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价值理论比较研究_人力资本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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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的生命价值化,看起来似乎是不人道的,但是,关于人的生命价值的类似观点却可以在汉穆拉比法典、圣经、古兰经和早期的盎格鲁—萨克逊法中找到。从经济学来说,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有意识地探讨和研究,已沿续了4个多世纪,发展到现在,该理论已广泛运用于人寿保险经济学、法学、灾害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管制经济学等领域。因为,在这些领域都涉及对人的生命的保护,所以,就涉及如何保护才是最有效率的,从而需要对人的生命进行价值换算。关于人的生命价值理论,虽然其观点和方法看起来各异,但概括起来,我们以为可分为两大理论和方法:一是人力资本理论和方法;二是风险交易理论和方法。下面我们首先对人力资本理论和方法进行述评;然后对风险交易理论和方法述评;最后,对这两种理论和方法进行比较研究。

一、人的生命价值:人力资本理论述评

经济学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注,据说最早是从威廉·配弟开始。他在其代表作《政治算术》中提出了人的经济价值思想,并且,运用生产成本法计算出当时英国人口的平均货币价值为80英镑,认为成年人的货币价值是儿童的2倍。他计算人的经济价值的目的,是为了分析和说明英国的国家实力,以及由于战争和瘟疫所造成的人口死亡与人口迁移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虽然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间接提出了人的经济价值思想,但他并未正式研究该问题。所以,继配弟之后,首先推动人的生命价值理论发展的经济学家是威廉·法尔。他在伦敦的《统计学会季刊》上首次提出并建立了一系列评估人的生命价值的方程式。由于他在这篇论文中主要研究的问题是财产、收入与税收的关系,因此他从这一研究角度出发,特别强调个人收入能力与人的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在分析和计算人的经济价值时自然就运用到了个人未来净收入的资本化方法或现值收入法(capitalized earning)[1]。法尔所说的个人未来净收入,是指从出生时到生命结束时所赚得的总收入减去其生产成本的差额。那么,用现值收入法来计算,这就是一个人的经济价值。从一个人未来净收入的角度来评估人的经济价值,自然要涉及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未来净收入的不同。因此,法尔在论文中还首次采用了生命表技术,来分析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人,由于其未来净收入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生命价值。这一分析方法被后人普遍采用。

之后,另外两个德国经济学家及统计学家维特斯坦和恩格尔先后对人的生命价值理论作了一些探讨。前者基本上沿续法尔的方法,从人的终身收入与终身成本两种方法分析了人的经济价值[2];而后者强调,人的经济价值是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人的成本价值(cost value);一是人的投资价值(investment value)[3]。人的成本价值是指,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为劳动力所支出的全部费用。可能是囿于当时经济学界还没有形成人力资本投资概念及其理论,因此,恩格尔没能对人的投资价值概念作进一步解释。我理解,恩格尔可能已认识到,仅用人的成长成本来评估人的经济价值是不够的,因为人一生所创造的价值或一生所能获得的收入将大于其成本。所以人的经济价值如同物质资本一样,具有投资价值。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经济学家、统计学家以及保险学家,从不同角度,例如:尼科尔森等人从人力资本存量价值的角度,吉芬等人从战争损失的角度,凯普等人从人口迁移的角度,休伯纳、杜布林等人从人寿保险的角度,研究和尝试计算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人的生命价值。但在随后的研究中,经济学不再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理论研究,而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人的生产能力及人力资本的投资性质上。因而,对生命价值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比较系统,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当属人寿保险经济学。

最早是由美国相互人寿保险公司的总裁杰克博·格林于1880年把人的生命价值理念引入人寿保险领域。但是,把生命价值确立为人寿保险的经济基础,则是由保险学家侯伯纳在1924年洛杉矶全美人寿保险承保商年会上提出来的。他强调,人的生命价值概念比仅仅承认人具有经济价值的意义更重要,其内含也更广泛[4](P14)。休伯纳教授认为,人的生命价值是指个人未来实际收入或个人服务减去自我维持的成本后的未来净收入的资本化价值。它不仅是一种状态,而且还涉及到以下五个方面的概念:(1)人的生命价值应当被仔细地评估并加以资本化。(2)人的生命价值应当被看作财产价值的创造物。也就是说,人的生命价值是因,财产价值是果。(3)家庭是构成其成员的生命价值的经济单位。(4)人的生命价值及其保护,应当被视作代际转移的主要经济联系。(5)由于人的生命价值相对于财产价值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与财产有关的商业管理的科学原理如评估、补偿、折旧等理论和方法也应当运用到生命价值理论中去。这样,侯伯纳不仅把人的生命价值定义为个人净收入的资本化价值,而且还在定量上为评估其资本价值设计了三个基本步骤:第一,确定对家庭已赚的收入量,它包括基本收入(basic earnings)、奖励收入(incentive earnings)和花边收入(fringe earnings);第二,确定个人服务期或在职期;第三,计算个人的生命价值。最后,他强调,人寿保险就是以保障人的生命价值所遭受损失为己任。

几乎与侯伯纳同期的保险统计学家杜布林和洛特卡在1930年出版了《人的货币价值》一书。他们在该书中把生产成本法和现值收入法结合起来,对人的货币价值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把这种分析方法纳入生命表模型,计算了不同年龄组的人的货币价值。他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利用1920的美国人口普查资料对其研究的结论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其收入分析中引入了妇女(母亲)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5]。

由于计算的时期和方法上的差异,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货币估价不同。下表1列出了从配弟时代到20世纪30年代所计算的人的货币价值。

表1人的货币价值(单位:美元)

计算者计算时间 国家人的货币价值

配弟 1665 英国

400

法尔 1853 英国 1500

吉芬 1880 法国 3000

马歇尔

1890 美国 1000

巴罗尔

1910 美国 4700

里格 1910 美国 10000

尼科尔森 1916 美国 6250

杜布林

1930 美国 19000

资料来源:Ernest L.BogartI.Direct and Indirect Cost of the Great World War[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9.

二、人的生命价值:风险交易理论述评

在福利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和管制经济学看来,用未来净收入的资本化价值来评估人的生命价值是有缺陷的。他们认为,对人的生命价值评估的正确方法,是通过衡量个人为了避免死亡风险、伤残或疾病而愿意支付的程度来估价。其理由是,在人们生活的世界里,随时都会遭遇各种使人致残、中毒或死亡的风险,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为降低事故的概率他必会事前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但是采取任何预防措施都是有成本的,为此,个人将权衡事故的概率与预防成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某一事故概率水平条件下,个人将对降低其概率而愿意支付的数额进行权衡或交易。所以该理论认为,根据这一支付意愿和降低的风险概率而计算的价值,就是个人内含的生命价值(实际上,这种评价生命价值的理论和方法,可以追溯到Schelling在1968年发表的论文[7](P127-162)。其计算公式为:

生命价值=(支付意愿/风险降低标准)

例如,如果一个人愿意在汽车安全上支付的附加成本为100元,以便使致命的车祸概率下降到1/10000,那么,他内含的生命价值就为:

生命价值=(100元/(1/10000))=100万元

关于这一风险——货币交易思想,实际上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提出来了。他认为,工人会对那些在工作环境中可感觉到的风险或者不愉快的工作要求不同的级差报酬[8](P91-111)。这即为劳动经济学中的工资级差补偿理论。当然级差补偿工资理论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1)工人必须关心工作条件及其风险,但关心的程度可以不一样。所以,当他们发现工作条件不理想时,其工作效率就会降低;反之,工作条件改善后,工作效率就会提高。(2)需要支付一定的代价才能改善工作条件。因为如果工作条件很容易改善,那么,雇主就会通过改善工作条件而避免支付补偿工资。根据这一理论,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就可以建立评估工人生命价值的市场均衡模型[9](P39-393)(见图1)。

附图

图1 风险交易的市场均衡

图1中,EU[,1]和EU[,2]曲线分别代表工人1和工人2对工资与风险组合的无差异效用曲线;前者低于后者,表明工人1对待风险的态度比工人2更保守,因此他愿意寻求一个风险更低而工资也更低的工作环境。MM和NN曲线,分别代表不同企业对工资与风险组合的等利润曲线;它们表明,一个企业如果通过健康和安全投资来改善工作环境即降低工作风险,那么,在维持相同的利润率条件下,工资率就必须同时降低,也就是说,在保持利润水平不变的条件下,企业能够提供的工资是风险的增函数。这样,整个行业的等利润曲线的外包络线VV,则提供了一条对工人有效的风险交易报价曲线。因为在这一曲线之下的任何点,相同的风险,其工资率都低于VV曲线上的点;或者相同的工资率,其风险均高于VV曲线上的点。按照市场均衡理论,工人1的EU[,1]曲线和工人2的EU[,2]曲线分别在X和Y处与VV曲线相切,并在此处获得持久的预期效用。如果对该领域的经验观察点为X和Y,那么对它们的工资与风险之间的线性关系进行估算,就会产生如图中的AA曲线,该曲线的倾斜度给出了工资与风险的交易关系,即表明,工人在风险与工资之间所愿意接受的交换条件。由这些交换条件,我们就可以依次地推断工人生命的隐含价值。

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根据劳动力市场行为,运用不同的统计数据及不同的风险变量,计算了美国人不同的隐含生命价值(见表2)。

表2美国人隐含的生命价值(单位:百万美元)

作者/年代实例

风险变量 平均风险 隐含生命价值

史密斯/1976 流动人口调查劳动统计署 0.00014.0

泰勒与罗森/1976 经济机会调查社会保险

0.001 0.7

维斯库斯/1979

工作条件调查劳动统计署 0.00013.6

布朗/1980

国家对年轻男性的纵向调查社会保险

0.002 1.3

奥尔森/1981 流动人口调查劳动统计署 0.00014.5

维斯库斯/1981

动态收入调查研究劳动统计署 0.00015.7

阿诺德与尼库尔斯/1983

美国人口普查社会保险

0.001 0.8

迪林汉姆/1985

职业调查性质由作者创立 0.000142.2~4.6

摩尔与维斯库斯/1988 职业调查性质贴现的预期生命损失 0.00006

6.4

摩尔与维斯库斯/1990 动态收入调查研究劳动统计署 0.00005

2.2

摩尔与维斯库斯/1990 动态收入调查研究国家外伤职业死亡调查

0.00008

6.4

资料来源:W.Kip Viscusi.Fatal Tradeoff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三、两种生命价值理论的比较研究

(一)两种理论的主要区别

1.两种理论各自隐含的哲学观或价值观不同。生命价值的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具有创造财富或价值的能力,因而它看重的是,一个人的伤残或死亡,不仅对他人即家庭和企业造成了损失,而且还对整个国家的财富创造或经济增长所造成重大的损失,所以,该理论具有集体主义的哲学观。而生命价值的风险交易理论,强调的是一个人对伤残或死亡风险的个人支付意愿,因而它看重的是个人的自由交易及其所产生的资源配置效率,所以,该理论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的哲学观色彩。

2.两种理论对人的生命价值研究视角以及运用的方法不同。这可以从它们各自的定义中看出。人力资本理论,是从人的生产能力即创造价值或收入的能力角度来定义人的生命价值的。因此,运用这一理论来估算人的生命价值,自然就要用到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方法,也就说它是按照生产和再生产一个劳动能力的成本,以及这个劳动者一生的总收入与其成本的关系,来估算人的生命价值。于是,将个人一生的净收入进行资本化或贴现,便可得到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也因此,运用人力资本理论方法评价人的生命价值具有较强的客观性。而风险交易理论,则是从个人对风险的权衡与交易角度来定义人的生命价值的。而这种权衡的产生,是因为为避免人身伤害或死亡而采取预防风险的行为是有成本的,所以,个人必须在预防的收益和成本之间进行比较,以作出风险交易的决策。所以,运用这种理论和方法来估算人的生命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对个人风险交易行为的大量调查,或者市场交易价格的统计数据,或者对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行为的经验观察等资料。也因此,运用风险交易理论方法评价人的生命价值具有较强的主观性(需要说明,这里的客观性与主观性都是中性概念,无丝毫的褒贬之意;它们与哲学上的唯物与唯心范畴无关。)。

3.两种理论的应用领域不同。人力资本理论对生命价值的评估,由于强调的是人创造财富或收入的能力,因此,该理论和方法主要用于评估战争、灾害或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在人寿保险领域用于分析健康和人寿保险如何弥补提前死亡对家庭和企业造成的损失[4](P16)。而风险交易理论和方法对生命的评估,看重的是个人对预防风险的成本与效益之间进行比较的行为,因此,该理论和方法被法律经济学和管制经济学所运用。在法律经济学看来,法院在处理侵权案时,应该考虑哪些风险是合理的风险,即考虑侵权人是否采取了有效预防的风险。于是,法院就可按这一风险标准,“计算出生命的等量风险价值”[11](P527)。而管制经济学认为,政府为了消除较小的死亡可能性而采取的管制政策,需要考虑它是否符合社会的总体支付意愿,由此,就可以评价其管制政策的效益[9](P388-389)。也就是说,风险交易理论的思想方法与评价政府的健康和安全管制政策的成本收益思路是一致的。

(二)两种理论各自的优缺点

生命价值的人力资本理论,由于依据的是个人创造财富或收入的能力,因此通过计算不同人的终身收入和成本,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客观地评估人的经济价值。但是,人的生命价值并不仅限于此。换句话说,一个人活着,他不仅仅参加生产活动,从而创造物质财富,而且他还从事其他各种社会活动,并为社会增添各种非经济的“价值”或“财富”。但是,这种非经济的“财富”如丈夫对妻子、父亲对子女的情感及其重要性,是难以用金钱评估的。其次,该理论是一种被动地评估人的生命价值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理论只是从人的死亡角度被动地评估其损失,而没有主动地考虑如何通过人的预防行为,来避免其伤害或死亡的损失。

生命价值的风险交易理论则无这一缺陷。它考虑的角度就是从个人为避免风险而愿意支付多大的预防量,以降低其风险的权衡行为出发的。而且,每个人每天实际上都在进行这种风险交易的权衡,只是人们在许多情况下没有意识到,如因急事而横穿马路,实际就是在进行风险交易。从这一角度看,个人的这种交易或权衡行为,不仅考虑了他的经济价值而且还考虑了非经济的价值,因此,这一风险交易行为就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例如,影响人们选择抽烟或不抽烟、从事登山或不登山、潜入海底打捞沉船还是不打捞等等,这些冒险活动,都是在进行风险交易。而影响其行为的因素,显然不仅包含个人的财富或收入因素,而且还包含各种非经济价值的因素,例如瘾君子对抽烟效用的因素,攀登“珠峰”对登山运动员的刺激因素,等等。虽然如是说,但该理论和方法,在有些情况下评估人的生命价值时也存在固有的缺陷。这不仅是因为经验数据的不易取得而难以正确评估人的生命价值,而且还由于它的主观性即与个人偏好有关,而使得评估的生命价值有较大差异和出入。其次,用风险交易理论来评估有较大概率风险的生命价值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法学家及经济学家波斯纳说:“承担万分之一风险时只需要100美元这一事实并不表明他遭受10%死亡风险时就只需要10万美元,或他确定无疑要死时只要100万美元。”[12](P255)

所以,我以为在评价政府社会性管制政策的效率时,尤其是评价环境政策的效率时,应该把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优劣互补。因为,环境改善对人们健康的益处不仅仅体现在经常进行风险交易的劳动者身上;其次,环境政策还具有隔代效益,而风险交易理论显然对此无能为力。对这些缺陷,我以为人的生命价值理论有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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