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文章对近三年国史研究中的著作、教材、译著、论文的出版和发表情况加以介绍；对建国后各个时期研究的主要问题、观点分歧、研究成果加以评述；分析说明近年来国史研究中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门新兴学科，自80年代产生以来，逐渐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成为学术界深为关注和致力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仅就近三年来的研究概况做些说明和评述。
1.经查阅和统计， 1993年1月至1995年末， 学术界共出版国史专著、教材、译著、辞书等近70部（多卷本为一部），学术论文520 多篇。其中建国后7年的文章140多篇，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0 年的文章110多篇，文革10年的文章50多篇，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章160多篇，跨时期的文章60多篇。这些文章涉及经济方面的有120篇，政治方面的近200篇，文化方面的80多篇，军事方面的近30篇，外交方面的30多篇，其他方面的近60篇。
在诸多的著作、教材中，有些是从整体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全方位的研究和阐述，如何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94年修订再版，补写了国防战略和军事等内容），陈明显的《新中国四十五年研究》，林蕴晖的《风雨兼程——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金隆德的《新中国的光辉历程》，王幼樵、肖效钦的《当代中国史》等等。有些是从不同侧面或不同时期，对共和国的历史作深入研究和论述，如王劲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政治》，邓礼峰的《建国后军事行动全录》，杨胜群、田松年的《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等等。有些大型参考书、工具书为共和国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厚的资料，如刘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苏春梅、方孔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盖军的《改革开放十四年纪事》，梁德的《共和国成就大辞典》。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中国私营经济年鉴》等。此外，领袖著作、党的文献、名人回忆录，如《邓小平文选》、《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等，为研究共和国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指导思想和权威资料。国外研究国史著作，美国威尔逊中心的《当代中国研究在美国》，日本天儿慧的《中国——变革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丹尼尔·凯利赫的《中国农民的力量：1979—1989的农村改革》，美国托马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到农村的迁徙》等也于近年相继翻译出版。中央党史出版社还出版了《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1919—1989）。
2.关于建国后七年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社会主义改造评价问题。这个时期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研究主要是涉及如何看待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转变问题。有人认为转变来得突然，不合理。更多的研究成果从多方面分析毛泽东认识转变的原因。说明其思想转变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是正确的、合理的。同时说明，评价功过是非，应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考察领导人的决策是否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是否促进社会进步，而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要求前人。应把评价历史功过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区别开来。
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仍然存在三种看法：充分肯定，怀疑或基本否定，在基本肯定的基础上对错误作足够估计。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是如何认识当年社会主义改造和当今改革开放的关系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今天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就是否定当年的三大改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更多的人认为，改造与发展非公有制两种不同政策，具有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联系，当年的改造为今天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改革是当年的改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趋势。两者都是共和国不同历史时期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经济决策。因此，既不能因为肯定今天的改革而怀疑或否定当年的改造，也不能因为肯定了当年的改造而指责今天的改革。
有些文章专门探讨了三大改造后期急促完成的原因和教训：（1 ）过渡时期总路线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模式存在求纯偏向，受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的思想影响。（2）只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性， 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作用而长期存在的必然性。（3 ）对运动的发展形势估计失误，把农民发展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积极性简单地同两条道路联系起来，过高地估计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夸大农民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否定个体经济积极性的作用。（4 ）强调通过加强生产关系的变革大力发展生产力。（5 ）受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不能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甚至以政治批判去推动改造。
第二，对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政策评价问题。这个问题为学术界所关注，文章比较多。有人认为，“一边倒”政策致使新中国全盘接受了苏联模式，助长了盲目照搬苏联模式和经验的教条主义发展。有人认为此政策导致了新中国闭关自守，在经济上阻碍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交往。更多的文章认为：（1 ）“一边倒”方针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而采取的政治方针。它遵循的最基本原则是“首先必须站稳我们的民族立场”。“在既定的环境中选择最有利于中国革命的策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2）“一边倒”不仅仅是因为两党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 更非是要充当苏联的附庸。它成功地建立并加强了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迅速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同一批国家建立新型平等的外交关系与贸易往来。巩固了新生政权，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3）“一边倒”政策的历史局限性是使我国在一些国际交往中， 尤其是对美外交等问题上的自主性，受到一定牵制和约束。总之，“一边倒”政策是利多弊少的政策。
第三，“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来的原因。研究认为：（1 ）对国内阶级斗争状况的估计超过了客观实际。（2 ）忽视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3）对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认识不够准确， 片面强调政治而忽视了经济。（4）在注重经济建设时又把它看得过于容易。 有的文章专门从经济方面探索原因，认为“八大”路线没有触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两个要害，使经济建设很难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八大”路线的贯彻自然要遇到体制上的障碍。还有文章认为“八大”文件中从未有明确提出政治路线，这是“八大”关于主要矛盾和根本认识很快被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3.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10年的主要研究成果：第一，“大跃进”运动的研究。（1）关于“大跃进”的成因，有的文章认为， 一方面它是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急于改革中国一穷二白面貌之强烈意愿在经济建设上的反映；另一方面是党缺乏建设经验，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成功经验于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一次尝试。有的文章专门从历史角度研究，指出应看到客观条件对主观动机的限制。“大跃进”的最后形成，反映了欠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战略发展模式的要求，反映了绝大多数人求快、求发展的思想情绪。同时，“大跃进”的发生，受到“优先发展重工业”理论的支配；并有其“因利制权”的战略考虑，要利用一段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平期。因此，分析大跃进的成因，应肯定两点：历史性，即它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产物。多因性，即受到复杂社会因素的制约。有的文章分析了“大跃进”的客观实践与主观愿望出现巨大反差的原因：把建设社会主义看得太简单；对经济建设自身规律缺乏认识；偏离了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2 ）关于“大跃进”运动的进程，多数人认为“大跃进”应分为三段。1958年5 月到11月，是“大跃进”实施和发展阶段；1958年4月到1959年7月是毛泽东带头纠正觉察到的“左倾”错误阶段；庐山会议后期到1960年底，1961年初是继续“大跃进”，掀起高潮阶段。又有文章认为：1957年9月到1958年3月是“大跃进”的思想酝酿和发动阶段；1958年5月到8月是大跃进实施和急剧发展阶段；1958年九、十月是问题暴露，毛泽东警觉并派工作组实地调查阶段；1958年11月到庐山会议前期，是毛泽东带头纠正觉察到的“左”倾错误阶段。还有人提出“大跃进”的萌芽应追溯到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要“加速”的思想和关注反冒进。
第二，关于庐山会议的研究。对于庐山会议何以由反“左”转为反右的问题，多数人认为主要是庐山会议前半年多的纠“左”极不彻底，即没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指导思想有失误。党内全面维护“三面红旗”的意见占主导地位，庐山会议就不可能彻底纠“左”。有的文章认为庐山会议根本没有反过“左”，从庐山会议召开的背景到会议的内容，从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指示到当时的舆论宣传指导，贯彻“三面红旗”的方式等，都是反右而不是反“左”。
第三，关于10年探索的评价：（1）探索经历了曲折历程：1956 年到1957年夏是探索的开始时期，以突破苏联模式为起点，立足点是走自己的路。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是探索的严重失误时期，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批评反冒进开始。1958年11月到1960年冬是初步纠正失误和反右倾，继续跃进时期。1961年到1962年夏是调整，再度纠“左”时期。1962年8月至1966年5月是10年探索步入误区的关键时期。（2 ）探索失误的主观原因：对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的误解；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解的偏差；在实际工作中判断是非的标准被“姓社姓资”问题所困抗。 （3）10年探索的意义：有人认为10年探索没有收获。胡绳指出，认为没有收获的看法是错误的。其一是10年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但仍然取得很大成就。其二是探索中的正反经验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没有这些，我们在1978年未必能那么迅速地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之所以未像苏联东欧那样的变化，应追溯到1956年，那时中国有一条毫无阻力的路，就是一切按苏联模式做，那样就不会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会和苏联冲突。最后，中国就会在80年代成为从莫斯科倒下来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
第四，60年代国内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论争。
4.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研究成果：
第一，“文革”发生的原因。国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为关注，并众说纷纭。如“文革”是追求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的结果；“文革”是中共领导层政策分歧与权力斗争的结果；“文革”是毛泽东个性与个人崇拜的结果；“文革”是青年人“赶时髦”，追求“造反时尚”的结果等等。国内对“文革”起因的探讨，有些文章对原有的一些看法做出更深入的，材料翔实的论证和说明。有的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历史、国际环境等方面考察文革的原因。有的文章提出要从“文革”当时和“文革”之前的历史过程进行具体分析，从中找出固有联系和主导因素。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新认识是，不能称“文革”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因为这种斗争是人为制造的。毛泽东之所以把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对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有一些特殊的想法和执着的追求。他对阶级斗争的估计和对理想社会的构想经过广泛的宣传，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思潮。也在人们心目中点燃了对美好社会的希望之光，加上野心家煽动起来的个人崇拜狂热等因素，使“文革”大规模地发动起来了。还有文章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初衷无可怀疑，但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揭发黑暗面的“运动模式”不成功。
第二，关于“文革”中的斗争。（1）“文革”中的斗争的评价。 一些文章指出应将“文革”运动同文革时期加以区别。要明确“文革”历史的主角（或称主体）是党和人民，广大干部和人民的斗争是最终决定“文革”的结局的主要力量。也有文章认为“文革”主体是控制运动的少数人，而党和人民的抗争，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的。有的文章特别指出，分析“文革”历史的主体，不仅是研究运动关键性的重要问题，而且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有助于认识和把握“文革”运动的过程、趋势和失败的必然性。（2 ）“文革”斗争的内容：有的文章将其归纳为八件大事。有的文章专门研究了毛泽东在“文革”中对自身错误的认识和纠正。（3）“文革”中党和人民斗争的特点： 正确和错误两种发展趋势相互渗透和交织；党和人民的斗争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总体上不表现为以某个人为代表的“两条路线”；党和人民斗争经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4）1974—1975年邓小平、 毛泽东、四人帮三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研究认为他们的矛盾性质完全不同。毛泽东是革命加空想；邓小平是革命加科学或实际；“四人帮”是假革命加破坏、阴谋。胡绳将“文革”中的诸多矛盾集中概括为“文革”与反“文革”的矛盾。这个深刻见解，与两种发展趋势的观点相衔接，与三方矛盾说法相联系。
5.关于“新时期”的研究成果：第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一种意见认为，研究“特色理论”不应割断历史，不应忽视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因此应以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向社会主义转变为起点，或以1953年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为起点。另种意见认为，研究“特色理论”，应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为主体，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为开始形成阶段，十二大到十三大为基本形成阶段，十三大到十四大为发展丰富阶段。有的专家指出，理论起点追溯到1956年、1953年、1949年有其道理，但不属于“特色理论”的起点问题，而是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历史根据。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是这个理论形成的起点；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这个理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发展，形成主题；十二大到十三大，这个理论在全面改革中逐步展开，形成轮廓；十三大到十四大，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这个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体系。1975年全面整顿是特色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占有特殊位置。还有的学者认为，对此问题认识分歧在于对特色理论和实践探索相混淆。就实践探索而言，应是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就理论形成而言，二者有密切联系。应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
第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1 ）改革的成就和成功的原因：世界银行1994年研究报告指出，过去10年里，中国经济表现“令全世界刮目相看”。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9%，出口增加6倍。 10年里人均收入翻一番。“取得这样大的成就，美国曾花了50年。 日本曾花了30年”。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社会群体在如此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进步是惊人的，罕见的。中国改革实践成功的原因，有的研究文章认为：以崭新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作指导；在全面改革中始终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建立新经济体制的渐进改革策略；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牢牢把握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对于渐进式改革道路，有专家提出批评，认为应转向更激进的改革。有专家认为应继续沿着“渐进式”改革道路发展。还有专家指出，中国成功的改革战略特点不在于“渐进”，而在于“从体制外开始。首先不盯住国有部门这个旧体制主干部分打攻坚战，而是避开这个锋芒。使个人、集体、国家一起上，发展非国有经济，实行对外开放。同时也指出我们不能一直采取这种战略。（2）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认识的发展过程， 有的文章认为可分为五个阶段：1978年12月到1984年10月，确认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主要标志是十二大报告有关提法；1984年10月至1987年10月，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主要标志是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有关提法；1987年10月到1988年9月， 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主要标志是十三大报告有关提法；1988年9月至1992年2月，确认“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但强调计划经济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性；1992年2月至10月， 重申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观点，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主要标志是十四大报告有关提法。有的文章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的萌芽产生于1953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时，首次提出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设想。“八大”前后得到深化的。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错误时，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探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并意识到价值规律的重要性。（3）公有制为主体问题。近年来， 理论界有些人认为，公有制为主体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不相容，主张削弱和缩小公有制经济，纠正对公有制为主体的片面理解。公有制的比重不一定要占50%以上，只要保持20%左右就行了。否则影响市场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一些文章认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决不能动摇。更不能人为地把公有制比重降低到50%以下。认为上述观点实质上是把生产力标准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唯一标准，而把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另两个标准排除在外；公有制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产值中占优势，以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加以说明。有的文章认为国有企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说明，现在国有企业是在不平等竞争条件下，背负着沉重的担子前进。强调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方面文章很少，现有文章多从改革的重要性方面，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成功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成功的主要标志。目前一些社会矛盾，重要原因是旧的政治体制严重弊端未能根本消除，没有一种政治机制有效地扶正压邪，惩恶扬善。遏制腐败现象，全靠人们自觉和自我约束，是不行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也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第四，关于反腐败斗争。研究文章较多，多数都从腐败的表现和特点，腐败屡禁不止的原因，消除腐败的办法进行研究。文章指出，腐败现象的典型特点是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性；合法名目性和法人行为性；公私混杂性和连带成风性。对于产生和蔓延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有效进行反腐败斗争的思想理论准备不足。有人认为（1 ）我国社会运行体制转轨是重要的社会背景；（2 ）我国公益机构承担日益扩大和复杂的社会管理服务职能与国家拨给有限财政的矛盾；（3 ）我国监督约束体系的执行能力发展滞后；（4）个人主义、拜金主义、 本位主义意识对公职人员的侵蚀毒害。也有人提出最根本原因是权力过分集中，难于制约；经济领域产权关系模糊不清。对如何消除腐败，有人提出四项措施，有人提出六点意见，有人提出建立健全10种机制。有人认为关键问题是实现对执政党的监督，关键措施是分权，即对党政权力、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等进行适当分割，使其相互平衡和制约，不容许一个人独揽全权。还有的文章从毛泽东廉政建设的得与失，论述腐败根源和反腐败对策。
第五，关于新时期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现阶段有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生产者阶层；一种观点认为有两个阶级三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现阶段存在三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个体劳动者阶级。还有人认为私营企业主也是阶级。把个体劳动者作为独立阶级的理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划分的思想，个体劳动者是一种稳定的大规模的独立的社会集团。有人认为私营企业主是个阶层而不是阶级，研究其属性应把私营经济与定义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区别开来，要把阶级标准与阶级存在区别开来。私营企业主是个非完整的阶级范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允许它形成一个完整的阶级。要从“三个有利于”出发看待私营经济，不要纠缠于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关于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有的文章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加以分析。有的文章认为物质利益矛盾日益增多；不同利益群体间冲突、矛盾十分显著；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点；人民内部思想矛盾复杂化；民族宗教问题错综复杂；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现象时有发生。
6.从近年来国史研究情况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国史研究著述丰厚，成绩斐然。研究成果呈逐年上升趋势。档案文献资料和回忆录的挖掘、整理、出版愈益受到重视。地方史研究有很大进展。国外研究成果不断引入国内。
第二，研究的重点、热点后移。新时期研究文章多，特别是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倾注了极大热忱，多视角进行探讨，总结经验教训。应该指出的是关于邓小平特色理论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十分可观。同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
第三，许多学者从哲学、经济学的角度审视历史，从而更深刻全面地把握共和国历史发展规律，经验教训，使我们愈益感受到国史研究和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密切关系，以及哲学、经济学等学科对国史的重视。同时要求国史研究人员要扩大知识面，提高理论素养。
第四，国史研究具有宽广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国史和党史、革命史不同。它要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探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发展及其规律。尤其是国史离现实较近，有些客观规律还没有充分显现，而各种矛盾错误复杂，交织在一起，为我们研究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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