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努斯鲍姆的“世界公民”思想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郑 琪
[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地球村”的形成更加预示着各国公民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玛莎·努斯鲍姆追溯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世界公民”思想，还对非功利主义的“世界公民”教育提供了人文学科通识教育和艺术教育的建议。玛莎·努斯鲍姆的“世界公民”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世界公民”思想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世界公民”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 玛莎·努斯鲍姆
近些年，自从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热词”，很多国内外学者和民众都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其实，在东西方文化中都能够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影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公民”思想进行追溯，不仅有利于厘清二者的来源和本真含义，还有利于明晰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深层次理解和把握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可以说，玛莎·努斯鲍姆的“世界公民”思想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颇具启发意义。
一、从“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近些年非常流行和备受关注的一个词语，如果要探究努斯鲍姆“好生活”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就要从“共同体”说起。我们追溯东西方文化就会发现，“共同体”理念古而有之。在东方，孔子有“大同世界”；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有以善为目的“政治共同体”。虽然东西方的文化传统大不相同，但是在“共同体”问题上却有殊途同归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提出和倡导的外交核心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使人们开始对“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等基本内涵进行反思和追问。社会学框架内的“共同体”概念和哲学意义上的“共同体”概念并不相同。在社会学上，“共同体概念一开始指的是社会的某种组织方式、联系纽带和结合原则”[1]。而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概念，却在《政治学》一书开头这样被论述，“我们看到，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2]1。亚里士多德把城邦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视为最高的共同体，在他看来，城邦共同体包含其他一切共同体，“人是政治动物”，这种最高的共同体也是以至善为目的政治共同体。
我国是在2011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国的和平发展》中最早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的。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首次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阐发“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理念。虽然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被提及了一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合作共赢为出发点，在谋求中国发展时不忘他国利益，在全面客观分析国际形势变化后对外交政策思路进行了调整和改变，具有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为此后深入阐发和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表示，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各国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势，任何国家都不能做到独善其身，因此无论个人具有怎样的国籍、信仰和意愿，人类已经身处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演讲中和访问坦桑尼亚讲话中都表达了“命运共同体”相关观点。“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超越双边关系范畴，并逐渐开启了一条以“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为内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提出“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经过两年多的沉淀和凝练，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阐明了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国际战略构想，并赋予“命运共同体”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简单延伸，其内涵可以概括为：政治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安全上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经济上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文化上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生态上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3]523-525。“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更加清晰的受众指向，体现了中国的全局意识和战略高度，为世界进步和中国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其次，这种观点也会使得立法目的落空。如果以默示许可理论来理解平行进口，专利权人完全可以在合同中排除对中国专利的许可。这样买方将无法将产品平行进口到中国境内，促进先进产品进入中国的政策目的就落空了。
二、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到玛莎·努斯鲍姆的“世界公民”思想
虽然西方的“共同体”思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并没有超越城邦界限，而是以城邦共同体作为最高共同体。将“共同体”思想发扬光大并对当代产生广泛影响的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世界公民”思想，努斯鲍姆追溯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世界公民”思想，并阐发了全球正义的观点和培养当代“世界公民”的教育理念。
既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中国政府最先提出和倡导的，那么这一国际战略理念就需要得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认同和支持，其中当然也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如何使用更加符合西方传统和思维习惯的表达方式和阐释逻辑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从梳理和追溯西方“世界公民”思想不难看出，“世界公民”是一种更具体、更直观的概念，它从公民个体角度切入和论证，更容易接受和认同，虽然它也具有全球视野和全局高度，但是“世界公民”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和个人与世界关系中明确个人伦理限度，细化了个体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即使努斯鲍姆从教育角度论述培养“世界公民”，从社会和国家层面倡导培养“世界公民”的人性问题，我们依然认为这是与每一个生命个体切实相关的问题，是与每一个人的未来密切联系的。“世界公民”这一概念比较清晰和亲切，易于被大众理解和接受。“世界公民”思想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借鉴。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更加宏大和具有长远意义的国际战略理念，它体现了中国智慧和中国预判，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融入个体维度的论述和更加直观和操作性强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那么西方国家和国民在其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下可能更容易接受、认同和推行，在国际关系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和奉行者。多种语言和多种方式的介绍和宣传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的先导，书籍、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媒体宣传应该作为中国被世界了解的前沿阵地。“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种文化认同的共同体，想要让更多的国家和国民了解中国、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更多的交流和合作。中国可以从原来的“请进来”逐步向“走出去”转变，中国还应该抓住更多机会在世界舞台展示自己，让世界看到中国，让世界听懂中国声音，更让世界理解和认同中国文化。近些年，中国“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大，这不仅体现在中国切实实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援建发展中国家搞基础设施建设，选派对外汉语教师传播中国文化，还体现在大力鼓励和支持中华经典外译等举措。未来中国应该多措并举，不遗余力地“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发展和变化的真实性、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需要被更好地感受和体悟。中国应该鼓励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来访中国，欢迎官方人员与非官方人员到中国洽谈与合作，简化外籍游客来华旅游审批程序等。“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在内政和外交上的自信和高瞻远瞩，中国声音应该被听到，中国智慧将进一步得到彰显，中国在坚持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将为世界做出更多不可估量的贡献。
而本文采取的图像采集法，方法简单直观.首先，在被测者的踝关节、膝关节和髋关节上贴上标识用得白纸片，用于后期描点测量角度.然后让被测者进行一个周期为5S的起立时间，再在这5S之间插入9个中断点，最后将这9个中断点进行描点分析，按照建立的简化模型来进行角度测量.最后得出数据统计数据[4].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向世界人民明确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需要努力的方向。从宏观方面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和生态建设等方面提供了新思路。政治上要继续坚持主权平等原则，并赋予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方面以正当性，倡导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3]523的国家间交往新道路；安全上明确全球化时代下各国安全的关联性，否认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3]523；经济上强调共同发展和公平正义，凸显道德在市场和世界繁荣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文化上承认每一种文化的价值和每种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肯定和尊重文化多样性，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生态上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目标，“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3]525。从微观方面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群策群力、身体力行，人们除了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外，还需要为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不懈努力，因此如何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全局意识和具有推己及人能力的“世界公民”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中国倡导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理论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而“世界公民”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了人员基础和智力支持。
三、“世界公民”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及启示
努斯鲍姆的“世界公民”思想继承了西方人文精神和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谋而合。西方主张打破国家和民族的限制，把自己放置在一个人性社会的“世界”中，其实质就是承认人类具有共同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可以说，努斯鲍姆的“世界公民”思想为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哲学基础，从哲学角度论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法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以人类具有共同的未来命运为前提基础，认为地球上的所有人都“休戚与共、呼吸相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中国在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兼顾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国用40年的时间使2亿多中国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并为50多个重债穷国免除了债务，给予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税优惠和贷款优惠，并欢迎他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不忘帮助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和进步，彰显了中国政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信心，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长远眼光和博大胸怀。换言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自古以来人类就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进步具有惊人的共识。时至今日，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进一步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区域的壁垒和语言文化的限制，中国以儒家传统文化的“大同世界”为最高理想，在中国经济稳步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前瞻性和现实指导性。西方的“世界公民”思想演变体现了柏拉图“理想国”理念发展的时代印迹和多种维度，如第欧根尼从顺从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角度论述“世界公民”，塞涅卡和西塞罗从城邦角度论述“世界公民”，努斯鲍姆从教育角度论述当代“世界公民”的培养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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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高度一致性体现了中西文化在人类定位和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方面的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具有全局眼光和时代高度的政治宣言和国家战略理念，指明了“世界公民”的主体归属和价值维度。“世界公民”思想从个体角度和微观层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了有益补充，明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成要素——“世界公民”。也就是说，“世界公民”的合法性前提是承认人类命运是共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世界公民”个体构成的。澄清了“世界公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从微观层面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宏观层面识别“世界公民”的目标指向，并从深层次理解和把握二者的区别和联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言献策。
在努斯鲍姆看来，从第欧根尼经由塞涅卡再到西塞罗，他们无一例外地坚持“世界公民”思想。他们认为，人不应该受到出生之地或者国家的局限，民族、肤色等不应该成为人们彼此隔绝和敌对的原因，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超越国家边界的“人性社会”中，因此人人都是“世界公民”。“世界公民”说法最早是由犬儒学派的第欧根尼提出来的，第欧根尼绝对算是一个行为怪异之人，柏拉图称他为“发疯的苏格拉底”，他言辞犀利，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他与亚历山大大帝之间的对话。当时，第欧根尼正在晒太阳，“亚历山大大帝对他说：‘你可以向我请求你所要的任何恩赐’,他说：‘走开，别挡住我的阳光。’”[4]573他的行为也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吃早餐，在其文化中只有狗才会在众人面前进食。他的很多疯狂举动都表明他公开和传统作对，也就是说，他对传统不是一味地认可和遵守；相反，他对传统一直持有批判和质疑的态度，他能够跳出自己传统和习俗之外，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主张顺从自然，并希望人和自然能连成一体，人也不应该受到国家界限的限制，他称自己为“世界公民”。塞涅卡总结老一辈斯多葛学派思想时认为，每个人都从属于“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超越国家边界的人性社会，另一个世界是每个人的出生之地。“两个世界”的观点对努斯鲍姆颇具启发意义。努斯鲍姆认为，我们的出生之地是极具偶然性的，因此同样具有偶然性的国籍、种族、民族和性别等不应成为人与人之间的障碍，人们应该摆脱狭隘的民族和国家等约束和限制，给予人性最大的尊重，对人性社会、道德社会负责。西塞罗在对待外邦人问题上比第欧根尼和塞涅卡更加深入和具体。西塞罗认为，在对待外邦人和敌人时也应该切实做到尊重人性，不仅要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兄弟，还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也就是说，他所主张的正义是没有狭隘的地域和城邦观念的正义，是一种从真正意义上超越了地域和城邦界限的正义，是全球范围内的正义和一种实质正义。他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世界公民”思想，并对西方很多知名哲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就包括努斯鲍姆。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5]254。世界经济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下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民族都卷入全球化浪潮中，我们都是生活在“地球村”的居民，世界已经越来越开放，国家与国家之间、国民与国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之间的交流、融合和相互依赖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没有办法掌握和控制所有的资源和技术，世界各国人民已经处于普遍联系之中，“蝴蝶效应”的表现在全球化背景下愈发明显。如果我们还保有狭隘的地域和国家观念，对其他欠发达地区人民的营养、发育、教育和性别等方面的不平等问题视而不见，没有妥善解决相关问题，那么在未来人类发展进程中将会出现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如能源和资源短缺、粮食危机、人口爆炸、全球变暖、环境污染和战争威胁等，那时我们将会对这些问题应接不暇，稍有偏差可能就会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未来任何人无法成为局外人，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都会因此而受到威胁和挑战。因此，我们现在就应该意识到我们对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人民负有责任和义务，我们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世界公民”，人类共处于一个地球，人类共处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正义问题没有国家界限，只有具有全球视野，加强和提高全球意识，把各国正义问题纳入全球正义问题之中，人类才能更好更快地解决这些正义问题。
斯多葛学派强调超越城邦界限的能力，尤其是塞涅卡坚持“人是两个社会成员”的思想对努斯鲍姆的教育理念产生了广泛影响。努斯鲍姆也赞同“我们不应该受限于出生的社会和国家，我们更应该意识到我们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员”这种观点。她也坚持塞涅卡的其他观点，如“我们应该了解他人的历史、职业和可能偏见，了解我们生活之外的世界和人”。努斯鲍姆建议在人类之间进行积极有效的对话和交流，不要为狭隘的地方身份认同所蒙蔽。努斯鲍姆认为，斯多葛学派建议人们把自己设想为身处一系列的同心圆中，最里层的是自己，然后从里往外依次是小家庭、大家庭、邻居或当地团体、同城居民、本国同胞、整体的人性。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大处着眼，放弃出于民族、宗教和种族的偏好，尊重人性，以“世界公民”的身份审视本国，包括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努斯鲍姆承认斯多葛学派的思想对她教育思想的形成非常有帮助，从努斯鲍姆意图培养“世界公民”的“好生活”伦理实践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斯多葛学派伦理思想的印迹。当然，努斯鲍姆明确指出，斯多葛学派在主张“世界公民”思想时并不是要否认人们与本土之间的紧密联系。斯多葛学派的观点并不是无视人们对本国履行的义务，每个人在具有“世界公民”身份和视野的同时，更要做好本国所要求的分内之事，在教育方面的要求就是要学好本国的语言、历史、地理和其他学科。努斯鲍姆的跨国正义(全球正义)和“世界公民”思想集中体现了斯多葛学派“世界公民”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努斯鲍姆针对罗尔斯三个悬而未决的正义问题展开了论述，她认为一个人的出生地和所属民族、国家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如果仅从国家和民族、肤色等处着眼，那么似乎那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理所当然地就应该遭受饥饿、疾病、痛苦和教育受限等。可是，如果我们能够突破国家界限，以一种全球视野来看待这些正义问题，那么这些落后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就不是与其他人无关的事情了。
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家的杰出代表——努斯鲍姆深受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世界公民”思想的影响，并结合当代教育实际，对功利主义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她从通识教育的目的、能力要求和培养世界公民的建议等问题入手，阐明了教育在培养人性和人类能力等方面应该发挥的作用，在培养“世界公民”方面所提出的建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参考。努斯鲍姆力图培养的“世界公民”是具有超越狭隘群体限制能力、批判反思能力和叙事想象能力的公民，可以说这也正是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员所必须具有的能力。超越狭隘群体限制是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员的首要前提，这需要能够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国民看成是和自己一样的人类成员，换言之，能够平等对待外国人和外族人，能够真正无差别地对待其他人，不因国家、地域、民族、阶层、肤色和性别不同而产生歧视。只有真正从思想上正视他人、认同他人，怀有兄弟情和同情心，才能把世界上所有人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庭中的一员，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批判反思能力也是“世界公民”必备能力之一。在人们具备超越狭隘群体限制能力基础之上，“世界公民”还应该有责任、有担当，能够切实把自己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参与者、组织者、贡献者、反思者和批评者等。人类未来的前途与命运掌握在每一个人的手中，无原则、不思考的“世界公民”无法发挥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无法真正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目标，因此努斯鲍姆强调的苏格拉底式的批判反思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除此之外，努斯鲍姆主张还要培养“世界公民”的叙事想象能力，能够通过移情达到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它强调情感的重要性，关注和肯定同情心。其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一个前提预设就是同情心，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的、功利的、无情的，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正是因为我们具有情感、富于同情心，我们才能真正关心他人疾苦，愿意帮助弱势群体，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如何培养具有以上三种能力的“世界公民”呢？努斯鲍姆给出了颇具启发性并易于操作的教育建议。第一，从小对公民进行通识教育，并把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诗歌、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等向孩子们讲授，进行多文化教育。第二，在大学设置文史哲公共课，通过历史研究方法和证据评估等提高大学生的判断、批判和思考能力，摒弃“应试教育”和“应声虫”培养，从传授知识向开启智慧方向转变。第三，增加文学和艺术教育，通过文学作品和艺术学习提高想象力、感知力、理解力和凝聚力等。总之，努斯鲍姆的教育思想是试图凭借文史哲通识课程和艺术教育，发展和提高人们的多种能力，告别功利主义教育，以培养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有全局眼光的“世界公民”为目标，在“专”与“博”人才培养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努斯鲍姆“世界公民”教育理念为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员提供了直接和切实可行的理论参考。只有全世界所有国家在培养和教育国民时都注重从小树立“世界公民”意识，加大力度开展跨文化学习和交流，重视人文学科教育，通过文学作品增强公民的叙事想象能力、同情心和移情能力，才能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输送人才，并让世人从深层次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在努斯鲍姆看来，“文学作品所提供的叙事性论述能够在读者一方产生同情和移情，因此能够让我们对人类生活的处境有更深切的体验和感悟，从而以这种方式促进公民意识和对人类的共同命运的感受”[6]11。由此可见，加大文史哲通识教育，尤其是从小打好公民的文学基础，切实提高公民的文学素养将有利于培养“世界公民”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人类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如果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牵着人类的鼻子走，缺少情感和价值维度的人类未来必将岌岌可危，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在通向未来的重要转折点，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时代价值。理性只是人类众多能力中的一种，无论人类历史前进的速度有多快，任何时候人类的情感和精神家园都不应该被遗忘和忽略。拥有理性和情感的人，才是完整和健全的人，以共生共赢为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在未来更好地诠释人类是如何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这就是努斯鲍姆“世界公民”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思考。
最后，我们建议，一切与员工个人化相关的事情尽量回避，顾客体验感是顾客能感觉到的由餐厅释放的任何信号，不要片面的认为把产品、服务高标准严格了就能万事大吉，员工状态很大一部分决定了你的餐厅品牌寿命！你们餐厅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参 考 文 献]
[1][马来西亚]陈美萍.共同体(Community)：一个社会学话语的演变[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4]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美]玛莎·C.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修订版[M].徐向东，陆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Martha Nussbaum ’s Thought of “World Citiz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
Zheng Qi
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 integration, the formation of “global village” indicates that citizens of all countries have become “world citizens” in a real sense,Martha Nussbaum traces back to the thought of “world citizen”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and also provides suggestion for general education of humanities and art education for non utilitarian“world citizen” education . Martha Nussbaum’s thought of “world citizen” is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the idea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thought of “world citizen” has a positiv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The thought of “world citizen”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Martha Nussbaum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玛莎·努斯鲍姆‘好生活’思想研究”(19ZXE252)
[作者简介] 郑琪，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哈尔滨 150080)
[中图分类号] B5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19) 06-0052-07
[责任编辑 于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