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行政沟通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行政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074（2000）03—0068—05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常常提到“模式”这个词，“其涵义是用特定的手段去反映某个对象的某个侧面或某些主要属性。”[1] 即模式是事物的规范和样式。在我国国内，研究教育行政沟通的文献非常罕见，本文是继《教育行政沟通及其实施策略》的姊妹篇，[2] 现就作者对此专题研究的一些心得与大家一起商讨。
沟通的一般模式
沟通理论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兴起于20到40年代，而真正运用科学方法提出沟通理论模式却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根据其发展线索，择其主要的沟通模式作简要介绍。
1.拉斯韦尔模式
本世纪40 年代初拉斯韦尔对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提出的沟通5要素进行了改造，首次提出沟通的模式。[3]（见图1）
图1 拉斯韦尔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拉斯韦尔对5要素的分析是：A.控制：即沟通者； B.内容：说什么及怎么说；C.媒介：沟通通道；D.阅听人；被沟通者；E.效果：媒介对沟通对象的意见、态度和行为等。
2.申农、韦弗模式
40年代末，申农和韦弗提出了“数学传播理论”的模式。申农、韦弗主要是从信息论的角度提出这一模式的。[3]（见图2）
图2 申农、韦弗模式
他们的理论和模式拓宽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沟通研究中产生过亢奋作用，但因要用数量方面的观察，故并不是很“流行”。
3.施拉姆模式
50年代中期，传播学者施拉姆提出了另一个沟通的模式（见图3 ）。[3]此模式中圆圈内表示A、B参考架构或经验范围。在交流沟通中，A与B参考架构或经验范围必须有得叠之外，否则就难以达成沟通。
图3 施拉姆模式
4.巴兰德模式
随着沟通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更注意从沟通的基础——人际沟通方面来进行探索。70年代初，著名学者巴兰德提出了一个人际沟通模式（见图4）。[3]
图4 巴兰德模式
巴兰德认为，在人际沟通中，E和D在沟通中带有个体（私讯）和组织或团体（公讯）两方的信息，而且通过口语和非口语来进行。
5.克劳佩弗模式
80年代初克劳佩弗提出了人际沟通的另一模式（见图5）。[7]
图5 克劳佩弗模式
在克劳佩弗的模式中，A既是传送者，又是接受者；B既是接受者，又是传送者。A、B对对方的信息必须消化、评估、认定才给予反馈。
上述沟通模式大体反映了现代沟通理论的发展线索和趋势。拉斯韦尔对沟通的基本要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在理论上建构了第一个沟通模式，为这门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申农、韦弗首次提出了信息的概念，并对其传递及干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为沟通理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施拉姆从大众沟通方面提出了传送者和接受者的参考构架和经验问题，对大众沟通的效果作了贡献。而巴兰德和克劳佩弗在人际沟通方面提出了双方的互动关系，对组织沟通有价值。但是，综观他们的研究，其局限也不少。一是许多学者研究的角度偏重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其成果只能适应于宣传、新闻等领域。二是近年来的研究倾向几乎集中于人际沟通、社会沟通等，而对于组织沟通这一庞大的领域却很少有人问津。三是众多沟通模式认为人（传送者和接受者）是容易沟通的。此外，上述模式尽管提到了沟通中的反馈，但他们强调的却是传送。因此，这些被人们引为经典的沟通模式并不能解决沟通中的所有问题，特别是不能解决组织沟通中的问题。笔者有感于此，尝试从教育行政沟通这个薄弱环节来建构其自身的模式。
教育行政沟通的基本模式
教育行政沟通的模式的建构，前人的经验固然重要，但教育组织本身却是建构这种模式的基石，由此，考察教育组织的特点非常重要。
1.教育行政沟通模式的组织基础
所谓组织，“是把分散的人群和分离状态的任务、机构，按照一定的原则集合起来，发挥整体精神，为达到共同目标而行动的一种实体。”[4]教育组织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从结构上看， 教育组织是一个半科层化的组织。教育组织内部的沟通并不象一般行政组织那样带有指令性和强制性，更多的具有相互性、伦理性以及更多的人情味。从功能上看，教育组织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致对每一个个体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教育组织内外的沟通具有辐射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从对象上看，教育组织内部管理的基本对象是人，而且这种人一般较其它组织的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教育组织内部的沟通不仅有一定的专业性，而且有一定的难度。从目标看，教育组织“产出”是人，而其它组织如工厂出产的是产品，培养人的工作是一个相当复杂、细致、艰巨的工作，人的内部沟通、师生之间的人际沟通、学校内部的组织沟通、以致学校与外部的大众沟通都与教育的培养目标有联系。
2.教育行政沟通模式的理论基础
系统是“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与部分所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相对独立的有机体。”[4]一般来讲， 构成系统的主要条件是：系统必须具有一定的结构，而且彼此之间必须具有一定的联系；系统中的要素必须处在互动变化之中。教育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它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美国教育行政学家盖茨认为：“行政是社会系统中上下从属关系的阶层，在功能上，此种阶层关系主要在于分配与统整角色和设置，以达成社会系统的目标。”[5] 他认为这种社会系统包括：（见图6）
图6 社会系统结构
如果用这种观点来分析教育系统，那么，在教育行政活动中，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具有组织和个体的两个层面。[6]也就是说， 在教育行政活动中的个体既是“组织的人”，又是“个体的人。 ”（见图7）
图7 在教育行政系统中个人的双重角色
如果我们在组织中的两人之间传递信息，那么，传递者对于信息首先必须经过自我内部的沟通，即从组织和个人两方面进行编码，整合之后才传送出去。而接受者对接收的信息同样也会从组织和个人两个方面来进行整合和理解。由此，我们推衍出教育行政沟通的基本模式：（见图8）
图8 教育行政沟通模式
注：S指source，即信息源；E指Eccoder，即译传者；D 指Decoder，即接受者；I指Imformation，即信息，C指Consequance，即沟通效果；O指Organization，即组织因素；P指Personal，即个人因素。
不难看出，在教育行政沟通模式中，我们改进了拉斯韦尔5 要素的说法，吸收了申农、韦弗的信息概念和施拉姆的知识经验观点，采纳了巴兰德、克劳佩弗两个层面的互动关系。
在这个模式中，原始信息S经过传送者E的理解和编码， 即从组织O和个人P两方面进行取舍，把已经加工过的信息I传送给接受者D， 而接受者D同样从组织O和个人P两方面来进行取舍，其取舍的结果便是C。在教育行政沟通模式中，传送者和接受者既代表教育组织又代表个人，沟通的信息既代表组织的要求，又有个人的意愿。传送者一方面传送组织的信息，同时也传送个人的信息，而接受者一方面接受组织的信息，同时亦接受传送者个人的信息。
3.教育行政沟通模式案例分析
为了证明教育行政沟通模式的可行性，我们以“素质教育”为例进行分析。假设S为中央素质教育决定，E为某县教育局局长，I 为在中学实施素质教育，D为某县中学校长，C为所要达到的结果或目的。那么，沟通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第一种类型是正向的组织沟通。（参见图8）
如果E从教育大系统O方面认为要抓“素质教育”，那么，E 的个人因素P亦服从中央的要求，他传送的是组织的信息O·I；如果D也从大教育系统O方面考虑实施“素质教育”，那么，D的个人因素P 亦服从组织的要求，他接受的也是组织信息O·I。这样，局长和校长在各自的编码和还原过程中都处于一致，于是，沟通的结果C 是要实行“素质教育”，达到了组织沟通的目的。
第二种类型是正向的个体沟通。（参见图8）
假设E从本县局部小系统P考虑要狠抓升学率，那以，其组织O 方面的要求亦从属于个体方面的要求，传送的信息是P·I，即要抓升学率；如果D也从本校小系统P考虑要狠抓升学率，那么，其组织O 方面因素也要屈从于个人因素的要求， 他接受的亦是上级传来要抓升学率的信息P·I。这样，局长和校长在编码和还原过程中也处于一致， 但沟通的结果C却不是实行“素质教育”，而是要狠抓升学率， 这样就没有达到组织沟通的目的。
第三种类型是正逆双向沟通。（参见图8）
假设E传送的是组织信息O·I，即要抓“素质教育”，D不得不接受上级传来的指令，但出于学校小团体的考虑（如学校的声誉及校长的地位等），认为还是抓升学率，于是他会抗拒E的指令。 出于组织的原因，表面上，他会传达上级的文件、指示，但在行动上却一再告诫教师们要狠抓升学率。于是沟通的结果一方面是名义上的要实行“素质教育”，另一方面却是事实上的要抓升学率。这种沟通虽然达成了，但最终的结果也难以达成。
第四种类型是逆正双向沟通。（参见图8）
假设E从本县局部考虑要抓升学率，他传送的是个体的编码P· I，即要抓升学率，作为组织系统D 不得接受来自上级的指令——抓升学率；但是如果D从教育长远利益考虑还是要实行“素质教育”， 于是他又拒绝接受上级的指令而实行“素质教育”。这种沟通虽然完成了，但由于局长的意图还是要抓升学率，他亦会通过各种方式对校长的工作进行干涉，这样就会产生障碍。
以上仅仅对教育行政沟通的四种典型的情况进行分析，实际上在教育行政活动中还存在其它的类型，那些类型也可以用教育行政沟通的模式来分析。
教育行政沟通模式的具体运用
教育行政沟通的基本模式摒弃了以往沟通模式的弊端，建构在组织和个人两个层面上，那么它是否能解决教育行政沟通中的有关问题呢？下面我们从教育行政组织内的正式沟通来探讨它的具体运用。
所谓教育组织内的正式沟通是指通过正式的渠道而在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送与反馈。即“是指与组织的正规角色、地位网络相联系、严格地按照组织正规权力、职能结构等级系统和交流渠道而进行的交流。”[7]一般来讲，这种组织的正式沟通有下列几种形式。
1.上行沟通
上行沟通是下级向上级传送信息以期得到上级认同的一种沟通形式。“即在组织阶层体系中，下级行政人员将有关信息意见或看法向上层行政人员传递，以期得到上层主管人员的认可与支持。”[8] 上行沟通的基本作用有：A.提供下级参与的机会；B.可以发现下级对于下行沟通中的信息是否按上级的意愿理解；C.可以鼓励下级发表有价值的意见；D.下级如得到上级的同情或认同便会增加工作的兴趣和效率。在上行沟通（参见图8）中，假设传送者E为某校的总务主任，接受者D 为校长，信息I为节支开源的方案。E的目的是要使I得到D的认可与支持。 假若E与D的意向一致， 那就会出现我们前文所述正向组织沟通和正向个体沟通的结果；假设两者意向不一致，那就会出现正逆双向和逆正双向两种沟通结果。如果总务主任想与校长就节支方案达成比较有效的沟通，那么，在这种上行沟通中，作为下级人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A.要从组织的目标出发，提供正确的信息，“态度客观，就事论事，不可夹杂主观好恶喜怒于期间。”[9]B.“提供的信息要明确、具体扼要”，[9]以使上级省时省力地把握其核心内容。C.为求得到上级的认同、支持，必须把握上级的沟通习惯和风格。D.选择最佳的时机、场合和方式进行沟通。
2.下行沟通
下行沟通是“指组织信息传递历程，由上往下，由高层往基层的传递”，[9]以期使上级的指示、意图得到下级的贯彻执行。 下行沟通的基本作用有；A：帮助下级达成组织目标， 使各个层次的工作人员能得到有关工作进行情况的信息。B.增强下级的合作意识，使下级了解、赞同、并支持上级所作的决定。C.可以减少曲解或误传信息，有助于上级的决策和控制。D.可以减少工作人员对工作的疑虑及恐惧。在下行沟通（参见图8）中，假设E为某市教育局长，D为某校校长，I 为教育局从D的学校调某骨干教师到市教育局工作。因为E、D两人都处在组织中，具有组织和个人的双重身份，按照沟通基本模式的推衍可以得到4 种结果：一是同意调出；二是拒绝调出；三是从组织上同意调出，但从内心里不同意；四是从内心里同意调出，但从组织的角度又不愿放人。如果教育局长要与校长之间达成有效的沟通，那么，在下行沟通中，作为上级应注意的是：A.上级指令下达要根据组织的需要，不能把个人意志强加于下级。B.传送的内容要符合下面的客观实际，要适合下级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并能引起接受者的兴趣与意愿。”[9]C.指示、 命令需顾及其经费、设备、人力、时间等能否配合。D.命令发布后，要追踪反馈，以谋实现。
3.平行沟通
平行沟通是指平行组织或个人之间所进行的信息沟通。“即指在组织阶层体系中，职称相当，业务相关的行政人员，基于工作配合需要，相互传递有关信息和意见，以期使组织工作得以顺利推展。”[9] 平行沟通的作用在于：A.可以弥补上、下行沟通的不足，减少信息、意见周转的时间。B.可以在平等协商的条件下解决平级组织之间的矛盾冲突。C.可以培养人员间的友谊，借此养成团体意识，合作精神，进而产生协调一致的行动。在平行沟通（参见图8）中，假设E为某大学的人事科长，D为总务科长，I为某调入人员的住房安排。在E 的上面分别有人事处长、主管人事工作的副校长、主管全盘的校长，在D 的上面分别有总务处长、主管后勤工作的副校长、主管全盘的校长。“如果在这个组织中正式的联系得到严格的遵循，那么由E到D的沟通则不得不经过等级链，打扰许多人，周转许多文件和时间，结果远远达不成E和D之间直接沟通的效果。”[9]由于E、D双方是一个组织中的两个部门或个人， 同样他们也具有组织和个人的两个层面，沟通也会达到类似上行、下行沟通的结果。但是，由于E和D之间没有上下的从属关系，有时往往会出现上行、下行沟通中难以出现的尖锐的矛盾与冲突。为了使平行沟通得以有效地进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A.平行沟通双方主管部门领导要适当授权，无权行事则双方无法直接沟通。B.双方均要从组织大系统来考虑组织的目标，不能抱着局部的小团体利益的态度对待双方的沟通。C.沟通的信息对于双方都必须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能完成平行沟能。D.沟通的双方都必须有诚意，妥善协调解决在沟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与矛盾。
收稿日期：1999—06—10