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敬雷[1]1997年在《关于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得失探析》文中提出本文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出发，探析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绪论》部分阐述了文章的主题和宗旨以及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文章主要内容分《主要贡献》和《偏误》两大部分探析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得和失。第一部分从五个方面对毛泽东所取得的成果和创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专题考察，强调和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贡献和开拓作用；第二部分尝试从四个层面对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严重偏误进行剖析，力求发掘其中原因，以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本文最后《结束语》对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进行了总体概括，并且比较深入地分析和揭示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前因后果关系。
薛建明[2]2007年在《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及其实践研究》文中指出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体现着科学技术的作用和意义。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促进了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16世纪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先进地位。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曾在科技上有过光辉成就的中华民族，在近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经过80多年的艰苦奋斗，形成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思想，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学科齐全、独立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缩短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科技水平的差距；而且在某些科技领域的年研究成果已经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就目前而言，我国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在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科技政策、科研体制和科技创新等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甚至严重制约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为了实现我国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宏伟目标，我们必须在科技进步方面作出更大努力，并为下一阶段科技水平全面提升和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奠定良好的基础。而要尽快赶上世界发达国家，依靠科技发展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必须有正确的科技思想来指导科技实践。系统研究建党以来党的科技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过程，并比较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科技思想的异同，评价其成败得失；以历史为明鉴，以现实为考量，对新世纪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主要政策措施等提出参考性建议。因此本选题有着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关于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问题，学术界多侧重于对科技发展史的研究，而对科技思想尤其是对党的科技思想研究很不够。而且，对党的科技思想研究一般仅限于对党的领导人在某个历史时段的个体研究，鲜有人对建党以来党的领导集体科技思想及实践效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因此本选题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本文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为研究时段，以马克思科技思想为指导，以党的科技思想演进发展为主线，以党带领全国人民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实践为依托；重点探讨某些重大决策出台的历史背景、现实原因、指导思想、主要政策措施和实施效果，对其得失成败、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最后，结合新世纪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我国的现实国情，对未来我国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提出对策建议。本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研究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形成及其与实践的初步结合。首先，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分析西方文明的传入对中国当时社会的冲击，来探寻党的科技思想产生的背景渊源；其次，对建党前后党的创始人的科学思想进行梳理，探讨其对党的科技思想形成产生的理论影响；第三，对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同的历史阶段党的科技思想初创、形成和科技实践进行研究，分析了不同时期党采取的发展科学技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并研究其对建国初期的影响。第二章研究了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党的科技思想曲折发展及其对实践的影响。建国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确立了“科学为人民大众”的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号召，制定了国家科技远景规划；带领全国人民迅速改变了中国科学技术“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并在国防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在本章的三、四节着重研究了党的“技术革命”思想，客观分析了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曲折发展的历程，评述了科学政治化思潮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消极影响和危害。第三章研究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党的科技思想发展深化及其对实践的指导。这一时期党的科技思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成功与失误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它以邓小平科技思想为核心，在完成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重申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阐明科学技术现代化对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作用；倡导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强调科技体制改革和发展高科技的重要意义；创造性的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并以此为基点构建了新时期党的科技思想体系，指导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科技实践活动。第四章研究跨世纪党的科技思想深化创新及其对实践的引领。这一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党的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深刻把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科技革命的新特点，将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地位；组织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和标志，并将科技创新提升到民族兴衰的高度；形成了跨世纪党的科技思想及其实践体系，有力的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飞速发展。第五章对党的主要领导人科技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在按照历史的轨迹对建党以来党的科技思想及其实践进行了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为了使研究更加深入，在本章将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科技思想产生的历史境遇、对科技本质功能的认识、科技发展战略目标和科技发展的动力认识等方面进行横向、客观地比较，探寻党的科技思想演进规律。第六章是历史启事与现实考量。联系中国科技发展的需要，回顾历史并从中寻求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是本文研究的立足点和价值所在。历史研究表明，党的科技思想的演进历程是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曲折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本章结合当前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从科技发展取向、科技发展理念、科技发展路径与科技价值指归四个方面，来反思前人所走过的弯路、探讨新世纪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为我党明晰制定未来科技发展战略及其政策和措施提出对策建议。通过研究表明：1、在科学和民主精神感召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与科学技术有着不解之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有了初步的认识，产生了一系列科学论断，并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状态下开展一系列科技实践活动。2、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事业。虽然党的科技思想经历了曲折，但党的科技思想始终在正确轨道上不断发展、深化和创新，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指导着科技实践活动，出现了新中国科技史上的三个“黄金期”，使我国的科技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3、尽管党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历史背景不同，但他们的科技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追求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富裕；其价值取向都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努力探索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时代特征。因此，他们的科技思想是承前启后，一脉相传的有机整体，是立足于马克思的科技观并与时俱进的产物。4、以史为鉴，实现21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健康和持续的发展。首先，要保持科学技术稳定发展的政治环境，重视“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以利于科学技术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其次，应将科学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坚持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并举，以推动中国科技事业跨越式发展；第四，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在科技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以实现科技价值的最终指归。5、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产生、演进和发展，离不开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背景。因此，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建国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党的科技思想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支配和影响了中国科技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实际进程。
袁文斌[3]2010年在《当代中国榜样教育研究》文中认为榜样教育是一个关涉人成长和发展的窒要问思，是德育理论和实践要经常面对的攻要问题。苏粗姆林斯基说:“人只能用人来建材气“只有人格才能形响到人格的发展和规定冲。鸽育的表现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榜样教育因榜样这一价值载体其实、生动、鲜活的特点，把抽象的道德形象化、人格化，以其直观、简捷、人性化的教育形式，融审美、情感、道铂理论于一体，从学习主体的豁求、感受、体脸出发，将说教式、滋愉式的德育形式衍化为由学习者内心仰墓而产生情感共鸣并主动效仿和内化摘样精神品质的教、学、做相统一的活动，因面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特殊的教育效果，成为德育和社会主义栩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形式。换言之，扮样教育较之其它德育形式，其优势在于它能够通过榜样这一人格化的价值载体和生动的道德形象打动人和感化人，唤起人内心的情感、追求和自我实现的盛要，激发人积极求进、追京理想的愿望和热情，将教育的目标、内容与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相统一，达甄以远大的理想鼓舞人、以先进的价值引导人、以优秀的卒迹感染人、以高尚的品格塑造人的教育目的。目前，随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多元利益关系、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形成，我国的道德建设与经济、文化的矛盾日益凸显，德育中出现诸多问题，尤其是仍像条拜的泛滥，使得摘样教育无所适从，衰现出独语和前所未有的输狱情形。这些情况一方面容易造成社会价值观的棍乱，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集体意识、奉献意识、创新意识的形成，从而形晌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闻关系的协调。因此，解决捞样教育理论的不适应性和实践中的馗尬困墉越来越突出地招在教育者面前。捞样教育已成为形响膏少年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派要命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本文认为，榜样教育是德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发捆和探究，有助于全面地理解拍育的栩神实质与价值追求，有助于深刻认识榜样教育在个体人格形成中的作用原理，从而有效地指导捞样教育实践。因而，本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蓦础上，运用中西方关于榜样教育的基本理论，从多学科结合的视角，将理论研究与问题研究相结合，综合运用理论分析以及比较、历史、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理论陌释、实证分析、比较归纳、经脸总结，试圈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当代我国的榜样教育进行系统研究，以期阅明柳样教育在促进个体道德品质生成和社会核心价值观构建方面的特殊意义，揭示榜样教育在实践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形成的深层次琢因，探导榜样教育的内在规律，进而为榜样教育的有效实施，为构建科学的榜样教育理论体系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在研究思路上，以榜样教育理论的基本内容如概念界定、功能作用、理论依据、社会墓础、矛后规律、运行机制等为“经气以榜样教育实践的发展流变为“纬，，通过横向考察榜样教育的理念、机制、内容、形式，纵向审视榜样教育的历史现状，查找问题，分析得失，探析原因，研究对策，构建榜样教育的内容体系.本篇论文除引言和结论外，共包括五章内容。第一章主要阐释榜样教育的涵义，确定榜样教育的概念、本质和特点，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榜样教育进行规范分析，阐明关于榜样教育的基本理论，第二章从多学科的角度阐述榜样教育的理论基础，通过对社会学习理论、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人本主义、主体性与主体间性教育理论基本原理的释析，揭示榜样教育与其内在的必然的逻辑关系，为榜样教育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与借鉴。第三章对榜样教育的学习机制进行了解析，通过释析捞样学习主体的接里结构、榜样学习发生的形式与条件、榜样学习的过程，探究并阐明榜样教育过程中学习者内化摘样品质的内部矛盾和规律，为榜样教育的有效实践和对策研究提供科学支持。第四章追溯和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榜样教育的发展历程，对不同发展阶段捞样教育的背景、目标、内容、模式和特点等进行了比较，对榜样教育的褥失进行了总结，分析了榜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多重原因，旨在为策略研究提供实践依据和现实参照。第五章在前面学理释析、规律探究、实践省思和现实审视的墓础上，对榜样教育的实现路径进行探索与思考，提出了榜样教育科学化的墓本对策。主要观点如下:榜样教育是宜要的德育理论，鸣是德育实施和育人的盆要方法，既有丰富、科学的理论内涵，也有长期而生动的历史实践.捞样教育与德育的关系表现为:榜样所代表的精神品质和道翎标准是个体和社会致力于实现的价值追求，成为德育目标和内容的较好选择;榜样教育为德育提供形象生动的价值载体和多种有效的教育手段，成为德育实践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即德育既可以通过捞样教育的价值引导功能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和时代规范，又可以按照榜样的人格精神这一超越于现实的道德理想培育个体完善的人格。没有榜样教育的有效实施，德育的目标难以实现;反之，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德育原则的指导，榜样教育可能会步入歧途，或难以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收到良好的效果。其中，榜样这一价值载体因其兼具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手段等功能而成为榜样教育与德育的内在契合。榜样教育的涵义奋白理学、伦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领城都必热涉及或无可回避，本篇论文在考察总结以往学者关于摘样软育观点的基础上，从辩证的观点出发，认为榜样教育与其它德育理论互为补充，共同促进其个体价值和社会价位的实现。我国的摘样徽育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在榜样教育过程中更加关注人的自主性、主体性的发挥，崇尚榜样而不失自我，更为注旦个体价位的自我实现。在我国，挤样教育虽然提出耍体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但更强调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在实现社会价位中体现自我价值.捞样徽育是教育者通过榜样这一价位级体的人格形象，徽励和引导学习者自我内化榜样箱神品质，生成自我价值观念、道德人格和创折行为方式的一种教育活动。榜样作为施教的价值载体是榜样教育中最为重要的教育元素。榜样教育因摘样这一价值载体自身的特性而在涵义的理解和施教过程等方面呈现出特殊性，主要衰现为;德育中的摘样并非是泛化的榜样，其概念的内抽和外廷豁要以道德价值的方式加以规范:位育中的榜样教育强调人格的对要性，最终目的是为了捉进个体德性发展、品质提升、人格完善和行为创新.榜样教育的本质是“学习主体，自我人格的榜样化，或以“捞样人格即为指向的学习主体的再创造。从心理学看，榜样实际是人们追求自我价位实现的心理要求的反映。从人类实践活动和榜样的本质看，捞样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内涵价位、晶质、人格三个基本要紊，先进的价值、卓越的品质、完善的人格不仅是捞样的特质，也是榜样徽育的核心内容和价值追求。从根本上说，捞样教育是以人育人的教育，即以摘样的价值引导人、以榜样的品质培育人、以摘样的人格塑造人。榜样教育伴随德育理论的发展已有两+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榜样教育摸式的演变大体经历了社会主义大规拱边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四个时期。由于榜样所处的时代背最、经济婆础、政治环境和社会豁求等不同，摘样承载的遨德、价值的涵义也不尽相同，榜样徽育的模式也各有厉异。虽然如此，摘样教育仍有某种继承和相通的关系，捞样级育的理论和实践证明，捞样教育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过程，它总是和特定的社会背景、经济鑫础、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相联系。目前，摘样教育的主要模式有三种:以教育者为绝对权威和主导的灌抽模式、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自由选择模式、以主体间性为原剔的对话共生棋式。这些棋式分别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人们的思想意识相适应，并以不同的衰达方式和运行方法保证箱育目标的实现。不同的榜样教育模式各有所长，新中田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大规棋越设时期的榜样教育，很好地把握了当时的社会豁求，所树立的榜样个性鲜明、品质高尚、深入人心、感人肺肠，融合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先进性思想，体现了一个时代的价值追求和道德理想。其选择榜样和阐释榜样的具体做法，对现阶段榜样教育的实践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然而，先前的榜样教育借以实现政治目的的灌输模式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决定了其实施方式和教育效果也不可能十全十美，特别是在促进个体人格完善和个性自由发展方面的不足，直接影响了榜样教育在全面意义上的实现。当前多元化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给榜样教育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榜样教育低效的现实表明，榜样教育在教育的理念、目标、原则以及实施的程序、路径和方法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影响榜样教育作用的发挥，造成榜样教育低效和偶像崇拜泛滥的局面，而且还使群众对榜样和榜样教育的效力产生信任危机。究其原因，除了这一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外，由社会转型引起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群体思想意识的深刻变化、传统德育观念的影响、个体多元化需求的扩张、榜样公信力的缺失、群众参与机制和榜样权益保障机制以及社会公正机制的不健全等也是造成榜样教育低效的重要因素。从根本上说，还是榜样教育不以人为本，缺乏对大众文化生活、内心需求和切身利益的真正关怀，忽视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发挥和德育的生活性、实践性本质。为此，本篇论文从完善榜样教育的总体思路和具体设想等方面，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总体思路是从宏观角度做出的思考，包括合理设定榜样教育目标、科学选树榜样、正确阐释榜样、优化教育过程、完善群众参与机制以及创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等；具体设想则是从微观角度进行的阐述，包括榜样教育的实施路径、实施原则、实施方法以及实施程序等。
李云霞[4]2007年在《中印现代化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两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古代文明,又在战后摆脱了内忧外患的历史遭遇,在同样贫弱的基础上,走上现代化道路去追赶现代文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印两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都取得了相当的建设成就,而今天又面临着改革和发展。比较分析中印这两个有着极大相似性的后起发展中大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成败得失,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但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都不尽人意。本文从分析中印两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入手,对中印两国的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出两国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以期获得新的认识。本文的研究对象决定本文必须采用比较研究法和多学科整合法。本课题从现代化的概念出发,通过对各种现代化理论的评析,确立中印现代化比较的内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方法和现代化理论的比较研究方法,从人类历史发展演化的角度,对中印两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比较研究,并对两国的现代化模式进行深入诠释与剖析。本文除了对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有机运用之外,还必须对法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合运用。本文致力于中印两国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论文首先阐述了中印两国现代化的初始条件。通过自然条件、人口条件、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条件的比较分析,从而得出中印两国现代化具有相对不利的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印两国独立后现代化的任务更加艰巨。由于两国国情不同,其起始条件也有所不同。但根据本国国情,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在高度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却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无法跨越。然后,根据现代化内容的界定,对中印两国的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进行了比较分析。关于中印两国的经济现代化。通过比较两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从而得出结论:确定工业化道路必须要立足本国国情,扬长避短;确定工业化道路必须要放眼世界,突出特色;改革开放是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器;土地改革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科技兴农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关于中印两国的政治现代化。通过分析两国的国家结构、政治构架、政党制度等,总结两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特点和经验教训。从而得出结论:政治制度的选择必须立足本国国情;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不同的政治制度提供不同的现代化国际环境。关于中印两国的文化现代化。通过分析两国的科技教育的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从而得出结论:科技发展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文化转型是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本文研究表明,科学发展观是中印两国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现代化进程从根本上说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个以经济为主,同时也表现在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进程。经济、政治和文化,在任何社会都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其中,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政治是社会发展的保障,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主导。若要保持现代化进程的可持续性,则各个领域必须能够协调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是中印两国现代化正确的战略选择。社会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社会的现代化意味着人的现代化,同样,人的现代化也意味着社会的现代化。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现代化决定着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又推进社会的现代化。当前人类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都必须转换为人力资本型发展模式,即实现人的现代化已经成为其他一切现代化的基础。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观念到行为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才可被称之为现代国家,中印两国也不例外。虽然中国和印度在发展战略模式和经济体制等分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两国采取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国建国50多年现代化发展的成就从总体上看是大大超过印度的。这一判断是建立在对中印两国现代化的初始条件、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等各方面的比较基础之上的。印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对缓慢,无疑是归之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印度特有的社会文化制度(如宗教等)。虽然印度的总体发展水平低于中国,但其在追求发展的可持续性、公平性、和谐性和社会稳定方面却有诸多经验可供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认真学习。中印两国现代化的比较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启示是:两国现代化的发展各有自己的优势,只有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才能尽快实现社会现代化。
李美华[5]2017年在《毛泽东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及其哲学基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毛泽东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治国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开展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探索,为推进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与哲学理论支撑。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指引下,我们不仅要立足于我国当前复杂的基本国情、政情、社情,更要汲取历史层面的国家治理思想,吸纳传统优秀文化精华,以加快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进程。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充分凝练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髓。研究毛泽东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必然要先梳理其治国能力实践的历史逻辑,揭示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线索,这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过程,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针对某一领域的单线实践,而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在内的综合实践,譬如政治层面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经济领域的工业化道路以及社会层面的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文化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在这些实践过程中抽象演绎出的能力形态,是毛泽东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表征及核心要义。诚然,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之所以取得成功,不仅得益于其时无数革命人士的艰苦卓绝,而且来源于毛泽东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哲学功底。因而,探析毛泽东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的传统文化渊源及其哲学基础,是研究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的充分必要条件。然而,在总结概括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的前提下,不能忽略其实践过程中的过失与失误,只有进行多维度、多层次、多方位地汲取经验与反思教训,才能科学而正确地领悟其治国理政的神髓。历史的重要功能在于为现实提供参考。毛泽东在探索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留下的宝贵遗产,是我国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财富,这集中体现在多维哲学视角的理论支撑作用、多种方法论的技治主义功能上,进而最终整合到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代价值意蕴当中。紧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主题,探析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已然成为破解深化改革进程中存在的诸多难题的应有之义;换言之,厘清毛泽东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探索的历史逻辑、成果形态、文化渊源、哲学基础以及经验反思、当代价值等多项重要课题,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有序推进提供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汪希[6]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态文明是在人类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退化等生态危机之后的一种本能反映。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为了实现生态良好、文明发展、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进而克服危机和负面因素,建设系统化的生态运行机制和理想的运行环境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不只是涉及自然生态层面,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一个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态文明的主要创见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分化、统一的内在关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前提。毛泽东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探微主要是关于人与自然的有机耦合、资源的合理节约使用、植树造林与绿化人类环境的有机统一、节俭和反对浪费等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观点。在改革开放历史洪流中,邓小平不仅重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注视生态文明的建设,进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和小康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江泽民同志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把我们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使命,还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当中。习近平同志从基本理念、思想指导、价值目标、实现路径以及制度保障等多个方面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从而形成了一种超越西方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崭新思想。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历程,可依据环境保护的状况和发展理念的更新,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1949-1978);二是在经济发展中注重环境保护(1979-2002);三是在社会全面进步中建设生态文明(2003-2012);四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3-至今)。这四个阶段不是截然分开的,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关系。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着资源能源短缺和浪费现象依然严峻、噪声污染、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依然突出、土壤沙漠化和石漠化日益严重、人为破坏导致自然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面临锐减态势,以及当前我国环境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等。从而严重影响到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和谐共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产生了严峻挑战,对我国乃至全人类生环境的可持续性产生影响,以及对我国国际的影响力、国际地位的提升和软实力的增强都构成了威胁。而造成当代中国生态危机的原因主要包括生态文明理念、环保意识与共享合作意识依然淡薄,生态文明建设体制、国际合作机制和环境立法执法机制有待完善,现存的经济结构和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仍存弊端,生态文明建设相对缺乏先进的生态技术支撑,对环保科研、生态治理资金的投入相对不足,未能全面调动民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导致局部地区人与自然矛盾的加剧。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按照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以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最新要求和重要部署来进行工作的开展。具体要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着手:一是理念意识层面,就要增强科学政绩观、生态共同体和国际合作观念;二是政策制度层面,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和评价体系;三是治理模式层面,要不断地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进生态治理精细化;四是总体布局层面,应当着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总布局;五是实践探索层面,必须着重探索绿色发展方式、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六是力量主体层面,必须实现政府主导、企业推动和公众参与的有机耦合。这六个方面的重要举措和现实路径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
邓亚秋[7]2011年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为适应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需要,特别是适应这一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需要,解读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以提供有益借鉴。研究中,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被置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史的理论视野中。作者着力研究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的发展历程与思想内涵。为达到研究目的,作者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系统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矛盾分析法等,以国内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著作、讲话、谈话、书信、题词、批示、批语,以及新闻报道、回忆录为资料范围,研读并探究领袖人物人才思想。目前学界对此问题已经有所研究,其中以罗洪铁教授的研究较为全面、深入。具体来讲,学界对毛泽东人才思想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形成发展过程、思想内容、价值等方面,其中对思想内涵方面的研究最为深入细致。关于邓小平人才思想,学界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它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其核心。另外,学界对邓小平人才选用思想、“四有”新人思想的研究也非常深透,对邓小平人才思想的价值也比较关注。关于江泽民人才思想,学界比较关注其“人才资源论”、“人的全面发展论”以及“科教兴国论”,其人才思想的价值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较为深入的讨论。本研究主要围绕细化、深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共同点与不同点而创新。具体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方法论与思想来源等方面论证了领袖人物人才思想的共同点,展示了这一共同点在不同时代主题下的具体表现。作者认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都运用唯物辩证的实践观为方法论,把兼具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工人、农民等各个历史阶段的人民争取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践活动作为思想素材,强调上述人才思想把个人发展与民族繁荣、国家富强视为一体二面的开阔视野。关于他们人才思想来源方面,作者认为三人都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想的重要来源,并且作了创造性转化。第二,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一脉相承的共同点,放在理论品格、精神实质、价值取向等角度进行细化和深化。作者认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的共有理论品格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本质以中国化为特色；领袖人物人才思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共有精神实质,他们的思想不断突破教条主义、旧有体制、原有基础的束缚,不断提出能够解决不同时代主题的人才思想；领袖人物人才思想都以人民主体作为价值取向。第三,从其思想重点与表达方式两个维度深化了不同点的比较。作者从时代主题入手,分析了不同时代主题下领袖人物人才思想在要旨、论述重点等的差异点。这些方面的差异,形成个性鲜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论文主要由导论、五章正文和结束语构成,基本情况简介如下：导论概述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简述了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认为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展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以及服务于人才学学科发展；研究的实践价值在于,助益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以及促进人才健康成长。作者着力探讨了研究对象问题。在研究中,始终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置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的视野之中,力图解读出中国革命与建设赋予领袖人物人才思想的独特内涵,比较革命与建设的不同阶段赋予领袖人物人才思想的特色与精神。第一章探究毛泽东人才思想。首先通过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五个阶段的代表性观点,包括工人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作为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人才最大来源的观点,提升红军官兵素质观点、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观点、“两个务必”的观点,培养领导岗位接班人与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观点等,从纵向解释了毛泽东人才思想概貌。其次,以人才价值论、人才素质论、人才培养论、实践出人才论和人才选用论为主要内容,探索了毛泽东人才思想的独特内涵。在此基础上,作者探究了毛泽东人才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第二章探究邓小平人才思想。首先以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三个阶段的代表性观点,包括培养军队文化工作者和重用专业人才观点,科技人才观,培养党和国家领导层接班人以及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等观点,纵向描述了其思想概貌。其次,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以人才地位论、“四有”“红专”论、人才培养和造就论、人才使用论、人才管理论为主要内容,展示邓小平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独特人才思想。在此基础上,作者探究了邓小平人才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第三章探究江泽民人才思想。作者认为,这一思想的纵向概貌,由两个阶段的代表性观点,包括“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教育优先战略”以及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点等构成。从横向看,作者认为江泽民人才思想主要以人才资源论、人才战略论、人才队伍建设论、人才素质论和人才使用论等为内涵。在此基础上,作者探究了江泽民人才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第四章从四个角度比较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首先,它们有共同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作者较为深入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认为它们是领袖人物人才思想的共同理论基础。其次,作者认为领袖人物人才思想有着同源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同根的重要来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再次,作者认为,领袖人物人才思想在理论品格、精神实质、价值取向的一脉相承,它们共同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最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具有各异的要旨与论述重点。第五章从宏观和整体的角度,探讨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作者认为,领袖人物人才思想的理论意义,在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从内容和思想领域方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建立和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体系。领袖人物人才思想的实践价值在于,发展和壮大了我国的人才队伍,从而推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结束语凝炼了作者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共性与个性的认识与把握,突出展示了领袖人物人才思想对我国人才成长产生的代表性影响,力图以作者采用的领袖人物人才思想来自于实践又推动实践发展的认识论框架,强调这些思想独具的广度与深度。另外,还简要提到自己研究的局限,同时表达了对学术研究的真诚态度。
夏斌[8]2017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改革开放,主流媒体"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忠实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时代强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借助传播学、统计学等多种手段,以1978年至2012年《解放日报》的理论报道为样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双重分析。在此基础上,尝试梳理规律、提炼共识、思考完善路径。首先,重点梳理《解放日报》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个重要理论传播阶段的案例,具体分为改革开放启动前后的理论传播、邓小平理论形成与成熟阶段的理论传播、改革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阶段的理论传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传播、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传播五个章节。此外,专门辟出一节梳理有代表性学人的理论贡献及其与主流理论传播的互动关系,以弥补单纯线性概括的不足。其次,基于上述素材,深入分析不同阶段传播的内在联系,总结传播的特性、效果和规律。通过层层分析和研究,本人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尤其是主流纸媒传播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呼应与阐释并重,理论化和大众化共生;(2)重点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探索;(3)提供各种观点讨论平台并主动引导。达到了如下传播效果:(1)把握主流舆论阵地和话语权;(2)文本、解释和构建渐次推进;(3)与时俱进、与民俱进、与世俱进。本文还初步提炼造势与传播的周期性、共识与生命力的倍增效应、"反复互动"与升级转化的良性循环这三大基本传播规律。再次,通过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宝贵经验的借鉴,结合新时期传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传播媒介的优势和不足,对如何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展开思考、提出建议。具体包括:着力推进理论创新,明确创新底线;推进大众化,用发展的理论诠释新问题;创新传播话语系统,应对"消解"和"怀疑"思维,并注重精准投放;优化传播流程,合理把握议题设置关和传播节奏。最后,结合新时期社会思潮变动和舆论工具、业态的深刻变化,在上海报业媒体融合的初步成果分析基础上,就提升主流舆论吸引力、影响力予以展望。其中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现代传媒体系将继续朝着复杂化、社交化、移动化等方向加速演化,而媒体格局的深刻调整必将带来舆论生态的重大变化。传统主流媒体,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如果不能与互联网进行技术的融合、产业的融合、消费形态的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就难以承担起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重任。
王群生[9]2011年在《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不仅重视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而且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江泽民同志自1989年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价值目标、选择路径、方针和原则、方法和途径等方面作出了许多精辟的、科学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论断,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丰富的、系统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本文力求全面、系统、准确地概括和总结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理论基础、内容体系、理论特色及历史地位。全文由导论、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主要内容如下：导论,主要从国内外关于意识形态,尤其是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研究现状出发,在总结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研究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一章,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产生的时代机遇。重点讨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与机遇、市场经济体制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推动与影响、加入WTO对我国意识形态的考验与影响、对外开放环境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借鉴和冲突、现代科技发展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冲击和促进等五个问题。第二章,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思想来源。重点考察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第三章,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科学体系。对于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从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定位、价值目标、指导方针、基本原则、主要途径等五个方面进行梳理。第四章,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特色。重点总结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鲜明时代性、继承发展性、开拓创新性、科学系统性、思维开放性、实践指导性。结束语,总结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基本经验：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统一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文本的统一、坚持民族特色和放眼世界的统一。
徐涛[10]2018年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指基于意识形态认同,而赋予掌握意识形态发明权、话语权、解释权的团体组织或个人的一种领导地位。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后,毛泽东实现了行政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合一。部分学者认为,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毛泽东满足“个人野心”与权力追求的结果。然而,权力与阴谋无法产生真正的秩序与认同,同时孙中山与蒋介石也是类似于“两权合一”的人物,这一历史的共相背后显然应该有着更为深刻的逻辑。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武力的方式结束了封建帝制,开启了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序幕。但由于辛亥革命是在支撑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尚不充分的条件下爆发的,这导致革命后的民主秩序创建与支撑主体之间存有一种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在现实中集中表现为南与北、新与旧围绕权力核心的政争。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北洋军阀都无法完成革命后政治整合和秩序重建的重任,导致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新、旧势力都不具有被广泛认同的、奠基在合法性基础上的权威。民国初年的权威缺失既是意识形态的,也是政治的。应对这种共时性危机,通常需要一种威权政治,借助兼具权力与权威的魅力型领袖的力量,突破束缚、重建社会秩序,并为现代化的演进开辟道路。民国初年政治整合的失败,多是因为整合的力量权力与权威两个条件不能同时具备所致。伴随民国初年纷乱无序的党争,军、绅共同掌权的政治格局形成,民国肇始的由上至下的政治整合走向失败。新文化运动之后,政治重心下移,开始了一条以“普罗大众”为主体的由下至上的整合路径。这条路径呈现出暴力性特征,“革命”自五四后成为一种不可易移的历史潮流。革命的领导者是政党,国共两党都主张唤醒民众,通过党对民众的动员与组织以实现革命成功的目的。党的主义具有优先性,这决定了政党的领导核心作为意识形态中心与权力中心的不可切割性。从根本上讲,权力的合法性由意识形态产生,领导核心的权威主要来源于意识形态,党的领导核心的合法性在于他是真理的代表者。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近代领袖权威发生、发展的核心表现形态。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期,国民党对蒋介石的权威塑造因为蒋介石的道德缺陷、对法律的无视特别是对三民主义意识形态阐释的落后性,使得蒋介石党内权威构建并不成功。蒋介石不具备完成政治整合的条件和作为权威的象征性功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顺应民族民主革命背景下政治参与扩大的历史发展趋势,提出了包括革命统一战线、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九个方面的理论与政策,科学回应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所面临的挑战,联通了国家、社会、政党意识形态的统一,并通过以整风运动为核心的教育与学习成功实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针的党内意识形态的范式转换。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意识形态获得了程序上的认定和合法性。伴随着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确立,以规范性逻辑而言,近代中国社会权威与权力分离的现象结束了。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促成了一个真正的领袖的诞生,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树立了一个象征性符号,有效实现了对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加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权威在近代中国的形成逻辑及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和地位而言,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即领袖权威的形成是作为历史合力的国家、社会、政党之间博弈的结果。这一互动过程中所蕴含的传统与现代、权威与民主、整体与局部的张力,既为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产生提供了要求和可能,也对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的逻辑、形态与功能构成了限制。本文以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这一现象为起点,从历时与共时、规范与经验、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梳理这一现象发生、发展的应然脉络,在真理逻辑、实践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个历史逻辑,借以展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下政治体制转型及政治文化发展的规律性与局限性。论文系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共七个章节,依据其内在理路,在结构上表现为问题起点、历史逻辑与具体形成机制、认知与评价三个层次。第一章,绪论。该章以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做为考察对象,从历史、逻辑、现实三个层面,国家、社会、政党三个维度追溯、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史境、语境,阐明了该文研究的性质、方法和目标指向。同时,通过对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原因、目的研究的学术史回顾,选题的研究价值及以整合与权威形成为研究对象的确定,以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权威理论、马克思·韦伯的权威类型划分、汉娜·阿伦特权力与权威二分的相关学说作为方法论基础的明确,为全文的展开做了必要的铺垫。第二章围绕民国初年的无序政争,重建权威努力的失败指明了辛亥革命后秩序重建与权威再造的困境,分析了论题的发生学基础,提出了近代整合的途径与重建权威的逻辑。近代中国社会的整合需由政党来领导,政党领袖的权威首先需奠定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领袖权力与权威是一种共生关系。在后五四的语境中,意识形态的内在合理性应基建于合民主、合科学双重价值之上。作为权威的意识形态的人格化显现,权威领袖应表现为人民意志的体现者,对科学理论做出创造性发明或是重大阐释的真理的代表者。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背景。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日本帝国主义在敌伪区内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国民党肆意歪曲三民主义,宣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声称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的急速增长,党员素质的良莠不齐弱化了党的队伍建设及根据地人民对党的认同,党的领导层内存在的路线之争深刻的影响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党内力量的整合。民族、党际、党内矛盾与冲突,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起点。第四章分析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可资利用的资源与建设主体。接受者的前知识和思维方式、价值诉求,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接受限度和何种知识将会被纳入意识形态体系,成为意识形态构建的资源。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创设中,近代中国的革命实践、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与理论基础;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群体构成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主体。第五章主要分析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规范性、真理性、实践性基础。根据毛泽东思想九个方面的内容,依据一般性与特殊性、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相结合的原则,从毛泽东思想作为知识生产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关系,毛泽东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说明两个方面来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前者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理念的话语形式和内在精神实现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后者围绕抗战建国的目标、途径、原则、动力、保证诸方面进行了阐释,达成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目的与手段、大众参与与制度有效设计的统一,构成了一个对中国现实问题、发展前途科学说明的、党-国家-社会融合一致的严密的逻辑体系,有力的回应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内外挑战。第六章主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实现路径。意识形态统一行动作为一个系统的工程,推动意识形态范式转换,除了依赖话语系统、组织动员外,同时还依赖于人事系统、宣传机器的改组、改造和宣传主体有意识的氛围营造。毛泽东思想树立为主导思想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整风运动、机构调整、编写党史、组织宣传、象征仪式及党的话语与底层话语交互为用的运作等方式来实现的。这一改造过程和实现的途径,构成了后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经典范式。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伴随着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近代中国社会重建权威的历程逐步画上终点。从毛泽东领袖形象所具有的特征及其权威构成来看,意识形态领导权构成了毛泽东领袖权威的核心来源。第七章分析了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及其演化的理由、形态和限度,并尝试对这一现象进行评价。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依据其功能与实质而言就是毛泽东领袖权威的形成,这一结果的形成及其演化是近代中国国家意志、社会和政党三者合力①、互相成就和赋予的产物:历史发展产生权威,权威改造群众,群众塑造权威。这一互动过程中所蕴含的传统与现代、权威与民主、整体与局部的张力,既为近代权威的产生提供了要求和条件,也对权威形成的逻辑与形态构成了限制,内蕴了权威有走向极端的可能。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产生的影响,积极的一面,在于促成了一个真正的领袖的诞生,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树立了一个象征性符号;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政党的成熟;实现了对人民群众的最为广泛的动员和整合。其消极的一面,在于引发了个人崇拜并间接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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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代中国榜样教育研究[D]. 袁文斌. 河北师范大学. 2010
[4]. 中印现代化比较研究[D]. 李云霞.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5]. 毛泽东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及其哲学基础研究[D]. 李美华. 湘潭大学. 2017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研究[D]. 汪希. 电子科技大学. 2016
[7].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研究[D]. 邓亚秋. 西南大学. 2011
[8].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D]. 夏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9]. 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研究[D]. 王群生. 首都师范大学. 2011
[10]. 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研究[D]. 徐涛.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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