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方言写作既是对现代性书写方式的补充和完善，体现着现代性书写的规范和要求，同时又是对现代性的反拨，因为它是对普通话书写规范的反击，体现着一种与现代性发展理念相悖的民间立场。本论即围绕现代性讨论方言写作对现代性反拨和补充的矛盾性，以及其自身不得不融入现代性规范之中的现实原因。
关键词：方言写作；现代性；反拨与补充；多元价值
现代性问题无处不在，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医疗、科学等领域都体现着现代性。而现代性到底是什么，韦伯认为是去发展服从自身内在逻辑的客观科学、普遍性道德与法以及自主的艺术就是现代性。由此而来，方言写作也是其在遵循汉语书写规范的内在逻辑上，自主发生发展的一门文学创作艺术。新时期以来，方言写作成为一种热潮。从贾平凹、韩少功，到莫言再到阎连科等都自觉投入方言写作进行文学创作。西方的现代性起源于18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自此现代性被赋予多重含义，如进步性、理性、自由和科学等等。英国社会学家霍尔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多重建构过程，其中涉及四个主要社会进程，即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文化现代性则是现代性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现代性涉及的领域之广，无法一一细说，但现代性的精神内核是可以统一的。一言以蔽之，现代性是对一种秩序的追求，它排斥混乱、差异和矛盾。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现代性是和矛盾抵触的。【1】而方言写作的发生发展史也正体现了它在文化领域内遵循汉语书写规范的逻辑上，为求社会进步，开发民智而进行自由与进步的书写，但在现代性的发展和要求下，也体现了相对矛盾性。方言写作可追溯至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先生曾大力支持方言写作，因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虽然胡适先生是从人物塑造角度肯定方言的重要性，但也说明了方言写作在叙事写作上的必要。20世纪初，方言写作处于一种强势地位，因为当时还没有统一的通用语作为规范，作家来自五湖四海，所以作家的作品也就呈现了各色方言。
80年代以来，受西方现代性观念和思潮的影响，中国作家开始摒弃20世纪初期的方言写作，自觉地与国际接轨，放弃本土化特征，进行先锋小说等新尝试。方言写作的话语空间和生存格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所以方言写作的比重也迅速锐减，而马原、残血和莫言等作家的一批重视叙述技巧和强调个人精神和意志情感的作品逐渐增多。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分析的，现代性在追求秩序统一的不可能性中表现出来的内在矛盾。【2】西方的现代性思潮自身具有缺陷，作家在追寻现代性的道路上，发掘这种书写语体中的内在矛盾，于是重新回归方言写作，但此时的方言写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方言写作，它是对现代性写作的一种反拨，同时也是对以普通话为主体的现代性书写的补充。
一、现代国家诉求下方言写作的两种命运
20世纪初期的方言写作之所以能够生长，主要是因为国家没有统一的通用语，没有语言文字的规范要求，所以作家在写作中，常常会使用自己最熟悉的方言。正如胡适先生所说“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沈从文的湘西方言、冯骥才的天津方言以及老舍先生的北京方言等等，都是作家无意识的自觉运用，或者有意识的为塑造人物形象而运用。这种方言语体的运用和书写是可以归为小说创作的叙事技巧。也可以说是白话文运动的有力印证，打破僵化的文言文语体，是一种更为符合实际、体现人的精神意志的语体，是作家的对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的人文关照，也即人的文学。可以说20世纪初的社会环境，无论是从国家的生存环境来说还是从经济发展状况来说，都给了方言写作很大的生长空间，但是这并不是说方言写作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是一种时间观念，也代表着进步性。在20世纪初的方言写作作为白话文写作中的一种特色，是对文言文语体书写的反拨，体现了进步性，也即现代性。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一个新兴的国家要谋求发展，跟上现代化的步伐，首先要做的是让语言文字的统一，进而才能在有效沟通基础上谋求其他的发展。因此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统一的通用语即普通话的确立，方言叙事受到第一次重挫。这是政治话语下，通用语普通话对方言的胜利。国家要推动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就必须大力推行普通话。语言学家也大力强调普通话的重要性。恰好处于敏感时期，很多作家对普通话和方言的认识不清，为了让自己的作品体现政治立场，主动选择了用普通话进行文学创作，从而放弃了方言写作。这是通用语写作和方言写作在政治作用下的第一次不平等关系，方言写作被挤到了边缘。这是在新的社会进程中，现代性国家发展对方言的要求的必然趋势，也是方言写作的宿命。
现代国家的发展诉求赐予了方言写作两种不同的宿命，即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现代性的不同要求，也体现了方言写作在现代性发展中的地位和使命。从波多莱尔首次提出现代性观念，到世界各国人民主动接收这一新艺术时代的信号，就从未停止过对现代性的讨论。传统性是被现代性的推崇者视为必须被现代化的对象，但这种观念自身就不具有现代性视野。现代标志着新创造与已被边缘化的新创造之间的界限【3】但并不表示一定要将边缘化的对象消灭。现代性书写与方言写作的关系似乎刚好印证着新创造与被边缘化对象之间的对立关系，但现代性书写绝不能将方言写作孤立、隔绝或消灭，只能将方言写作纳入现代性书写语体之中。虽然方言写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命运，但殊途同归，都体现着现代性。
二、方言写作对现代性的反拨
前面提到80年代中国文学界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摒弃了传统写作，而方言写作作为传统写作中的重要一环，自然也难逃被抛弃的命运。但是随着西方的后现代化，作家开始意识到现代性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又逐渐回到精神的故土，寻求精神寄托。方言写作在这个契机下，又开始焕发生机。于是出现了以贾平凹、韩少功、莫言、阎连科和张炜等一批重视方言写作的作家，他们积极运用方言进行写作。如贾平凹的《秦腔》描写陕西方言，莫言的《檀香刑》等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北方高密方言，而阎连科的《受活》则最具代表性，大量的方言土语在这里成为文本不可或缺的部分，不再仅仅是作为塑造人物而采用的文学写作的功能性技巧，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文学的本体。例如阎连科的《受活》其中大量运用絮言，将方言穿插于叙述中, 然后又以注释的方式在“絮言”部分牵引出另外一个故事来, 借助于方言的运用及对方言的解释，小说文本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多重复合的叙述结构。【4】这样的叙述结构不同于传统的方言写作，是将方言作为一种新的书写范式，并成为一种小说体式。
这是方言写作对现代性写作的反拨，现代性要求体现进步性并体现代文明精神。而运用方言写作恰恰是要从传统中寻找元素，并打破以通用语为主体的书写规范，在方言写作被边缘化的情况下，奋力反抗，为方言写作争取一方天地。有人说方言写作就是与现代性相悖，它不能避免被现代性的命运。但从文学的发展来看，方言写作多次遇到重创，却从不曾被消灭，这恰恰说明了文学创作需要方言写作。现代性虽然意味着进步性，但同时也意为着全面性。只有通用语的文学创作是不完善不全面的文学创作，所以不是人为的要求方言写作，而是文学本身对方言写作的召唤。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日益增长，虽然文学作品相对几十年前已经有了惊人地飞速的增长，但总体来说精品还是不多，所以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随着现代文化的发展和语言审美的自觉，读者的审美水平也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不断增高，单一模式和风格的作品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精神需求，因而方言写作也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学作品供读者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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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写作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民间立场与现代性相悖，为什么这样说。笔者通过研读贾平凹、莫言和阎连科等作家的小说，发现方言写作尤其必要的生存环境，那就是民间、乡村。这从20世纪初的方言写作中也能看出，当时由于社会发展落后，基础设施相对较差，除了上海、北平等一些大城市，全国基本上都是乡村。这些广大的农村腹地，有着不同的方言俚语，给了作家更多的书写条件。而新时代的条件下，现代化的中国强势崛起，城市化的水平也飞速提升。此时作家回归方言书写，即是要与城市背离，体现的是一种民间立场，这是对现代性的反拨。现代性要求进步，与时代接轨，而新时期的方言写作却代表了一种民间立场。【5】作家往往比读者先一步看到问题，他们也率先的敏感地嗅到现代性的危机，所以出现了对现代性的抵抗，坚持一种民间立场。这可能是作者对精神家园的怀念，是精神上的返乡书写。在这里不能武断地评价方言写作和现代性的通用语书写到底哪一种更优秀，但是笔者认为必须要承认方言写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它也是文学和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投射在墙上跳动的符号，具有重要的意义。
方言写作对现代性写作的反拨，既体现在它坚持使用方言进行书写，甚至将方言成为小说的本体，而打破以通用语进行书写的写作规范。又体现在方言写作从内里传达出来的一种民间立场，这种民间立场与现代性精神相悖。所以说方言写作是对现代性的反拨，它代表了独立的声音和价值立场。但同时方言写作在反拨的过程中，又被迫的融入现代性之中，也即对现代性的补充，主要体现在对通通用语写作规范的补充。
三、方言写作对现AI写作作的补充
现代城市的发展，使得普通话的推广成为大势所趋。从普通话的推广活动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普通话推动现代国家一体化进程、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因而以普通话为规范的通用语书写成为现AI写作作的主要模式和规范。我们可以看到市面上的除了涉及语言学科和文学方面的书籍，基本上都是以通用语普通话编著而成的，少数是由英文编辑的书籍。从微观方面可以看作是普通话对方言的强势挤压，从宏观层面也可以找到相似的印证。全球化的趋势和大潮之下，强大的英语也已经成为了国际通用语，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语言进行压制。这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语言自身进化和发展的要求，普通话对方言的压倒性的胜利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认识到方言写作存在即合理，方言写作的存在说明了文学书写需要方言写作。如今，传统已经被视作现代性的顶点，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凡“现代的”就是与“传统的”决裂，凡“传统的”就是对“现代的”拒斥。【6】但积极的现代性观念应当看到传统不是对现代性的拒斥，而是对现代性的补充。
可以说方言写作是对现AI写作作的补充，这是从积极方面来说，由此来看，方言写作是矛盾的。它既是对现代性的反拨同时又不由自主的加入到现代性的阵营之中。因为现代性是进步、发展和全面的。只有以普通话为主体的现代性书写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完善不全面的。正如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思想，就是要让文艺文学大发展大繁荣。只有一枝独秀的文学书写范式，显然是不够全面和现代化的。为了打破这种僵化的不全面的书写格局，方言写作应运而生，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
从创作的表现手法来说，这是对传统写作手法的一种更新。虽然方言写作早在20世纪之初就已经出现。但是站在新的时期上，方言写作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可以说，新时期的方言写作是文学创作中表现手法的一种更新，既陌生化手法。以普通话为书写规范的语体是被读者熟知和接受的，但是如果文学文本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读者从未接触过的方言，那么文本就比较陌生，这是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高超手法，同时也是提升作品新意的一种技巧。从创作技巧上来说，方言写作是对文学创作技巧的一种补充，它促进文学创作手法的多样化，也推动了作家创作的多元化。
从现代普通话书写和方言写作的关系来看，方言写作是对以普通话为主体的现代书写模式的补充，使得现代书写更加多样化，更全面。这是方言写作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无意识对现代性的推动，虽然从本质上，方言写作是为了从边缘化的境地中挣得一份领地，但也被迫的卷入现代化的洪流中。现代书写的发展不得缺少方言写作，但并非要让方言写作成为超越通用语书写的主体地位。其自身现代性的发展要求，使得它被迫的允许方言写作的存在发展。所以从现代性立场来说，方言写作和现代通用语写作都是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必须必要的两枚纽扣，二者相互竞争并相互依存，是对现代性发展的有力印证。
四、对现代性的自我要求和认同
从方言写作的发生发展史来看，无论是哪个阶段，它都体现着作家自身对现代性潮流的感知。20世纪初期，方言写作是对文言文书写规范的反抗，作家自觉运用擅长的方言进行写作，因此有了很多的乡土小说，沈从文等人的小说中始终散发着地域和方言的特殊气质。这是作家自觉地运用方言进行小说创作，是20世纪初期文坛的潮流。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文人，要求进步，向西方学习，将西方现代性的启蒙精神和思潮植入乡土的小说中，也自觉地运用了方言进行创作。这个时期的方言写作是对传统文言文的背离，也是对西方现代书写的模仿学习，但是其中深深地体现了民族个性化写作的特色。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推广使用普通话。作家们为了体现自己的政治立场，也纷纷采用普通话进行书写，将方言搁置一旁。这是顺应时代要求，也是城市文明现代性发展必须要迈出的一步。
如果说国家推行普通话是要求作家被迫选择运用普通话进行文学创作，那么新时期以来的方言写作则是作家自主的选择。国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而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们也将自觉主动的对自身进行要求和规范，使得自身能够顺应现代性发展。作家在现代性的潮流之中，作为时代发展中敏感的先头兵，更是自觉吸收外国文艺思想和西方现代性思潮的启蒙进行文学创作。被现代性书写规范排除在一角的方言写作，也是作家在看到现代性的诸多问题之后而做出的自觉选择。新时期的方言写作，体现了作家对现代性的诸多不满和诉求，也辩证地体现了作家自身对现代性的要求。
五、结语
方言写作从其发生、发展、受挫和再发展的历史过程，都印证说明了其在现代化大潮中，如何与现代性相容相抗。在相融相抗的过程中，体现了方言写作对现代性书写的反拨，同时也因为现代性自身进步和发展的要求规范，方言写作对现代性的反拨也成为了其对现代性的补充和完善。这体现了方言写作对现代性的矛盾态度，但也说明方言写作在现代化发展大潮中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周宪：《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2]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3]汉斯.罗伯特.尧斯：《现代性与文学传统》
[4]张红娟：《方言进入小说的策略》，《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4期
[5]王金玲：《新时期以来方言创作中的叙事伦理研究》，《安徽文学》2016年第12期
[6]安托瓦纳.贡巴尼翁：《现代性的五个悖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43页.
论文作者:冉梦莎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12月59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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