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春秋传记研究_儒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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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周礼》学、《春秋》学,是两宋经学中的显学。显学所以能“显”,首先是因为统治阶级的需要。两宋以降,中国封建社会步入了后期。这时,社会存在变了,社会意识不能不变。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需要重新构筑一整套具有时代特色的理论体系。经学家担当了重构的历史任务:《易》学主要是从哲学、从本体论方面实施构筑;《周礼》学主要是从伦理学、从制度论方面实施构筑;《春秋》学主要是从政治学、从民族关系论方面实施构筑。

《春秋》之学在两宋的发展情况,历史文献有着详细的记载。《宋史·艺文志》载录的,在胡安国之前就达128部。朱彝尊《经义考》载录更多,多达167部。许多经学家和政治家,都有《春秋》学方面的著作。

《春秋》是怎样一部书呢?孟子说过:“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司马迁也说过:“周道衰废,孔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候,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在经过孔子删修的《春秋》里,寓入了孔子的“是非”原则,其中内涵着大一统的思想、正名分的思想和尊王攘夷的思想等等。

两宋时期,是社会矛盾急遽上升的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空前尖锐。积贫积弱的国势,分裂割据势力的发展和朝廷实施的委屈求全的政策,两宋经学家、政治家的忧患意识,促进了两宋改革思潮的泛起,这也就是《春秋》之学所以成为显学的氛围和动力。

纵观两宋《春秋》之学,是以阐明“尊王攘夷”微言大义为其侧重点的。但从其走势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宋初。经学家突破传统经学蕃篱,把《春秋》之学从章句训诂之学再次变为义理之学。一大批经学家“以《春秋》论时事”,这是学风的一大转变。

第二阶段是元祐以前。《春秋》之学的重点是强调“尊王室,明赏罚”。例如贾昌朝著《春秋节解》,就以此为旨归,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朱长文著《春秋通志》,其自序也是强调尊王。

第三阶段是两宋之际。随着民族矛盾的发展,《春秋》之学的重点是强调大一统,强调严夷夏之防,强调攘夷。如孙觉著《春秋经解》,自序谓“经书王正月者,大一统也。先王人者,卑诸侯也。”罗从彦著《春秋旨归》,自序指出:“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袵者,桓、文二公之力也……。二公之功,烈莫盛焉。”都把严夷夏之防摆在首位。

第四阶段是南渡以后。中原沦陷,南宋偏安。此时《春秋》之学在攘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突出了“恢复”、“复仇”的宗旨。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二册,有《宋儒好言恢复》条。指出:“自元祐三年至真德秀死,上下百五十年,宋盖无日不见胁于外族,而宋人固亦无时不言恢复,不言自奋。……宋儒好言恢复,容不尽合于时势,然究亦不失为卖国奸贼之顶门一针也。”胡安国著《春秋传》就以“恢复中原,祗奉陵寝”为其最终目的。

王梓材在校定《宋元学案》中,引了致堂《斐然集》所载录的《先公行状》中的一段话,说:“元祐盛际,师儒多贤彦。公所从游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长文,及颍川靳裁之、朱乐圃,得泰山《春秋》之传。”认为胡安国是孙复的再传弟子。考孙复所著,莫重于《春秋尊王发微》。《斐然集》“得泰山《春秋》之传”之说,实际上是指胡安国在学统师承上继承和接受了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一书中的一些观点。

全祖望说:“私淑洛学而大之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他认为,胡安国之与二程,有继承,也有发展,但却是“私淑”,而非嫡传。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胡安国常说自己从程颐《遗书》中得到过不少教益。他说:“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所学而至。”他曾建议朝廷对程颐等人要“加之封爵,载在祀典”,对他们的著作也要“校正颁行,使邪说者不得作。”可见他对程颐等人的著作是另眼看待的。据《宋史·艺文志》,程颐著有《春秋传》一卷,而此书之序,载在《宋史》程颐本传。宋代有些经学家认为,胡安国《春秋传》,实际上是程颐《春秋传》的继承和发展,如张九成说:“近世《春秋》之学,伊川开其端,刘质夫广其意,至胡文定而其说大明。”陈振孙也说:“绍兴中经筵所进大纲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说为据。近世学《春秋》者皆宗之。”(见《经义考》)翻开《春秋传》,可见胡安国在许多地方都直接引用程颐的说教,说明程、胡之间确实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胡安国从事政治活动的时期,是两宋之际。这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急遽上升的时期,是积贫积弱局面越发不可收拾的时期,这个时期,地主阶级保守派愈加保守;但是,地主阶级革新派却从国势日蹙中看到了危险,中兴呼声日益高涨。胡安国就是当时地主阶级革新派中的佼佼者。

钦宗靖康年间,胡安国上了一个奏议。这个奏议充分展示了胡安国的为人处世和力主改革的意向。他说:“为天下国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计,谋议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视朝半年矣,而纲纪尚紊,风俗日衰,施置乖方,举动烦扰;大臣争竞,而朋党之患萌;百执窥觎,而浸润之奸作;用人失当,而名器愈轻;出令数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扫除旧迹,乘势更张,窃恐大势一倾,不可复正。乞访大臣,各令展尽底蕴,画一具进。先宣示台谏,使随事疏驳。若大臣议绌,则参用台谏之言,若疏驳不当,则专守大臣之策。仍集议于朝,断自宸衷,按为国论,以次施行。敢有动摇,必罚无赦。庶几新政有经,可冀中兴。”这个奏议,出发点是“更张”,是“中兴”,是“新政”。高宗绍兴年间,胡安国的“中兴”主张有了进一步发展,他上了《时政论》21篇,篇篇言辞激昂,锋芒毕露。如《定计篇》云:“陛下履极六年,以建都,则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讨赋,则未有必操不变之术;以立政,则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则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图,后悔何及!”《尚志篇》亦云:“当必志于恢复中原,祗奉陵寝;必志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诸如此类的政论,直言不讳。他揭露了当时的社会弊端,针砭了政治舞台上的腐朽,并提出了一套套改革时政的主张。胡安国是很自信的,自谓“虽诸葛复生,为今日计,不能易此论也。”(《宋史》本传)

“安国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宋史》本传)胡安国说:“穷理尽性,乃圣门事业。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贯之,知之至也。”又说:“圣门之学,则以致知为始,穷理为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万象皆见,则不疑所行而内外合也。故自修身至于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当矣。”还说:“学以立志为先,以忠信为本,以致知为穷理之门,以主敬为持养之道。”(《宋元学案·武夷学案》)由此可见,胡安国的经学,是一种学以致用的经学,是一种以致知为始,以穷理为要,以修齐治平为旨归,以中兴政治为着眼点的经学。这种经学,无疑是有活力的。

胡安国对《春秋》一书是潜心刻意,勤于钻研的。为了写出一部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论著,他足足花了几十年时间。他说:“某初学《春秋》,用功十年,遍览诸家,欲求博取,以会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时有省发,遂集众传,附以己说,犹未敢以为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己说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书成,旧说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习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圣人之旨益无穷,信非言论所能尽也。”(见《宋元学案》)

《宋史》本传载:高宗绍兴五年,“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这说明,胡安国《春秋传》书稿写出来后,曾呈送高宗审阅。高宗评价颇高,但认为尚需修改完善,这就有了“纂修”这件事。纂修完毕,新的《春秋传》问世,胡安国备受赞赏,有了新的职事,可是不久他便谢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了这样的评价:“自草创至于成书,初稿不留一字。”这个评价是否夸张,无法判断。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这就是,《春秋传》的成书的确花了胡安国大量心血。

《春秋传》长达十数万字,在展开正文之先,胡安国提纲挈领地谈了四个问题:一是述纲领;二是明类例;三是谨比例;四是叙传授。这四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胡安国的《春秋》观。四个问题,最重要的当然是“述纲领”。胡安国说:“学《春秋》者,必知纲领,然后众目有条而不紊。自孟轲氏而下,发明纲领者凡七家。”所谓“七家”,是指孟轲、庄周、董仲舒、王通、邵雍、张载、程颐等七家。胡安国用了不少篇幅,把七家对《春秋》一书的基本看法条列出来。从旨意上看,无非是要强调如下几点:一,《春秋》的成书背景是世衰道微,而孔子作《春秋》,目的正在于拨乱世而反诸正。二,《春秋》是经世先王之志,非空言比;三,《春秋》之法是百王不易之法;四,《春秋》道名分,名人必须安于职守,不得僭越。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过一段话:“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言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罪。”这段话,被胡安国引用,纳入纲领,这就把《春秋》的经世致用价值强调到非比一般的地步。

《春秋传》阐发的微言大义,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无疑以“尊王攘夷”为着眼点。围绕尊王攘夷,主要阐发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大一统问题。大一统理论,是历代《春秋》学家的传统理论。对这一理论的阐发,《公羊春秋》开其端,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标其帜,或者说有了较为完整的表现形态。“《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董仲舒这个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大一统理论,为历代封建君主所肯定,也为历代《春秋》学家所接受。胡安国的《春秋传》,也是鲜明地打着大一统的旗帜。他对“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的阐释,就反复强调大一统。他说:“元年,即位之一年也。必号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则与天地参。故体元者,人主之职。”这里所谓“体元”就是强调慎始,强调定于一。他又说:“王正月。……加王于正月者,公羊言大一统是也。”“谓正月为王正,则知天下之定于一也。”所谓“定于一”,从政治的角度讲,就是大一统,就是“土无二王”,就是“尊无二上”。胡安国说:“天无所不覆,地无所不载,天子与天地参者也。”(隐公元年)又说:“王者以天下为家,京师为室,而四方归往,犹天之无不覆也。”(僖公二十四年)还说:“《春秋》系王于天,以定其名号者,所履则天位也;所治则天职也;所敕而惇之者,则天之所叙也;所自而庸之者,则天之所秩也;所赏行刑者,则天之所令而天之所讨也。”(文公五年)这些,都是《春秋传》强调大一统的具体表述。

二是正人伦问题。庄公二十年,胡安国说:“礼义,天下之大防也。”文公十六年,又云:“三纲,人道之大伦,君臣之义不可废。”昭公十一年,又云:“三纲,军政之大本。君执此以御其下,臣执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于是乎在。”僖公十六年,又云:“谨夫妇之道,正人伦之统,明王教之始。”成公十三年,又云:“谨以礼,以为国,辨尊卑,分贵贱,明等威,异物采。凡所以杜绝陵僭,限隔上下者,乃体险之大用也。”在《春秋传》中,胡安国“正人伦”的观点还可以举出很多。“正人伦”的观点是儒家的传统观点;但是,必须指出,胡安国是在宋代,是在两宋理学日趋兴盛的大背景下提出这一观点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春秋传》中,胡安国许多说教,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天理”与“人欲”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如隐公五年,他说:《春秋》是“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成公十三年,他又说:孔子作《春秋》,“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所以明君臣之义者至矣。其义得行,则臣必敬于君,子必敬于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伦必正。”胡安国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评判,显然也染上了理学的色泽,如襄公三十年对宋伯姬的评判就是一个例子。宋伯姬的房子失了火,周围的人呼叫她逃出避火,但宋伯姬死守“妇人之义,傅姆不在,宵不下堂”的教条,结果活活被烧死。胡安国站在封建卫道者的立场,褒扬了宋伯姬,认为这正是应当提倡的“妇道”。很明显,这个“妇道”,其实就是当时流行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理学教义的又一注释。

三是恤民固本问题。在《春秋传》中,胡安国反复提醒最高统治者:民为帮本,本固才能邦宁。天灾人祸降临的时候,也就是社会矛盾趋向尖锐,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对此,在《春秋传》中,胡安国一般都要借题发挥,强调他的重民的,民本主义的主张。例证之一,隐公九年,夏城中丘。胡安国说:“为民立君,所以养之也。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教化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例证之二,隐公五年秋,卫师入郕,胡安国借题发挥云:“卫宣继州吁暴乱之后,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众临戎,入人之国,失君道矣。书卫师入郕,著其暴也。”庄公九年冬,浚洙。胡安国云:“固国以保民为本。轻用民力,妄兴大作,邦本一摇,虽有长江巨川,限带封城,洞庭彭蠡,河汉之险,犹不足凭,况洙乎,浚洙见劳民于守国之末务而不知本,为后戒也。”胡安国“恤民固本”的主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国君要以“仁心”治民;二.爱惜民力,不搞过多兴作以扰民;三.锄强扶弱,打击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四.薄赋敛以厚民力;五.重内轻外,不搞黩武主义;六.天灾之年与民同忧,急民之所急。在两宋之际,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急遽上升的背景下,在大地主大官僚穷奢极欲尽情享受,把政治搞得一塌糊涂的背景下,胡安国“恤民固本”主张,无疑具有改良主义色彩。

四是尊君抑臣问题。胡安国认为,孔子是在世衰道微、乱臣贼子胡作非为的背景下,作《春秋》的,因此,在《春秋》中,内涵着孔子“尊君抑臣”的思想。僖公五年夏,“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对此,《春秋传》说:“及与会,尊之也。……《春秋》抑强臣,扶弱主,拨乱世,反之正。特书及与会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诸侯咸往会焉,示不得而抗也。……此圣人尊君抑臣之旨也。“成公六年,取。对此,《春秋传》又作了如下发挥:“,微国也。书取者,灭之也。灭而书取,为君隐也。……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谨于微之意也。”在阐发“尊君抑臣”微旨中,胡安国强调了两个问题很引人注目:一个是君臣之间要相互尊重,互尽义务的问题;一个是诸臣办事要为公,要公道,不搞朋党比周的问题。宣公十五年,《春秋传》云:“天下主者,天也。继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则不臣;为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则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倾也。”这里讲的是君臣之间要相互尊重、互尽义务的问题。隐公元年,《春秋传》云:“《春秋》大义公天下”;“天下为公,不可以私乱”;“人臣义无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党之原,为后世事君有贰心者之明戒也。”庄公二十三年,《春秋传》云:“人臣不为交私之计,党锢之祸息矣。”这些,讲的是陪臣办事要出自公心,不搞朋党比周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与其说是谈历史,不如说是谈现实。众所周知,胡安国从事政治活动时期,是宋代统治阶级日趋腐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统治阶级内部党派之争日趋剧烈的时期。元祐党案搞得人心惶惶,也削弱了统治阶级自身。对此,胡安国十分担心,也十分反感。他的尊君抑臣、君臣互相尊重、臣下不搞朋党比周的主张,其针对性是一目了然的。

五是诛讨乱臣贼子问题。《春秋》中内涵着讨伐乱臣贼子的内容,则是自孟子以后历代《春秋》学家肯定了的。胡安国《春秋传》也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思想。宣公十一年,胡安国云:“经之大法,在诛乱臣,讨贼子。有乱臣则无君,有贼子则无父。无父与君,则中国变为夷狄,人类殄为禽兽,虽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宣公元年,胡安国又云:“篡弑之贼,毁灭天理,无所容于天地之间,身无存没,时无古今,其罪不得赦也。”很明显,这些对《春秋》诛讨乱臣贼子大义的阐发,跟其尊君抑臣的旨意相承,目的都在于“拨乱世而反诸正”。

六是严夷夏之防的问题。从《春秋传序》中,从书成以后胡安国的进表中,可见谨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尊王攘夷、以夏变夷,是《春秋传》的所谓“大法”,亦即撰书的主要宗旨之一。

宋初经学家孙复有个说法,认为昭公以前,“天下之政,中国之事”;昭公以后,“夷狄”之患才冒出来,才有所谓“迭制”问题。(《春秋尊王发微》)胡安国不取这个看法,他认为,夷狄之事,实贯串着《春秋》的始终。因此,他从隐公二年开始,在论述中就展开了严夷夏之防的观点。

通观《春秋传》,有关严夷夏之防的论述很多。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作了论述。例一,僖公二十三年十一月,《春秋》云:“杞子卒”。杞子就是杞成公,原为伯,后因实行夷礼,被贬称子。对此,《春秋传》发挥云:“《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谨于华夷之辨。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礼义也,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人类灭矣。……夷不乱华,成公变之,贬而称子,存诸夏也。”例二,庄公二十三年夏,《春秋》云:“公至自齐,荆人来聘”。《春秋传》发挥云:“荆,自庄公十年始见于经,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郑,皆以州举者,恶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来聘,遂称人者,嘉其慕义自通,故进之也。朝聘者,中国诸候之事,虽蛮夷而能修中国诸候之事,则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进焉。见圣人之心,乐以人为善矣。后世之君,能以圣人之心为心,则与天地相似。凡变于夷者,叛则惩其不恪而威之以刑;来则嘉其慕义而接之以礼,迩人安远者服矣。《春秋》谨华夷之辨,而荆、吴、徐、越诸夏之变于夷者,故书法如此。”

如何全面、准确地认识《春秋传》鼓吹的“严夷夏之防”的思想呢?笔者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谨华夷之辨”、“严夷夏之防”的思想,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华夏中心主义,是后来形成的大汉族主义的理论先导。它对周边少数族公然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这种主义,这种态度,阻碍了国内各族人民间建立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无疑,这种理论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这不应排除对“严夷夏之防”的思想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春秋传》可见,严夷夏之防的思想,内涵着宗族认同的重要内容。是一种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也是一种鼓励周边少数民族向华夏、向汉族学习和靠拢的思想,其目的是实现所谓“以夏变夷”。同时也是“攘夷狄,安诸夏”,坚决打击周边少数族统治者对诸夏文明实施骚扰的思想。

宋、元、明三朝,经学家胡安国是备受推崇的。《宋史》本传云:“安国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见中原沦没,遗黎涂炭,常若痛切于其身。虽数以罪去,其爱君忧国之心远而弥笃,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问。然风度凝远,萧然尘表,视天下万物无一足以婴其心。自登第迄谢世,四十年在官,实历不及三载。”胡安国的经学,以阐发“圣人”微言大义为宗旨,以义理之学为特色,以康济时艰为着眼点,以强学力行、注重实践为准绳,这些,就是胡安国的经学,尤其是他的《春秋》学备受推崇的主要原因。

据《宋史》本传载,南宋时期,胡安国《春秋传》被定为经筵读本,成了官学。元代,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下诏改革考试制度,规定以《春秋传》定经文,与《春秋》三传并行。明代,在所实行的科举制度中,仍规定以《春秋传》为主。明永乐年间,胡广撰修《春秋大全》,也以《春秋传》经文为主要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了这样的评述:“其书所采诸说,惟凭胡氏定去取而不复考论是非。”于此可见胡安国《春秋传》受重视的程度。

必须指出,胡传在宋、元、明三朝虽然被定为官学,地位显赫;但在成书之初,经学界反应也甚斑驳。其中,肯定他的人不少,否定他的人也很多。详细情况可参考朱彝尊《经义考》。在学术界所作的批评中,有三个问题是特别突出的:一是鼓吹“复仇”问题;二是与秦桧的关系问题;三是“夏时冠周月”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需要专题论述,于此不赘。

胡安国是地主阶级经学家,他的代表作《春秋传》无疑是一部地主阶级的著作,其终极目的也是为地主阶级的眼前和长远利益服务。但不应排除对他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我们认为,胡安国是宋代地主阶级改革派。他的经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色泽,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具有明显的改良和进取的精神。《春秋传》在历代《春秋》学研究中,曾经起过承前启后的作用。朱熹说:“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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