居住在农村，较高的粮价也许有着积极的作用。昂贵的粮价可能有助于缩小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城乡收入的巨大差别。在中国当然也如此，其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至少3倍。然而，提高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价格并不足以消除中国或其他国家城乡收入的差别。中国农民对中国人民的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需藉以报答他们的远不止是提一提粮价。
李洪涛 中国民航总局
晓晨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
* 本文作者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本文是作者为《中国农村经济》撰写的专稿。
注释：
① 该文的中译文见《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4期。
② 本文中所标页码为《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4期页码，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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