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陷入亏损困境的结构因素及其调整政策①——以纺织工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纺织工业论文,为例论文,国有企业论文,困境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有企业的亏损困境大致上由三类原因造成，第一是企业制度方面的原因，第二是企业管理方面的原因，第三是产业结构方面的原因。前两类原因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不同与企业的管理水平有显著的关系，对此近些年来人们分析的较多。但对于第三类原因的分析显得不足。为此，本文重点分析结构因素对国有企业境况的影响。将国有企业问题与结构问题放在一起分析，其政策含义是将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和结构调整问题放在一起考虑，这可能是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主要途径。
本文选择纺织工业作为分析对象，有以下几点考虑。首先，从80年代后期开始，纺织全行业时断时继地陷入困境之中，国有纺织企业也不例外；其次从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判断，纺织工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结构变动较为明显的一个行业，但国有纺织企业的结构调整较为缓慢，直到1993年以后，才开始有一些大的调整行为，但涉及的企业数量有限，纺织行业中国有企业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调整不顺利造成的。因此，无论是国有经济摆脱困境问题，还是纺织行业的发展问题，都与结构调整问题密切相关。
一、陷入困境的是“国有经济”还是“传统部门”
近些年来，国有企业的困境较为普遍和明显。“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持平，三分之一盈利”是近几年人们用来描述国有企业困境的惯常用语。不过，稍为详细一些的分析表明，至少对纺织行业来说，这种状况对非国有企业来说，也基本上是恰当的。也就是说，陷入困境的是整个传统行业，而不仅仅是国有企业。
纺织行业从1991年开始进入全行业亏损状况，1992年、1993年仍然处在这种状况中。1991年、1992年和1993年，全国纺织业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的利润分别为0.001元、0.92元和-0.13元。②
纺织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效益状况较差。但是，与此同时，非国有纺织企业也处在效益不佳的状况中。表1是1991年、1992年和1993年三年纺织总会系统内国有企业和全行业盈亏状况的对比。
表1 全国纺织系统及其中国有企业的效益状况
资料来源：纺织工业总会：《纺织工业统计资料汇编》1992、1993年度；《全国纺织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1994年度。
从表中可以看出，国有纺织企业的效益在1991年和1992年，都好于全部纺织企业，1993年劣于全部企业，在总体上，国有纺织业的效益不比纺织企业的平均水平差。具体可得出以下几类对比指标。
1.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所占的比重不高于全行业的平均水平。
1991和1992两年，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的比例低于全部企业中亏损企业的比例。1991年，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的比例为41.33%，低于全部企业中亏损企业为41.95%的比例；1992年，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的比例为36.9%，低于全部企业中亏损企业为39.1%的比例；1993年，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所占的比例为47.3%，略高于全部企业44.9%的比例。
2.国有企业的效益状况不低于全行业的平均水平
1991年和1992两年，国有企业盈利占总盈利额的比重，高于国有企业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1991年，国有企业盈利额占总盈利额的比重为112.1%，明显高于国有企业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83.8%的比重；1992年，国有企业盈利额占总盈利额的比重为98%，明显高于国有企业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84.1%的比重；1993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额为10亿元，比全部企业亏损额6亿元还要多出4亿元。③表1使用的是原纺织部“系统内”纺织企业的数据，因为其数据的可信性和可比性都比较好。但是，这个系统内国有企业占有较大比例，而从全国范围看，纺织行业中原“系统内”企业所占的比重已不足一半，因而有必要将国有企业的状况与全行业的状况进行比较。由于纺织行业内的国有企业几乎都是“系统内”的企业，因此，用“系统内”国有企业的状况和全部行业的状况相比，基本上可以反应出国有企业和全行业效益的对比状况，见表2。
表2
全国纺织企业与国有纺织企业效益比较 单位：元
全行业百元销售国有企业百元销售
收入实现的利润收入实现的利润
1991 0.000.92
1992 0.921.04
1993-0.13
-0.75
资料来源：根据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及表1的数据计算。
从表2可以看出，1991年和1992年两年，国有企业百元销售收入实现的利润，高于全部纺织行业的平均水平；1993年，国有企业的水平低于全部纺织行业的平均水平。
表1和表2都说明，在纺织行业内，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至少处在整个行业的平均水平。因此，如果只考虑国有企业较高比例的亏损问题，并将其主要归为体制问题是不恰当的，这种思路无法解释大量非国有企业也同样存在的低效益问题。纺织行业的情况提示我们，在传统产业内，国有企业的困境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结构方面的原因。
二、为什么纺织行业的结构问题特别突出
纺织行业结构性困境的存在除了受消费结构变化、出口增长速度减缓、老工业基地的特殊困难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原因。国有企业虽然效益状况并不低于全行业平均水平，但其效益不佳是事实，而其结构调整却比非国有企业更加困难。
（一）影响纺织行业效益状况和结构调整的特殊因素
1.生产规模偏大
纺织行业中有一些行业是规模经济不显著、技术壁垒不强的行业，能否便利地得到原料和对市场变化的敏感程度是重要的竞争因素。因此，虽然全行业的效益状况不理想，但新的进入者只要在原料和市场方面有优势，仍然可以有较好的收益。这种状况导致一方面全行业长时间不景气，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有新的投资者进入，导致总体规模过大。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纺织行业的总规模偏大，并不能完全解释行业性的亏损问题。按照纺织行业的通用口径，4000多万锭棉纺锭中，大约有1000万锭属于“能力过剩”的部分，也就是说，棉纺锭的生产能力大约多出四分之一。这个比例和其他行业相比并不突出。例如彩电、电冰箱、洗衣机这三大家用电器生产行业，都有50%左右甚至更高比例的生产能力过剩，如电冰箱生产能力在1500万台左右，1993年的产量只有596万台。但是这些行业并不存在全行业连续数年亏损问题，因此纺织行业的问题还需做进一步的分析。
2.退出障碍较强
纺织行业是一个典型的进入和退出障碍不对称的行业。许多产品和加工工序所需资金量少，技术能力要求不强，因此进入容易。但是，纺织业向其它行业的转产却比较困难，首先是机器设备的专用性很强，没有通用性，纺机、织机只能生产纱、布，无法转产生产其它产品。技术能力和操作工人技能的专用性也很强，在纺织企业甚至本系统内，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开发的其它行业的产品数量很少。因此，所谓的“存量调整”模式，在纺织业向其它行业的调整过程中很难应用。不仅是纺织，其它一些目前处境特别困难的传统行业也有类似的原因，如煤炭行业的情况也非常典型。为了说明这种特点，可以与机械、军工等设备和技术通用性较强的行业进行比较。
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我国轻重工业比例关系的调整收效显著，资产存量的调整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大批生产投资类机电产品和军品的企业转向生产消费类机电产品，这两者之间的设备、技术的通用性较强，而且是用较高档次的设备和技术生产较低档次的产品。例如生产军用光学用品的军工企业转向生产照像机，生产坦克的企业转向生产摩托车，生产重型设备的企业转向生产日用机械产品等等，都能主要靠利用原来的生产能力、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来进行。兵器工业系统从1979年初开始，就开始着力开发民用产品，到1981年，兵器工业系统的地方军工企业和半数以上的部属企业，都有了两个以上的民用拳头产品，自行车、缝纫机、木钟、洗衣机、照相机、电风扇等重点日用机电产品已具备较大规模。一些原来以重型机电产品为主的机电企业，也在较短时间内开发了大量的新产品。④
这种类型的行业间结构调整在纺织行业看来是非常困难的。这种现象可以称为由于资产专用性引起的“存量刚性”：一旦资源以实物形态进入某些行业后，就具备了专用性，再从这个行业中退出进入新的行业，就会碰到障碍。行业不同、拟进入的新行业不同，障碍的强弱显著不同。
3.生产集中过程不明显，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的优势较弱
从8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绝大部分加工工业产品进入供大于求的市场环境中，纺织业的情况也不例外。纺织行业的特殊性表现在，其它一些行业通过竞争，可以产生明显的生产集中过程，可以应用许多非价格竞争手段，可以产生“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从而使一部分效益好的企业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相比之下，纺织业中的多数行业，由于其产品的特殊性，上述过程进展较慢。
多数制造业产品都有自己的商标，这些商标对购买者来说是识别标志。但是，不同种类产品的商标的重要性不同。对一部分产品来说，商标对购买者来说非常重要。因此，这类产品在产品质量可靠、与消费者需求相符的前提下，生产者可以通过大范围的广告、快速周到的售后服务网络、多变的产品品种等非价格竞争手段，使本企业的产品成为“名牌”，作为占领市场和扩大生产规模的有效手段。目前已有许多这类制造业产品开始呈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例如电冰箱销售排在前10名的名牌产品已占全国电冰箱销量的80%以上，电风扇的生产基本上已集中于几个大企业集团和七、八个名牌产品，洗衣机、电视机、摩托车等耐用消费品产销都呈现出集中趋势。即使在一些规模经济并不显著的行业，只要有消费者有“品牌”意识，优势企业也能够很快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因此，虽然这些行业内也有相当比例的亏损企业，但由于一部分企业可以获得较多的利润，全行业的效益并不太差。在食品、饮料、保健用品、化妆品、时装、小家电、日用机械等行业中，都已经形成这样一批企业。这些企业可以借助这些竞争手段，阻碍新投资者进入，使本企业的产品有较高的盈利率，带动全行业盈利水平的提高。
相比之下，纺织业是我国最早进入供过于求状况的行业之一，但10多年的激烈竞争，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生产集中过程。产品的特性对此明显影响。纺织品“品牌”的作用较弱，除纺织机械和部分针织成衣外，大多数纺织品对消费者来说，只有产品名称，如“纯棉布”、“全毛花呢”等，并无产品品牌，或消费者不太重视产品品牌。因此，产品质量好、档次高、经济效益好的企业，难以通过“名牌”战略等非价格竞争手段来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也难于使产品价格处在合理的高位。
（二）国有纺织企业的特殊困难
国有纺织企业的结构调整除了碰到纺织业的一般障碍外，还有一些特殊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部分国有老纺织企业布局不当
中国目前处在困境中的国有纺织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五六十年代建成的，按当时的计划布局，分布在老工业区内，它们目前碰到的困境与其所处的区位有明显关系。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纺织行业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布局的重大调整，一部分国有企业原来的区域位置已显得不合适，如一些国有棉纺企业不处在棉花产区而是处在工资水平和地价较高城市中心地带等，使这些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在全国40个城市纺织工业基地中，正是一些处在大城市型老工业基地的国有纺织企业困境比较明显，如沈阳、大连、南京、青岛、武汉、重庆、西安等城市中，90年代以来都出现过至少一年纺织全行业亏损问题，有些已持续数年亏损。与国有企业的状况相比，70年代末期以后发展起来的非国有纺织企业，在布局方面更多地具有原料和市场指向。以河南省为例，近些年来新建的县办国营棉纺织厂，地处棉花产地，就近有丰富、廉价的劳动力，无离退休人员，没有“小社会”的负担，经济效益普遍比大、中城市的纺织企业好。郑州市6个纺织厂加起来，50多万锭和1万台织机，1991年、1992年和1993年实现的利润，与只有3万锭的淇县麻棉纺织厂差不多。⑤
2.国有纺织老企业的负担较重
纺织行业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大部分建厂时间较早，无论与纺织行业的非国有企业相比，还是与其它发展较晚的行业中的国有企业相比，历史负担要重一些。据我们的调查，在一些老纺织基地国有大中型企业中，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的比例，达到1：1.5甚至更高，因此困境更为突出并不意外。
3.国有企业的特殊退出障碍
国有纺织企业进行结构调整还会碰到国有企业的特殊障碍。第一，国有企业的职工长期以来享受较高的工资待遇和非工资福利待遇，“收入刚性”使国有企业的职工即使在企业经营状况长期不佳时，也不愿从国有部门退出，因此，通过人员自愿流出而进行的调整缓慢。第二，国有企业长期享受政府的特别关照，尤其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有能力将其对政府的要求变为政府的政策，因此企业至少处在能够维持下去的状况，自动退出的动力较弱。第三，国有企业受政府主管部门的约束较多，跨所有制跨行业结构调整的“行政障碍”较强。由于国有企业面对较多的退出障碍，因此在纺织行业中，虽然处在同样的境况中，非国有企业的退出比例要明显高于国有企业的退出比例。一些国有纺织企业可以在十多年微利或亏损状况下维持下去。
总之，纺织行业的全局性困难是结构性困难，其中国有企业的困难当然有企业体制和内部管理方面的因素，但受全局结构性问题的影响不能忽视。为了说明纺织行业的问题是结构问题，可以参考其它国家纺织行业在相似发展阶段中的状况。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纺织业是日本经济增长和出口的重要行业。在经过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日本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国内对纺织品的需求增长放慢。同时，纺织品的出口也碰到较强的障碍，当时日本纺织品大量向美国和西欧国家出口，受到这些国家纺织业和政府的抵制，对其出口实行限制措施，加重了国内纺织企业的困难。从5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的纺织工业企业严重开工不足，企业亏损，经营难以为继，结构调整又比较困难，成为当时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西欧各国在50年代以后，纺织行业也是最为困难的行业之一，早在50年代中期，欧共体就已经开始就纺织等传统行业的困境制定专门的政策。不仅仅是纺织行业，战后西方国家先后处于显著困境的其它传统行业也与我国目前的状况类似，例如煤炭、传统机械、有色冶金等行业，也都是我国目前处境较为困难的行业。这种相似性表明产业结构的转换确实有一定的规律，表明这些行业不仅在我国，就是在其它发达国家，也属于因资产专用性等特征而难于进行结构调整的行业，不过，对其它国家的类似问题，人们主要从产业结构变动的角度而不是企业制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对我国的情况，也需要更多地从结构角度考虑。⑥
三、国有纺织企业的结构调整和调整援助政策
对纺织等传统产业来说，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光靠企业制度改革和企业管理的改善是不够的。结构调整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应该是这些行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而且需要政府有关政策的支持，其理由是，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障碍较之其它企业更强，而且是一个谈判和集体行动能力较强的阶层。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一部分特别困难的企业退出，它们继续滞留在不适合它们发展的行业内，在政策的特殊关照之下，长期低效率的使用有限的资源，不仅会影响全行业的效率，而且自身的包袱愈背愈重，今后的调整更加困难。
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帮助一部分国有纺织企业摆脱困境，需要一个保持适度增长的经济环境，需要相关配套政策的配合，也需要有相应的资金支持。本文限于篇幅，只能点出其中一些要点，更详细的分析将在以后另文讨论。
1.鼓励企业的转产行为
行业转移援助政策是指对纺织企业从纺织业中退出，进入其它行业的行为的援助政策。例如企业若封存和淘汰设备，在开发新产品进入投资时，就可以按比例得到优先或优惠贷款或采用特别折旧率，或者按封存和淘汰的设备数量，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偿，后一种做法有时也采取政府向企业“购买”旧设备然后将其废弃的方式，即所谓的“收购报废”方式。日本和欧共体一些国家在五六十年代纺织工业的调整中，就主要采取了上述方法。在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政府为“收购废弃”制累计支出了近4000亿日元，废弃的纺机和织机约等于60年代中期拥有量的五分之二。我国纺织行业最近几年实行的“压锭改造”政策，也属于这类政策，如果企业淘汰旧设备，就按比例优先给予技术改造贷款。不过，“压锭改造”的着重点是行业内的改造和结构调整，还应将其扩大到行业间的结构调整。
2.减少结构调整对就业问题的冲击
由于纺织行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女工比例高的行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就业问题特别突出，由于可能导致明显的社会问题，政府需要制定一些特别的处置措施，否则，仅仅来自工人方面的反对意见，就可能会长期延误调整。其它国家曾经采取过的措施有：由政府设立或资助职业介绍机构和职业培训机构；录用特定行业、特定企业失业职工的企业，可以享受政府补贴，一般按再就业者工资的某一比例在一定时期内发放；雇佣特定行业失业职工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还可享受贷款、税收方面的优惠；延长失业保险和增加失业补助金额；采用提前退休制；政府出资和支持的公共工程的招标与雇佣退出企业职工相结合等。
3.通过受益者提供的补偿援助退出企业
在一个行业中，一些企业退出，会使那些留在这个行业中的企业受益。如果退出者不能得到补偿，则主动退出行为会受到限制，每个企业都在等待别的企业退出，自己从中受益。因此，制定措施让那些留下的企业向退出的企业提供补偿有充分的理由。从其它国家的经验看，可行的方法是将行业内留存企业的收益中的一小部分通过有关政府机构或政府指定的金融机构，作为退出企业的补偿费用，按照设备封存或淘汰的比例，采用低息、无息或贴贷款等方式分配，支持退出企业的转产行为。
4.对纺织行业进入服务行业的转产行为给予特殊支持政策
由于纺织行业具有设备与技术专用性较强、职工密度高和女工比例高等特点，纺织企业向其它制造业部门的转移困难较大，相比之下，一些服务行业的技术壁垒低，容纳劳动力多，对女工的需要比例高，很适合纺织业转产进入。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国有纺织企业尤其是处在大城市中的纺织企业较多的转向第三产业的原因。目前这类转产行为仍然存在一些障碍，需要有关部门协调合作，将纺织作为一个特殊行业对待，促进更多的转产行为。
可行的调整措施可能还有许多。不过，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调整过程要尽可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过多地使用优惠政策可能会导致企业产生一些当这类政策不存在时不会出现的反常行为。例如，如果不存在优惠政策时，当能力过剩、企业经营状况很差时，有些企业就会自动退出或被淘汰，但是，由于政府对调整行业制定有优惠政策时，企业就不会自动转产，而是向政府讨价还价，要求得到援助，其结果是本来有可能自行退出的企业反而继续滞留在行业内。再如一些本可以自行重新谋职的劳动者为了得到政府的援助金，反而迟迟不去积极寻求再就业的机会等等。结果，为了促进资源流动而推行的转产援助政策，变成了阻碍转产的原因。为了减少上述问题，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细节是关键因素。
最后需要指出，本文主要着眼于纺织行业向其它行业的转移问题，即行业间的结构调整。然而，纺织业行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和重新布局，对改善纺织行业的效益问题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纺织行业近些年来已经为行业内结构调整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压锭改造、易地改造等等。行业内和行业间这两类结构调整问题在政策措施上有许多相通之处，可以相互借鉴，共同促进纺织行业和国有纺织企业效益状况的改善。
注释
①该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标课题“严重亏损国有企业的现状及出路研究”报告之一。
②请参见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③这是由于“其它经济类型”的企业有较多的盈利，因此国有企业的亏损额可以高于全部企业的亏损额。
④更详细的情况可参见《1982中国经济年鉴》，有关军工企业的情况见第Ⅴ-181页，有关机电工业的情况见第Ⅴ-114-115页。
⑤参见陈建清等：《河南纺织行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思考》，见《纺织经济研究》，1994年第2期。
⑥有关欧共体的情况，可参见T.E.Petri(1984)；和OECD(1983)；日本的情况可参见小宫隆太朗（中译本 1986）和J.Vestal(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