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副主任 刘坚谈 新教材新课程新在哪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部论文,副主任论文,新教材论文,新课论文,教育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计算机尚未问世时，可以说教育优势很重要，谁学的知识多谁就比别人聪明，如今，许多知识性的问题只要打开计算机就都能解决。随着科技的发展，教育优势日益下降，问题却日益突出。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副主任刘坚说，教育只有进行大的变革，才能真正把人口负担变成人力资源。
今年6月，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指导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从可预见的未来几十年内我国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对国民素质的需要出发，针对我国基础教育特有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应通过中小学课程使学生具有国家意识、社会责任感、民主与法制精神、科学与人文素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环境保护意识，以及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新学年开始，新课程标准及其实验教材在38个国家课程改革实验区开始实行。
课程改革不是换几套教科书
刘坚说，在国家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下，应该为中小学生提供什么样的课程环境，是这次课程改革的一大特征。拉丁文的“课程”一词有“跑道”的概念，即一个人从6岁到18岁所经历的过程。在这段成长过程中所受到影响的都属于课程。它从功能、结构、内容到教学、评价、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这次课程改革我们特别强调它绝不仅仅是换教科书。
教材作为课程改革的载体，为什么多次改革中在“要这个、不要那个”上抠得很厉害，却又收效有限，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良好的课程观。刘坚说，知识点多些少些并不是最本质的，我们对教材的本质要求是以怎样的方式最有利于学生的发展。比如中学历史新教材中的一课《寻访丝绸之路》，让学生分成8个小组（每组五六人），把整条路分成8段，每小组负责一段，查资料了解当时基本的民俗、风土、百姓生存状态、地理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每个小组研究后写出各自的寻访报告，向全班介绍这一段的地理、历史、文化，在这种“重新经历”的过程中大家会有许多体验，这些体验对每个人的能力、情感和价值观都会产生一定影响。
刘坚认为，没有教材的多样化就没有教材的高质量。这次课程改革强调了每科教材要在两套以上，教材审查时强调要有独特性，使原来多本化教材变为多样化教材的格局，为教材的使用提供选择的机会，而包括教材、周围景观、各种图书资料和网上对话等，凡是可以促进人发展的重要资源，都被列入课程资源范畴。在这个意义上，一棵树可能就是一个故事。
东西方教育的差异
这次课程改革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教育对一个人的发展，应该有知识、能力、情感与价值观这三个维度。为什么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尤其是理科知识的扎实和技能的熟练都比人家强？因为这是我国教育的优势，问题是以牺牲学生的情感与价值观、牺牲学生的自尊与自信、牺牲学生的创造性，换取了这样的知识和技能。
刘坚说，学校是教书的地方，生活不能带到课堂，这一直是我国教育思想的主流。我们总是抱怨科学知识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应该说这里有学校只重视书本知识的责任，轻视了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怎么用于解决现实问题这个环节。而在欧美国家，他们最苦恼的是学生基本功不扎实，一个素质不错的成年人心算两位数的减法还要绞尽脑汁，于是他们向东方国家学习，现在新加坡的教材在美国就非常畅销。而欧美教育的优势，如创造性、实践能力、自尊、自信、积极的情感体验、基本做人的东西，都是信息化社会和网络时代所需要的，这正是我们教育的问题。
至于我们的教材难度过大，有些学科内容过深，也不是一个简单降低难度就能解决的问题。一位来自清华大学附小、现在在加拿大上6年级的学生通过越洋电话告诉国内的亲友：我这几天很忙，因为科学课要研究濒临灭绝的动物。我在这类动物中选择了一种，研究它们的形态、习性、生活的地方、为什么要灭绝，然后研究怎样挽救它们。这些内容课本上都没有，我已经从家里的藏书中和计算机网上找到一些资料，但还不够充实，周末我还要到市图书馆去找。我一定要写一份像样的报告，迎接下周三的演讲。虽然要用很多的业余时间，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很快乐。
国内一位学者在德国高中听过这样一节课：人文班的学生请一位理科班的学生讲如何撰写科学论文。这位学生给每个学生发了两页提纲，上面有如何选题、如何查阅资料、如何收集论据、如何组织自己的观点、如何附上有关的参考资料等，他还就每个问题要注意什么谈了自己的建议。对大家在交流讨论中的提问，他解答不了的，老师在一边帮助解答。听着这样的课，会使人感受到成人社会一种浓浓的学术气氛、一种良好的专业精神。
与此同时，我们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却做着成人早就会做的题目，在“题海”中不断的重复和磨砺。
刘坚说，为什么我们强调教学行为要发生变化，要让学生学会探究、合作、与别人交流，分享彼此的经验和体验，甚至包括困惑？因为一个人走上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他们独立的精神、科学的态度、良好的追求，需要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几年前中科院提出要建立创新体制，真正树立创新意识的问题，一定要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
考试评价制度如何改
课程改革将如何面对考试制度，也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在人的素养分成的三个维度中，知识是可以考的，能力包括创造力如果设计得比较好也可以考一部分，而要给情感态度打分是绝对不可能的。刘坚说，我们的教育有一个误差，就是一切都要量化。甚至量化到“拾金不昧”5分，“爱国主义”5分之类。在一所学校，一位同学上课时因打闹被扣了3分，他后来回家向家长要了3块钱交给老师，称自己是在路上拣的，于是老师说他拾金不昧给加了5分。只要讲量化就会有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变形。
一切都依赖考试是不可能的。有位大学教授考察了两岸三地的考试后谈到东亚考试文化对教学的影响：原来说考语文和数学不全面，于是就加上考音体美，哪门学科只要考就得到重视，什么都考，学习就成了无底洞。实际上有些东西的核心内容是考不出来的。现实中，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不考的还教不教？在今年暑期的一个高级研讨班上，有教师问“做人”的问题能不能考？反过来，“做人”的问题不能考，难道学校教育就不管做人么？
刘坚说，基础教育的评价与考试，目前还存在许多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问题。比如，过于强调评价的甄别与选拔功能，忽视改进与激励功能；评价内容过于注重学业成绩，忽视学生全面发展和学生个体差异；过分关注结果而忽视过程等。课程改革不能寄希望于考试改革。考试改革可以使课程教学有所进步，但解决不了全部问题。类似“做人”的问题可以评估，却不能进入考试量化的体系。这就好比给每个人的“勤奋刻苦”打分再排队选拔是不可能的道理一样。当然，如果考试评价制度能有相应的改进，课程改革将会做得更好。
对于考试，这次课程改革除强调命题的科学性，还要求增加过程性的考核。一是目标要多元，原来的考试目标比较单一，只是扣在基本常识点上；二是方法要灵活、多样，有的适合用书面，有的适合用论文，有的适合用答辩，有的适合用记录；三是对考试结果的处理，不要按成绩公布排名给学生施加压力，而主要是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发展状况。与选拔、升学挂钩的“高利害”考试，以及死记硬背的考试要尽可能少。在必要的书面测验中，要指向这一次的课程价值追求，能否把所学的知识用于解决问题，而不是知识技能上的多与少。
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
这次实行的三级课程管理制度具有两大特征：由原来的课时固定制，改为九年内的课时比例制，比如，规定语文学习的时间是20～23%，这为学校办学的多样化提供了可能；由原来的过于集中，改为不再由国家垄断，政府、专家、社会人士及家长、学生都将有责任参与学校的课程建设。国家提供的只是“自助餐”课程，比如，国家既提供综合艺术课程，又提供音乐、美术的分科课程；既提供综合科学课程，又提供物理、化学、生物的分科课程；既提供综合历史与社会课程，又提供历史、地理的分科课程等。
为什么国家倡导综合课程？刘坚说，一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学生认识问题总是先从综合到认识的深入才分化，然后又在下一个层次上综合；二是人碰到的现实问题都是综合的，比如空调，不能说只是个物理问题或化学问题；三是科学发展的学科交叉、综合趋势越来越明显，往往需要人去总体把握。
课程综合化是个大方向。尽管对于现阶段的许多地方，还是一个不可及的理想化模型，却无妨作一件必须努力的事，即改变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过去提“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新课程改革则提“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合作者和交流者”，强调师生共同合作、共同发展。
刘坚认为，“教教材”和“用教材教”存在质的不同。有个语文老师在课上解释什么叫“而且”时，告诉学生是“进一步”的意思。结果同学们用“而且”造句闹出了许多笑话。我们的语言文字本来有很多意思是约定俗成的，硬要照本宣科反而弄巧成拙。
还有一篇《荷花》的文章，老师就其中一句“荷花从荷叶里生出来”问：“为什么作者用‘生’而没有用‘长’‘钻’这些字？”有人说：“天晓得几十年前一个成年人坐在池塘边看着荷花为什么用了‘生’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用字习惯嘛。”老师说：“没办法，教材里就是这么要求的。”本来解读文章就是与作者对话，作者有作者的感受，读者有读者的意境，而我们的教材就这样在学生可以有丰富体验的时候给出了标准答案，使学生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对此，刘坚认为教学中必须有如下变化：一是师生之间应是民主平等与合作的关系，否则就谈不上尊重和创造性发展；二是教师劳动应是借助于教材的创造性劳动，“定理是迄今为止还正确的结论”、“学说是看上去貌似正确的学问”，这些出自英国“大百科”中的名词解释，使我们感到很有震撼力，而以往说“教材上都是对的”，会使学生对科学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三是探讨一种新型的课堂文化，学生学习是在教师引导下富有个性化的过程，课堂文化会变成他素养的一部分，变成他生活的习惯。今年英国“科普周”期间，上百万儿童一起同时跳跃一分钟，由地质勘探人员检测能否产生三级地震，这类活动会使学生觉得科学非常有意思，使学生在投入地跳跃中体验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探究。
其实，“体验”与“灌输”的最大不同是能影响行为。比如，有节课讲要关心残疾人，我们的教师通常会说要带盲人过马路之类。同样的主题，国外就有完全不同的课堂实施方式：教师先让学生连续三次穿上又脱下外套，再让学生固定一只手做同样的动作，于是学生开始出现你帮我、我帮你的情形，有的用上了嘴，还有的用上了脚，乱作一团。经过这个过程，学生们就会体验到：一个健全人的生活是多么幸福，不能动不动就自残、自绝；残疾人确实需要帮助，遇到残疾人有困难时不应想“我是不是帮他一下”，而是下意识地帮他。
能否使“老师讲，学生听，被动接受，死记硬背”的状况有所改变，应该是达到这次课程改革目标的一个标志。刘坚说，一天上课八小时老师要讲七小时，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解放得就太少了。什么叫使素质教育的推进有实质性进展，我体会就是课堂要发生变化，要更多地倡导学生主动探究、亲身实践和合作学习。这次课程改革注定会遇到一系列的阻力，尤其是社会文化，比如孩子死记硬背只要不影响将来上大学就行，老百姓的这种想法不能说不合理。刘坚说，课程改革有赖于全民教育的崛起，如果大多数老百姓都能意识到目前教育体制的弊病时，才可能为课程改革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刘坚提出，从国家发展的大局出发，留给这次课程改革的空间只有5年，虽然很难说到时候会取得多少成功，但起到一定的冲击作用将是肯定的。这个5年这样做，下个5年、10年怎么做，发达国家的课程改革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比如，日本的课程5～8年就有一个变化。刘坚认为，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们的政府需要有一个课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机制，这个机制的运作一要有专门的经费用于课程改革，二要有专门的课程发展委员会，作为决策的一个智囊团，不断了解国外课程的发展变化，不断发现我国课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纠正以形成新的课程发展报告。这样就不会像这次在50年课程问题成堆的情况下改革起来异常艰难。我们与国际上的差异太大了，而要大改时间又有限，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调整，才可能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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