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特权阶层：内涵界定、形成时间、角色转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特权论文,阶层论文,内涵论文,角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特权阶层问题是苏联政治和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学术界还存在不少的争论。本文试就苏联特权阶层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希望有助于此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特权阶层的概念和内涵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享有特权的人。所谓特权，从法律意义上讲，是指个别人、等级或社会集团在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享受的特殊权利，它是社会不平等的反应。享受特权的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特权者；如果特权者在一个社会中成为一个具有重大政治和社会影响的社会阶层时，就形成了这个社会中的特权阶层。
苏联特权阶层是中国学者对苏联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的称呼，特指那些利用职权牟取私利、追求个人额外权利的人。在我国，在60年代中苏两党争论时期，开始用“特权阶层”一词来描绘苏联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在1964年7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转载了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的一篇文章，指出赫鲁晓夫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造就一个特权阶层，一批新‘贵族’，他们从自己狭隘的利益出发，支持赫鲁晓夫和他的叛徒集团的修正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的民族主义路线。正是这样一个特权阶层的形成构成了今天修正主义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泛滥的社会基础。”（注：人民日报，1964年7月10日。）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之一）》的文章，标志着我国正式用“特权阶层”一词来批评苏联社会中存在的一部分人，指出：“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注：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在两大阵营对抗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两党激烈争论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一概念，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感情色彩，但这一概念还是为我们科学认识特权阶层提供了一把钥匙，即其中所提到的“蜕化变质”，如果剔除了其中的政治和感情色彩，就可以比较科学地界定“特权阶层”这一概念的内涵，它是指苏联社会中存在的一个利用职权谋取个人额外权利的特殊社会阶层。
由此看来，特权阶层既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又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说它是政治学概念，是因为它应该属于政治学中的政治权力的研究范畴；说它是社会学概念，是因为它与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问题息息相关。所以，在研究特权阶层问题时，就必须同时考虑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将特权阶层看作是一个社会政治阶层。否则，就不能全面把握“特权阶层”的历史内涵。
在俄语中，没有“特权阶层”这样一个概念，俄语中的特权和特权者与中国学者所说特权阶层没有直接关系。俄语中有“诺门克拉杜拉”（俄文Homeklatypa的音译，原意是指“名录表”，特指那些列入官职名录表的官员。）这一词汇，它是指记录官员级别和名字的小册子，在中文中往往被翻译为“上级任命的干部”。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往往用这一词汇描述苏联时期的干部队伍。从这一词汇的直接意义来看，它指的是苏联整体的干部队伍，并不等同于中国学者所说的“特权阶层”。那么，为什么俄罗斯学者普遍用“诺门克拉杜拉”来描绘苏联的干部队伍呢？“诺门克拉杜拉”这一词汇又与中国学者所说的“特权阶层”有什么联系呢？在俄罗斯学者看来，苏联时期的干部队伍普遍不是经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任命和指派的，并且他们认为干部队伍普遍腐化，所以，他们便赋予“诺门克拉杜拉”一词以贬义词意，并用它来称呼苏联的干部队伍。俄罗斯学者使用这一词汇的问题在于对苏联干部队伍的一概否定，将它看作是苏联体制的天然产物。中国学者所说的“特权阶层”区别看待了苏联干部队伍，并且将“特权阶层”的产生视作一个过程，而不是苏联体制的天然产物。中国学者视野中的“特权阶层”与俄罗斯学者视野中的“诺门克拉杜拉”的共同属性在于这一集团的“腐化”性，尤其是从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后，随着苏联干部队伍的蜕变，各级干部普遍腐化，这种事实也使得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也越来越具有趋同性，甚至逐渐可以划等号了。
二、特权阶层形成的时间
在弄清了特权阶层的概念之后，我们在研究它形成的时间时也就必须明确以下两点，其一是权利与特权阶层的关系，特权阶层的成员来源于掌握权力的人，但他们与正常的职权无关，特权阶层产生于正常职权外的额外权力；同样，特权阶层与正常的利益无关，特权阶层产生于正常利益之外的额外利益。额外的权力和额外的利益造成了腐败和蜕变，同时也造就了特权阶层。其二是社会与特权阶层的关系，社会阶层不同于社会集团，它在量上要远远大于社会集团，考察特权阶层的形成必须考虑其量的规定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仅仅考察其政治属性是不够的，还必须考察其社会属性。
在考虑到以上两点后，可以认定苏联特权阶层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这里首先需要认清在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为什么没有形成特权阶层，主要原因在于这时掌权者谋取非法权利的政治环境的缺乏。列宁时期，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国家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在艰苦的环境下，不可能形成特权阶层。但特权现象的源头却可以追溯到列宁时期，至少，为高级领导干部提供廉价伙食的“疗养食堂”就是出现在这一时期。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形成于斯大林时期，正是这种体制赋予了掌权者无限的权力，使他们拥有了谋取非法利益的手段。但是，在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制约了掌权者的行为，使他们不敢肆意地胡作非为。斯大林时期主要在于恐怖的政治气候，斯大林制造的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严重破坏了苏联的民主与法制，但它同时也构成了对各级干部的制约，他们唯恐哪个行为触怒了上级，也害怕非法行为被人告发，因此他们主要是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现有的权力，轻易不敢有非法行为。在赫鲁晓夫时期，他的干部政策和他本人对特权的反对是抑制特权阶层形成的主要因素，诸如干部任期制、轮换制和其他涉及干部任职的改革，都使干部队伍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为了尽量延长自己掌权的时间，掌权者一般都小心翼翼地行使权力和为人处世，不敢肆意追求特权；同时赫鲁晓夫对特权种类的消减也使特权者的人数减少，抑制了特权阶层的形成。显然；以上因素并不能彻底消灭以权谋私的行为，但它使这种行为不致泛滥，相应地特权者的队伍也不致迅速扩大，形不成特权阶层。所以，在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社会中有特权者而没有特权阶层。除了以上因素的制约外，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抑制着特权者的产生（注：详见拙文：《苏联特权阶层的产生及影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5期。），使得这时没有形成特权阶层。
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形成了“特权阶层”或“官僚特权集团”，如果只将其视为一个集团的话，还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将其视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话，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成立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环境使特权阶层形成的主客观条件逐渐成熟。这是因为：第一，勃列日涅夫时期是额外权力和利益逐渐泛滥的时期，即掌权者非法追求不该拥有的权利的时期。为什么说掌权者的非法行为到这一时期才泛滥开来了呢？这与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高层领导人的腐化作风以及他们对下级的非法行为姑息纵容有直接关系。这时，一些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包括勃列日涅夫本人追求奢侈和享乐，在恣意妄为、贪赃枉法等方面起到了不光彩的“个人榜样”作用，同时他“对其亲信谢沃科夫、梅杜诺夫、拉希多夫、阿里耶夫和库纳耶夫等人表现出极端的自由放任和纵容姑息”（注：[俄]戈·阿·阿尔巴托夫著：《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页。）。所以他们一方面不断增加特权种类，另一方面又对各级干部追求特权的行为姑息纵容，这使得追求和享受特权的人越来越多，大大助长了特权阶层的形成。勃列日涅夫酷爱打猎、住豪华别墅和收藏高级轿车；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享受着无人能比的特权。上行下效，“其他干部紧随勃列日涅夫建立用于享受的私人财产”（注：[苏]阿科波夫等：《1953—1996年俄国史》，莫斯科1997年版，第226页。（Akonoв C.C.，ГуреевН.Д.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53—1996.））。
第二，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队伍的稳定和迅速扩大为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单纯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赫鲁晓夫的干部政策使得干部队伍不稳，导致大批干部对他的反对，这也是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勃列日涅夫吸取了这一教训，极力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以此加强自己的执政地位，“如果说赫鲁晓夫赠给苏联权贵的礼物是人身安全，那么勃列日涅夫则保障了它的职务稳定。”（注：[英]塞沃林·比阿勒：《苏联权贵人物的继承与更迭》，载《苏联问题译丛》第8辑。）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取消了党章第25条，代之以对第24条进行补充：“在选举一切党的机关（从基层到中央委员会）时，应遵守党的机关的成员要经常更新、党领导要新陈代谢的原则。”（注：《苏联共产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29页。）虽然把干部队伍的不断更换作为原则保留下来，但这一原则从未在实践中认真执行。勃列日涅夫从不轻易地撤换一个干部，更没有进行过类似赫鲁晓夫大规模更换干部队伍的改革，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曾提出：“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勃列日涅夫将此视为公式，“勃列日涅夫甚至以在他领导时期所有地方干部通常没有任何变动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为荣。”（注：[俄]麦德维杰夫：《保镖》，莫斯科1994年版，第125页。（Медведев В.Чедовек 3а спиной.））至于裁减冗员、提高效率的政治机构改革，勃列日涅夫时期从来也没有提上过议事日程。
由于干部队伍的极少变动，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逐渐形成了稳中有升的、越来越老化的干部队伍，而且，形成了领导干部事实上的终身制。在勃列日涅夫干部政策的指导下，苏联领导层极少变化，1965—1984年，苏联“政权的最高梯队的干部更替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大部分政治局委员的任期超过了15年，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也大部分在12年以上，一些中央委员的任期竟长达25—34年。（注：[俄]A.H.萨哈罗夫：《20世纪俄国史》，莫斯科1996年版，第580—581页。（Сахаров А.Н.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Хвек.））到1978年春，1966年任命的58名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平均年龄已达70岁，期间只有12名退休或调动了工作。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稳定而逐渐老化的干部队伍。这一稳定的干部队伍成为特权阶层最主要的社会基础。
勃列日涅夫的干部政策迎合了苏联官员们的心理，他不想变化，他们也不想变化，由此勃列日涅夫的执政地位得到了巩固，同时大批干部因地位稳定没有了危机感，同时也失去了责任感，从而疏于对自身的约束，开始脱离群众，追求额外的权利。
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队伍在稳定的同时还在不断扩大。在工业化、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需要设立更多的管理机构和增加更多的管理人员；同时，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改变，使得社会全面国家化，要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必须不断增加国家化的社会管理机构，同时不断地增加行政管理人员；再者，在搞关系、“走后门”成风的社会中许多人想方设法地钻入权力机关；最关键的是勃列日涅夫思想保守僵化，对行政机构越来越庞大、人员越来越多的现象视而不见，从未对此进行过相关改革。他不仅不会精简机构，而且，为了更有力地控制权力，不限制反而鼓励他所领导的党的机关去干预政府的工作，使得党政不分状况愈演愈烈；同时党还不断设置新的与政府重叠的机构，到70年代末，党的部级机构达到了20个之多，其中大部分是与政府机构重叠的，甚至连机构的名称都一模一样。党的管理职能的加强和机构的增加，必然伴随工作人员数量的剧增，这也成为机关工作人员数量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所有这些使得苏联的机构臃肿，官员队伍迅速扩大：全苏和联盟共和国的部长从1965年的29个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160个，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总数达1800万人（注：[俄]A.H.萨哈罗夫：《20世纪俄国史》，莫斯科1996年版，第581页。（Сахаров А.Н.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Хвек.））。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国家行政机构平均每年增加30—50万人。（注：参见王正泉主编.《从列印字机到戈尔巴乔夫——苏联政治体制的演变》，第168、169页。）干部是特权阶层的主要来源，不断扩大的干部队伍中享受和追求特权的人也在不断增加，特权者也逐渐由少数人扩大为一个社会阶层。
第三，勃列日涅夫时期停止了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赋予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以不可动摇的地位，从而使各级官员也拥有了巨大的权力，而且苏联政治体制中也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机制，从而为官员队伍以权谋私、演变为特权阶层提供了适宜的政治环境。如果说在勃列日涅夫之前，苏联干部以权谋私、追求额外权利的现象还属于少数的话，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相当一部分掌握权力的人中，由于巨大的权力和稳定的地位，再加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淡漠甚至丧失，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盛行，这种现象已是十分普遍，特权阶层的形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总而言之，勃列日涅夫时期为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最为适宜的生长土壤，终于促成了特权阶层的形成，出现了一个个稳定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阶层。对这个特殊的阶层来讲，过度地关注它的“量”的具体数字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只要明确它的“大量”就足够了，而这种“大量”也是确定它已形成的关键因素。根据各国学者的计算，这个阶层约有400万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相对于工人、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来说，这不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但它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却相当巨大，严重地腐蚀着苏联社会。
特权阶层形成的时间当然不可能精确到年、月、日。苏联特权阶层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阶层大致在60年代末苏联出兵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后初露端倪，到70年代中期它的一系列特征已十分明显，这个阶层业已形成。
三、特权阶层的政治心理特征
特权阶层有一系列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它区别于其他阶层的标志；特权阶层有重要的政治心理特征，这一特征不仅使它区别于其他阶层，而且也是它形成的重要标志。鉴于本文重点之一是分析特权阶层的形成，在这里也对特权阶层的这一标志性特征进行分析。
我们说勃列日涅夫之前苏联只存在特权者而没形成特权阶层，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在此之前这些特权者并未形成稳定的政治心理特征，像斯大林时期特权者的恐惧心理和赫鲁晓夫时期特权者的嫉恨心理，都只能说是一种心理活动，而不能说是真正的政治心理特征。政治心理特征的形成与苏联政治发展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从前面分析的特权阶层产生的情况看，可以说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保守政治造就了特权阶层，同时保守政治也是特权阶层得以存在的政治基础。这也就决定了特权阶层的政治目标，那就是维持他们得以存在的政治环境，使自己的利益不致受到损失和破坏。赫鲁晓夫的不断变革尽管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它对特权者的权利构成了切切实实的威胁，这成为他被搞下台的重要原因。勃列日涅夫从赫鲁晓夫的下台中吸取了教训，上台伊始即奉行保守政治，但刚上台的勃列日涅夫权力不稳，他将主要精力放在稳定权力上，这才使柯西金得以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该项改革使特权者感受到了切实的威胁，所以他们暗中反对改革。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使苏联的特权者如坐针毡，他们将捷克斯洛伐克保守分子的命运看作自己的未来。在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后，苏联保守势力迅速反扑，他们不仅停止了“新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极力恢复受到损害的斯大林体制，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党的机关对行政命令体制的恢复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勃列日涅夫领导的党的机关与其说是为了帮助经济机构发展合理的自主精神，毋宁说是妨碍它们这样做。首先，这葬送了柯西金开始的经济改革。”（注：[苏]梅德维杰夫等著：《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由此，他们在思想上就表现为保守僵化，不思改革。特权阶层来源于干部队伍，他们都拥有权力和利益，属既得利益者阶层。简单地说，改革就是改变原来的利益分配形式，它必然触动既得利益。所以，特权阶层不仅不思改革，而且反对一切变更现状的改革。在不思改革和反对改革的政治心理驱动下，特权阶层警惕地看管和维护自身的权利，不准别人触及。
谈到思想特征，还必须考察马列主义在特权阶层心目中所占的位置。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是这个国家的立国之基和治国之本。但是，特权阶层却是一个没有马列主义信仰的阶层，这个阶层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考验，不懂得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重要性，也不懂得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更不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对革命的指导意义；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列主义逐渐被教条化，失去了对人们的吸引力，同时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又十分薄弱，尤其是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成了瞎子与聋子的对话，以谋取个人利益为目的的特权阶层更不相信马列主义宣传，就连苏联的最高领导层也已不再学习马列主义，根据最新解密的苏联档案，70年代苏共高层领导人的活动中根本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任何纪录。高层领导人如此，其他干部队伍的理论学习状况就可想而知了。这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注：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总之，特权阶层是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没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社会阶层，他们所信奉的只是个人主义，追求的只是个人利益。
特权阶层的这种思想特征对苏联政治和社会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历史上是以“停滞”著名的时期，这种停滞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停滞，而且也包括政治、社会及思想等各方面的全面停滞，造成这种停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因为社会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特权阶层的缘故。这个掌握着苏联政治权力的阶层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阻挠一切改革，使所有改革的努力都陷于流产。特权阶层的思想特征还严重恶化了苏联的社会环境，它不仅使苏联社会失去了信仰和努力目标，而且使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苏联社会这种信仰和信任的深层危机严重影响着苏联政治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四、特权阶层的角色转换
特权阶层是一个社会政治阶层，而不是一个政治集团。这一点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时期特权阶层的角色转换也得到证明。一个政治集团会随着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而消失，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派、雅各宾派，或者是“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等等；而一个社会阶层则不管政治局势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它都不会消失，而只能发生政治地位和社会角色的变化，如贵族阶层，他们或转化为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或仍是抱残守缺的旧贵族。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先是一如既往地反对改革，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前期经济改革不成功的原因之一。但在1988年政治改革开始后，特权阶层开始发生分化，他们的政治思想特征也开始发生变化。戈尔巴乔夫毫无章法的改革造成了政治局势的混乱无序，这为特权阶层获得更大的利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于是他们或直接大肆侵吞国家资产，或利用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但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所搞的公开性和民主化虽然造成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但它至少有一个方面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它使得过去那些见不得人的特权无处藏身，暴露在公众面前。这样，特权阶层要想再像过去一样享受和追求特权已不可能。于是，特权阶层纷纷另寻出路，希望在新的形势下获得更多新的利益。他们逐渐发现，资本主义制度是对他们最有利的选择，也是最现实的选择。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原则不仅可以使他们业已获得的利益合法化，而且他们还可以堂皇地将这些既得利益传给自己的子孙；并且，他们还可以在这种制度下利用自己长期积累的关系和资本发财致富。这样一举三得的事对特权阶层来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形势也为特权阶层的资本主义选择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声誉已丧失殆尽，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共产党执政绩效的不足造成的（尤其是长期短缺经济的困扰），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公开性和民主化形势下出现的否定苏联历史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极端社会舆论造成的。在苏联社会主义被否定的形势下，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然成了现实的选择。而这正符合特权阶层的意愿。
由于特权阶层是掌握权力的阶层，所以他们具有实现他们如意算盘的能力和手段。表面看来戈尔巴乔夫时期一系列的斗争只是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特权阶层内部的斗争，是特权阶层内部关于围绕利益分割而进行的争夺。结果，主张快速过渡到资本主义的一派获得胜利，叶利钦等人获得了政权。叶利钦时期是特权阶层大获成功的时期，在政治上这些人继续掌握国家权力，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在经济上他们大肆分割国家财产，使这些原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转手成为个人的私产，他们则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但是，这些由特权阶层转化而来的所谓“精英人物”恪守的仍然是原来的个人信条，所以他们仍然是新国家的惰性力量。正是因为叶利钦纵容和依靠了这样的力量，导致了俄罗斯社会的极度分化，社会矛盾尖锐激烈。普京时期俄罗斯逐渐走上了法制化轨道，这些“精英人物”也面临着新的选择，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来一贯的行为方式，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但是，对这部分人不光彩的发家史，普京政府已是无力再做追究了。
由于特权阶层已经实现了角色转换，现在俄罗斯已不复存在原来意义上的特权阶层，但这个阶层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并未消失，这个阶层原来的成员在经过角色转换之后继续主宰着新的俄罗斯社会。如何引导这些人，使他们成为新国家健康的建设力量，这是普京政府的一项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